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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我对《北京晨报》很失望 -- 深夜腌的萝卜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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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原创】我对《北京晨报》很失望

最近,我看到《北京晨报》正在连载一本书《剑拔弩张的盟友》。这让我非常失望,这是因为,我恰好在之前读过这本书,发现这本书写得非常糟糕,《北京晨报》竟然去连载它?!这让我不得不重新评估《北京晨报》的眼光。

《剑拔弩张的盟友》(我读的版本是台湾的中央研究院联经出版公司在2011年出版的)是由齐锡生教授写的,讲述二战期间中英美这三个盟友之间的关系、重点是中美之间的关系。我过去从未听说过齐教授,通过向专业做历史研究的朋友了解而得知他是台湾人、在美国和港台的华人历史研究者的学术圈子里很有名。我在网上还查到对他的介绍:

齐锡生是香港科技大学社会学部的创部主任,一位老派知识分子,治学认真、仔细、保守,向来是有三分材料说一分話……

看来齐教授确实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历史研究者。然而,《剑拔弩张的盟友》让我大跌眼镜,这本书非常不符合“治学认真、仔细、保守,向来是有三分材料说一分話”的说法。我将在下面仔细介绍这本书的种种不当之处。

1、这本书最重要和最主要的参考资料是蒋介石日记。这让我非常难以苟同。历史人物的私人日记确实是非常有价值的历史资料,但将其作为一本学术专著的最重要和最主要的参考资料是非常不妥的。这是因为,私人日记毕竟是个人私下里写的,难以保证其中透露出来的资料就是无误的,并且,私人是可以在事后修改整理自己日记的。例如,这里有一篇论文专门讨论蒋介石日记的修改,结论是:

上面的对比分析表明,蒋对自己日记的修改,除了尽量雅驯文辞外,主要目的就是改善自己在日记中所展示的内心世界和性格特征,塑造自己的完美人格形象:道德高尚,嫉恶如仇,宁折不屈,忠诚党国事业……。……需要强调的是,这些修改均非一次完成,而全是其多次手订的结果。上引几则日记中,多数都改了三至四次。至少,类抄本都不同于手稿本,而初稿本也都不同于类抄本。批改本与印行本之间,也或有字词差别。须知,《蒋介石年谱初稿》共计73万字,如此反复琢磨推敲,是多么巨大的工作量!蒋介石之所以要花费如此大的力气不断修改自己的日记,根本原因,是他准备把自己的日记公诸于世。事实上,类抄本或引录本就是在一定范围内公开使用的版本。……蒋介石日记是其个人著作,是否改动、怎样改动,或者说,愿意用什么样的面貌出现在公众眼中,均是其个人不容置疑的自由和权利。但是,这种被不断改动的日记具有什么样的史料价值,或者应该如何使用,却是对历史学家智慧的重大考验。如果希望从日记中见到蒋的内心世界,那么,首先就应问一下:这是他什么时候的内心世界,或者说,哪个版本的内心世界更靠谱一些?更重要的是,按照鲁迅的说法,日记历来分为写给自己看的和当作著述的两脉。而当作著述写的日记,即“志在立言,意存褒贬,欲人知而又畏人知的”,[18]便是年鉴派大师布洛赫所说的“有意的史料”,即其作者大都“有意”以自己的文字左右时人和后人的视听。[19]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既然连陈年的日记都要加以不断修改,以引导后人的观感,他此后的日记,又有多少不属于《西安半月记》性质、不是在刻意塑造着自己的“完人”形象、或旨在为自己辩解的虚情假话呢?……

网上此处也提供了一个史料:

1942年3月,熊式辉在赴美前夕与蒋面谈,即直言不讳诘问蒋:“顷闻近来见客颇感窘迫,公文批示亦有搁滞,是否精力时间多耗用于修整过去之日记讲词等文字上?”蒋回答是,熊即称:“在位者以行为言,……何必斤斤计较于文字。”

出处据此网站说是《海桑集——熊式辉回忆录》(明镜出版社)。其实,我在别的网站上还看到有人把上段话的原话扫描成图片贴了出来,我已经把此图片下载、但已遗漏该网站的网址。

由上面可以看出,蒋介石日记的史料价值是大打折扣的。然而,《剑拔弩张的盟友》正是以蒋介石日记为最重要和最主要的资料来源,这让我不得不怀疑此书的历史研究价值。

2、“剑拔弩张的盟友”这一题目完全是标题党。只要读完此书就可以发现中美盟友之间的关系虽然有过很多不愉快,但远未到剑拔弩张的地步。唯一可以说是接近剑拔弩张的事情是史迪威曾让部下拟定一个暗杀蒋介石的计划(该书的第370页,此计划未实施)。但是,齐教授在此书中也承认,此事的资料来源只是该部下在1969年写给美国陆军部的一封信,他并未查到别的资料来源。并且,齐教授自己也推测,此事很可能是史迪威自己自作主张。先不说此事到底是否存在,即使它确实存在,难道可以用史迪威自己的自作主张来代替美国的态度、从而说是“剑拔弩张的盟友”吗?我认为,一个严肃的历史专著是不能用这种拔高的名字做题目。

3、该书指责美国的一个重要论点是(该书第416页):史迪威和美国强迫中国解放缅北后缅北公路陆运的物资远远不如空运,这让解放缅北所付出的代价不值,虽然空运物资大大增加是由于解放缅北而提供了一个更加方便的空运路线,但这是史迪威和美国在解放缅北之前没有想到的意外收获。然而,我记得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写的《缅甸作战(下)》(中华民国史资料从稿,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华书局出版,1987年)中提到(第45、46、75页):在1943年8月的魁北克美英首脑会谈做出决定,史迪威的任务是开辟缅北援蒋地面路线,同时占领缅北大片地域,以保障空运路线不受日军袭扰,这还能增加空运量,之后在1944年8月,史迪威实现任务。我又仔细读了读《剑拔弩张的盟友》,结果发现该书在第325和326页上明确写出:

1943年8月19-24日的魁北克会议……马歇尔通知史迪威说,英美参谋首长联席会至少授权收复缅北,从而建筑新路并扩大空运数量。……英美参谋首长联席会在1943年8月24日作出决定:“在缅北进行战斗。收复缅北的目的是改善空运路线,和建造在陆上通往中国的交通线。……”

我真是觉得惊诧莫名:这不是和第416页的论点完全矛盾吗?《剑拔弩张的盟友》这种写法不是自己否定自己吗?我真是难以理解齐教授的逻辑。

4、该书在讲述国民党军第一次入缅作战时,论述蒋介石的动机是要打一个好仗、维护民族尊严和国家荣誉是蒋介石的重要考量,美国军方和史迪威认为蒋介石一味只想避免战争保持实力的看法是不对的。但是,该书在论述此点时拿出的证据(第112页)是,蒋介石要求部下要把保卫曼德勒看成和南京有同样重要的象征意义。我真是觉得啼笑皆非:齐教授难道不知道国民党军的南京保卫战打得非常糟糕吗?并且,南京很快就被丢失了。

5、该书多次用美军在欧洲战场的消耗来对比美国对中国的援助,从而指责美国对中国的援助过低。我不评论美国对中国的援助到底是不是过低,我要指出的是:反法西斯同盟在欧洲陆地战场和亚洲陆地战场的对手一样吗?日本陆军的装备和消耗比得上德国陆军的装备和消耗吗?可该书只字不提这些事实,让人不免觉得此书过于片面、学术价值低。

6、该书在第218-219页为蒋介石把胡宗南大军放在西北做辩护时说道:“中国政府在广大西北地区所面临的危险,除了日军直接进攻和中共政权的存在之外,还有许多地方政权和军队互相攻击或是和日本政府暗中勾结,如果没有政府军队的驻防和震慑的话,则情况很可能变得无法掌控”。西北确实需要驻军,但也没必要把几十万大军都放在哪里啊!实际上,郭汝瑰在《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中总结豫湘桂大溃败时说:“位于陕西的胡宗南部几十万精锐部队的当面仅潼关附近驻有一部日军,不存在日军可能乘虚而入的危险,该部为什么不能转用于西南战场呢?”实际上,《剑拔弩张的盟友》在第587页提到,蒋介石曾决定从西安地区抽调六万士兵支援昆明防务,但昆明并不是豫湘桂作战的战场。

7、该书在第421-422页讲述第二次缅甸作战和豫湘桂作战的关系时提到:“X和Y两支部队却是中国军队中,剩下来的两支战斗力最强的部队,总兵力不超过20万人。顾此即会失彼,顾彼即会失此,无法分散使用。……”可以看出,该书认为当时的中国军队中能打的就只有不到20万人。这是为蒋介石辩护呢?还是打蒋介石脸面呢?抗战打了六七年,中国军队中能打的竟然只剩下不到20万人,网上曾有人说,蒋介石的精锐都被打光了,但是,精锐从来都是打出来的、而不是养出来的,例如,解放战争中的国民党五大主力中哪支不是在抗战中打出来的?倒是胡宗南的精锐部队被养成了废物。更何况,第二次缅甸作战和豫湘桂作战时的中国军队已经扩充到三四百万之巨、消耗了中国人民无数的财力物力人力,而蒋介石竟然弄得其中只有不到20万人有战斗力,这不是说明蒋介石极为无能吗?实际上,郭汝瑰在《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中说得好:

台湾大量抗日战史著作将这次作战(指豫湘桂作战)失败的主要原因归结为:把大量精锐部队使用于缅北、滇西反攻作战,致使中原战场兵力薄弱。此说有一定道理,但决不是重要原因,更不是主要原因。豫中、长衡作战失败的根本原因如前文简析所言,不是因军力薄弱造成的。至于桂、柳作战,第四战区不论在兵力还是在战略态势上,确实都处于劣势和不利的地位。但即使如此,失败的主要原因也不是由于兵力薄弱。日军是集中了中国战场上的主要作战部队,实施远离后方基地、深入到西南腹地的远程进攻作战,而中国也并非只有一个第四战区的军队在抗战,位于陕西的胡宗南部几十万精锐部队的当面仅潼关附近驻有一部日军,不存在日军可能乘虚而入的危险,该部为什么不能转用于西南战场呢?日军主力南进之后,河南、安徽、湖北、湖南日军的兵力相当薄弱,而且更为分散。日军“中国派遣军”和第6方面军在制订作战计划、决定作战指导时,考虑最多、最关心和最担心的就是后方联络和供应问题,害怕出现“因帕尔”的结局。而第一、第五、第六、第九等战区各握有十几万到几十万兵力的军队,为什么不向当面的日军发动进攻呢?假如及时调动胡宗南部入援,各战区又向日军积极发动进攻,切断第11军的后方联系,桂、柳会战当不是前述的结局。再以桂、柳会战本身来看,失败之快,连日军也因感到出乎意料而惊讶:日军在中、美空军不断袭击的条件下,不过二十几天就前进了700公里(从进攻桂林、柳州至占领独山),平均每天前进30公里。这在当时的条件下,应当是很快的进攻速度了。如果守军都能像衡阳防守作战,或像西江反击作战那样阻击日军,无论如何也不致失败得如此之快和如此之惨。防守设有坚固国防工事的广西门户——全县的中国军队在日军到达前就弃之而去;柳州的守军仅防守1天就仓皇逃离;贵州东南重要战略基地的独山储备有大量武器弹药和军需物资,而且援军第97、第98军的2个师早已到达战场,竟也在日军第104师团1个联队攻击下稍加抵抗就匆匆退走。……由此不难看出,豫、湘、桂作战失败的根本原因不仅在于作战指导的失败,决定性的因素是国民政府最高决策集团的消极抗战、坐待胜利、保存实力准备用于战后对付中国共产党。……

其实,《剑拔弩张的盟友》中在讲述蒋介石在第二次缅甸作战和豫湘桂作战之前也有保存实力的想法,不过,此书说这个想法是(第382页)“他(指蒋介石)预测不出两年之内,太平洋地区将会有一场决战,届时中国务须争取有一支强大军队去参加此阶段的战斗”,蒋介石本想保存精锐去参加这次决战。这让我笑掉大牙:一是如前所述,精锐部队是打出来的、而不是养出来的,二是,蒋介石或者齐教授难道不知道当时的蒋介石控制区离太平洋战场有多远吗?(这里要提一句,中国战场是中国战场,太平洋战场是太平洋战场,二者之间并无统属关系,请见《剑拔弩张的盟友》的封内插图。)

8、该书还用相当篇幅来对比德苏顾问和美军顾问在中国军队中的表现,主张德苏顾问的表现比美军顾问强。我想请问齐教授:是德苏顾问在中国军队时中国军队对日本打的胜仗多?还是美军顾问在时多?

9、该书在第583页讲述豫湘桂作战时提到:“李、白两人(指李宗仁和白崇禧)是蒋介石最信赖的地方军人……即便是蒋介石最亲密的政治伙伴,他们也必须保护手下亲信,而不愿意将其交付蒋介石接受军法审判……”。我奇怪的是,齐教授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李白二人根本不是蒋介石最信赖的地方军人和最亲密的政治伙伴?例如李白二人在蒋介石的两次下野中扮演有重要角色,至于在蒋桂战争、中原大战中对蒋更是大打出手,这可不仅仅是剑拔弩张啊!至于说地方军人不愿把自己的亲信交给蒋介石接受军法审判,还是先看看蒋介石是怎么对待自己的亲信部下的吧——蒋介石的亲信桂永清和黄杰在徐州战役的豫东作战(发生在豫湘桂作战前)中私自逃离战场,对徐州战役的失败有着重要责任,徐州战役的失败直接导致蒋介石掘开花园口、导致89万中国老百姓死亡(三倍于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可是,桂永清和黄杰受到什么处罚呢?也就是坐了一阵冷板凳,后来照样升官,例如黄杰在豫湘桂战役发生的同时在远征军中任高官。

10、该书还犯了一些低级错误。例如,该书在第386页提到,1942年美国给中国第一笔借款。这是错误的,第一笔借款发生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该书目录中,第8-12章的页码全部错误。

由以上可以看出,该书是大大不符合“治学认真、仔细、保守,向来是有三分材料说一分話”的标准。

该书也透露了一些值得注意的资料,例如:

1、该书在第11页提到,蒋介石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对战胜日本的定义是“并不是妄想在军事上‘击溃’日本,而是使日本在华侵略行动因无法进展而被迫终止”。难道日本终止侵略行动就算战胜了?那么,已被日本占领的华北、华东、东北、台湾等地就不要了?该书在第187页还提到,对于1942年6月26日蒋介石夫妇和史迪威的会谈,“中方逐字逐句的会谈记录却写道:‘夫人(指宋美龄说):每次英国军事失利,辄夺我军备或强取拨归我用之器材,苟此风不戢,实不知中国继续抗战有何裨益。’”难道中国抗战是为了军备和外援?难道不是为了日寇铁蹄下的中华民族和领土?蒋介石夫妇对抗战、对中华民族的态度真令人齿寒!

2、我常看到有人说蒋介石领导中国抗战的一大功绩是使中国成为国际四强之一。《剑拔弩张的盟友》在第23页提到蒋介石自己对这事的看法:“……中国一跃而成为世界四强之一……大部分学者却把这一事实,解释成是罗斯福总统对中国的恩赐。原因是只有罗斯福坚持承认中国的四强地位,而英国和苏联两国都对之视若罔闻,觉得他是多此一举。有趣的是,蒋介石当时也颇为同意这种看法,并且经常提醒自己,中国的新国际地位远远超过了它真实的国力。比如说……(后面是引用蒋介石的日记,我就不抄书了)”

3、该书在第38页提到,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担心缅甸的国际交通线被日军切断,准备的应对措施之一是:“根据中国政府内部研究,从中国通往印度最好的途径是假道西藏,其优点是路程短,施工容易,并且远离日军威胁……”。看到这里,我无语了,当时的国民政府竟然认为进藏公路施工容易?要知道,在解放后,在新中国强大的组织能力之下,青藏公路修了四年才通车,新藏公路修了一年半才通车(这个虽然快些,但肯定不在当时国民政府的考虑之下,因为当时的新疆到内地的交通也很不方便,并且新疆被军阀盛世才控制),川藏公路修了四年半,至于滇藏公路,它不是主要路线。国民政府可真会想象。为什么这个计划没有实施呢?该书继续说,当时的西藏领袖表示反对,“重庆政府因为不愿意在抵御外侮的战争中进行内斗,所以很快就放弃了此一构想”。请问齐教授,皖南事变是什么?

4、该书在第244、245页提到当时的中国驻美大使胡适的表现:“当美国军部以自己的本位主义立场和利益为出发点时,它最嘉许的中国官员想必非胡适大使莫属。因为胡大使永远尊重任何美国处理援华事务机构的裁决,温顺体贴,从不争辩。换句话说,军部最乐意打交道的中国官员,是一位‘守本分’、‘讲分寸’、‘识大体’而从不作‘非分要求’的人,一切听从提供援助方(美国)的安排和吩咐。即使中国的要求遭到拒绝,也决不请求说明原因或是进行申诉。最后,即使在军部不能兑现或是半途撤销已经承诺过中国的援助时,他也从不批评或是抱怨”。温顺的胡适?哈哈哈哈哈哈……笑完之后,我觉得非常悲哀,胡适竟然是这样的人!这样的人竟然被蒋介石任命为驻美大使!该书还提到,宋子文与胡适截然不同,在美国时常常为了中国利益而与美国抗争,最后,蒋介石怕他得罪美国人而把他召回中国。从中可以看出蒋介石对外软弱的本质!

5、该书在第316页给出了美援的数据。从中可以看出,美国在1941-1944年给予中国的援助合计达2.28亿美元。我真没想到,这实际和苏联在苏德战争爆发前给予中国的援助(2~2.5亿美元)差不多,然而苏联的国力可比美国差得远。只是在1945年,美援当年增至11.07亿美元,但日本已经快投降了。

读完此书,我更是深刻了解了蒋介石集团对中华民族、对抗战的真正面目,我更是理解了中国共产党和美国对蒋介石抗日不力的批评。然而,此书的低劣水平不容忽视。再想想黄仁宇教授的言论:“不为华北无辜受害之民众伸冤固为心忍,若兹后仍将冈村宁次判罪处刑亦不近人情”。(《关系千万重》,黄仁宇著,三联书店,2001年,第187页。)再想想余英时教授对郭沫若的诬陷。我不禁对港台和美国的华人历史学家圈深深失望,因为齐锡生教授、黄仁宇教授和余英时教授都是港台美华人历史学术圈中的巨擘。我更加失望于大陆某些人和某些机构对他们的吹捧,例如《北京晨报》和《南风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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