主题：【原创】无产阶级利益高于一切——台湾问题与工人革命 -- 包子1971

北京：「再造民国」与西天取经

　　苏中官僚层走向复辟的最根本原因，一是它不具备独立阶级利益（即独立历史前途），空有偌大权力却无真正的统治「名分」；二是与拥有成熟统治智慧的有产国家相比，「官僚独大」的管理形式缺少有效纠偏系统，造成决策能力日趋退化[30]。专断官僚们（从拉科西、波尔布特到赵紫阳）普遍具有视野狭窄目光短浅、偏爱冒险、常为本位小利牺牲全局的精神特征；对统辖的工农群众，干部们（及亲眷和侍从圈子）充满蔑视而又莫名地暗含惧意；对外要么妄自尊大「超英赶美舍我其谁」，要么自卑恐慌（「造不如买、买不如租」），并对老牌资产阶级抱有一种暗暗的敬畏折服。

　　1978年底，急于向华盛顿示好的邓小平主动让步，导致保留美台同盟的《与台湾关系法》[31]的诞生；随后（特别在苏联解体后）北京多年推行看西方脸色行事的「消气外交」，让崇毛派也叹息蜀中无人[32]。尽管北京很清楚「美国的当权人士从未放弃搞‘两个中国’或‘一个半中国’」[33]（邓小平），因为「支持台湾当局，推行‘以台制华’，本来就是美国历届政府的既定政策，只不过会在不同历史背景下表现出形式和力度上的不同」[34]（钱其琛），却仍不断表白「我们的友谊任何人都不能离间。我们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35]（朱镕基）。

中南海「自废武功以德服人」的对美思路，与资本主义复辟后的新利益格局有着最根本的关系。大陆新兴有产者加盟国际资本团队的过程，即为前者向后者（特别是游戏规则的最高制定者与仲裁者——美国资本）争取信任努力学习（市场知识与管理技巧）的过程。大陆资本化公为私的发家史（国企改制、参与国际贸易和入世），亦离不开老大哥的配合提携。如此这般，北京复辟集团向资产阶级转型的过渡期，也就不可避免地充斥着对西方的盲目幻想、无益期待和政治短视。

　　借助外资加快复辟的主观设计、复辟时期毁弃旧管理模式引发的混乱（比如价格双轨制）、权力内斗的战术需要，使得许多高层决策带有饮鸠止渴后患无穷的特点——为瓜分国企而窒息后者（掠夺性税制），重工业因此大大削弱；向美资献礼而放弃运十项目，让本土航空业痛失发展良机；引狼入室地吸收外资，已惊人压缩了私人资本的发展空间（从汽车到零售）；为安抚军方，中央允许前者经商甚至走私，造成指挥系统人心涣散（从贪污受贿到出卖情报）；大量缩编科研队伍[36]，使军工开发多年滞后，诸如此类。官僚层虽得以较顺利地转型为超级富豪，本阶级的新生战略利益却因此蒙受惨重损失，给今日政权留下补不胜补的烂摊子。

　　与此同时，复辟后大陆发展方向的模糊性，迫使穷儿乍富的大小有产者争先在海外「花钱买安全感」；「狡兔三窟」的首选对象，不外乎美国及亲密盟邦[37]。朝野精英圈「捞在京沪根留北美」的风气如此普遍，就连官方也承认「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没哪个高层领导没有批评过美国，也没有哪个高层领导不把自己子女送到美国」[38]（中国空军副政委刘亚洲中将）。然而，「新民国」统治者中间盛行的恐美和崇美思维[39]，毫不等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客观利益会免受美资为首的外部侵犯。事实恰好相反。

　　身为全球市场丛林的新客，中国至今未找到自己在国际强盗俱乐部的稳妥位置（套用莎剧名言，可谓「猎人抑或猎物？这还是个问题」）。相反，「美日联盟是美国亚洲安全战略的核心」（美国国防部2002年度《国防报告》）；苏东事变后美国仍「与部分东盟国家保持了双边军事合作或军事同盟关系，这本身就是针对中国的遏制力量」[40]（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研究员王国强），「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41]的出台加剧了这一遏制趋势。九十年代中后期至今，美国按部就班而又「最大限度地排挤中国的海上利益，台湾问题是中国安全利益的底线，但却不是美国要求中国让步的底线」[42]（中国现代国际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文木）。东亚未来力量格局如何演变，很可能取决于这场首先围绕台湾展开的龙虎斗。阵势既已摆开，习惯（并只能）「西瓜傍大边」的台湾精英何去何从，也就呼之欲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