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春秋左传注读后01君子与圣人 1君子与小人 -- 桥上

（三）封土内土著附庸之族的形成

当武装的周人征服了土著民族后，如何在封土上建邦立业，又是如何处理其与土著族关系的，可从《诗经大雅崧高》中略知其概况。此诗咏宣王封申伯于谢之事，时代较晚，且此一封建过程与周初不尽同，是先由召伯为申伯荡平了前途（可能包括了武装征服），但建邦之事与处理同土著族的关系仍是有关史料中较清楚者，故摘引如下：

……

于邑于谢，南国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执其功。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谢人，以作尔庸。王命召伯，彻申伯土田，王命傅御，迁其私人。

申伯之功，召伯是营，有俶其城，寝庙既成……

申伯番番，既入于谢，徒御啴啴……

申为姜姓，申伯是周宣王母舅，申伯此次受封，实是改封，所封之谢邑在今河南南阳东南。命其南迁，用意在于“南国是式”，即在周王朝南疆起控制镇守作用。由此诗所述可知，当时受命到新封土地上立业的贵族所需要做的事主要有：

1.定宅。孔颖达疏曰：“定其意者，以营筑城郭。”故下文又言“召伯是营，有俶其城”，毛传日：“俶，作也。”申伯此行，先有召伯为其建城，但周初分封则未必如此，一般当是受封者征服新土，即自营城邑。

2.建筑寝庙。寝是居室，庙是宗庙。郑玄笺云：“定其人神所处。”《说文》曰：“有先君之旧宗庙曰都。”《周礼大司徒》郑玄注以都为王子弟、公卿大夫采地之称。《载师》注则曰都有大小，小都为卿之采地，大都为公之采地。可见无论大小封建主，其所居都邑都必须要有宗庙，因为宗庙是贵族家族存立于世的象征。

3.彻田。毛传：“彻，治也。”郑玄笺云：“治者，正其井牧，定其赋税。”即是整治规划田地，制定赋税。西周之时实行藉田，即征发农民耕种公田，尚未行后世以实物税田之法，但藉田亦可曰税，《大雅韩奕》：“实亩实藉”，郑玄笺曰：“藉，税也。”

4.迁私人。毛传训“私人”为“家臣也”。朱熹《诗集传》释为“家人”。此处“私人”当不止家臣，亦应包括申伯家族成员。诗中既言建筑宗庙，则同宗族亲属亦当迁至此。下句言“申伯番番，既人于谢，徒御啴啴”，毛传日：“番番，勇武貌，诸侯有大功则赐虎贲徒御。”所以“徒”指随从申伯的徒兵，是其私属武装，身份为下层家臣；“御”是指御车的武士，身份属下级贵族，一般是贵族家族成员。此两种人皆应包括在“私人”中。

5.因当地土著居民为“庸”。即诗中所谓“因是谢人，以作尔庸”。旧多释庸为墉，以为是用谢邑人民为申伯修城。但同诗中已两次讲令召伯定宅，“有俶其城”，此处之“庸”不应释作城（毛诗中凡城墉之墉皆作“墉”不作“庸”[11]）。《说文》：“庸，用也”，《尔雅释诂》：“庸，劳也”，作人称用可读作“佣”[12]。在战国后秦汉时“佣”是指受雇佣者，西周时称为“佣”者，应是指为贵族服劳役的人，其中多数是附属于土地的农业生产者[13]。此处之“因”与以下三例中的“因”字义同。例一，《国语.郑语》记郑桓公问史伯谢西之九州可否居，史伯曰：“其民沓贪而忍，不可因也。”韦昭注：“因，就也。”所谓不可就也，直译是说不可接近，但其实际意思是说此地之民不可以统治。例二，《左传》定公四年记子鱼回忆周初分封，封伯禽于鲁，“因商奄之民”，奄即在鲁，故此处之“因”亦可释“就”，其义同上一例，实亦是讲命伯禽治理当地土著居民。例三，《诗经大雅韩奕》：“以先祖受命，因时百蛮。”朱熹《诗集传》：“王以韩侯之先因是百蛮而长之。”此“因”显然亦与以上二例义同。所以，“因是谢人，以作尔庸”，即可意译为治理这些谢人，以他们作为你的附庸。

从以上诗句还可以进一步推知，申伯与其私人家族成员，包括御之类武士，此外还应有徒等家臣，皆居住于有宗庙的谢邑之中，所谓“申伯番番，既入于谢，徒御啴啴”。当地的土著居民谢人既作附庸，系农业劳役者，故应在谢邑周围的土田之中居住。贵族家族与土著居民不仅政治、经济地位不同，在居住空间上亦相分隔。

在周人贵族封土内，旧有的土著居民变成供周人役使的附庸，此种情况亦见由西周青铜器铭文。约属康王时的井侯簋，其铭（图2.6）曰：

王命荣 [暨，眔dà？]内史，曰：“ （匄）井（邢）侯服，易（锡）臣三品：州人、重人、鄘人。”拜稽首，鲁天予。……朕臣天子，用典王命，作周公彝。（《三代》6.54.2，《集成）4241）

此器作者应是井侯，文中省略而未明言，此由铭末“作周公彝”可知。邢是周公之胤。故可为之作器。 （匄），害声，读如匄，《广雅释诂三》：“匄，与也。”服，在这里即职事，职位[14]。此铭是命荣与内史册命作器者，赐予之井侯之职位，实即使之继其祖考为侯。受封贵族之职位虽是世袭，但在交替之时仍要由王重新册命，金文多有其例。“臣三品”之“品”，诸家多释其义为“族”[15]，此从之。所赐者皆称“某人”，某是族名，亦是该族所在地名，与卜辞称“某人”时用法同。州，当即《左传》隐公十一年王与郑人苏忿生之田中的州，在今河南沁阳东南；重，唐兰疑在今辉县一带[16]；鄘，据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列国爵姓及存灭表》所言，“在今河南新乡县西南三十二里”。西周邢国初封时尚在河南温县东，即汉之平皋县（《续汉书郡国志》）[17]。以上州、重、鄘，地既皆在温县附近，则此铭中王所命赐臣三族，实即初封时的邢国附近地区之土著居民，今王将之赐予邢侯为臣属，或许邢国初封时尚未控制鄢、州等地，至康王时，邢国坐大，附近地区土著亦被其征服，王之所命，只是对其统治权给予一种承认。由州人、重人、鄘人之称看，其旧有的亲族组织依然如旧，只是在等级身份上降为被周人役使之附庸，其身份相当于《大雅崧高》中为申伯之庸的谢人与《左传》定公四年隶于伯禽之商奄之民。言及以被征服地区土著居民作周人之臣者，还有宋代重和年间安陆孝感所出昭王时的中方鼎铭，其文（图2.7）曰：

隹十又三月庚寅，王在寒 （次），王命大史贶[ 左衤右鬲kè]土。王曰：“中！兹[ 左衤右鬲kè]人入事，易于珷王作臣。今贶畀女（汝）[ 左衤右鬲kè]土，乍乃采。”中对王休命，[ 上将下鼎shāng]父乙尊。惟臣尚中臣。……（《大系》录6，《集成》2785）

其意是说，王命大史赐中以[ 左衤右鬲kè]地，王对中说：“这些[ 左衤右鬲kè]族人归附于周王朝，武王准许他们为臣，现在赐予你[ 左衤右鬲kè]土，作为你的采邑。”末句“惟臣尚中臣”是强调“原来[ 左衤右鬲kè]土上的臣仍作中的臣”[18]。由此铭可见，在周人征服[ 左衤右鬲kè]地后，当地土著族（编人）整个皆成为周王之“臣”。此种“臣”与“臣妾”之“臣”并不一样，后者是典型的奴隶，而此种“臣”个人经济地位则未必同于典型的奴隶，但作为整体，由于已完全成为周王直辖土地上的附庸，可以连同土地一起被王任意转赐给下级贵族，其身份应与《大雅崧高》中的谢人一样，只是“庸”，即被受封贵族支配的团体臣属，其中多数成员当是受役使的农业生产者。当时在周人征服地区，土著居民或称为“庶人”。如江苏丹徒所出西周早期（约康王时）的宜侯矢簋，其铭曰（图2.8）：

……王[立]于宜□□南卿（向），王命虎（？）侯夨曰：□侯于宜，……易土，厥川三百□，厥□百又□，厥邑卅又五，厥□百又卅。易在宜王人□又七里，易奠七白（伯），厥卢[千]又五十夫，易宜庶人六百又□□六夫……（《录遗》167，《集成》4320）

此是王将虎侯夨改封于宜，历数所赐封土内之川、邑后，又讲赐给其民人，其中“在宜王人”，旧或释王人为殷王之人[19]，不妥，商亡有时，即使是商人亦不当再称“王人”，此“王人”当是周之王人，即原直属于王的周人族属[20]，其与周王类似于殷墟卜辞中王众与商王的关系。宜地本当是王之直辖地，久已被周人征服，故其内已先有作为征服者的周之王人居住，现在又被王转封给夨。王人有“□（十）又七里”，“里”是周初出现的地域组织，有“里”的划分并不能表明亲族组织已瓦解，而是地域组织与血缘组织共存状态（详本节下文）。周之王人居住于十七个里中，里既是城内地域区划单位，则可知这些周之王人都聚集在都城内。周之王人亦可言赐，可见被赐者未必皆是奴隶。《左传》僖公二十五年周襄王赐晋文公以阳樊等地之田，而阳樊人乃“王之亲姻”，可知周人确有一起随土田被赐的情况[21]。王人虽是周人，但在当时等级制严格的社会，其对上级贵族实是隶属的关系，王将这些王人转给夨时言“赐”，证明此种赐予最主要是转移直接隶属关系。所赐人中，有奠七伯与其旧辖之卢千又五十夫。奠即卜辞所见奠地，可能在今郑州一带。奠七伯，是奠地地方官吏，当时地方官吏通称伯，亦见大盂鼎铭（《集成》2837）[22]。“卢”之义在这里可能近于大盂鼎中的“人鬲”，这里是指奠七伯所率属民。可见这些人是从奠地迁来宜地的移民。“宜庶人”之“庶人”，在周代文献中多用以称种田之农人，如《左传》襄公九年“庶人力于农穑”。由此可知，在宜地之民众有三种人：一是“王人”；二是“宜庶人”；三是从郑地后迁来的移民。“王人”是周王之人，是征服者，显然不同于“宜庶人”。王人居住在城内，其身份我们在上文已论及，他们之中多数当属于士之类武士阶层，属低级贵族。“宜庶人”是土著居民。在“王人”到来后，他们整个地沦为“庶人”，在田野中务农，包括为王人服农业劳役。奠七伯所率之“卢”只知是奠地迁来之移民，其具体状况难以详知。

宜侯矢簋赐人的情况与大致同时的康王时的大盂鼎相似。大盂鼎中制器者盂是周人贵族（详见本章第五节）。王赐予盂的民人亦有（图2.9）：

邦司四白（伯），人鬲自驭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

夷司王臣十又三白（伯），人鬲千又五十夫，逆□迁自厥土。

“邦司”之“邦”在这里是指周王直辖地区，赐予盂的封土原当直属周王，故已有王所任命的邦司存在，对“邦司”亦可言“赐”，是强调等级隶属关系。“人鬲”则指盂封土内由邦司四伯辖治下的土著居民，其中有不同等级，包括自驭马（驾车）者至庶人（农耕者）。夷司王臣与其所辖治之人鬲，是指夷人，故需要从原居地迁至盂封土内。由此鼎铭亦可见在周人封土内的土著居民皆被周人役使，相当一部分是身份很低的农业劳动者。

（《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增订本）第二章 西周家族形态第二节 西周封建对旧有社会组织结构的改造与西周家族基本类型的形成一、西周封建所造就之周人贵族家族与土著附庸之族（三）封土内土著附庸之族的形成》 朱凤瀚 （p 2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