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Diarmaid Macculloch：基督教简史 -- 万年看客

当杰拉苏在大约180年左右写下这段文字时，对于罗马读者而言这段文字或许具有着新鲜而可怕的意义。二世纪期间帝国的扩张停止了。图拉真皇帝（98-117年在位）吞并了今天的罗马尼亚与伊拉克，罗马的版图也在他手下达到了极致。从此之后，帝国边境以外的其他民族就开始反向发力，这意味着从此以后的罗马皇帝们都要为了巩固边疆而征战不休。几百年来，无数原本位于中亚的民族被迫向西迁徙，这个漫长过程此时进入了新阶段，对中欧地区的部落造成了冲击，迫使他们也向西南方向的罗马帝国境内迁徙避难。166-167年冬天多瑙河上冻，成千上万名伦巴第人趁机渡河入境并大肆破坏了帝国的中欧行省，这对于帝国来说可谓一场大灾。三世纪初的帝国东部边境情况还要吃紧。萨珊王朝从邻近的安息人手中重新赢得了伊朗的独立，并且下定决心要为了几百年前由雅典人以及亚历山大大帝身后的希腊化王国所施加的屈辱向今天的希腊-罗马世界发动报复。萨珊王朝奠基人阿尔达希尔国王额外将古代伊朗国王与征服者大流士的名字加封进了自己的尊号当中，十分明确地表明了重振武运的意图。260年，阿尔达希尔的儿子沙普尔在战场上生擒罗马皇帝瓦莱里安，将罗马羞辱得无以复加；瓦莱里安死在了监禁当中。*25*

不过假如帝国能在贤明的统治者手下团结一致的话，这个局面还算不上十分恶劣。尽管统御西方历史上最大帝国的心理压力在一世纪将不止一位罗马皇帝逼得精神崩溃并陷入疯狂，此后的帝国还是在弗拉维王朝与两安东尼时代迎来了一系列才智兼备的统治者。然后两安东尼时代的最后一位统治者康茂德再度疯病复发，最终死于意在自保的情妇玛琪亚之手（她是个基督徒，日后十八世纪的伟大史学家爱德华.吉本对行刺场景进行了最为犀利的精彩描写，顺带贬损了一把基督教）。*26* 帝国陷入了混乱与内战，然后一位名叫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的北非军官在192年称帝，他的儿子们接班之后恣意施暴，全无他们父亲的政治头脑。自从211年塞维鲁死于不列颠的约克之后到284年戴克里先独掌大权为止，基本上没有出现过自然死亡的罗马皇帝。罗马帝国陷入了风雨飘摇当中，今天的我们对这几十年的历史知之甚少，这一无言的现实很能说明问题。

领导层的失败导致了整个政治体系的动荡不安。短命的塞维鲁王朝是靠一场军事政变发家的，直到四世纪为止许多其他后续政权也都如法炮制。这样上台的皇帝无法诉诸传统来确立正统地位，因此越发依赖于军队的好恶。“愿你们兄弟和睦相处，让士兵们都发财，不要管其他人。”这是塞维鲁临死前向儿子们交代的遗言。他们听取了后两条建议。*27* 在持续的边境战争以及同样难打的内战当中，军队的需求压倒了一切：为了发军饷，税收一路飙升，众多老百姓背井离乡甚或落草为寇。这一来为了镇压平乱又得扩充军队。如此就形成了恶性循环。不计后果的帝国货币贬值导致了猖獗的通货膨胀，使得局势雪上加霜，社会中有许多部分都倒退回了易物交换经济。

罗马帝国居然能够挺过三世纪，这一点本身已经足以说明帝国究竟有多么强大了。罗马帝国的确挺了过来，没有像同期遭遇危机的安息帝国那样覆灭。实际上东罗马皇帝还一直延续了将近千年之久。但是挺过这一关也是有代价的。帝国政府就此变成了古代的警察国家。284年戴克里先恢复了经济以及部分政治领域的长期稳定之后这一情况也未得到矫正，反而愈演愈烈。这一切都预示着城市生活的精密平衡即将惨遭毁灭，而自从希腊城邦的全盛时期开始这一点就成为了就成为古典文明的基础。在这种平衡之下，富有的市民们会自愿接受公职，盖房起楼，修桥铺路，引水入城；这是对公共精神的必要展示。现在已经没几个人愿意包揽这种任务了。帝国当局要么得强迫人们接受公职，要么就得派出自己的官僚在军队撑腰之下处理各种事务。这一新形势导致了可悲的现象：三世纪罗马城市的城建热情往往体现在防御城墙上面，部分建筑材料往往是遭到拆毁的民房。考古学家们还发现许多此类城防工事都有一个特别险恶的特点，就是仅仅包围行政中心与富人区所在的那部分城市。城市居民历来的团结精神已经萎缩枯死了。

城邦自治文化的终结对于宗教有着极大的影响。传统崇拜活动都与的地区认同息息相关，即其所处乡镇或城市以及维持其运行的政府。传统宗教的衰落可以通过考古得到证实，神庙里收到的还愿贡品越来越少，神庙的收入逐渐降低，有些地区已经不再雕刻新的许愿铭文了。*29* 就算是没有基督教，此时的宗教文化也会发生转变的。篡权上台的塞维鲁王朝开创了一套意义重大的范式，为了支持自己名不正言不顺的统治，塞维鲁王朝鼓励人们将众多各异的地区性神灵视为至高唯一神的不同侧面，并由此认同这个唯一神：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尤其信奉埃及神祗赛拉匹斯，不过他也允许人们将皇帝崇拜与任何在特定地区香火茂盛的地方神灵联系在一起。*30*

这种新兴宗教氛围不仅仅是官方崇拜或帝国施压这么简单。三世纪是所谓的“焦虑时代”，现实驱使着人们投向宗教寻求慰藉。*31* 个人化宗教的理念也遭受过挑战，但是当时文化精英的存世文稿的确显示了人们对于这种理念的新兴趣。在较为太平的时代，传统主义者们对旧神的崇拜以及基于良好教育的犬儒主义在杰拉苏之类的贵族成员看来天经地义，而现在的个人化宗教则与之相去甚远。太阳崇拜稳健地越发壮大，在阳光明媚的地中海地区人们普遍选择这个象征也是很自然的。基督教并非当时唯一一个主打唯一性、采取严格入门测试或者期待这些做法能够带来有道德生活与持续净化的宗教。崇拜太阳的密特拉教像基督教一样源自东部，同样也拥有上述特点。毫不奇怪的是，基督徒们对于密特拉教徒的态度尤为恶劣。*32*

密特拉教在帝国的亮相时间早于基督教，但是基督教此时的发展势头使得人们有可能扶持另一门有意识与基督教竞争的崇拜，而且这门崇拜还应当像殉道者游斯丁所说的那样努力将遵守宗教仪式的行为与严肃而系统化的针对古典哲学重大议题的兴趣结合在一起。基督徒一直试图与哲学家们发生联系，现在哲学家要决定自己对基督教的态度了。三世纪初期塞维鲁之妻茹莉娅.多姆娜所豢养的学者斐罗斯屈拉特为提亚纳的阿波罗尼奥斯撰写了一部传记。这位简朴克己的哲学家出生于耶稣受刑的同年。斐罗斯屈拉特将他描述成了一个和耶稣一样能够施行奇迹、拥有治愈灵力的人。但是阿波罗尼奥斯的故事并非以折磨与十字架来收尾。在与多米田皇帝（基督教作家笔下的头号大反派）进行了一场精神昂扬的冲突之后，他趁人不备离开了皇宫，躲开了暴君的怒火。尽管这次他现实得有些不太讲究，日后却也大展神力，远在艾菲索斯就用千里眼看到了多米田在罗马遇刺而死的景象。阿波罗尼奥斯传记当中究竟包含多少虚构成分根本无关紧要（尽管虚构部分一眼就能看出来）。这本传记的价值在于提供了塞维鲁时代对哲学家最为美化的描述，另外十分值得注意的一点在于斐罗斯屈拉特在自己的作品中从来没有提到过基督教。很明显阿波罗尼奥斯打算与基督耶稣抢戏。这种行为惹得基督徒们火冒三丈。一个世纪以后，基督教史学家恺撒里亚的尤西比乌斯还专门写过一篇攻击他的文章。*33*

此时有文化的人们都认为对于奇迹——例如斐罗斯屈拉特笔下阿波罗尼奥斯所实行的各种事迹——抱有兴趣是很体面的。此外他们也对各种带有宗教甚至魔法属性的哲学思想越发感兴趣。斯多葛主义失去了思想界的统御地位，这使得二世纪的罗马皇帝马库斯.奥勒留成为了斯多葛主义最为重要的支持者之一。现在最时兴的思想流派是新柏拉图主义，这是一门从柏拉图主义发展而来并着重强调其宗教因素的思想。新柏拉图主义的最主要宣讲者是普罗提诺（205-270）。从有关史料看来他似乎是西方历史上第一位可以确诊的阅读障碍症患者，这或许可以解释他为什么不愿写东西。一位有些自大的传记作家兼编辑蒲尔斐利在四世纪初将普罗提诺的著作结集出版，他极富感染力的演讲内容也借此在增长迅速的知识分子崇拜者圈子里流传了开来。

普罗汀是奥利金在亚历山德拉高等学院的年轻同代人，他对于至高神的描述与奥利金也有几分相似。他也谈到了三位一体的神性，分别是太一、精神与灵魂。太一代表绝对完美，精神是太一的映像但是可以借助低等感官加以感知，而灵魂则充溢世界，因此不同于完美的太一和精神，拥有分化的能力。在这套体系内没有道成肉身的基督，个体灵魂需要对神性进行天人感通式的沉思，借此来恢复失去的世界和谐。这种天人感通的境界十分罕见，普罗汀承认自己毕生当中也只体会过四次。新柏拉图主义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旧式宗教形式，尽管它也可以与罗马旧神融洽并存，只要将其全部纳入精神的范畴就可以了。他的弟子蒲尔斐利也在自己的作品中鼓励这一趋势，这成为了另一股团结地中海地区各种宗教的力量。千百年来的基督教思想家们往往会难以免俗地着迷于新柏拉图主义。我们也将在下文中反复遭遇到这种思想的效力。

另一门与基督教一样发源自闪族背景的新宗教也对基督教造成了同样强大的挑战。构成挑战的是一位名叫摩尼的新先知的教诲。这位先知大约在216年出生于塞琉西-泰西封。年少时他目睹了安息沦陷于波斯之手，不过他起初设法博得了新任统治者的好感，尽管最后他们还是把他投入了监狱，他最终于276或277年死于狱中。他的旅程远至印度，大约与叙利亚基督教试图在东部落脚的时间相重合。他接触到了佛教与印度教，使他可以与此前就已经接触过的诺斯替教派与公教派基督教信仰相对照。或许正是家国沦丧的感受促使摩尼将旧国边境上的所有宗教整合在了一起。一个充满了各类跨文化交流的社会很显然需要此类整合的结果，因为他的努力收到了巨大的成功。

摩尼将所有这些他所尊敬的宗教以及他本人的感悟结合起来创立了新兴的摩尼教。就像此前的诺斯替派二元论一样，摩尼教也对人世间的苦难进行了极为露骨的描述，并将其表现为势均力敌的善恶势力之间无休止斗争所产生的表面现象。耶稣在摩尼的神性体系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实际上，他就像大数的保罗一样习惯自称为“基督耶稣的使徒”。对于他来说耶稣就是末世审判的法官，具备神力的治疗者与布道者；而且摩尼眼中的耶稣正如同众多诺斯替教派世界观为他在救赎大业中安排的角色一样没有实际的人类形体。物质是囚禁个体精神使之无法返回天堂的牢笼。因此摩尼笔下的耶稣说出了极为自相矛盾的言论：“阿门，我被抓住了；再次阿门，我被放开了……阿门，我受苦了；再次阿门，我没有受苦。”*35*

摩尼的讲道在时间与地理方面都与东方基督教的发展相一致。摩尼教的传播远至中国与罗马帝国境内。*36* 地中海东部地区的基督徒们尤其认为他的讲道内容就像此前诺斯替教派传道者们的理念一样吸引人。而身为传统派的戴克里先皇帝就如同厌恶基督教那样厌恶摩尼教，甚至早在他与其他后任皇帝屈服于冲动驱使而开始野蛮地迫害基督教之前，他就曾下令摩尼教徒与基督徒一经发现都要活活烧死。*37*在埃及有一个名叫易司曼特.埃勒‐哈拉布的绿洲，古时候这里曾坐落过一座名为喀里斯的小镇。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此地的考古工作发现了一批希腊语、叙利亚语与科普特语莎草纸，这批材料的现世一下子提供了大量关于四世纪摩尼教的信息。根据这批材料，摩尼教似乎是基督教的一个变种，他们自认为是镇子上的教会，过的是集体生活，而且几乎可以肯定他们的日常宗教生活是围绕着一座修道院展开的。这批材料中有两块木牍，上面写着叙利亚文的摩尼教核心词语与相对应的科普特语译文。这件文物表明这个使用科普特语与希腊语的摩尼教团体与千里之外位于叙利亚的其他摩尼教团体之间存在着相当的共性，很容易令人联想到基督教公教会要在全世界生根开花的愿景。毫不奇怪地是，主教化的基督教教会十分憎恶摩尼教，以至于一有机会就试图将其根除殆尽。基督教教会从未反对过戴克里先火烧摩尼教教徒的规定。实际上几百年后的拉丁语教会还模仿并扩展了戴克里先的政策，将其他基督教“异端”也当成了火烧的对象。\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