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春秋左传注读后00-1 -- 桥上

《春秋》是鲁国的一部自隐公元年至哀公十四年（后人又续至十六年）共二百四十四年间的不完备而可信的编年史。

第一，为什么说它可信呢？以天象而论，《春秋》的纪载可信。以近代和现代天文学的发展，不但能推测未来的日蚀，还可以追测古代的日蚀。《春秋》纪载日蚀三十六次，而襄公二十一年九月朔、十月朔的一连两次日食，又二十四年七月朔、八月朔的两次日蚀，相连两月初一而日蚀，前人叫作“比食”，虽然有这种可能，但在一地两次都能见到，可能性没有。尤其在前一次是全蚀或环蚀之后，决不能于下一月又发生日蚀。因之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初一的日蚀可能是误认或者误记；襄公二十四年八月的日蚀，可能是错简。除此二次而外，实三十四次，而三十三次是可靠的。这是古人所不能伪造的。又如《春秋》纪载有“星陨如雨”（庄公七年《经》），这是公元前六八七年三月十六日所发生的天琴星座流星雨纪事，而且是世界上最早的一次纪载。不是当时人看到，当时史官加以纪载，谁也不能假造。还有文公十四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这是世界上哈雷彗星的最早纪录，也是无法假造的。由于《春秋》有关天象的记载，根据近代和现代天文学家的研究，证明它基本上是真实的，也就证明《春秋》作为历史资料是可以相信的。

其次，由于彝器和古代文物不断地发现，很多能和《春秋》相印证。这在本书《注》中引用不少，也就不重复。

又其次，两晋以至唐宋人所引用的《竹书纪年》，也有能和《春秋》相印证的，本书《注》中都加引用，然而所引不多。为什么呢？雷学淇于《竹书纪年义证》卷三十一“八年晋文公卒”条说：

《纪年》为晋、魏之史记，其原本录晋、魏之事必详。宋初传本止记其异于《左氏》《经》、《传》者，以备稽核；其同者则不录。而唐以前诸书征引又皆取《春秋》《经》、《传》，而不引《纪年》。故《纪年》之同于《经》、《传》者多不传于后。如文公之霸业，《纪年》岂有不详记者，而今皆不见，即此之故。若《史通惑经篇》、《唐书刘贶传》所引，皆其仅存者矣。

我认为这话有一定道理。也足以说明《春秋》之可信。杜预《春秋左传集解后序》说：

会汲郡-汲县有发其界内旧冢者，大得古书。……其《纪年篇》……大似《春秋经》，推此足见古者国史策书之常法也。……略举数条，以明国史皆承告。

刘知几《史通惑经篇》也说：

观汲冢所记（即《竹书纪年》）皆与鲁史符同。（《竹书纪年》，其所记事，皆与《鲁春秋》同。）

这些都是确凿证据。一则证明《春秋》史料的可信；二则证明孔子未曾修，更未曾作《春秋》。

第二，为什么说它不完备呢？这可以从两方面来说。一方面，古代史官纪事本来简略，宣公二年，晋灵公被赵穿所杀，其中有一段经过，而晋太史仅仅写“赵盾弑其君”五个字，鲁太史才根据通报写作“秋九月乙丑，晋-赵盾弑其君夷皋”。而于具体情况，一字不写。而且实际杀晋灵公的是赵穿，为什么太史归罪于赵盾呢？这一道理，春秋也不曾提及。同样，襄公二十五年，齐-崔杼杀掉齐庄公，其中经过更为曲折，也有丑事，而齐国太史也仅仅写“崔杼弑其君”五个字。鲁国史官才根据齐国通告，补上被杀日期和齐君之名，写为“夏五月乙亥，齐-崔杼弑其君光”。（桥注：似晋史、齐史所通报之内容未必无君名、日期等，鲁史所加仅晋、齐字样而已。）我们再用古本《竹书纪年》相对，如桓公十八年齐人杀郑国之君子亹，《竹书纪年》也仅仅写“郑杀其君某”六（五？）个字。杜预在《春秋经传集解后序》论《纪年》说：“其著书文意，大似《春秋经》。”可见这样简略的记事，是当时各国太史的通例。这种大线条的画笔，连个轮廓都不完全，无怪乎桓谭《新论》（此书已佚，严可均《全后汉文》有辑本）说：

《左氏传》于《经》，犹衣之表里相待而成。《经》而无《传》，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知也。

这话完全正确。如庄公二十六年《经》“曹杀其大夫”、僖公二十五年《经》“宋杀其大夫”，两条都没有《传》来说明补充，则杀者是谁，被杀者又是谁，为什么被杀，其经过如何，一概无法知道。杜预作《注》，也只得说“其事则未闻”。

以上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春秋》记事，可能本不完备，又加上后来抄写有遗漏，因之有不少地方使人难以理解。

以日蚀为例，在《春秋》自隐公至哀公二百四十二年间，日蚀在鲁都可见到的在六十次以上，《春秋》纪载仅一半。那一半就没纪载。纵使日蚀那天逢密云或大雨，其中有日全蚀，就是密云大雨，也不至于不知是日蚀，可见失记的不少。据《孟子离娄下》，孟轲说：“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那么，在孟子时代，已经知道推算冬至、夏至的方法，不论那种推算方法是否完全正确，总之，能求其所以然，便有一套推算术。对于日蚀，《春秋》史官是不是也知其所以然，而有推算术呢？如果说没有，那么，僖公十五年的那次日偏食，日月合朔在凌晨四时四十一分，日复圆在五点多，接近六点，而鲁都曲阜要到七点钟才见到日出，日蚀在日出以前，鲁国境内人都见不到，又如何能够写入《春秋》的呢？当时秦国地处西偏，日出晚于曲阜一个多小时，是否由于秦国见到日蚀通报各国，而鲁史加以记载呢？（桥注：此处论说似有疑问，能见到日食的似应是鲁东面的地方。又《经》云夏五月日食，当年建丑，夏五月亦大体当阳历五月，山东日出似不至晚到七点。建子、建丑、建寅者，以子月、丑月、寅月为正月也。子月乃冬至所在之月，冬至在阳历每年的十二月二十一至二十三日之间，故子月常常与阳历十二月大体重合。）这个问题，很难解答。若说有一定的推算术，不但文献无征，而且就当时文化水平论，连冬至常常有误测，更谈不上推算日蚀了。何况既有推算日蚀术，哪能漏掉一半而不加纪载呢？

《春秋》失纪的不仅一两件事，再略举出几点。

《春秋》历鲁国十二公，除闵公外，其余在位年数，隐公虽仅十一年，而摄位时年已长大，其余十公，长者三十多年，短者如定公十五年，然而他是昭公之弟，即位至少在三十二岁以上。这些鲁公，总有不少女儿出嫁。但《春秋》载鲁女出嫁的仅仅七次，可见遗略未纪的很多。尤为明显的，如宣十六年书“秋，郯伯姬来归”，她回娘家纪载，她出嫁为什么不纪载呢？成公五年书“春王正月，杞叔姬来归”，也不写其出嫁。当然，这两个女子，都是被夫家抛弃而回娘家，但她们出嫁时，怎么能知道她们将被离弃而不书呢？如果说，本是写了的，因其被弃，史官便删去了。那么，难道二百四十二年间鲁国仅有不到十个女公子出嫁吗？

春秋之时，周室固然已经衰落，但名义尚存，所以僖公二十五年载狐偃向晋文公说：“求诸侯，莫如勤王。诸侯信之，且大义也。”晋文公由此称霸。而鲁为周室之最亲近者，并且齐国-仲孙湫说鲁国“犹秉周礼”，“鲁不弃周礼”（见闵元年《传》）。既然鲁国还实行周代礼制、礼节，为什么二百四十二年间，《春秋》书鲁大夫到京师去的仅仅七次，聘问者仅仅二次呢？可见一定有漏载的。

其余明显失载的也不少。如昭公十八年，邾人入鄅。十九年，宋公伐邾，尽归鄅俘。由此可以知道鄅国并未被灭亡。哀公三年，鲁城启阳。启阳即是鄅国。《三传》屡说《春秋》“重地也”（《公羊传》襄二十一年，又昭公五年），“重地故也”（《左传》昭公三十一年），而鄅国为鲁所有，为什么《春秋》不载一笔呢？到今天一直还不明白鄅国是哪年并于鲁，用什么方法并于鲁。又如宣公十年《传》说：“凡诸侯之大夫违，告于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失守宗庙，敢告。’所有玉帛之使者则告；不然，则否。”然而文公六年《经》书“晋-狐射姑出奔狄”，那么，狐射姑应该曾经来鲁，作为“玉帛之使者”，但是《经》和《传》都不曾记载。总而言之，《春秋》失载的事不少，拿辑本《竹书纪年》来看，就有若干条为《春秋》所无，也应属于失载之列。

至于《春秋》是否有传写脱漏，从古今所载《春秋》字数的差距来看，未尝无此可能。《史记太史公自序集解》引张晏说，《春秋》一万八千字。《公羊传》昭公十二年“其词则丘有罪焉耳”下徐彦《疏》引《春秋说》也说“《春秋》一万八千字”。王观国《学林》却说：“今世所传《春秋经》，一万六千五百余字。”李焘为谢畴作《春秋古经序》说：“张晏云《春秋》万八千字，误也。今细数之，更缺一千四百二十八字。”张晏为曹魏时人，王观国和李焘都是南宋初时人。假若张晏的“万八千字”的数字可靠，则相隔九百年光景，《春秋》便漏抄一千四百二十八字。据汪伋《十三经纪字》，依清-乾隆甲寅（一七九四年）刻本，《春秋》为一万六千五百十二字，较之李焘所细数，又少了六十字。辗转抄刻，字数难免有脱落。试想，《春秋》一条，多则二十余字，少则几个字；而自张晏以来，几乎少了一千五百字，至少是脱了一百多条，是不是可以说，这也是造成《春秋》不完备原因之一。（桥注：杨先生的本子，1861条，16773字，每条九字稍多。）

公扈子曰：“《春秋》，国之鑑也。《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见《说苑建本篇》）董仲舒《春秋繁露灭国上篇》说《春秋》“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淮南子主术训》更明白地说：“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亡国五十二，弑君三十六。”其后司马迁于《史记太史公自序》、刘向于所上封事（见《汉书楚元王传》）无不如此说。而按之《春秋》，实际都不够此数，也不知道汉人传说是这样，而不论《春秋》实际纪载；还是汉人所见《春秋》，远比今日所传《春秋》为多。所以我说，《春秋》所存史料并不完备。《左传》虽然增补了些，即“无《经》之《传》”，但还远远不够，春秋二百四十多年间的史实，有不少是失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