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无产阶级利益高于一切——台湾问题与工人革命 -- 包子1971

民族利益——统治阶级利益的代名词

　　综上所述，中台统治者的利益分歧和国际资产阶级多方博弈的阶段性后果，是台湾精英选择独立的两大主因；中国资本主义深重繁复的内外矛盾，则迫使它以南征台岛作为摆脱困境的一个「紧急出口」。征台的舆论准备，始终在「统一祖国」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金漆招牌下进行着。然而，阶级斗争的实践与思考告诉我们，社会革命的百年史提醒我们，无产者的根本利益与这场「民族复兴」格格不入。作为意识形态（ideology）的中华爱国主义与对岸「爱台湾」聒噪一样，都是资产阶级的愚民工具。

　　马克思主义认为，现代民族（nation）是人们在共同语言、共同生活和共同地域的基础上，通过长期稳定经济联系形成的社会共同体。与此相应，人群内部逐渐形成相同的文化心理和归属感（national identity）[56]。作为承前启后的社会发展阶段，民族有自己的开端与终结，而非万古不变的天然产物。它的诞生，取决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初步崛起——新的生产关系造就了广大的地区市场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人群共同体（民族）；统一的市场要求统一的语言、教育、行政和税制，而新生资产者热望着划定国界和组建常备军保护自己控制的资源与市场，符合上述要求的民族国家(Natin State)和爱国主义（patriotism）应运而生。

　　民族国家的统治功能——除了保护（和掠夺）资源与市场，还包括征税、鼓励实业、发行单一货币、担保商业信用、推广国语（national language）；这些功能进一步地巩固发展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即民族存在的各项先决条件）。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性质，决定了民族无可避免地分裂为利益根本对立的两部分——「黄袍加身」的资产阶级（及有产盟友）与遭到剥削的劳动大众。「屈居少数」的资本家不光拥有生产资料，更把持着国家机器和文化界，可以最大限度地盘剥、欺压和愚弄无产者。尽管劳动大众（包括小资下层）构成民族的形式多数，但它始终处于被统治地位。究其本质，民族国家建筑于阶级社会之上，等同（以保护统治者利益为最高宗旨的）有组织暴力机器，即所谓阶级国家（class state）。当然，底层反抗的星星之火从未熄灭过，可谓民族史有多久，阶级斗争路就有多长！

　　劳资矛盾的不可调和性，决定了双方背道而驰的历史前途。无产阶级的根本解放在于剥夺有产者、以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成就为基础建立工人政权；资产阶级则竭力阻挠工人革命来维持既有的统治地位。面对自己的掘墓人，大小老板及国家不停呼唤「不要问国家为你做了什么，想想你为国家做了什么」（肯尼迪），变着法儿地激发「举国同心的民族意志」以捍卫「至高无上的民族利益」。实情究竟如何？国家暴力与主要社会财富既已掌控于大小「恒产者」之手，两大阶级的根本方向更加南辕北辙；所谓「民族利益」绝难兼顾劳资利益的最大化，只给统治者带去主要好处。

　　「民族利益」颇像一包蛋糕：里面的真货永远属于老板，留给工农的只有看似花俏实难充饥的彩绘礼盒（运气好，或许粘有几粒碎屑）。民族利益是中石油、中石化的崛起——上市分红属于巨头，「伤了赶你走、老了不如狗」的减员增效属于工人。民族利益是漫卷全球的中国鞋类出口——市场份额与巨额利润入帐老板，过劳死和工资拖欠留给制鞋女工。民族利益是三峡电站的落成——能源属于京沪大亨，失地流民的遭遇等待着当地百姓。民族利益是未来的台海战争，石油运输生命线和远洋舰队基地属于中国资产阶级，伤残、牺牲与匮乏属于中国无产阶级。诚如罗莎卢森堡所言：「在阶级社会，民族作为浑然一体的社会-政治现象并不存在。任何一个社会生活领域（坚硬真实的物质基础也好，细腻复杂的精神生活也好）里，统治阶级和觉悟的无产阶级都不可能真正找到共同语言，更谈不上（在此前提下）构成一致对外天衣无缝的 ‘完整民族’」[57]。

　　晚期资本主义的危机越深重，有产者的精神统治越精细；幕后谈交易，台上装正经；双手攥钱袋，满脸挤悲情。「谦卑的布尔乔亚」以情动人的诸多法宝，少不了「为民族利益鼓与呼」的爱国意识形态；卢森堡时代的德意志爱国主义如此，罗斯福时代的美利坚爱国主义如此，21世纪的中华爱国主义同样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