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Andrew Marr：我这一行——英国新闻行业简史 -- 万年看客

我从没太多考虑过上电视的问题。广播自然不在话下：多年以来我一直因为参与制作每周电台节目或担任电台嘉宾而从BBC那里接受过许多数额小得有些戏谑的支票。这份工作相对而言很轻松，也很能滋养参与者的自负与自大。但是上电视对我而言根本就是痴人说梦。因为我的脑袋形状不对，在不该突出的地方突出来好几块，上面稀稀拉拉地耷拉着寥寥几绺看不出颜色的头发。我的下巴附近有好几处窝坑，看架势一个个都你争我抢地要冲进领子里找掩护。我的耳朵好像一对通红的卫星天线；我的两颊因为长年超额工作与放纵享受而布满了皱纹与斑点；我咧嘴微笑时与其说是在表示友好，倒不如说是在模仿车祸现场的惨状；至于我的牙齿更是如同碎石一般凌乱。长期以来，我的家人与朋友十分宽宏地容忍甚至接受了这种种缺陷。但是电视摄像机的镜头却没那么客气，总会十分粗暴地将这一切全都凸现出来。我刚上了两三次电视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直到今天，假如不小心看到了荧屏上的自己，我还是会忍不住皱眉。我的先天条件已经够糟糕了，更糟的是我还有在说话时挤眉弄眼的坏习惯。无怪乎多年以前BBC《今日》栏目某制片人曾信誓旦旦地声称我天生了一张合适干广播的脸。

因此上电视似乎一直都不在我的职业规划之内。等到BBC找上门来时我已经四十岁了。只要打开电视，人们就能看到一张张为了电视而打造出来的“成功”面孔——沉抑质疑的杰瑞米.帕克斯曼；精神焕发且潇洒自信的休.爱德华兹（1），玛莎.科尼（2）与杰瑞米.温恩（3）；温文尔雅且幽默感爆棚的迈克尔.布朗森（4）；此外还有为电视而生的新生代明星，例如乐呵呵的眼镜男尼克.罗宾森（5）与戏谑滑稽摆手不止的马克.马戴尔（6）。好吧，约翰.瑟詹特（7）也算一个。但总体而言，怎么会有人想让像我这样的面目可憎之辈与上述这几位为伍呢？不管怎么说，电视也不仅仅是新闻的来源，还是娱乐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实际上当我真的上了电视以后，报界的评论家们很快就进行了许多不甚恭维的类比。《广播时报》在深思熟虑之后称我为“地球上相貌最为奇异的男性之一”。其他报纸则认为我十分有力地令他们联想到了罹患厌食症的大象，《哈利波特》里的家养小精灵多比，甚至还有一贯因为苦瓜脸而享誉全球的俄国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我对于普京的尊容向来不敢恭维，因此当我发现许多人都觉得我们两个长得一模一样时难免心里有些堵得慌。有一回我陪同托尼.布莱尔一起去莫斯科参加某峰会，会议期间我为了选取一个能够俯瞰整个红场的直播地点而提前离开了会场。克里姆林宫里戒备森严，没过多久我就迷路了，沿着一条看不到头的走廊一路向前。走廊的尽头站着好几名荷枪实弹的士兵。他们一看见我就全体倒吸一口凉气，立刻背靠墙壁挺直了腰板。将我错认为普京的还不止是他们。2003年春天普京先生成为了自维多利亚时代以来第一次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的俄国国家领袖。在公众面前他与伊利莎白女王一起乘坐敞篷马车从威斯敏斯特一路来到白金汉宫，沿途之上两人借助随行翻译相谈甚欢。后来有人询问女王两人都说了些什么，女王说她想不起来了，“我只是不停地提醒自己对面坐的是俄国总统而不是BBC的那个家伙。”您是说安德鲁.玛吗？一位工作人员问道。“没错，就是那个小伙子。”还有一回我在家门口的超市购物，发现有个人一直盯着我看。最后他凑了过来：“我说，你长得就和那个安德鲁.玛一样啊……你丫太倒霉了。”

不过尽管长了这样一张相当于二等残废的面目，BBC还是找上门来邀请我担任政治节目主编。这是个很敏感的话题，因为时任主编罗宾.奥克利希望能够将合同再续签几年。后来他跳槽去了CNN，但是离职前的遭遇令他遭受了很深的伤害。自然，关于是否让我接替他的谈判得到了无可避免也是很有必要的严格保密。有一天我在下院遇到了他，他冷冰冰地白了我一眼。我以为他已经知道了事情真相，不过我猜错了，我将要接替他的消息正式公布时令他大吃一惊。他十分体面且富有风度地接受了这条消息，换做是我在类似环境下绝对挺不住。奥克利曾经为《泰晤士报》担任过多年的政治主编，是一位品格高尚的老派记者。但是在竞争压力愈发剧烈的时代，领导层认为他已经不再适合担任直播工作了。相比之下我则出身于另一代记者群体，十分清楚选民们绝不会认为自己有一丁点必须收看政治新闻的责任。我相信这份工作的要点在于说服那些百无聊赖地靠在沙发靠背上手拿遥控器的观众们，威斯敏斯特的新闻还值得他们关注一下，至少值得每天关注一次，无论时间多么短暂。我想他可能会坚称他那一代记者编排出来的新闻质量更过硬。

我加入BBC时还面临另外一个问题：报界立刻掀起了一轮针对我的宣传攻势。《每日邮报》，《每日电讯报》以及《太阳报》都刊登了许多充满敌意的故事来攻击我。根据这些故事的主题思想，我是一具新工党的傀儡，是托尼.布莱尔身边亲信的老朋友，将会成为对于新工党政府俯首听命的哈巴狗。得到此等评价的的还有前工党捐款人，同时被任命为BBC总导演的格雷格.代克。实际上，将这份工作交代给我的领导层当时即将卸任，这其中有很快就前去掌管皇家歌剧院的时任总导演托尼.霍尔（8），他也是我的主要面试考官之一，此外还有当时形式上依旧还在管事的约翰.伯特（9）。我此前的确与代克一起吃过早餐，但是他并没有谈政治。当时我们为了活跃气氛而谈到了BBC 的商务新闻以及他对于雇佣《周日商务报》主编杰夫.伦戴尔（10）的热情。早在1984年我离开爱丁堡前往伦敦担任议会记者的时候我就已经脱离了政治生活，而且我坚定认为新闻从业者不应当从属与任何政治活动组织。我甚至都不是全国记者公会的成员。至于阿拉斯特.坎贝尔，他早就尝试过砸掉我的饭碗。尽管我十分欣赏他咄咄逼人的风格，但我们两个基本没有说过话。

的确，过去几年里我曾经是一位持中左立场的专栏作家。但是任何一位称职的记者都清楚报道与评论之间的区别。我一贯认为矫枉过正比预设立场更危险，这么多来自右翼报纸的攻击令我担心自己会不自觉地偏向另一方。不过这场攻击的确声势浩大。我只要对政府行为稍微说上一两句好话就会被人认定心存偏私。当时有一位媒体评论员一连好几个礼拜紧盯着我，但是始终没能抓到我发表不公正言论的把柄，最终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失利。不过他随即顺利转进，声称这一切都无大碍，因为他知道我心里是怎么想的。2001年大选前夕我摄制了一部短片，号召人们踊跃投票——积极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不要干坐在家里，无论支持哪个党派都无所谓——结果立刻就有人指责我在首相的授意之下美化了唐宁街的形象，说我调用了电影明星的更衣车并将其停放在唐宁街外面，还说我的脚本接受过坎贝尔的审阅。这些说法全都是空穴来风。不过托利党的官员的确认为高投票率对工党更有利，并且希望借助这些言论令我收手。几天以后保守党中央办公室某新闻官员笑呵呵地承认这个故事是他编出来的，而刊登这个故事的《周日邮报》根本没有检查过故事的真实性。他认为这一切都令人发噱，而且我应该不会往心里去，因为“你知道这一行的规矩”。

怎么说呢，我的确逐渐有了一些了解。相貌与政治等等问题很好地说明了为什么广播新闻业不同于报纸新闻业。两者的相似之处自然有很多——从业人员的组成往往很相似；对于“头条新闻”与独家报道的争夺都十分激烈；记者与主编之间的关系都十分紧张。但是两者之业存在着关键性的差异。首先是广播技术。人物外观、灯光照明以及设备造成的局限或者提供的机会在电视新闻当中都会彰显得格外突出。电视记者并非单兵作战，而是由技术人员、制片人、图像编辑与摄像师等人组成的团队中的一员。如果说电台新闻还能免俗的话，至少电视新闻与娱乐业的关系近得有些令人不舒服。电视新闻时段之前与之后都是单纯为了娱乐而存在的节目，而大报新闻业却不是如此。图像质量与讲述视觉故事的需要对于电视新闻而言是日常工作至关重要的一部分。第二个重大区别在于根据法律广播新闻必须采取中立立场，而报纸却不必如此。因为起初无线电波段是由政府当做有限的公共资源而分配下去的，这使得议会从来对于广播就拥有着做梦也不敢施加在报业巨头身上的影响力。政客、游说团体与监管部门对于报纸的所有权向来十分感兴趣，但是电视频道的所有权甚至还要敏感。而BBC的收看许可收费制度也使它一直饱受争议。我步入了一个以广播政治事务为己任的世界，但是广播界内部的政治纠葛却一直在我们的脑海中盘桓不去。这也很好理解。国家级报纸的记者们服务于某个特定的社会群体——《太阳报》与《周日泰晤士报》的读者就不是一路人。但是在电视荧屏上我们要面向所有人进行报道，我们必须在打动市场一端的同时避免激怒另一端。这也是新闻业，但却不是我所熟悉的新闻业。

（1）http://en.wikipedia.org/wiki/Huw_Edwards_(journalist)

（2）http://en.wikipedia.org/wiki/Martha_Kearney

（3）http://en.wikipedia.org/wiki/Jeremy_Vine

（4）http://en.wikipedia.org/wiki/Michael_Brunson

（5）http://en.wikipedia.org/wiki/Nick_Robinson

（6）http://en.wikipedia.org/wiki/Mark_Mardell

（7）http://en.wikipedia.org/wiki/John_Sergeant_(journalist)

（8）http://en.wikipedia.org/wiki/Tony_Hall,_Baron_Hall_of_Birkenhead

（9）http://en.wikipedia.org/wiki/John_Birt

（10）http://en.wikipedia.org/wiki/Jeff_Randa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