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春秋左传注读后00-1 -- 桥上

据《史记》、《汉书》和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等书，《春秋》有三种传授本，也就是三种讲解本。三种传授本，第一种是《左氏春秋》，它是用秦以前的文字写的，所以《汉书艺文志》（以后简称《汉志》）《春秋》类列它于第一，名之曰“《春秋古经》十二篇”，其他二种是《公羊春秋》和《谷梁春秋》，据《汉志》说，这两种本子是口耳相传，到汉代才用当时文字写出来，《汉志》称之曰“《经》十一卷”，班固又自注说：“《公羊》、《谷梁》二家。”详细请况，可参看王先谦《汉书补注》和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二十五史补编》本）。古代《经》自《经》，《传》自《传》，各自单行。《传》是对《经》加以讲解的，所以有三种传授本，也就有三种讲解本。《汉志》列有“《左氏传》三十卷，《公羊传》十一卷，《谷梁传》十一卷”。其余还有《邹氏传》十一卷，《夹氏传》十一卷。《邹氏传》没有老师传授，《夹氏传》只见于刘向《别录》、刘歆《七略》的著录，班固不曾见到书。梁-阮孝绪《七录》说：“建武（后汉-光武帝年号，公元二五——五六）中邹、夹氏皆绝。”那么，更不必谈它了。

因为《公羊》和《谷梁》《经》、《传》是用汉代当时文字隶书写的，所以称为“今文”，并且“立于学官”，即在国立大学中有“博士”讲授。《左氏传》是用先秦文字写的，所以称为“古文”，却不得立于学官。《左氏传》当西汉时，虽然未能在国立大学开课传授，却从战国直到后代，相当盛行。即在西汉，传授注解的很多，如《汉书儒林传》说：“汉兴，北平侯-张苍及梁太傅-贾谊、京兆尹-张敞皆修《春秋左氏传》。”

三种经文，大体相同。自然也有差异很大的。而最重要的差异，一是《公羊经》于鲁襄公二十一年写道：

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

《谷梁经》也写道：

庚子，孔子生。

而《左氏经》却没有这一条。二是《公羊》和《谷梁》《经》、〈传〉写到鲁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左氏经〉却继续写到鲁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传》不但写到鲁哀公二十七年出走至越国，而且还大略叙述了赵襄子和韩、魏二家共同灭亡智伯，这是春秋以后几年的事了。由于三种《春秋》传授本，二种纪载“孔子生”，一种纪载“孔丘卒”，《左传》还记载了鲁哀公吊唁孔丘之辞，又加上孔丘学生子贡的评论。就从这个现象看，不能说《春秋》和孔丘没有关系。

首先提出《春秋》是孔丘所修的，是《左传》作者。僖公二十八年说：

是会也，晋侯召王，以诸侯见，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

根据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所引《竹书纪年》，《纪年》作“周襄王会诸侯于河阳”，没有以臣召君的文字，不知鲁史原先怎样叙述的。从《史记晋世家》“孔子读《史记》（当即鲁《春秋》或者晋〈乘〉）至文公，曰：‘诸侯无召王。王狩河阳者，《春秋》讳之也。’”那么，今本“天王狩于河阳”，司马迁便以为孔子所读原文如此。《纪年》记载和《春秋》不同，《纪年》是以晋和魏为主的史书，自然可能和鲁史不一样。但《左传》强调《春秋》为孔丘所修，不止一次。又如成公十四年《传》说：

君子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脩之？”

这君子之口的圣人，即是孔丘，犹如《公羊》的“君子”。《公羊》庄公七年《传》说：

不脩《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复。”君子脩之曰：“星霣如雨。”何以书？记异也。

这是公元前六八七年三月十六日所发生的流星雨现象，并且是世界上最古的天琴流星雨纪事。那么“星霣（亦作“陨”）如雨”是纪实。流星雨也有不曾达到地面而消灭的现象，那是西汉成帝-永始二年，即公元前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的天琴流星雨，即《公羊传》所谓不脩《春秋》“雨星不及地尺而复”，而不是公元前六八七年的流星雨。《公羊传》作者认为有所谓不脩《春秋》，大概就是鲁国史官所纪载的原本《春秋》。孔丘曾经脩改它，便是今日的《春秋》。《公羊》所谓“君子修之”，王充《论衡》《艺增篇》和《说日篇》都说：“君子者，孔子。”真是一语破的。《孟子滕文公下》更说：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同又）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左传》和《公羊传》只说孔丘“脩”《春秋》，孟子竟说孔丘“作”《春秋》，越说越远。孔丘自己说过“述而不作”（ 《论语述而》），孟轲硬说他“作《春秋》”，岂不和孔圣人自己的话矛盾吗？

我认为《庄子齐物论》是庄周自己的笔墨。他也说：

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

庄周这里所谓“圣人”指的是孔丘。《天下篇》也是庄周自己写的，他又说：“《春秋》以道名分。”细玩庄周的文字，似乎也肯定《春秋》有孔丘的思想意识，即有孔丘的笔墨。不过只“议”而不“辩”，目的在“经世先王之志”而“道名分”。

那么，孔丘在什么时代脩或者作《春秋》呢？《史记孔子世家》列之于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以后，而且说：

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

如果这话可信，孔丘作《春秋》，动机起于获麟。而孔丘于二年后即病逝。以古代简策的繁重，笔写刀削，成二百四十二年的史书，过了七十岁的老翁，仅用两年的时间（据第一节所引《春秋说》，仅用半年的时间），未必能完成这艰巨任务罢。同样是司马迁作的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却说：

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

这一段话又和《孔子世家》相矛盾。《世家》记孔丘到周王朝，在孔丘三十岁以前，其后未载再去周室。孔丘三十岁以前去周室，在鲁昭公之世，如何能作《春秋》至哀公之世？《论语》是专记孔丘和他门下弟子言行的书，却没有一个字提到《春秋》，更不曾说孔丘修或作过《春秋》。《论语》中记载孔丘读过《易》，而且引用过《诗》和《书》，并且自己说：“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子罕》）那么，他确实整理过《诗经》的《雅》和《颂》的篇章。他若写了或者修了《春秋》，这比整理《雅》、《颂》篇章贡献还大，为什么他和他学生都一字不提呢？

《春秋》经文记载二百四十二年的大事，在鲁国经历十二个君主，尤其是当时形势经过很大的变化。《春秋》为鲁国史书，又不晓得经过若干人的手笔。这些史官（当时叫太史）一方面不得不适应当时的形势，一方面也有他自己的观点和文风，这在《春秋》经文中表现得相当明显，下文将举例证明。如果孔丘果真修或作了《春秋》，为什么不把文风统一，尤其不把体例统一呢？

以形势论，春秋初期，黄河下流诸国比较富强，而郑国以为王卿士之故，称强称霸，甚至和周桓王相战而获胜。不久，齐桓称霸，楚也日见强盛，宋襄争霸未成。秦穆霸西戎而晋文、晋襄久霸中原。这是一变。晋国政出多门，吴国突起，越又灭吴。这是后期形势。因之，鲁史纪事便有不同体例，在《注》中都曾注出。现在我略举出几条：

一、隐、桓二公时，若不是鲁国之卿大夫，无论盟会、征伐都不写卿大夫之名。庄公二十二年《春秋》“及齐-高傒盟于防”，这是和外国卿结盟写出他姓名的开始。文公八年《春秋经》“公子遂会晋-赵盾盟于衡雍”，这是盟会鲁国和鲁以外之国卿都写上姓名的开始。

二、征伐，非鲁大夫书名（写出姓名），详隐公二九《注》。

三、诸侯书某人，详隐公一〇二《注》。

四、书“帅师”见文公三七《注》。

五、楚国君，《春秋》在文公九年以前都称“楚人”，文公九年一则书“楚人（实是楚穆王）伐郑”，一则书“楚子使椒来聘”，书“楚人”“楚子”同在一年。宣公五年以后就都书“楚子”。而且楚大夫书名，也从“使椒来聘”开始，椒是鬭椒，却不写他的姓氏。

孔颖达《疏》说：“推寻经文，自庄公以上诸弑君者皆不书氏，闵公以下皆书氏，亦足以明时史之异同，非仲尼所皆贬也。”（见隐四年《经》、庄十二年《经》、文九年《经》孔《疏》。文九年《疏》“亦”下衍“不”字，应依《校勘记》删正。）孔颖达说“时史有同异，非仲尼所皆贬”，这是确有心得的话。

不但孔颖达有这论点，其他人也有相类似或者更进一步的看法。前文曾征引赵汸的看法，“王”字并不是孔丘的特笔，陆粲也征引金文，认为：

今世所传古器物铭，往往有称“王月”者，如周仲称父鼎铭则“王五月”，父己鼎铭则“王九月”，敔 （簋）（敔敦）铭则 “王十月”，是周之时凡月皆称“王”，不独正月也。商钟铭曰“惟正月王春吉日”，又曰“惟王夹钟春吉月”，是三代之时皆然，亦不独周矣。以为立法创制裁自圣（孔丘）心者，殆未考于此耶？

彝器铭文标年月时有“王”字，在现今传世古器物中可以得到证明。而且这“王”字有不同意义，如“ ”伯敦（王国维《观堂别集补遗羌伯敦跋》读“ ”为羌）云“唯王九年九月甲寅，王命□公征眉敖”云云，录伯“ ”敦云“唯王正月，辰在庚寅，王若曰：‘录伯“ ”！“ ”自厥祖考有劳于周邦’”云云，这种“王”字，是指周王，即周王所颁历法之年月。绝不是如《公羊传》所云“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叔夷钟（齐侯镈钟）铭云“唯王五月，辰在戊寅，师于淄涶”云云，齐子仲姜镈（杨树达先生《积微居金文说》改称（ 上陶下革bào）“ ”（左堇右命）镈）“唯王五月初吉丁亥”云云，也是表明齐用周历。至于楚王熊章钟铭之 “唯王五十有六祀”，此“王”乃楚惠王自称，器亦战国时器。楚王頵钟铭云“唯王正月初吉丁亥，楚王頵自作铃钟”云云，楚王-頵即楚成王，文元年《春秋》“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可证。则春秋时，楚所铸器物，铭文之“王”，是楚王自称，楚自用楚历，非周王之历，由此两器可以断言。我而且怀疑晋姜鼎铭之“唯王九月乙亥”之“王”，也不是周王。晋姜乃姜姓女嫁于晋国者。铭有“勿废文侯 （顯（显））命”，文侯就是晋文侯-仇，周平王东迁得到他的大力支援，现存《尚书文侯之命》足以为证。晋用夏正，不得称“王九月”，则“王九月”之“王”是指晋侯。王国维《观堂别集补遗》有《古诸侯称王说》，举“ ”伯敦、录伯“ ”（ ？）敦盖等彝器为证，而不知楚之称王，明见《左传》，彝器中亦有之。晋器亦有称王的。足见《公羊传》所谓“大一统”之说只是秦汉大一统后想象之辞而已（是骗人的鬼话）。

《公羊传》昭公十二年云：

十有二年春，齐-高偃帅师纳北燕伯于阳。“伯于阳”者何？公子阳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侧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尔所不知何？”

何休《注》云：“子谓孔子。时孔子年二十三，具知其事。”依孔子之意，“伯于阳”应作“公子阳生”。姑不论这点的是非。据何休《注》和徐彦《疏》，孔丘亲见其事，鲁史有误而不改。那么，明知史文有误而不订正，孔丘到底修了《春秋》没有？这不是不打自招，孔丘只是延旧史文么？俞正燮《癸巳类稿》卷二《春秋不告不书义》曾经问：“策书参错，孔子何以不订正之？”

《谷梁传》于僖公十五年云：

梁亡，郑弃其师，我无加损焉，正名而已矣。

“我无加损焉”，这也是《谷梁传》作者伪托孔丘的话的自供状，说明孔丘对《鲁春秋》原文并没有增减。至于“正名而已矣”，不过为孔子修《春秋》作一调停之笔罢了。

孔丘作或修《春秋》之说，到西汉所谓经师之手，越说越神奇。举一个例子为证。僖公《经》云：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陨（《公羊》作“霣”，同）石于宋五。

《公羊传》说：

曷为先言“霣”而后言石？霣石记闻，闻其磌然；视之，则石；察之，则五。

《谷梁传》也说：

先陨而后石，何也？陨而后石也。于宋四竟（境）之内，曰宋。后数，散辞也。耳治（犹言听而知之）也。

董仲舒《春秋繁露深察名号篇》说：

《春秋》辨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真，不失秋毫之末。故名“霣石”，则后其五。……圣人之谨于正名如此。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

“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本是孔丘对子路说的话，见《论语子路篇》。董仲舒就用来赞美《春秋》，以为《春秋》真是孔丘所修或所作，一字的先后都有重大意义。殊不知《史通惑经篇》引《竹书纪年》也作“陨石于宋五”。《竹书纪年》难道也是孔丘所修或所作？无怪乎刘知几于《惑经篇》对孔子作《春秋》，提出很多疑问。刘氏真有高见特识！

我还可以从《春秋》、《左传》本身提出《春秋》本是鲁史本文的证据，孔丘不曾修改。《左传》文十五年说：

宋-华耦来盟……公与之宴。辞曰：“君之先臣督得罪于宋殇公，名在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

宋-华督杀宋殇公在鲁桓公二年，《春秋》说：

宋-督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

华耦说“先臣督……名在诸侯之策”，可见各国史官都是这样写的。至于宣公二年《春秋》“晋-赵盾弑其君夷皋”，襄公二十五年《春秋》“齐-崔杼弑其君光”，都本于晋、齐两国太史的直笔，《左传》都有详细的纪述。孔丘何曾改动？另外再提几个证据。襄公二十年《传》说：

卫-宁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于君，悔而无及也。名藏在诸侯之策，曰‘孙林父、宁殖出其君’。君入则掩之。若能掩之，则吾子也。若不能，犹有鬼神，吾有馁而已，不来食矣。”悼子许诺，惠子遂卒。

由这段文字看，孙林父、宁殖当初逐出卫献公，诸侯史书都书“卫-孙林父、宁殖出其君”，这是宁殖自己也知道的。他临死迫切希望他儿子替他洗刷、掩盖这一丑名，惟有把卫献公再送回国一法。他以“不来食”（不享受祭祀）要挟儿子这样做，宁喜（即悼子）果于鲁襄公二十六年杀掉卫殇公，复立卫献公。现在的《春秋》于襄公十四年《春秋经》把“孙林父、宁殖出其君”改为“卫侯出奔齐”，不罪宁殖，而罪卫献公，就是宁殖的“掩之”。这一定是宁喜把持卫国政权，改行通告诸侯，诸侯太史也依通告照改。孔子若真修或作《春秋》，为什么不保留“卫-孙林父、宁殖出其君”的原文原事呢？足见孔子未曾修或作《春秋》。《礼记坊记》曾两次引《鲁春秋》，一次说：

故《鲁春秋》记晋丧曰：“杀其君之子奚齐及其君卓。”

这是《坊记》作者引两年之事并举，因而文有省略。《春秋》僖公九年说：

冬，晋-里克杀其君之子奚齐。

十年又说：

晋-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坊记》作者所引为《鲁春秋》，即是鲁史记，而基本上和今日《春秋》相同。一称“杀其君之子奚齐”，一称“其君卓”，可见鲁史原文本来和今日《春秋》经文同。《坊记》还引《鲁春秋》“孟子卒”，更和今日哀公十二年《春秋》经文一样。由此，更可见孔丘未曾修或作《春秋》。《坊记》还曾引《论语》，足见其作者在《论语》书名已定之后，他引《春秋》而称《鲁春秋》，一种可能是当时他还能看鲁史记，更可能是他不认为孔丘曾修《春秋》，当时所传的《春秋》就是鲁史本文。

《竹书纪年》“楚-囊瓦奔郑”（《春秋集传纂例》一引刘贶《书》）和定公四年《经》“楚-囊瓦出奔郑”，只少一“出”字，可说基本相同。

由此看来，孔丘实未尝修《春秋》，更不曾作《春秋》。后代学者也有不少人对孔丘曾修或作《春秋》表示怀疑，但他怕背负得罪圣人之名，不敢直说，只能婉曲说出。纵是说得婉转，他们的真意还是可以看出。今根据朱彝尊《经义考》引几条：

郑樵曰：“以《春秋》为褒贬者，乱《春秋》者也。”

朱熹曰：“圣人作《春秋》，不过直书其事，善恶自见。”

刘克庄曰：“《春秋》，史克之旧文也。”

另外，清人袁谷芳《春秋书法论》说：

《春秋》者，鲁史也。鲁史氏书之，孔子录而藏之，以传信于后世者也。

石韫玉《独学庐初稿春秋论》也说：

吾则曰，春秋者，鲁史之旧文也。春秋总十二公之事，历二百四十年之久，秉笔而书者必更数十人。此数十人者，家自为师，人自为学，则其书法，岂能尽同？

那么《春秋》和孔丘究竟有什么关系呢？我认为孔丘曾经用《鲁春秋》作过教本，传授弟子。《论语述而》曾经说“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在这四者之中，文自包括鲁国历史文献，即当时的近代史和现代史。他必然看到《鲁春秋》有阙文，所以又说“吾犹及史之阙文也”。《春秋》一定有阙文。僖公十四年《经》“冬，蔡侯-肸卒”，无月无日，便是阙文。顾栋高《大事表》列入《阙文篇》，便是一例。

总而言之，《春秋》和孔丘有关，仅仅因为孔丘用过《鲁春秋》教授过弟子。《仲尼弟子列传》所谓“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尤其是子夏，受授《春秋》，有几分可能。第一，子夏是孔门晚期弟子，少于孔丘四十四岁，晚年为魏文侯师，教授于西河。第二，《春秋》之传又多出于子夏。第三，《韩非子外储说右上》有明文：“患之可除，在子夏之说春秋也。”至于“孔丘生”“孔丘卒”，当为后人传《春秋》者所加，不是《鲁春秋》旧文。加者不过藉以表示《春秋》和孔丘的关系罢了。

假定有人说，孔子修《春秋》，或者孔子作《春秋》，自战国以来，便曾这么说，难道能轻易否定？那我们可以征引《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篇》记晋文公伐原一事来论它。《春秋经》不载伐原事，《左传》僖公二十五年却有这事，《韩非子》却说“孔子闻而记之”，这样，《左传》也是孔子所记的，难道《左传》真是孔子所记的么？纵是战国人的说法，也是不可尽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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