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春秋左传注读后01君子与圣人 1君子与小人 -- 桥上

“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这话出自《礼记》（《王制第五》）。但其实春秋时未必如此，孟子就有另一种说法：“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孟子卷十萬章下十一》），孟老先生的五等，是把“天子（周王）”也包括进来的。至于《左传》，又有如下说法：

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卫、大夫，各居其列，所谓周行也。（《襄十五年传》（p 1022）（09150302））（103）。

周行就是周王朝修的大路，这里用来代指周王朝的规范。但虽然这个周王朝的规范和孟老夫子说的有点像，也有“王（周天子）”和公侯伯子男，但却没有明确地说到等级，说到等级的是另一条《左传》：

在礼，卿不会公侯，会伯子男可也。（《僖二十九年传》（p 0476）（05290201））（049）。

这里把“公、侯、伯、子、男”分为两级，“公侯”一级，“伯子男”一级，和“凡五等”的说法又不太一样。

不过我觉得考察春秋时代的爵制，首先要考察《春秋经》，《春秋经》是当时周王朝体系下的正式文书，虽然限于体例，《春秋经》中没有像《左传》和《礼记》、《孟子》中那样的关于爵制的概括说明，但还是记载了对各家诸侯的称谓。因此看一看《春秋经》中对当时的诸侯是如何称呼的，会更有助于了解当时的爵制到底是怎么回事。

王世民先生就曾经“将金文资料单独同《春秋》的记载对比，发现除吴、楚、秦等国存在差异外，多数国家的爵称是两相一致的。总的说来，金文资料与《公羊传》的记述大体相符。这种情况不可能是偶然的巧合，正是本来就有固定爵称的反映。”（《西周春秋金文中的诸侯爵称》）。下面我也来就《春秋经》以及《左传》的记述分别讨论“公”、“侯”、“伯”、“子”、“男”这五种爵位：

公：

先说“公”，春秋当时的人对本国诸侯都称“公”，这在《左传》中有一个佐证，《文十四年传》：齐-公子元不顺懿公之为政也，终不曰“公”，曰“夫己氏”。（（p 0606）（06141302））（062）。这段《左传》明言当时人对本国国君一般都是应当称“公”的。

后来《左传》成书的作者也常常以“公”作为对一国诸侯的简称，同时也是敬称。但是楚、吴、越三国例外，这三国的诸侯自称王，尤其是楚，更将其属下“县”的长官称为“公”，《左传》中就明确提到过楚国十个“县”（申、息、商、期思、郧、蔡、陈、白、叶、析）的“县公”，因此楚国那里的“公”就已经变味了。也因此，《左传》对这三国诸侯的简称加敬称是（跟着其本国人称）“王”，《左传》中甚至还曾对吴王的弟弟也称“王”。但《左传》对这三国君主的儿子则有时称“王子”，有时又称“公子”（《春秋经》只称“公子”），反映这三国君主在《左传》作者和当时一般人那里仍然还只是诸侯而已。

下面是《左传》中几个将“公”作为对诸侯简称、同时也是敬称的例子：

《宣九年传》：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通于夏姬，皆衷其衵(rì)服，以戏于朝。洩冶谏曰：“公卿宣淫，民无效焉，且闻不令，君其纳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请杀之，公弗禁，遂杀洩冶。（（p 0701）（07090601））（068），这里前面说“陈灵公”，后面好几处就只说“公”了。

《襄二十五年传》：庄公通焉，骤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赐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为崔子，其无冠乎？”崔子因是，又以其间伐晋也，曰：“晋必将报。”欲弑公以说于晋，而不获间。公鞭侍人贾举，而又近之，乃为崔子间公。（（p 1096）（09250202））（090），这里的“庄公”是齐庄公，后面也都是简称“公”。

《成十年传》：晋侯梦大厉，被发及地，搏膺而踊，曰：“杀余孙，不义。余得请于帝矣！”坏大门及寝门而入。公惧，入于室。又坏户。公觉，召桑田巫。巫言如梦。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公疾病，求医于秦。秦伯使医缓为之。未至，公梦疾为二竖子，曰：“彼，良医也，惧伤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医至，曰：“疾不可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达之不及，药不至焉，不可为也。”公曰：“良医也。”厚为之礼而归之。六月丙午，晋侯欲麦，使甸人献麦，馈人为之。召桑田巫，示而杀之。将食，张，如厕，陷而卒。小臣有晨梦负公以登天，及日中，负晋侯出诸厕，遂以为殉。（（p 0849）（08100401））（071），这里的“晋侯”是晋景公，后面是一连串“公”，最后才用回“晋侯”。

《成十一年传》：十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晋。晋人以公为贰于楚，故止公。公请受盟，而后使归。（（p 0852）（08110101））（074），这里的几个“公”都是鲁成公，由于《左传》是鲁国的教材，所以说到鲁国国君常常直接就称“公”，大家也心领神会。

还有：自王已下，其二为公、其三为卿。（《昭五年传》（p 1263）（10050106））（091）。以及：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昭七年传》（p 1282）（10070201））（108）。这两条都是用“公”代表诸侯。

不过，当时诸侯应该还有来源于周天子的真正的爵称，会反映在《春秋经》的称谓之中。除一种特殊情况外，《春秋经》称“公”的诸侯共四家：宋、郭、虞、州。

其中宋比较特殊，因为这个诸侯国是当时的周王朝之前一个王朝——殷商的主要继承者，所谓“先代之后也，于周为客”（《僖二十四年传》（p 0427）（05240401））（043）。当初殷商为“王”，周则为“公”：“公刘”、“公亶父”不一而足；到周武王克商以后，殷与周掉了个个，周天子称“王”，而继承了殷商的宋，就反过来称“公”了。

至于郭、虞和州，提到这三家诸侯是“公”的《春秋经》各只有一条，分别是：

“郭公。”（《庄二十四年经》（p 0229）（03240011））（000）。

“冬，晋人执虞公。”（《僖五年经》（p 0301）（05050009））（032）。

“冬，州公如曹。”（《桓五年经》（p 0103）（02050009））（022）。

前一条没头没脑就“郭公”两个字，到底如何很难说。后两条我觉得有一种可能是在向“虞公”和“州公”致最后的敬意，“虞公”被“执”自不待言，而“州公”也是逃去曹国的，《左传》中解释说：“冬，淳于公（即州公）如曹。度其国危，遂不复。”（《桓五年传》（p 0108）（02050601））（022）。而为什么会有这种最后的敬意，可能与周王室或《春秋经》记录者兴灭继绝的政治倾向有关。

另外，“虞”还可能是周王室自家的“先代之后”，“虞”的开国之君是周太王之嫡长子，早在武王克商之前就已经单独立“国”了。因此《僖二年经》中之“虞师、晋师灭下阳”（（p 0280）（05020003））（032）就可能说明虞名义上的地位高于晋，虽然《僖二年传》说“先书虞，贿故也”（（p 0281）（05020201））（032）。又傅斯年先生有言：“州之称公无前无后，固只能存疑，不能据以为例。”（《论所谓五等爵》 《傅斯年全集第三卷》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0年 p 034）。

这样看来，在当时《春秋经》称“公”的，只有宋这一家诸侯确定无疑，这可能也是因为“公”有“于周为客”的意味吧。

其实，《春秋经》经常在一种特殊情况下称诸侯为“公”，不过也都是最后的敬意，即在这些诸侯下葬的时候，例如：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文十八年经》（p 0628）（06180004））（052），这是鲁文公；

“乙亥，葬宋文公。”（《成三年经》（p 0811）（08030005））（047），这是《春秋经》在别处也称“公”的诸侯；

“秋八月丁亥，葬齐桓公。”（《僖十八年经》（p 0377）（05180005））（042），“癸巳，葬晋文公。”（《僖三十三年经》（p 0492）（05330004））（049），齐桓、晋文都是《春秋经》在别处称“侯”的诸侯，同时也都是一代霸主；

“秋七月，葬郑庄公。”（《桓十一年经》（p 0129）（02110003））（017），“葬秦景公。”（《昭六年经》（p 1273）（10060002））（095），这两位都是《春秋经》在别处称“伯”的诸侯；

“冬，葬滕悼公。”（《昭二十八年经》（p 1490）（10280006））（116），“秋，葬邾庄公。”（《定三年经》（p 1530）（11030004））（126），这两位都是《春秋经》在别处称“子”的诸侯；

“葬许穆公。”（《僖四年经》（p 0288）（05040007））（039），“许”和另一小诸侯“宿”是《春秋经》提及的唯二的其君称“男”的诸侯国，但《春秋经》关于“宿”只提到“辛亥，宿男卒。”（《隐八年经》（p 0057）（01080004））（001），未提其君之“葬”。

由以上例证可见，无论诸侯大小，从霸主到小诸侯，各种爵位的诸侯在其“葬”时《春秋经》都会称其为“公”，唯一的例外是：“癸巳，葬蔡桓侯。”（《桓十七年经》（p 0148）（02170006））（025），不知何故。

再上溯至西周初期，只有当朝的王官才是“公”，好比周公、召公。但这个“公”并不都能传代，例如召公直系家族后来的族长一般都称召伯，《春秋经》中提到的四次都是“召伯”。而《左传》上关于“公”的说法则有：“天子有公，诸侯有卿，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皁、隶、牧、圉(yǔ)皆有亲暱(nì)，以相辅佐也。”（《襄十四年传》（p 1016）（09140601））（083），还有：“王有公，诸侯有卿，皆有贰也。”（《昭三十二年传》（p 1519）（10320402））（116），意思也都是“公”是在周王朝朝廷上“辅佐”“天子”的，是“王”之“贰”，也有点“于周为客”的味道。

又，上面曾列出两条以“公”作为诸侯通称的《左传》，此处这两条《左传》又以“公”作为辅佐周天子的王官之首，这只能说明现实生活很复杂，在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公”。至于这两种“公”的关系，我推测前者在一定意义上是从后者演化来的，见下。

在《春秋经》里，有五条称三家王官祭、周、刘为“公”，分别是：

《桓八年经》：祭公来，遂逆王后于纪。（（p 0120）（02080006））（008）

《僖九年经》：夏，公会宰周公、齐侯、宋子、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于葵丘。（（p 0324）（05090002））（041）

《僖三十年经》：冬，天王使宰周公来聘。（（p 0478）（05300006））（035）

《成十二年经》：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晋。（（p 0855）（08120001））（076）。

《定四年经》：葬刘文公。（（p 1534）（11040013））（125）

“祭”家的王官在《春秋经》中还曾分别称“祭伯”（《隐元年经》（p 0008）（01010006））（008）和“祭叔”（《庄二十三年经》（p 0225）（03230002））（026），“伯”和“叔”应该都是行第（称行第在当时也是一种敬称），则这“祭公”恐怕就如陈恩林先生所说：入为天子三公、王朝卿士的，就称为“公”。（《先秦两汉文献中所见周代诸侯五等爵》）。

而“周公”则可能是所谓“世称”，因其中两条《春秋经》中“周公”的职务是所谓“宰”，而“宰”实非要职，《桓四年经》有“夏，天王使宰渠伯纠来聘。”（（p 0100）（02040002））（019），“宰渠伯纠”就并非什么大人物。但在《春秋经》和《左传》中，这家周公旦直系后裔的称呼从来都是“周公”。而周公旦一系之所以在《春秋经》中称“公”，恐怕也与周公旦曾经实际为“王”有关。

至于“刘文公”，同年的《春秋经》之前就有“刘卷卒”（《定四年经》（p 1533）（11040009））（125），即此人。可见此处称“公”是遵循“葬”时称“公”的惯例，就是说“刘文公”虽然一度在周王朝执政，但也是死后才升为“公”的。

从以上分析可见，即使是周王朝的执政大臣，生前也不是轻易能得到“公”的称号的。但王世民先生的研究表明：

（在西周春秋金文中）身居高位的天子重臣。他们生前和死后都称“某公”，有的见于《尚书》等文献记载。（《西周春秋金文中的诸侯爵称》）。

《昭二十二年传》中也提到：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从，将杀单子、刘子。王有心疾，乙丑，崩于荣锜氏。（（p 1434）（10220301））（125）。

因此《春秋经》中仅一见王官生称“公”可能是现存《春秋经》阙失造成的，实际上会再多一些，但也不会太多：连郑庄公这样的一代霸主，一度是周王朝唯一的卿士，生前也没有得到“公”的称号。前面的“祭公”之所以称“公”，恐怕也与当时他是来代表周天子迎娶王后有关，他的这个职务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于周为客”。而且这种“公”不能传代，与其说是“爵”称倒不如说是“职”称，更不是授予诸侯的那种“爵位”。

那些身为天子重臣的王官们虽然也有采邑，有点像诸侯，但他们的采邑是在王畿以内。当时周王朝把天下分成了两块：王畿和王畿以外，这两块采用的是不同的制度。这些王官在王畿的采邑与属于他们的土地往往不在一起，而是和其他王官的采邑和土地以及直属天子的城邑和土地互相交错。这样一来，王畿内的王官们虽然有采邑也没有什么独立性，就算被封为“公”，名义上地位崇高，实际的地位却赶不上王畿以外的诸侯。

至于王畿之外的诸侯，名义地位就没那么崇高，我推测当时这些诸侯是没有真正（生前）被周天子策命为“公”的，但在他们死后，周天子通常会照例给一个虚衔的“公”，可能也是那种不能传代的“公”，类似于后世的“追赠”。《春秋经》中有：“王使荣叔来锡桓公命。”（《庄元年经》（p 0156）（03010006））（014），其时鲁桓公已死，所以“锡桓公命”自然是“追赠”。《昭七年传》中也有：卫-齐恶告丧于周，且请命。王使郕简公如卫吊，且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余敢忘高圉、亚圉？”（（p 1294）（10071102））（123），这显然也是“追赠”，让卫襄公追随先王去辅佐上帝。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春秋经》在诸侯“葬”的时候都称之为“公”，因为其时周天子的策命一般已经到了。从上面“刘文公”的例子看，对重要王官也有此例。所以在《左传》中才会对所有的诸侯以及一些重要王官都敬称之为“公”。因此，当时各国的臣民（以及重要王官的属下）也会对自家的君主“预支”“公”这个称呼。

对国君“预支”“公”的称呼在当时恐怕已经成为惯例，所以已经蔓延到了方方面面：首先是“先公”，当然，既然已经是“先”公，就已经下葬了，自然已经是周王朝正式承认的“公”了，不能算“预支”。再就是大家都熟悉的“公子”以至“群公子”，还有“女公子”，或者干脆是“公女”，以及“公弟”，乃“公母弟也”。这里就大都是“预支”了。

另外，“预支”的还有：国君的命令叫“公命”，国君派人来探问叫“公问”，国君住的地方叫“公里”、“公宫”、“公屋”、“公寝”、“公馆”，国君的亲族和相关机构叫“公族”、“公室”、“公府”、“公有司”、“公行”，还有相关官员：“公族大夫”。国君的直接下属则称“公臣”、“公徒”、“公介”、“公卒”、“公乘”、“公御”。乃至国君所有的器物叫“公旗”、“公量”、“公粟”还有“公琴”。

还有在“氏”与“名”中用“公”这个字的，例如：“公父”、“公叔”、“公壻”，这都是“氏”，也是以此炫耀与“公”的关系，在“氏”中带“公”字以为炫耀的还有：“公冉”、“公巫”、“公孟”、“公山”、“公敛”、“公鉏”、“公文”、“公宾”、“公甲”，但延续下来的大概只有“公孙”。在“名”之中采用“公”字的也有不少，其中很多应该也有炫耀的意味，例如：“公为”、“子公”、“公若”、“公之”、“公冶”、“公衡”、“公果”等等。以上也有不少是“预支”。

虽然“预支”的“公”用得如此普遍，但并不能表明“公”就是周王朝体系下的正式爵称。其实细想起来，既然作为周王朝体系下正式爵称的“公”是对于“客”的尊称，而且这个“公”有和“王”分庭抗礼的味道，那么“公”自然不是周天子可以作为下属策命的，“葬”时策命那些诸侯为“公”则是请他们到上帝那里当“公”。因此，严格来说“公”未必是那种可以传代的爵位。

至于宋公、周公、可能还有虞公，则并非由周天子的“策命”才称“公”的。也就是说，“公”这个“爵位”与一般所谓爵位相比，性质上是有点差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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