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Diarmaid Macculloch：基督教简史 -- 万年看客

对于罗马帝国境内的基督教来说，眼下是个极为危险的时刻。任何人在环顾了303年地中海世界的局势后都完全有理由认为这将是一场精心安排的最后冲突，冲突双方分别是希腊-罗马宗教与政治传统联盟与一个徒然试图改造帝国、现在遭受报应的组织。但是基督教绝不仅仅只是受困于罗马帝国内部的囚徒。一个世纪之前，在罗马的地中海行省以东地区曾经发生过一件大事：木匠之子与制造帐篷的罗马公民的宗教与一个君主政权结成了同盟，这也是基督教自创始以来第一次得到权势集团的撑腰。在帝国以外的文化圈中，基督教找到了希腊语与拉丁语以外的其他语言来进行自我表达。与那些身居帝国前线的基督徒相比，这里的基督徒有着不一样的侧重点与关注点，他们所塑造的基督教传统也有着十分不同的特点。这些人直到今天依旧存在，提醒着希腊-罗马文化的继承者们，基督教发源于中东而且当初很有可能向东发展而不是向西。在第7章与第8章我们将会追寻着这些人的故事步入十四世纪，之后还要讲述拉丁、希腊以及斯拉夫教会的故事。这样做对于早期基督教的多样性是一个很有必要的提醒。对于那些企图将基督教信仰与活动强行同一化的当代基督徒来说这是十分重要的一课：这种同一性从来都不存在。

基督教的发源圣地位于闪族文化区最南部，该文化区始自西奈沙漠，靠近埃及边境，直抵屏障着亚美尼亚高原的托洛斯山脉，绵延七百余英里。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穿过其北部并流向东南地区，滋养了丰饶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两河之间的土地”）并最终流入波斯湾。罗马人用“叙利亚”这个词统称包括巴勒斯坦在内的这一地区，今天这里则在政治层面上划分成了以色列、巴勒斯坦、约旦、叙利亚、黎巴嫩、北部伊拉克与南部土耳其等各个部分。今天这里的紧张局势并非新鲜事物。这一地区从来都忍不住同时向两边张望，向西越过地中海，向东越过中亚并沿两河而下，该地区在经济上的幸运与政治上的不幸皆因此而起。从贸易交通角度来说，这里是通向西方的海路枢纽，向南进入非洲的陆路枢纽，也是向东穿越亚洲大草原的通路的起始点，这条通路几百年前就已经称为了通向中国的“丝绸之路”。从政治角度来说，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为此后一系列彼此作对的强权与文化形成了两条你争我夺的边界——就基督教形成初期来说，西边是罗马帝国，东边是帕提亚帝国或者说安息帝国，日后又成了萨珊波斯帝国。

甚至就在二世纪罗马势力扩张越过幼发拉底河的鼎盛时期，叙利亚地区的大部分也只是浮皮潦草地有一点希腊-罗马世界的样子。古典建筑风格的政府办公楼庄严肃穆，希腊化的城市精英尽可能地模仿着雅典的光辉岁月，但是在街头巷尾的嘈杂声中，希腊语与拉丁语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则是当年耶稣母语亚兰语的变体。此类语言被称为叙利亚语，有一套单一的字母表（Estrangela）。最终到了五世纪过去之后，战乱与基督教内部的纷争使得幼发拉底河成为了一条几百年不曾变动的边界，加强了河两岸东西叙利亚对于彼此差异的认知。结果就出现了两种解读叙利亚语的方式，叙利亚字母表也花开两朵，分化成了西部的谢尔特体（Serto）与东部的景教体（Nestorian）。

并不奇怪的是，叙利亚基督徒一直与犹太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对于想从美索不达米亚前往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来说此地是必经之路，而位于美索不达米亚的巴比伦直到此时依然存在着规模庞大、传承得力、自流放时期维持至今的犹太社区。底格里斯河以东某小国阿迪亚波纳（位于今天伊拉克境内埃尔比勒附近）的国王还在一世纪受犹太商人的影响而皈依了犹太教，并且在66-70年的犹太叛乱中提供了积极的援助。*49* 在大环境的支持下，犹太人在当地十分活跃，因此基督教也早早来到了这里。遵循编纂于叙利亚地区的《十二使徒遗训》的先例，叙利亚教会的祷文一直比其他地区更有犹太特色。*50* 很快就出现了叙利亚语的圣经，这版圣经的五世纪发展形式被称为别西大译本（Peshitta）。“别西大”这个词的意思是“简单的”或“通行的”（就好比四世纪拉丁语圣经被称为“通俗的”或者“白话的”）。这版圣经中的旧约部分很可能是说叙利亚语的犹太人独立编纂出来的。

幼发拉底河畔有一个名叫多拉欧罗波斯的希腊化叙利亚小城，256-257年间在遭受罗马军事占领之后又毁于萨珊帝国之手。*52* 这座就此遭到废弃的城市得到了极为完整的保存，成为了二十世纪考古学家的天堂。当年城内的不幸居民们在承受刀兵之灾时恐怕不会因为这座城市今天的鼎鼎大名而感到多少慰藉，不过这座城市同时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已知现存犹太教会所与已知现存基督教教堂的所在地。两座建筑都在建成若干年之后的最后一次围城中被埋进了城防工事里面，两座建筑都不仅因为年代久远、还因为壁画精美而声名在外。犹太教会所里的希伯来圣经题材壁画在画工上还要比教堂里的壁画精美不少。这些壁画对于日后普遍反对神圣题材艺术表现的犹太人来说是一个很有教益的意外，尽管作为壁画它们严格来说并不违反十诫第二条禁止雕刻塑造偶像的规定。*53*

多拉欧罗波斯的基督教教堂是由一座乡间别墅改建的，因此在制式上十分不同于世界其他地区的基督教教堂。就像接下来几百年里发展起来的其他教堂一样，这座教堂里也有为教众集体祈祷与洗礼仪式而准备的独立房间，依然还在接受受洗前教义启蒙的准基督徒们（catechumen）也有属于自己的独立空间。但是这座教堂有一点十分古怪之处，这一点与其后任何教会建筑都绝不相同，直到一千三百年后新教改革时期才出现了一些与之相似的激进设计：这座教堂里没有任何可以充当圣餐台的结构。*54* 教堂内各个房间的壁画有别于犹太教会所，均取材于新约，包括好牧人基督（早期基督教艺术最喜欢的题材之一）与三位玛丽亚于耶稣复活后查看空坟。不过当代基督徒期待看到的某些造像在这里并不存在，基督受十字架钉刑这一表现形式在五世纪之前的基督教艺术当中是根本找不到的。早期教会艺术主要着力表现人身生涯或者获得新生的基督——在此期间从未出现过基督受十字架钉刑而死这一后世西方教会当中普遍流行的表现形式。

叙利亚地区还有另外一个边境小国奥斯若恩，该国首都埃德萨（今土耳其的乌尔法）提供了距今最早的教堂修建记录，比多拉欧罗波斯教堂的修建时间还早。根据史料我可以得知这座教堂在201年被洪水冲毁了。*55* 后来罗马在三世纪四十年代占领并吞并了奥斯若恩，但在此之前基督教已经在国王的扶植下获得了繁荣发展。后世的叙利亚基督徒通过纪念一位传奇式的奥斯若恩国王阿布加五世（Abgar V）来缅怀这段历史。据说此人在一世纪曾从救主本人那里得到过一张基督耶稣肖像，还与他有过书信往来。四世纪希腊史学家尤西比乌斯对于阿布加国王很感兴趣，他把这批所谓的信件保存了下来，不过很显然他当时还并不知道肖像的存在。这段精巧的传奇故事在叙利亚以西地区家喻户晓。部分原因在于这段传说弥补了早期基督教故事中一个令人尴尬的不足，即基督教与王权之间密切关系的欠缺。考虑到他本人对于君士坦丁一世与教会新近结成的同盟关系进行了热情洋溢的编年史记述，这一点可能也正是尤西比乌斯讨论阿布加的原因。同样，随着遗物崇拜在四五世纪不断升温，许多虔诚的基督徒开始痴迷于所谓基督自己留下的遗物。在一个情节精巧的故事中，这幅肖像变成了一块神奇地印上了图像的织物——众多基督教同类陈列物品中的第一件——并因此具有了强大的神力。日后到了944年，一块当时被称为埃德萨之巾（Mandylion of Edessa）、拥有治病救人之能的神布被人带到了君士坦丁堡。再后来这个故事进一步向西发展，与保存在都灵大教堂的神秘基督裹尸布联系在了一起，尽管这件令人叹为观止的文物很可能出自中世纪的欧洲。*57*

阿布加传奇所引发的最为古怪的结果就是重新提起了人们对于中世纪以及都铎王朝时期英格兰的兴趣。阿布加的拉丁文名字是伯沙之王卢修斯（Lucius King in Britium），伯沙是当时俯瞰埃德萨城的山顶堡垒的拉丁文名字。结果在十分具有创造性的误解之下，阿布加就成了不列颠之王卢修斯（King Lucius of Britannia），欢迎着早期基督教传教士们踏上英格兰的绿野乐土。这个特大误读一开始看来似乎是六世纪某罗马教皇身边某作者犯下的，但是这个故事却得到了早期英格兰新教徒的热爱，因为他们需要为英格兰教会的起源寻找一个称心的起源，借此摆脱格里高利一世教皇派来的坎特伯雷的奥古斯丁的烦人干涉。但是阿布加传奇更为常见的用途还是在英国宗教改革期间被众多斗志昂扬的神职人员拿来为论辩服务。这个故事原本的目的地是证实叙利亚教会的早期皇家根基，但现在的解读已经离题万里了。日后的叙利亚主教与地方领袖为了讨好或取悦位于君士坦丁堡的晚期罗马帝国皇帝很可能将阿布加的故事编排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之所以能将这个故事追溯到一世纪，是因为奥斯若恩王朝的大部分国王都叫阿布加。假如说埃德萨王朝青睐基督教会的故事还有任何较为可信的历史背景，那么最有可能涉身其中的国王应当是阿布加八世“大帝”（177-212年）而不是一世纪的阿布加五世。自一百五十年前阿迪亚波纳王室皈依犹太教之后，阿布加八世在二世纪末首次为基督教在埃德萨提供了落脚点。

但是埃德萨教会与叙利亚的重要性远不仅仅局限于关于一块披巾的传奇故事。它们为普世教会留下了多方面的遗产，而且并非总能使西方基督徒感到愉快。正当从伊格纳丢到奥利金的历代学者与监督忙着在帝国公教会框架下塑造基督教信仰的时候，叙利亚教会当中每每会发出个人的声音并经常引发西方邻居的怀疑与谴责。叙利亚教会当中第一位年代可考的重要角色是一位好斗的美索不达米亚皈依者，此人在二世纪中期远赴罗马进行学习，他的希腊文与拉丁文名字叫做他提安。他提安在罗马师从殉道者游斯丁，并效仿老师为基督教的悠久传承撰写了一篇激昂慷慨的辩护文章，赢得了公教会基督徒不情愿的表扬——“他所有文章中最优秀也最有用的一篇”，将近二百年后尤西比乌斯如是评论道——但是他的独立思想招致了众多指责，说他是华伦提努的诺斯替教派的拥护者。这一指控很可能是有意抹黑，因为他提安还从事了另一项重大工作：他将四本正典福音书加以整合，编纂了四福音合参（Diatessaron）。这件工作看上去可能很有争议，但是他提安选择了教会所接受的四本主流福音书这个事实已经足以表明他与诺斯替教派传播的福音书之间距离有多远了。

许多人都认为四福音合参十分有用。多拉欧罗波斯曾出土过四福音合参的羊皮纸残篇，有几个版本的整合福音存在了很长时间，大约在五百年后被翻译成了阿拉伯文与波斯文。尽管四福音书的地位最终压倒了他提安的综合版本，但是当时许多基督徒都很不理解为什么一定要用四本对不上茬的福音书来传播同一个好消息。当时地中海东南地区至少有一家叙利亚教会使用着与正典完全不同的福音书，因此创作一本单一确定的福音书作为礼拜之用是很有必要的。整合的福音信息还是对抗马西翁直译主义的有效武器——考虑到叙利亚基督教依旧与犹太教保持着不同寻常的密切联系，马西翁的反犹立场在叙利亚危害尤甚。*63* 尽管他提安的反马西翁立场无懈可击，他的整合福音书以及绝大部分著作还是因为后世的基督教审查制度作梗而没能完整地流传至今。根据目前现存的证据，我们能对他的为人提出的最严重的指摘就是他十分热情地投入了即将在下一个世纪升华成修道制度的避世生活、他在二世纪就开始坚守禁欲苦修的价值，这一点提醒我们在考察修道制度的起源时应当摆脱惯常的说法，将目光投向埃及以外，将这一荣誉归于叙利亚。用日后基督教历史记录里的话来说，他提安是一个生不逢时且生不逢地的人。*64*

与西方公教会更为明确地不对付的是二世纪晚期距离他提安一代人时间的巴尔戴赛（希腊语称作巴尔德撒纳斯）。有些史料声称，就像此前的他提安一样，他也撰写了一版福音书（就算这本福音书的确存在过，现在也已经彻底失传了），尽管他也坚决反对马西翁教派，但是后世基督教作者们还是将他划为了异端。他否定肉体会随灵魂一起复活这一已经成为主流基督教教义的观点，而且由此推而广之还否认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肉身受苦。毫不奇怪的是，更加自觉的四世纪叙利亚东正教神学家厄弗冷毫不客气地将巴尔戴赛称为“摩尼教的教师”。*65* 但是厄弗冷还是在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上肯定了自己这位异端先辈的价值：他承认自己从巴尔戴赛撰写的圣歌当中借用了不少歌词与旋律，只不过向原有歌词中补充了新兴的正确神学术语，因为它们十分优美，“至今仍有蛊惑人心之能”。

这条评语着重表现了叙利亚教会最为主要的特色：叙利亚教会开创性地创作了一大批教会音乐、圣歌与赞美诗。尽管巴尔戴赛的开创性赞美诗除了通过心怀敌意厄弗冷心怀敌意的滤器之外极少流传至今，大量叙利亚赞美诗还是通过一部名为《所罗门之歌》（Odes of Solomon）的合集保留了下来。这批赞美诗中的一首很可能是圣经文本之外最早将耶稣生母玛丽亚视为童贞女的作品。此外这批赞美诗还开创了叙利亚基督教的一大特色，对圣灵以女性相称，尽管日后的基督徒认为这一做法不成体统并在400年左右通过强行规定语法词性把圣灵一词重新定义成了阳性名词。*67* 厄弗冷本人的大部分作品使用得都是十分漂亮的节奏诗句，无论是为了论辩还是祷告。而且他本人也创作了好几百首赞美诗，这些赞美诗经常在礼拜活动上为经文的咏唱进行补充，从很早开始这些赞美诗就在其他东方教会得到了广泛的翻译与应用。下面这首赞美诗描写得是圣诞节的景象：遍地的财富，盛情的款待，还有——这一意象非常大胆，恰似当年耶稣的作法——放纵的劫掠：

“看哪！头生子已经为我们开启了他那如同宝库一般

的飨宴之日。这一天，

一年之内最完美的一天，将要开启

宝库的大门。来吧，趁这大门

关闭以前，让我们尽情享用其中的财宝。

那掠夺宝库当中生命之财富的警醒者

有福了。若是某人看到他的邻居

搬走了许多财宝，而自己却在宝库里

打盹昏睡，结果空手而归，那是多么的耻辱！

在这场飨宴上，愿人人都能用珍宝

装饰心门。愿圣灵有意

入门驻足，点化心房。看哪！

她在各人的心门前四处巡游，

寻找自己的落脚之处。”

厄弗冷开创的音乐先例成为了叙利亚基督教最为人称道（尽管未必家喻户晓）的遗产。他的成就促进了希腊语赞美诗的创作，结果就是所有东方教会的祷文与西方教会相比都有着更加深厚的诗歌基础。叙利亚基督教的音乐传统包含着由激昂的重复节奏诗句组成的赞美诗，听起来的效果十分不同于希腊或俄国东正教传统。而且在叙利亚东正教基督徒——他们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遭到放逐离开了埃德萨，目前定居于叙利亚城市阿勒颇边界附近——的崇拜体系当中还保存了一套风格迥异的圣歌与咏唱音乐形式。这是属于建立了圣乔治教会的阿勒颇难民后代的骄傲遗产，很可能代表着基督教历史上已知最古老的音乐表演传统。

但是音乐仅仅是叙利亚基督教遗产的一部分。音乐是崇拜活动的一个侧面。在叙利亚教会当中——以东方教会为主（下文中的第7章与第8章还要对其加以着重讨论），不过也包括几百年来逐渐接受西方公教会权威的部分教会——留存着一套经常使用的圣餐礼祷文，这是同类祷文中历史最悠久的一套。今天这套被人们称作亚戴马穆经（Liturgy of Addai and Mari）的祷文已经成为了圣餐崇拜的核心，应用于洗礼与授予圣职等各种仪式上。这些做法使得这套祷文与叙利亚教会尊崇为开创者的那些人们联系在了一起。但是毫无疑问的是这正式埃德萨教会当年使用过的圣餐礼祷文形式，最早或许可以追溯到二世纪末。基督教世界当中还没有任何其他现存至今的经文像亚戴马穆经那样能经受住当代祷文学者的严格检验，被认证为最早期基督徒耳熟能详的文本。笔者曾万份有幸地在大马士革的一个庇护所里受到过一群来自巴格达的流亡基督徒的热情欢迎，当时他们正在哀悼最近惨遭杀害的叙利亚基督教会成员。我知道他们的祷文在千百年前就曾在埃德萨得到过首度咏唱。

“哦，无上之主，千千万位天堂的生灵朝拜于您，还有无数的天使、灵物的万军、烈焰为体的仆役、基路冰与圣撒拉弗赞颂您的名，高声诵唱：‘圣哉，圣哉，圣哉，大能之神，荣光充溢天地’……”

叙利亚人一直生活在罗马帝国与东方邻国之间不断变动的边界两边，因此叙利亚教会自然也就有了向东西两个方向发展的趋势。三世纪初时巴尔戴赛就谈到过在中亚地区、今天的土库曼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等地蓬勃发展的基督教教会。在南面，波斯湾中的哈尔克岛上也发现了可以追溯到三世纪中期的基督徒坟墓。安息帝国对这门新兴宗教没有显示多少敌意，但是随着萨珊帝国在三世纪二十年代左右的建立，这一点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第一位萨珊国王阿尔达希尔一世的祖父是祆教高阶祭司，而袄教复兴也就成了新帝国重建伊朗传统的重中之重。*77* 主教制基督徒与摩尼教教徒之间的关系本来就已经十分紧张了，但这是因为双方都被基督耶稣分配了十分类似的角色。而袄教这门远远更加古老的宗教则对基督教的启示与发展中的三位一体学说十分不屑一顾。和摩尼教一样，袄教也是二元论宗教，但并不是令摩尼教徒与诺斯替教派信徒将物质世界视为邪恶之源的那种二元论。袄教的二元论矛盾发生在存在与虚空之间，在他们看来，“智慧之主”阿胡拉.玛兹达所创造的这个世界是造物主与恶神阿里曼之间的战场。因此袄教徒眼中的整个世界都充满神性。袄教徒会向阿胡拉.玛兹达献祭牲畜，并且还崇拜圣火。他们唾弃基督徒与摩尼教徒斋戒禁食的做法，这些作法在叙利亚发展起来时萨珊帝国才刚刚掌权。

就像三世纪期间罗马帝国境内基督徒数量不断增长一样，萨珊帝国境内基督徒数量也是有增无减，这一来冲突就变得越发难以避免了。罗马基督徒为了躲避迫害纷纷逃亡，此外萨珊帝国的接连军事胜利也产生了大量的难民群体。于是萨珊国王就将这些人安置在了新建的城市当中。其中一座名叫贡德沙普尔的城市（位于今天伊朗西南部，古名贝特拉帕特）建立了以叙利亚语为教学媒介的高等教育学府，日后成为了主要基督教学术中心之一。在290年左右萨珊首都塞琉西-泰西封（十分靠近今天的巴格达）出现了一位主教，他的继任者逐渐承担了领导罗马帝国东部边境以外教会的责任。这些主教面临着如何将两个不同语言群体的基督徒集合在单一权威之下的问题。希腊语与叙利亚语基督徒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这也使得萨珊当局很容易将两个群体都视为威胁统治的异类。随着君士坦丁大帝在四世纪初与基督教结盟，局势也变得越发紧张尖锐起来。对于萨珊国王来说，基督徒根本就是罗马方面的第五纵队。

在三世纪，萨珊国王们偶尔也会处死几位基督教臣民，尽管在这一期间萨珊当局对于新兴摩尼教的态度还要严苛得多。*73* 到了四世纪萨珊境内的教会就遇到了更严重的考验。四世纪四十年代初，塞琉西-泰西封主教西缅领导发动了反对向基督徒群体单独收税的活动，这一来惹怒了国王沙普尔二世，国王下令处死了包括主教在内的百余名神职人员。国王的愤怒与恐惧终于导致了一场令三世纪罗马无法望其项背的大规模迫害，这场迫害尤其令人作呕地侧重于尽可能延长基督徒受刑的时间，使之生不如死。直到十七世纪早期发生在日本的集中迫害活动为止，类似做法在历史上都少有畴匹。当时的局势如此酷烈，以至于塞琉西-泰西封主教之职一直空悬到了五世纪初。当我们考虑四世纪以及之后叙利亚西部的僧侣所奉行的自我摧残式苦修多么令人惊异的时候，应当记得他们十分清楚边境那一边无数萨珊帝国境内的基督徒在那些惨淡岁月里所遭受的非人折磨。

叙利亚以北是亚美尼亚王国，几百年间一直依仗着险峻的地势免于强大邻国的侵扰。尽管该国所受到的最主要文化影响力一直来自伊朗，但是几百年来也与罗马取得了很不错的相互理解，令罗马人相信自己是罗马的代理国，以至于有些奥古斯都皇帝时期的金币上会印有“亚美尼亚已被征服”之类的宣传标语。*75* 罗马人不情愿花费气力来统治一片如此偏远的地区，因此很乐意坐享其成，不过多干涉该国内政。基督教与这一地区的早期接触今天已经难以稽考了，不过存在着许多二三世纪期间叙利亚传教士前往该地区传教的故事。*76* 这些故事的起源时间要早于后来流传更加广泛的当地教会创建人光照者贵格利的故事。这个故事里描述了一场发生在某圣徒——此人是皇室的次要成员，由一位流亡的基督徒在罗马帝国小亚细亚的卡帕多西亚抚养成人——与他的远方表兄特拉达之间一度充满矛盾的关系，这段关系戏剧性地扭转了基督教在当地的处境。

特拉达被罗马人称为梯里达底，他在三世纪八十年代左右依靠戴克里先皇帝的支持成为了亚美尼亚的国王，一开始他也遵循戴克里先敌视基督教的政策。在故事当中新任国王罹患了严重的精神失常，痊愈之后就将一度曾被他残酷折磨的贵格利招纳为自己的策士并皈依了基督教。之后国王又要求自己的全体臣民，包括旧宗教的祭司在内，集体皈依基督教。这道旨意的发布年份不详，不过绝大多数推定都认为应当是312年君士坦丁大帝取得米尔维安桥大捷之前的十年期间。按照这个说法，与君士坦丁大帝最近向教会表示的善意相比，要求全体臣民集体皈依基督教的特拉达还要更进一步。*77* 像这样的批发式皈依绝对不会如同故事里所说的那样简单顺利，但是这个故事的确反应了基督教与亚美尼亚身份之间积极对接的开始。贵格利的家人继承了他新近成立的主教辖区，这一辖区的传承来自卡帕多西亚教会，贵格利从小就是在这里成长起来的。皈依之后过了一百年，一位名叫麦思罗普.马斯托特的学者僧侣设计了一套新的亚美尼亚字母表，几十年后就有了完全以亚美尼亚语书写的圣经，与帝国教会正典相比，这版圣经多加了一两部书。这本圣经是亚美尼亚文学的基础，其意义甚至超过荷马之于希腊。*78*

向国境以外寻求发展的亚美尼亚教会十分珍视自身与卡帕多西亚以及罗马帝国的关系。基督教的力量也开始将亚美尼亚拖离原来在罗马帝国与东方强权之间小心维持的平衡中立地位。随着罗马皇帝们采取了与亚美尼亚相似的举措，将基督教奉为官方宗教，萨珊境内迫害基督徒的活动也随之越发频繁。在五世纪期间萨珊曾试图集中力量征服亚美尼亚，摧毁其所接受的信仰，以利于袄教的发展。这一举措适得其反地将亚美尼亚与基督教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不过亚美尼亚教会一直维持着自己的特色。自然，卡尔西顿会议之后它与帝国教会就分道扬镳了，但是除此之外亚美尼亚教会还有其他一些地方性特点。迄今为止亚美尼亚教会在当地的宗教活动中依然保留着一项十分奇特的特色：每座教堂里都有一个专门为了在礼拜仪式末尾宰杀祭祀牲畜的场所。这一特点可以从贵格利传说当中的情节得到解释。据说这是贵格利当初与旧宗教祭司群体达成的妥协：祭司加入基督教，而贵格利则允许他们继续献祭传统，祭祀牲畜在礼拜仪式结束后由全体会众分食。*79*

在303年，随着罗马帝国境内迫害基督教活动的势头越发迅猛，任何人都想不到基督教会将要与帝国当局结成令奥斯若恩或亚美尼亚都望尘莫及的同盟关系。但是在君士坦丁一世的军事活动与四世纪末期之间，双方的同盟关系得到了完全的巩固，直到二十世纪这一关系依旧主导着拉丁语与希腊语基督教传统的自我认知。欧洲成为了自封的基督教社会，尽管在现实中欧洲社会往往与耶稣在登山宝训中对一般人性假设的挑战相去甚远。千百年来所谓的“基督教世界”观念至今才正式告终，而基督教生活的新阶段尚未得到充分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