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亨廷顿的宿命论魔咒：领导暴力革命越成功的政党自误将会越深 -- 隐字术

河里有很多人对哲学有一定研究，有些网友自觉受过“严格的训练”，具备了一定的阿尔都塞所言的“症候阅读”的能力，能够看出我表述背后存在的思想盲点，比如有人批评我关于“毛与元首的区别”是站在伦理和道德的立场上，以“目的论”的方法来论述这样的区别，例如我关于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表述就是以此对毛或希贴上标鉴，是一种伦理和道德立场在作怪，这种立场我是有的，但我认为这种以立场来决定结论的理论态度并不在我的表述之中，这一点我是很注意的，当然如何非要用症候阅读从我表述的文本中得出你所理解的结论，那只是你自己的成见罢了。实际上，“希特勒用种族主义实现对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矛盾的调和”，“毛用社会主义来遏制民族主义的帝国化倾向”，这些只是概括性的语言，其内涵是与史实高度关联的，这方面的内容其实河里有很多令我佩服的贴子，我就不再赘述。有时，我很惊讶于河里一些大牛思维纵深的程度，一两句话就能力透纸背，比如马前卒关于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理解，但其过于强烈的人本主义色彩，导致批判有余，行动受限，仿佛马克思理论只能成为书斋里的批判工具，这一点其实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后马克思主义者共同遭遇的困境，至今仍然如此，而这涉及到关于何为“历史唯物主义”及其渊源的问题。

“历史唯物主义”是什么？这是很难回答的问题，因为如果从惯常的理论态度去看，一种理论如果未建构成为一个体系那就不成为理论，比如，黑格尔复杂无比的理论其也自成体系，但历史唯物主义恰恰拒绝建构理论体系，为什么？这是历史唯物主义自身特色所决定的，历史唯物主义所包含的历史唯物辩证法其实只是一种方法，其“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要求又促使这种方法突破了黑格尔“绝对意志”统辖下的主客体辩证法的循环逻辑，在哲学史上首次对理论对象和现实对象进行了区分，将哲学关注从理论彻底转向实践，这种对过程关注的方法本身是向历史敞开的，并随着历史发展而不停地发展。河里fride兄批评我没有“从西方思想的整体性上去理解马列，不去细致推敲其中的细微之处”，并认为包括黑格尔哲学在内的经典哲学，我们没有认真去体会去理解，没有以“历史唯物主义”地去看待问题。那么我们一起回头去看看fride兄是否也堕入到“政治无意识”之中，其对我的文字进行的症候阅读，却反证了其同样未能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这一点，我不是在批评fride，因为对理论的去意识形态化是不可能完成的但却应是一个思考者永远的追求，任何人都不能完全保证其文字中能够完全去意识形态化。Fride的有个贴子《马克思论异化劳动及私有财产》，fride称这是他读马克思理论的一点心得，而在我看来这个贴子本身就说明了fride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了解还很浅显，因为如果将异化理论仍然理解为马克思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只能说明其没有关注马克思自身的思想史发展，没有关注关于异化劳动及私有财产的理论在马克思自身思想发展过程中所处的位置，以及马克思对异化理论的扬弃和认识论上的断裂点发生于何处，仿佛马克思一出生就具备了成形的思想方法，这种认识本身就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核心概念就是劳动的异化，写作此手稿时的马克思是一个青年黑格尔主义者，他掌握了黑格尔的历史唯心主义辩证法，此辩证法的特殊性就是对传统形而上的、主客体二元对立的方法论的挑战，高度关注物的“过程性”，这决不是用“他者”的概念就能言说清楚的方法论。这样的辩证法包含三个相互关联的环节：一、存在转化为思维，这是有限物质转化为观念的运动；二、观念化身为具体物质的过程，绝对理念为了能够继续存在下去，就不能仅仅迷恋于优美的天国，还必须沉降到世俗社会，使现实的一切都成为绝对的化身；三、辩证矛盾的动力机制，只有对立双方的矛盾运动（不是静态的以他者显现自身），才能实现这种过渡，最终达到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这种辩证法第一次实现了哲学的“原则”，使上帝以一种内在一致的方式作为无条件的绝对的东西普遍存在。也就是说在这里黑格尔预设了一个“绝对精神”的本质性的存在。

青年马克思深受这种辩证法的影响，同时期，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绝对精神”的挑战引入了人本主义哲学观，企图以人类“共同体”的“类本质”来置换掉黑格尔的 “绝对精神”。费尔巴哈之所以对马克思产生较大影响，就在于马克思通过对现实世界的关注发现了黑格尔哲学理论实际是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的一种意识形态，按照黑格尔的理论，国家按其本质来说应该是理性的，能够体现“绝对意志”，为达到使市民社会和谐的目的，必然会自动进行改革以符合其本质，然而现实的普鲁士却置国家改革于不顾，威廉四世一旦登上王位，就撕下自由主义的伪善面具，滑向了专制主义。马克思发现问题不在于国家与其本质的背离，而在于理性本质与非理性的现实的矛盾。费尔巴哈指出了非理性中存在着理性的异化，这使马克思发现费的异化观使他思考这一矛盾成为可能，因此，青年马克思转向了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在这里马克思完成了其思想史上的第一次转化，就是将人本主义的异化观与黑格尔的辩证法结合起来，提出了人本主义的劳动异化理论。《1844年手稿》中马克思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四重异化，即劳动产品和工人相异化、劳动本身和工人相异化、人同人的类本质相异化，人同人相异化。在指出这四重异化之后，马克思不是从现实的客观条件出发去解决异化的问题，而是采取费尔巴哈的方法论，以人本主义价值悬设的总体逻辑（如同黑格尔对“绝对精神”的悬设）来面对世界，从人出发，以理想化的人作为批判现实的尺度。于是，这便导致对社会主义的追求成了一种抽象的伦理要求，陷入唯心主义的“理论实践”。此时的马克思实际仍处于黑格尔主义的传统之中，直至《手稿》形成之后的1845年，马克思才完成了从历史唯心主义向历史唯物主义的转变，开始以新的方法论来面对世界，确定了“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二、历史唯物辩证法”的历史唯物主义，用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等全新概念体系取代了人的本质、主体和异化等人本主义范式，这样的替换实际就主客体同一性而言，将辩证法主客体的辩证运动过程在理论言说上的理论对象进一步现实化（即作出了理论对象和现实对象的区分，并将主客体辩证运动从思辩层面不断向现实层面推降）。当然，马克思的这些新概念在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又有了更加丰富的发展，也产生了不少歧义，但从马克思思想史演进过程说明了马克思的确是对黑格尔主义的突破，甚至可以说是德国哲学传统的一个异类，它不可能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进行理论上的完全彻底性的根除，却为消除这样的意识形态从理论和实践上作出不懈努力提供了无限可能，将以黑格尔理论体系统摄的封闭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打开了缺口。

马克思的《1844年手稿》引发了巨大的争论，特别是在斯大林统治苏联期间，由于“社会主义政权”显现出其刺目的“非社会主义”性质，走向了官僚和专制主义的道路，马克思主义遭遇了社会主义实践以来最大的危机，迷惘中的左派理论家本能性地转向对“人本主义”的言说，与斯大林主义的伪马克思主义进行理论对抗，新问世的《1844年手稿》提供了这样的理论依据，于是左派理论家便将青年马克思与晚年马克思的理论进行了区分，而区分的结果是青年时期人本主义的马克思理论更符合当代反极权的基本诉求，卢卡奇等便深入发展了人本主义马克思理论。然而此类人本主义马克思理论正如青年马克思面临的理论困境：对社会主义的追求成了一种抽象的伦理要求，无法有效付诸于行动。

然而，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后实现理论突破，从人本主义向历史唯物主义建构的转化，直至将这种新方法用于《资本论》的写作取得了理论上的巨大成就，但在实践中遇到了巨大的困难。首先是如何使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真正让无产阶级领悟并服务于社会主义实践。迟至1876年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仍然面临着历史唯物主义如何传播的难题。因为面对杜林的挑战，统一的世界观问题已无可避免提上了议事日程。在解决它的时候，恩格斯确实艰难地处在多重矛盾之中，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射着至今为止马克思理论左派所面临的不可避免的困境：既要描述一种统一的世界观又必须将之在形式和内容上与体系哲学区别开来；既要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所盘踞的自然、社会和思维三个领域入手又要反对将其割裂；既要强调作为认知确定性保障的世界之过程性质又要将其统一到人类实践之一。这是一场哲学史上罕见的“战争”，个人试图突破自身所处时代的普遍意识形态束缚而发起的对现存及古典哲学的全面挑战，其后果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毕生都处在各种形式的论战和向工人阶级阐释的困挠之中。正是这些困境和难题的存在，马克思主义异常地成为一个高深的知识领域。以致于，恩格斯对马克思理论的传播不得不提供一些简单易行的思路，他小心勾勒问题的轮廓，打开了论证，但是从来无法阻止人们以更加简单和教条的方式来裁剪马克思理论。经典的例子就是共产主义政权对统一世界观的构建。

统一世界观的问题源自黑格尔试图以主客体同一性来弥合康德三大批判之间的裂隙，以“绝对精神”的统率来达成世界观的统一，作为继承并挑战黑格尔体系的马克思理论必然提供一个新的统一的世界观。这就遭遇了历史唯物主义对作为世界组成部分的自然与社会的适用性问题，于是便出现了两种相反的唯物史观：一是卢卡奇提出的历史辩证法反对“自然辩证法”，即不适用于自然，提出了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这又可溯源至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学说，卢卡奇等人本主义理论最终都将社会主义的希望诉诸于伦理与道德，在反对斯大林式极权主义的同时，却又把希望寄托在共产党“先锋队”性质这一虚幻的道德诉求上；唯心地将共产党定位在历史过渡性角色之上；二是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的自然观的推广和运用，而辩证的自然观恰恰包括着费尔巴哈机械唯物主义论的观点，而费尔巴哈只不过是被黑格尔主义训化的伪反叛者。由苏联开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建设，直接地表达了对统一世界观的要求，但其实际成果正是建立在这第二种唯物史观的基础之上，这就是斯大林主义。其后的共产主义政权国家普遍教化的正是这一种斯大林式的马克思理论。虽然卢卡奇后来试图从反方向以人本主义的方法论将共产党与斯大林作出切割，但我们从上述分析其实不难得出一个结论，斯大林主义训化的共产主义政权其意识形态上的渊源正是黑格尔，这个马克思理论持久的批判对象。也就是说，所谓的共产主义政权出生不久就被黑格尔主义俘获了，最终变身为资本主义卫道士实属必然。

而人本主义马克思理论内部的分歧更是彰现历史唯物主义传播的困境，卢卡奇生前好友梅扎罗斯很清醒地认识到卢卡奇理论上存在的缺陷，引入“中介”观，认为主客体发生作用必然要经过“中介”，主客体同一化本身是错误的，主体对客体发生作用必然要通过某个“中介”，这就将主客体的再次进行了理论上的“分裂”，梅扎罗斯认为社会主义理论的实践也必须通过“社会”这个“中介”来实现，这就取消了共产主义者对国家权力和官僚主义组织的依赖性，规避了韦伯的官僚铁律。而这种将希望，实质已将社会视为一个非辩证的静态客体，在资本主义时代，被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分化的“社会”其阶级意识在大多时候是被遮蔽的，只是作为了一个潜在的“一”而存在，难以形成整体的革命性力量，这一点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变种走上了理论效果上的雷同，所谓立足社会，疏离于资本主义权力辐射场域而进行的特殊主义的战斗，恰恰导致了反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处于永久性的四分五裂之中。因此梅扎罗斯的人本主义保留了劳动异化理论，剔除了伦理和道德的理论残渣，却同样未能摆脱左派行动力问题的困境。而梅扎罗斯指出的共产主义政权企图灭绝资本主义，但其一出生就没有排斥“资本”，企图用官僚主义的泰勒制取代资本主义的泰勒制来完成“资本积累”，这种需要资本却又违背反资本意志的做法必然难以为继，这导致该政权最终必然向资本主义臣服。这样的溯源显然有力印证了马克思关于“一国实现社会主义”的不可能性，因此，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去看苏联的共产主义政权，其政权意识形态上存在着始发性的反历史唯物主义情愫，其虚假性不可能永久性地遮蔽历史唯物辩证法的审判，但关键是在审判来临时，左派如何面对已被斯大林主义坏了名声的“历史唯物主义”呢？就如同河里很多人对TG伪共性质的愤怒和无奈一样，审判来临时的苏联左派感受到的是理想的破灭，轻率地宣布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破产，却无视历史唯物辩证法一刻未停地在这个不幸的国度演绎着。

由此，黑格尔在其《法哲学原理》中发出的“嘲笑”声就不觉得奇怪了：“就个人来说，每个人都是他时代的产儿。哲学也是这样，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妄想一种哲学可以超出它那个时代，这个与妄想个人可以跳出他的时代，跳出罗陀斯岛，是同样愚蠢的。”这与一百多年后的撒切尔——里根主义道出的“别无选择”，与资产阶级的卫道士、伪共产党人无耻喊出的“不改革死路一条”遥相呼应。马克思所挑战的正是这样的哲学，也正是要跳出他所处的时代，干着黑格尔眼中“愚蠢”的事，并且终身保持着坚强而不屈的姿态，仿佛不知疲倦的普罗米修斯，试图用历史唯物主义的钥匙为人们打开与资本主义作普罗米修斯式战斗的历史可能性。左派，可怕的不是面临理论困境，可怕的是在困境面前丧失了求索和实践的勇气，进而变身为黑格尔门下走狗。

网友们，当你嘲笑左派时，你考虑过你是否正在成为黑格尔及其维护的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合谋者？相对于虚伪却神圣的宙斯，愚蠢的普罗米修斯是不是更加值得敬重呢？如果非要用伦理和道德去评判马克思和黑格尔的话，我的阶级属性本能告诉我，我必须站在马克思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