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Andrew Marr：我这一行——英国新闻行业简史 -- 万年看客

试图预测新闻业的未来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差事。许多今天已经蹬腿咽气的报纸当年都曾一度看似势不可挡。还有很多看上去凶星照命的报社挺到了今天。当年很多人都曾经以为《卫报》与《泰晤士报》必须合并才能幸存。默多克曾经向大卫.英格力士信誓旦旦地保证英国终将仅剩三家全国性报纸——《泰晤士报》，《每日邮报》与《太阳报》。休.柯德利普曾经高举默多克的第一版《太阳报》，讥讽其为一场大灾难。四十年代的BBC执行层曾经确信电视新闻没有前途，认为《今日》节目只有保持轻松诙谐的风格才有人收听。一战结束时《金融时报》的所有者卖掉了报社，因为资本主义显然已经无可救药了。最近还有人打算将《观察家报》改造成一份时尚杂志，因为销量下滑已成定局了。而现在的《观察家报》却是报业低迷大环境下的难得成功。我本人最喜欢的一个预测未来失败案例发生在业内伟人之一R.D.布鲁门菲尔德（1）身上，这位《每日快报》的自身主编在1933年曾经预测五十年后的报界将不会如此三俗，如此充满偏见，而且配送问题也将彻底解决，因为“到时候每家报社都会有自己的飞机场”。

所以我们还是小心为妙。有些现存的报纸将会消失。其他一些目前籍籍无名的报纸与节目将会在未来大放异彩。互联网作为新闻来源的重要性将会继续提升并将与今天的电视行业融合为一体。那么英国的记者呢？

我们现在是全国的笑柄，对此必须采取行动。我们的标准形象是长着酒糟鼻子的窥淫狂，骗子酒鬼兼犬儒主义者。这事怨不得别人。我们不能抱怨邪恶的报业巨头或者报社老板败坏我们的名声，因为他们的影响力已经不如从前了；我们也不能抱怨政客与监管人员，因为我们花费了大量时间与他们拉开距离；我们同样不能抱怨拿我们开刀的剧作家，漫画家以及喜剧演员。最后，我们还不能抱怨公众导致了新闻质量的下滑，因为如今的读者就整体受教育程度而言已经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如果说优质图书、音乐与戏剧门票的销量都在上升，如果说高中生的毕业成绩普遍普遍有所提高而大学生人数也在迅速攀升，那么我们很难指责报纸读者与电视观众们的智商偏偏就逆势而为。有些记者与主编矢口否认新闻业陷入了衰落。他们指出目前英国出产的日常新闻数量不仅极为庞大，而且还比过去多出了好几倍。当年有人说过所谓报社主编就是将麦粒与麦糠相分离再将麦糠交付印刷的人。但是自打有丹尼尔.笛福那年就有人这么抱怨了。

所谓的黄金时代究竟是什么时候呢？大报内容乏味，不过是上游社会的记事板，而小报则充满了阴森嗜血的谋杀与强奸，维多利亚时代算得上黄金时代吗？八卦专栏作家刚刚得势，虚报流通数字的伎俩也刚刚问世，大多数报纸都不认为希特勒是个威胁，BBC只能跟在报社后面亦步亦趋，两次世界大战间期算得上黄金时代吗？各家报纸全都是一副单薄消瘦的寒碜模样，二战之后那几年算得上黄金时代吗？性新闻刚刚借助周日报纸卷土重来，电视记者也刚刚学会煽情作态，六十年代算得上黄金时代吗？默多克的《太阳报》刚刚露头，旧日的舰队街在行业崩溃的边缘踉跄摇摆，哈利.艾文斯这样的人才纷纷离开英国另谋高就，七十年代算得上黄金时代吗？现代版的《每日邮报》已经伸展开了手脚，下院休息室的秘密简报体系正在享受回光返照的最后岁月，八十年代算得上黄金时代吗？过去有那么美好吗？现在的糟糕之处又在哪里呢？

自然，你尽管可以认为英国新闻业将会在二十一世纪步入黄金时代。毕竟如今这一行里面几乎清一色全都是大学毕业生，观察家们紧盯着一切，无论是报纸销量还是广播新闻节目数量都远远超过欧洲大陆的同行。互联网使得新闻业能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与数量获取信息。迅捷而简易的现代通信使也得人们更难在新闻当中撒谎。个别的丑闻依旧存在，例如《纽约时代报》主笔采访记者编造新闻事件。但是假如你回头看看，一个世纪以前的美国或英国新闻业同样骗局遍地，谎言丛生，今天的戏码并不新鲜。诚然，底层记者收入过低且遭到低估，而顶层记者又收入过高且遭到高估。但是就像我在本书中所展示的那样，这一行从来如此。

不过我的确相信目前的英国新闻业面临着严重问题，而且这些问题应当以比目前更加公开的方式得到尽可能广泛的讨论。对于高层政客而言，他们的每一丁点细微失误都无所遁形，必然遭到千夫所指。但是当报纸或者电视出错捅娄子的时候，我们往往能够全身而退。这个现象说穿了也不值钱：我们是现代生活当中自行任命的裁判员，不太乐意吹响哨子把自己罚下场。那么我们都有哪些问题呢？

首先是信任。假如说政客们有信任问题，那记者就更好不了了。我们的问题倒还不是直截了当的撒谎，而是狡猾的误导。炒作是新闻业的固有组成部分。我们这个世界复杂混乱而侧面众多，为了创作出一条新闻故事就必须剥离大部分复杂情节，否则只能得到一堆看不下去的不知所云。不过一条新闻当中可以发明或者“改进”多少条匿名专家或消息人士的言论呢？每一周当中的每一天我都会读到若干我自己也在持续关注的新闻，其中的非正式引言或者看上去太过于方便到位的引言总令我心生芥蒂，疑虑难消。记者们曾经多少次将长篇采访抽筋扒皮，剥除上下文，只留下寥寥几句话，借以进行刻意误导呢？话说到这里，我对于数字与统计数据同样不敢放心。

线人与被害人们尤其将记者视为不可信任之辈——他们是陷入新闻故事的普通人，一开始记者友善地向他们承诺要伸出援手，随后他们就发现自己成了惨遭蹂躏的笑柄；他们在接受采访时相信自己说的话不会遭到公布，结果却完全相反；他们在提供信息时得到了财物回报的含糊许诺，事后却始终得不到兑现。对于遭到记者追逐的家人与朋友，我所能给出的良心意见是一开始千万别张嘴，张嘴之前一定要想好每一个单词遭到歪曲的可能性。我的伪善之处在于我为另外一边工作。我不但很懂得应当如何向受访人施压从而把新闻“挖”出来，还十分清楚公众并不无辜，而是贪心十足，将国家级报纸的采访视作获奖几率更高的彩票。

记者得不到信任的另一部分原因在于我们不喜欢改正错误。这是新闻的天性。我们喜欢将新闻故事当做单一而明确的事件，几分钟的广播时段，几英寸的报纸版面——自成一体，近乎纯粹。今日新闻今日毕，明天又是崭新的空白页，等待着新新闻的发生。但是在混乱纠缠的现实生活当中几乎不存在这样的新闻故事。真正的新闻往往只是整体画作上的色块与笔触，永远需要加以修改、增强或抹除。这些新闻只不过是篇幅更长且结构更松散的故事当中不可全信的组成碎片而已。完全陈述事实，牵引不出任何后续报道的新闻几乎没有。因此对新闻进行更正，增进读者或者观众对事实的理解，原本应当成为常规性的日常活动。新闻的消费者们理应得知我们对于某一场演讲，某个政治活动，某一桩谋杀或者某种新型病毒的言论并非盖棺定论，需要进一步纠正。但是我们的工作习惯却是到处挖坑从来不填，我们并不经常回过头来问自己：我们是正确的吗？接下来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排在信任问题后面，和信任问题一样重要的是语气语调的问题——尤其是夸张。假如发现了可疑病例，我们就会惊呼瘟疫来袭。假如研究表明过分采取某种特定行为或过量消耗某种产品致使某些人身患癌症的可能性略有上升，歇斯底里的尖叫声就会立刻充斥各家报纸的头版。假如某位政客的行为动机，个人举止或者诚信作风出了一点点问题，我们就会先将他当成连环杀手那样对待，等到有空的时候再来料理事实。我们对危险与堕落加以夸大的习惯紧密伴随着完全站不住脚的自以为是文化。这或许并不是个全国性的大问题，但实在不太好看。对于经典的《每日邮报》式大标题“莫非这就是最为邪恶/堕落/骇人的……吗？”，人们几乎总可以回答：“其实吧，倒也不至于。”小报就喜欢在尽管有些难以恭维但却绝对正常的人类行为面前装出一副大惊失色的嘴脸——通奸，婚变，不忠，等等。无论是写稿件的记者还是经常阅读小报的读者都不会对此感到震惊，充其量只会略微感到一阵心痒难耐或者幸灾乐祸。

与夸张作风十分近似的是煽情。我们扭曲事实从而获得更大的情感冲击。当年人们将这种做法称之为小报新闻，很久以前的《镜报》头版上就能看到此类手法。但是这种做法今天已经扩散了开来，就好比名人崇拜邪教已经从八卦专栏的寥寥几行扩散开来占领了整份报纸一样。新闻的理念已经发生了改变。新闻已经不再以提供信息为根本，而是要存心要产生——不惜血本——感情冲击，越极端越好。震惊、性奋、恐惧、欢笑、愤怒……能在版面之间不断掀起情绪涟漪的报纸肯定不愁销路。今天的红头小报已经成为了性与愤怒的多彩花束。家长的悲恸，毒贩子的罪行，完全无法令人感到意外的题材全都成了新闻。高端市场报纸也受到了诱惑。《观察家报》的读者群比《每日邮报》与《每日快报》的典型读者相比更加自由化且城市化，但如今这份报纸也比以前更加情绪化了，四处寻找悲惨的生活与死亡，荣誉谋杀与婚姻背叛。《独立报》近来的复苏要部分归功于采用小报的尺寸，但同时也借助了高度情绪化的头版来提出关于伊战或者移民的问题。

你尽管可以说新闻业只是反映了当代英国的现状，就像以前一样。英国已经成为了一个感情开放或者说多愁善感的国家。我们不仅希望得到信息，还希望收获感动。我们不再借助政治或者阶级来界定自己，而是通过阅读个人救赎的故事一边自怜一边将责任推到无名无姓的他者头上。报纸反映了令人目眩的消费主义，也反映了这股潮流。那又怎么样呢？也许我们什么也做不了。假如今天的英国人就吃这一套，我们这些当记者的又瞎操什么心呢？

问题在于他们不吃这一套。过去三十年里英国的报纸销量一落千丈，过去五年全国性大报的销量下跌了100万份。主流电视新闻节目的观众人数也下跌得厉害，而新近出现的二十四小时新闻服务并没能填补上收听与收看人数的缺口。假如你的生活中没有新闻，你就成为了某种政治零点，丝毫不了解周遭的世界。新闻是城市人类生活的神经系统，是民主制度赖以生存的新鲜空气。利物浦大学的人类学家罗宾.邓巴认为坏新闻或者新闻缺乏甚至会影响到我们这颗行星的命运。假如人们没有能力跟进、进行或介入复杂的讨论，他们就会心灰意冷，不再试图理解与影响周围的世界，不管中东战争、克隆技术还是全球变暖一律只当不存在：

“最终，越来越多的人将会放弃思考，不再跟进这些话题，将其交由口若悬河的专家——科学家，政客，等等——处理，这些人将会继承萨满巫师的角色。这无论如何也算不上是健康的发展。”

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依然不会像诗人描述的那样用咖啡匙来计量自己的生命，而是要依靠新闻。电台当中每小时一次的低语，紧急播出的电视节目，报纸头版上愤怒的大号字母，所有这一切都包围着我们。这是个听上去或许有些古怪的想法——我们可以将一股信息洪流倾泻在自己头上并借此解释各种事物乃至我们自己的生活。但是假如新闻的制作水平很高，假如新闻忠实地反应了世界上的重大事实，那么我们就能从新闻当中汲取力量。我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正是一个黑暗的冬日凌晨，大雨如注。正是通过收看新闻我才知道今年冬天是近几年来最潮湿且气温最高的冬天。英国有许多村镇都遭遇了洪灾。我的老老奶奶可能会认为这是上帝出手惩罚不义之人，我则相信这是全球气候变暖导致的结果。我还相信全球气候变暖是由人类行为所导致的——倒不是说人类多行恶事，而是因为我们作为一个生物物种取得了巨大成功，以至于消耗并燃烧了如此大量的碳。我购买食物时，知道这些食物从何而来。我等公共汽车时，知道交通堵塞引起的论战。我可以在日常谈话当中将这些信息再反馈给我的家人朋友，从而进一步影响他们的观点乃至投票选择。如果没有高质量的新闻，我们全都无足轻重。因此如果说报纸销量与新闻节目观众人数的下降是由新闻业本可以避免的自身失误所导致的，那这一现象就十分重要。

最后一个问题：我们能做什么呢？解决之道就存在于广大英国记者的头脑、双手与灵魂之中，除此之外指望不上任何人。这个想法或许没有那么振奋人心，但是好消息在于新闻业弹性极大，很容易受人左右。在新闻业的历史上，一份报纸或者一位主编往往就能带来巨大的连锁效应——一个诺斯克里夫，一个拉塞尔，一个达科里以及一个丁伯比就改变了成千上万名其他记者的工作方式。谈到信任问题，不少精明的主编已经做出了反应。许多报社进来都任命了外部监督或者读者代表来监督自己。刻意偏重直白报道而压制煽情的免费《都市报》也表现不错。赫顿勋爵报告发布之后《卫报》专门推出了关于引用言论留底备查的规章，BBC则对自身的工作流程进行了全面整顿。

假如业内普遍认可了信任的损失与越发陈腐的煽情实际上会导致读者的损失，那么报社所有者与新闻从业者就会行动起来。他们必须行动起来。曾几何时，人们曾经将小报称作“连环画报”，这个称呼来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而且十分达意。因为真正的连环画报已经过时了，以刺头淘气包与牛仔为主题的彩色连环画已经遭到了淘汰。它们无法与几十个电视频道进行竞争。被人戏称为连环画报的小报也已经出现了此类迹象。在那早已逝去的六十年代，《世界新闻报》还满载着真正的新闻，与那时相比，这份率先开拓小报领域的报纸如今的销量已经只剩下了一个零头。《太阳报》虽然一直是市场领头羊，但是销量也一直在稳步下降。头一天还是满版的袒胸露乳，第二天就换上了沉甸甸的政治分析。不过小报崩溃的典范还得算是《每日镜报》，这份报纸已然名誉扫地，当年的权威与投入已经成了泡影，随之而来的就是流通量暴跌。这份报纸曾经朝向高端市场挣扎过几回，但是管理层很快就将主编又拽回到了名人八卦路线上。正所谓从善如登，从恶如崩，《每日镜报》至少需要十到十五年坚韧不拔的努力才有可能恢复以往的地位。《每日星报》曾经抵挡过一阵潮流，一方面竭力关注电视名人，另一方面几乎完全放弃了传统新闻报道。但是这份报纸如同《每日快报》一样也陷入了麻烦当中。

《每日星报》为整个行业敲响了警钟，这也是在我看来最为重要的信息。当年《每日电讯报》的媒体团队发现《每日星报》有一个虚构记者署名“托尼.雷纳德”，致使《星报》很是遭到了一番嘲笑。《星报》用这个署名在没能向例如谋杀案庭审现场，威斯敏斯特或者金融城之类的重大事件现场派驻记者的时候为自己打掩护。托尼.雷纳德成了舰队街最高产的记者，2003年1月到11月之间足足为《星报》撰写了818条新闻。但是这家伙的同事可也不少。事实上如今在行业内部，程式化的捏造新闻正越发大行其道。这些新闻的创作者们呆坐在城郊办公室里，门窗关得严严实实，面前是电脑屏幕，背后是督促他们“提高产量”的皮鞭——所谓“提高产量”就是沿袭套路或者抄袭竞争对手、网络内容与其他报社报道，大批量重复生产迎合特定读者群体的新闻故事。基于办公室的新闻容易遭到公关机器、骗徒、特殊利益集团以及电子或纸质文档当中固有错误的左右。这也正是为什么市场上下游的这么多报纸经常会以同样平淡无味的方式刊载同样的新闻。警用头盔的尺寸又改小了？再找六个全国人民整天看见的标志物，把它们的照片改小点。某位电台主持又喝醉了？扒拉扒拉他以前那些糗事，重新炒作一下。

新闻需要出人意料的因素，需要现实生活中的不可预知性与古怪之处。换句话说新闻需要真正的记者。面对公关机器的软磨硬泡与推销技巧，最有效的保护措施就是工资合理且富有经验，得到所属机构充分信任得以运用自己判断力的记者。报纸曾一次又一次得到记者的拯救，或许是心怀顾忌不肯对于恐慌言论照单全收的健康记者，或许是在报道富有争议且错综复杂的基因研究新闻时有意留出缓冲余地的科学记者，或许是一针见血地指出某个得到大肆炒作的民调结果采样范围太窄因此不必加以重视的政治记者。一般性记者也是如此——总有人在听到一条歇斯底里的引言之后会找到最初的发言人，并且发现引言遭到了误解或者另有所指；总有人会留在办公室里再打最后一遍复核电话并发现事情其实是另外的样子。“我们打算将这次事件称为穆斯林极端分子所为，可以吗？”总会有一位夜班主编这样回答：“其实吧，倒也不一定……”

因此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多雇佣一些记者——刨根问底、活跃诚实的一线记者。不管前文中数落了《每日邮报》多少不是，但是这份报纸作为今天少有的商业经营成功典范的确舍得在报道方面花钱。与其他报纸相比，《每日邮报》的记者工资更高，记者人数更多，派往全国各地的记者也更多。无论你是否喜欢他们带回来的新闻，但是这些新闻还是很有效果的。明天的记者们也将会享有混乱但却也十分有趣的生活。新闻行业将会破坏他们的感情生活，令没有选择从事其他工作的他们过上更穷且更不保险的生活，还将令他们承受非从业人员永远无法真正理解且不足为外人道的头晕脑胀。但是假如他们干得好的话，他们将会成为社会健康发展的核心支柱。

至于我呢？我依然是个记者，依然深切热爱着这个令我切齿痛恨的行业。有时候这一行就是个烂摊子，可是再怎么说也总比其他烂摊子更强。在一切顺利的时候，这一行就宛如天堂一般美好。在不太顺利的时候，我则用詹姆斯.卡梅隆的名言来勉励自己：

“一位有良心的记者因为这一行业的种种不足而长吁短叹，此情此景实在可怜而又可厌，好似妓女伤情一般。他的处境或许不幸，但绝非无可救药。有些记者觉得所属机构用来赚钱发工资的新闻手法使他们的原则背负了悲哀的负担，此类两难局面一概可以自行解决：他尽管可以不再拿钱，辞职走人。”

（1）http://en.wikipedia.org/wiki/R_D_Blumenfeld

写专栏很容易。绝大多数大学的绝大多数专业的绝大多数学生都能在交作业的最后期限到来之前攒出一篇千把来字且多少还能看的玩意儿。我当初第一次写专栏的时候就意识到，我实际上写得就是学校论文，这种水平的文章在学校里只能换来几个红墨水写成的批改标记与老师的签名，但是现在却可以换来很多稿费，足以令我在伦敦舒舒服服地生活下去。但是要想写一篇好的专栏文章并不容易。要想做到这一步可谓比登天还难，任何时代都只有少数几个人才能掌握其中奥妙。正如同政治漫画家一样，真正优秀的专栏作家也是供不应求的。要不然我们就见不到拙劣无聊的漫画与拙劣无聊的专栏了。你尽管可以认为某一个专栏作家的某一篇专栏交给你来写会写得更好，但是别忘了专栏作家要靠写作来挣饭钱，每周都要写，有时一周就得写好几篇。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就好比写小说一样，专栏文章的创作也并没有一定之规。富有创造性的聪明专栏作家能够打破一切规则并依然有钱赚。但是关于这场观点性新闻的大爆炸还是有几个要点值得读者与作者们记一下的。

首先，优秀的专栏文章不仅仅是意见，还要包含一定程度的报道元素。我会关注前文中提到的许多专栏作者，因为我相信他们曾经与政客或者公务员共进午餐或互通电话。正如扬与金肯斯所证明的那样，专栏文章可以成为更高一等的新闻报道——趁热从当权者的午餐餐桌上搞到手的新鲜信息。但是与单纯的新闻不同，专栏文章可以将信息置于背景与分析当中。专栏作家可以运用比喻、历史典故以及幽默等各种手段，从而不仅能使我们了解首相在私下里说了什么，还能使我们理解他为什么这么说，应当如何看待他的说法以及他下一步可能干什么。大多数专栏作家都接触不到首相或者其他要员。但是他们依然应当告诉读者一些他们本来不知道的事情——例如从某个不为人知的网站上挑选出来的令人震惊的统计数据，对于某座危楼的生动描述，或者一座大多数人都知之甚少的外国城市。《观察家报》的尼尔.艾斯彻森在苏联时期联篇累牍地谈论波兰问题，因此很受人讥讽，但是他对于东欧地区的了解使得他在大多数英国读者对于该地区全然无知的时代成为了一名价值无量的专栏作家。同样，当他就苏格兰的风土人情或者英国政治文化撰写专栏时，他所掌握的历史知识也足以令读者大出所料——比方说在撒切尔时代早期，所有其他人在分析煤矿工人罢工与内城暴乱导致的社会动荡时都会哀叹英国文明政治传统的崩溃，艾斯彻森却指出英国的政治传统从来都十分暴力，只不过大多数史书都有意掩饰了这一点。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这个论点以及相应的事实例证就是全新的信息，如同内阁大臣的私下看法一样吸引人。

西蒙.金肯斯在游历英国乡村并见到令他动怒的场面时或者在他出国的时候写作水平最高。他将报道式的信息呈现在读者面前并且着手对其进行加工。帕里斯在他身历其境——例如与书评家彼得.阿克罗伊德一起在某个小酒馆里谈天，或者在某个荒岛上游历，或者在下院里旁听——以及在讨论自己的亲身见闻有何意义之前先向我们进行转述的时候写作水平最高。汤恩比往往只会把某一份少有人知的官方文件上的数字开列出来，从而使读者对于贫困问题、工会表现或者其他公共话题产生新的看法。事实是专栏文章的精髓，是支撑专栏文章的骨架，没有事实的专栏无非是一堆软塌塌的观点而已。当初我写政治专栏的时候，总是尽量确保自己事先能与相关人员谈一下，例如学校老师，金融城掮客或者下院议员等等。之后我会进行背景阅读——智囊团报告，或者关于东非政治的专著，或者下院档案中记录的演讲——之后才动手打字。这样做的主要原因是为了避免死气沉沉且的老生常谈。当你与一位有着特殊技能或者特别经历的人交谈过后，无论对方是一名渔夫还是一位哲学家，你几乎总能以不同的视角重新审视同一个话题。你会发现某个小镇上的“种族冲突”实际上是黑帮火并，牵涉其中的两个帮派都由白人与亚裔成员混杂而成；你会发现克雅氏病或者说疯牛病的致死人数实际上正在下降而非上升；或者所谓的塞族“泛武装分子”实际上只是一群归乡心切的士兵而已。“实际上”这三个字，或者说与预期情况的偏离是优秀专栏文章的关键。

在介绍显著事实的时候，有一种危险的拿来主义手法，就是抓一段早已经见报的材料自己重新料理一番，许多报酬优厚的专栏作家都这么干。在少数情况下，假如这段信息来自某份相对默默无闻的报刊，或者遭到了其他新闻的淹没，那么这种做法还是有一定意义的，可以用来处理《犹太双周报》上的骇人新闻或者《每日电讯报》上仅仅在一个段落里得到提及的关于警察的不寻常事实。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有偷懒的专栏作家才会这么干。这些懒得走出家门或者离开空调办公室的家伙们就是依靠这种手段来满足对于写作题材的无尽需求的。一位手段高超且擅长迎合读者的专栏作家光靠循环利用剪报就能丰衣足食。《每日邮报》的琳达.李波特（1）或者伯奇尔都经常这么干。但是首先专栏作家根本不知道原来的故事是真的还是编的，因此很可能会助长无稽之谈的传播与立足。其次，假如某位专栏作家什么都不干，就会看别人写的文章，那他/她怎么还能有新鲜的思想呢？恐怕这位专栏作家的脑袋早已被偏见塞满了。不做原创性工作的专栏作家就是个样子货。令人担忧的是，相当数量的专栏作家以及他们的主编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但是就算有了有趣且出人意料的事实，一位严肃的专栏作家或者评论家依然只做好了一半准备。每一篇专栏文章都是一个论点，一个案例，一段逻辑论证。一般来说，每一篇专栏文章都必须具备能用报头标题或者单一句子讲清楚的中心意旨。例如“男同性恋在英国体育界势力过大”，或者“戈登.布朗应当立刻离开财政部”，或者“数字电视已经一败涂地”。 假如专栏作家不会简明扼要地说话，那么专栏文章很可能会令读者看得一头雾水因此打不起精神来。专栏文章要么是声明与宣言，要么是浪费时间。因此你要么必须与自己谈话——根据我的经验，晨起沐浴并走路上班很有助于整理写作思路——要么就必须与一位特别优秀的编辑谈话，总之必须要对自己的论点反复推敲琢磨直至其在脑海中清晰成形为止。这是写作过程当中最困难的部分。因为论点要想立得住还需要未必一定相容的两大因素。你在这篇文章中所说的话必须与以前说的话保持一致（否则你在老读者的眼里就会出洋相）。此外文章内容必须新鲜（否则会倒了读者的胃口）。要想解决这个化圆为方的难题，最显而易见的办法就是采取你自己相信且此前已经表达过的立场并将其运用在新的题材上。因此一位信奉自由市场的托利党专栏作家可能会试图解释如何依靠市场来解决高卡路里垃圾食品导致儿童发胖的问题。一位女权主义者可能会研究一下英国赢得英式橄榄球世界杯对女权运动造成的影响。新闻界当中有些最好的论说文就属于这种类型——《观察家报》的尼克.科恩就其他特征而言绝对是一位典型的反伊战记者。他是个坚定的左派人士，敌视布莱尔与小布什。但是他却支持战争，并且从一位社会主义者的视角对自己的论点进行了绝佳的阐述。女权主义老将贝拉特里克斯.坎贝尔（2）水平最高的几篇文章写得都是失足青少年，文中流露出了深切的同情。另一种应对一致性/新鲜性悖论的方法就是声称你改变了心意并且解释原因。这一招很有威力——彼得.金肯斯对于大卫.欧文感到失望之后的文章就是最好的例证——但是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不能频繁使用。最糟糕的方法就是不断改弦更张并且期望读者们不会发现。至少《侦探》杂志经常这么干。

不管怎么说，在论点成型且报道或事实背景收集完毕之后，构建一篇专栏文章所需要克服的问题基本上就没有了。经典范式的专栏文章开头先提出论点，用证据的力度来考验读者，将反面例证捅上十几个透明窟窿，之后收束全文，告诉读者这个论点（此时读者已经被说服了）的重要性与迫切性，并要求他们牢牢记住。在论证过程中你往往会遇到很多三段式结构——三个事例，三个反证，三大事实。我为此而迷惑不解过一段时间，最终得出结论认为三这个数字是人类大脑中根深蒂固的清单长度下限。两个事实，两句引言，两套数据会相互牵制，诱使读者对其进行相互比较。但是三个一组就会使人产生证据累积无法辩驳的表面印象。当然对于大多数专栏来说相对相伴的搭配也是很重要的。如果新工党肥皂剧当中的潜在主角超过了三四个，动笔写起来就难免令人感到乏味。我们需要“托尼与戈登”正如需要“左派与右派”一样。如果仔细分析一下，许多令读者觉得结构强健文笔可信的专栏作家靠得都是三为一组或者二为一对的手法。

前文中我用了许多“经常”、“大多数”以及“许多”之类的形容词，这些都是——许多？——大多数？——专栏作家常用的打马虎眼专用词汇。这些词汇能够提供模糊的权衡感，使人觉得见到了证据，哪怕文中并没有真正的统计学证据或者计算。“多数工党议员”？“多数民众”？遇到此类言论时别忘了自问一下文章作者是否真正数过人头，是否与这些人说过话，是否以任何方式评估过这些人的情况。这只是将意见伪装成事实的手法之一。就算一位专栏作家的确进行了一定的报道式事实采集工作，的确理顺了自己的论证思路，也的确构建了文章框架，假如他/她不懂得如何公平使用英语的话这一切都是枉然。正面词汇（正派、公平、合理、新鲜、公开、清晰、勇敢）与反面词汇（偏见、肮脏、险恶、暴虐）必须小心搭配，唯此这些词汇才能像投入埋伏圈的滚木礌石一般压倒读者。不妨将论敌的论证简化到近乎野蛮，夸张到可笑至极的程度，尽管最优秀的专栏作家只能是那些挑出最雄辩有力的反论并照样将其驳倒的人。你自己立场当中的弱点也要提一下但是必须一笔带过。你还必须以基本的节律感引领读者接受你的论证——长短句要交替使用，句法要惹人注目，多用连字符。另外专栏文章往往无视语文老师的教导，多用“而且”作为句子开头。但是也有人用“但是”或者用“或者”来当开头。动词可以酌情使用。

优秀的专栏作家就像其他门类的优秀作家一样有着自己的节律。根据我的观察，他们的写作节律与演讲节律很相似，因此可以推测他们的思考节律或许也大体相同。白芝浩曾经写道，写作的诀窍就是写人话，“文章要想具备可读性……作者就必须用自己的话来讲述自己的思想，在自己思考问题所使用的词汇当中挑出最简单的单词来行文。”而且他是个坐言起行的人。他的同事们回忆道，他在晚年一改从前堂皇气派的文风，努力向口语化靠拢，还采用了不少口语词汇。他会搜寻并利用富有表现力的口语表达方式，包括新近才从美国传过来的词汇。或许白芝浩正是因为如此才能在维多利亚时代的专栏作家当中脱颖而出，至今依旧喜闻乐见。但是真要做到文笔清晰洗练必须下苦功夫。雨果.扬是一位了不起的专栏作家，但是他也写过水平欠佳的文章，读起来就好像从德文翻译过来的蹩脚译文。曾经效力于《每日电讯报》，如今为《论坛报》撰文的艾德.皮尔斯有时的写作风格就像青春期中二病发作的托马斯.卡莱尔。了不起的《卫报》主编彼得.普雷斯顿尽管装了一肚子知识与有趣的观点，却从来不是一个优秀的专栏作家，因为他行文晦涩且文气不顺。

乔治.奥威尔曾经指出，基于盎格鲁撒克逊语言且更接地气的词汇储备要胜过拉丁语-法语衍生词组成的单词表，如今记者们已经接受了这一看法。从科贝特到丘吉尔，最为扣人心弦的英语文章越来越倾向于使用短小精悍的百姓用语，而不是源于当年诺曼传教士且当今政府依旧使用的多音节官话辞令。读上几百篇专栏文章之后，读者们自然一眼就能看清某位作家是否理解了这个简单的修辞学事实。鲍里斯.约翰逊尤其是此中高手。但是还有许多其他行之有效的手段。以强大的感性画面——色彩、天气、食物、气味、狂笑不已的妇女或者一瓶红酒的价钱——开头的文章比起最机智的抽象语句更能吸引眼球。文章开篇必须立刻抓住读者的注意力——要么激怒他们，要么逗乐他们，要么令他们困惑不解却又欲罢不能。我很少修改自己的文章，但是却经常反复推倒重写文章开头。结尾则应当呼应开篇的画面或者想法。行文应当“衔尾结环”，从而产生令人感到舒服的圆满感。一篇专栏文章在首尾之间应当包含一定的数字，但是不能超过三四个。引用言论的长度绝不能超过报纸版面上的十短行。专栏作家决不能提起同行的名字。好吧，我这里有点说嘴打嘴了。但是撰写优秀专栏文章的方法并没有专栏作家的人数那样多。只要掌握基本英语能力就能撰写专栏，就好比大多数乐曲都由基本和弦组成一样。优秀的专栏作家能一次又一次地在一千个单词的篇幅里满载精心调配的事实与趣闻，可信的论点与强烈的画面。如果干得好，专栏写作是公共生活当中最令人享受的行当之一，也是报酬最丰厚的行当之一。

驻外记者与专栏作家是当代新闻业当中公认的两大贵族集团。为什么会这样呢？新闻行业的两翼看上去相当不同。驻外记者“总在那里”，而专栏作家“总在这里”。声称驻外记者人数太多算得上是野蛮言论——只要新闻行业还承担得起，我们怎么能够不想尽可能多地向国外散布眼线呢？但是专栏作家过多的说法不过是陈述事实而已。驻外记者受雇报道事件，专栏作家则受雇发表观点。我们很容易就能得出结论，认为驻外记者代表了最优秀的良性新闻（我们也的确是这么认为的），而评论家与生活时尚写手的大行其道则被人视为社会病态的表现，庸俗媚俗新闻的极致。人们大可以如此论断：当某个社会处于外向发展阶段并对外部世界感兴趣时，驻外记者的人数与地位都会上升；而当社会丧失锐气、百无聊赖且自私自利之时，专栏作家就会兴旺发达。我希望此前的文字能够表明事实并非如此简单。新闻的本质从来都不是转述光秃秃的事实，而是将事实整合成意义完整的故事，而故事总会使我们产生情绪性的反应。在这一原则的驱动之下，驻外记者经常会做结论，挑毛病，表达愤怒或者同情……总之越来越像专栏作家。与此同时，好的专栏作家也必须具备报道能力，就算不能亲身经历大千世界，至少也要把自己拴在搜索引擎边上。罗伯特.菲斯克总觉得自己一肚子意见憋得难受，所以如今他也成了兼职专栏作家。安.莱斯利曾经一度放弃专栏写作，因为她觉得自己对于世界的理解不够，如今多年在外闯荡的经历使她不仅能发表意见，还能说服读者。彼得.奥本可能会前往阿富汗，西蒙.金肯斯可能会前往伊拉克。而再早期的专栏作家例如彼得.金肯斯经常在德国与美国之间穿梭往来，尼尔.艾斯彻森也经常赶赴东欧，他们的表现都更像驻外记者而不是专栏作家。

归根结底，最重要的因素还是文字。报道是新闻的本质。伟大的驻外记者报道纷繁世界并将其转化成易于理解的故事，而伟大的专栏作家则报道政治活动与非同一般的生活，使用虚构与修辞的技巧来告诉读者，就他们看来正在发生什么。报社所有权与新闻监管的辩论全都可以放在一边。健康的新闻就是基于充满活力的诚实报道的新闻，做不到这一点的新闻就是朽坏的新闻。就这么简单。

（1）http://en.wikipedia.org/wiki/Lynda_Lee-Potter

（2）http://en.wikipedia.org/wiki/Bea_Campbell

最重要的专栏作家就是评论家。有些人可能不同意。他们会说这些人只是最为自命不凡的专栏作家。但是专栏作家是一群试图通过将争论捅到当权者面前并发出声音的方式来影响公共生活进程的记者。他们并不以单纯的艺人自居。他们并不将读者当做自己的追随者，而是一场更广泛谈话的听众与参与者。例如《泰晤士报》的西蒙.金肯斯，彼得.伦戴尔，迈克.高夫（1）与马修.帕里斯（2），《卫报》的波莉.汤恩比，大卫.艾伦诺维奇，乔纳森.弗利兰德（3），《观察家报》的威尔.赫顿与安德鲁.兰斯利（4），《周日电讯报》的马修.德安科纳（5），《独立报》的唐纳德.麦肯泰尔与雅丝敏.阿力柏-布朗（6），还有曾经任职于《旁观者报》与《每日电讯报》的鲍里斯.约翰逊。这些人全都学识渊博且消息灵通。但是评论员的黄金时代或许已经过去了。如今没有几个专栏作家能够像八十年代的彼得.金肯斯或者雨果.扬那样影响中左翼思潮了，也没几个人能像T.E.乌特利（7）以及塞缪尔.布里坦那样影响右翼思潮了。

英国新闻业从很早的时候就有了杰出且固执己见的政论文章，尤其是在杂志与评论刊物当中。来自索莫塞特的多面手沃尔特.白芝浩在担任《经济学家》主编的十六年间共计写过2000余篇长文，内容五花八门，从经济到银行业，从莎士比亚到内阁重组等等。他很可能是维多利亚时代最为全才的评论员。还有像是赫兹里特与科贝特这样更加优秀的散文家也会撰写政治专栏，不过他们会从权力场之外发动激烈攻击。与白芝浩不同，他们根本不打算直接影响威斯敏斯特。有些足够聪明的当代记者会回头向十九世纪的政论大家们取经。白芝浩，赫兹里特与科贝特的文风全都清晰活跃，盎格鲁撒克逊风格显著，尽量避免使用法语词汇，文笔生动，采用当时的直接报道。他们也会幽默搞笑，但总是含而不露以便凸显政治观点。科贝特是三人当中最生猛的一位，在他的职业生涯期间曾经反复多次调转枪口。他曾在当时最重大的话题上不止一次地改换看法与立场而且全然面无愧色，正如当代专栏作家一样。赫兹里特发明了“热忱”（gusto）这个批评专用术语，并且通过短小精悍的语句与近乎肉感的表述充分体现了这一理念。他是一名战斗型作家。一位批评家这样评价他：“文章需要体现行文之际的气场、张力与印记。每一个单词都应当像拳头一样有力，而文体本身着应当富有弹性且一气呵成……”身为辉格党写手的白芝浩比赫兹里特更偏右，且远比科贝特更加倾向支持上层阶级，他文风清晰才智卓绝，与上述二人不相伯仲，他在组织论点时几乎将其当做了赏玩的对象。英国新闻传统一向兴趣广泛，尤其热衷于政治辩论。后来的乔治.奥威尔吸取了这些作家留下的大量经验并传播给了众多二十世纪政治写手。

但是如今我们说到评论员时想得都是主流大报上试图产生重大影响的政治写手。这个概念最早来自美国。“评论家”（pundit）是对印度语pandit一词的改写，这个词又源自梵文“学者”（pandita）。这个词当初作为一个早期女权主义笑话进入了西方。1854年，有些纽约市的家庭主妇看不惯自己的装逼丈夫们组织俱乐部讨论“真理”问题，于是就送给他们“评论家”的雅号。后来这个词蜿蜒进入了主流美国英语并依然保持着讽刺的意味。到了二十年代，这个词成了《纽约世界报》的沃尔特.李普曼的专用标签。他所属的这份报纸当时十分了得，如今则早已消失了。一战之后，美国刚刚开始直面大国崛起的国运，而大多数美国人还受困于相对无知落后的村镇当中。被人冠以自由派摩西之名的李普曼为填平这一鸿沟做出了很大贡献。“尽管这个国家的教育水平不断上升，但是纽约、波斯顿以及华盛顿以外的广大多数人依旧几乎无法获取关于世界大事的高质量信息——沃尔特.李普曼的读者不在此列。”李普曼的天才之处在于他说服了华盛顿的权力掮客们相信他们需要自己担当他们与国家之间的沟通渠道，同时又说服了众多遭到几十家乃至上百家地方报社吞没的广大读者们相信他们需要他来了解华盛顿的动态。他成了美国黄金年代的头号政坛中间人。李普曼幸存到了电视时代，直到六十年代中期依旧评论不止，但是此时他已经有了许多同行——例如日后肯尼迪总统的个人顾问乔.艾尔索普，一度执掌《纽约时报》的詹姆斯.赖斯顿，保守派旗手小威廉.巴克利，以及日后里根总统的幕僚查尔斯.克劳特哈默。由于美国幅员辽阔，因此需要销路广泛且多家报纸同时刊登的专栏文章向全国上下解释华盛顿的权力斗争。于是这些人也就获取了英国记者们无法想象的影响力与财富。

英国新闻界第一位潜在的李普曼模仿者是亨利.凡尔利（8），尽管在他之前《观察家报》的J.L.加尔文也经常发表政论文章。凡尔利最终离开了伦敦前往华盛顿并客死他乡，临终时无财无势，悲苦潦倒。他几乎魅惑了每一个与他打过交道的人，这一点在记者圈子里着实少见。他生于新闻世家，他的父亲也是记者，在一次参加过舰队街葡萄酒旅店的行业会议之后因为心脏病发作而死在了出租车里——在新闻行业里这种死法就相当于冒着机枪火力冲上敌方阵地并获得十字勋章。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凡尔利都是一位个人表现十分恶劣的家伙，他的朋友说他脸上总是挂着“顽劣农家少年的笑容”。他的朋友阿兰.怀特金斯写道：“凡尔利是个人精，马屁精，酒客，经常是个乞丐，而且（不得不说的是）有时还是个贼。”他的另一位朋友派瑞格林.霍桑则提到了他那不管不顾的奢侈作风，他那沾花惹草的低俗趣味，以及他那不堪言说的私生活。他认为凡尔利在自己的头脑当中刻意拔高了政治新闻的地位，因为只有这样他才可以

“将自己抛妻弃子的恶行加以正当化。他连一双鞋钱都没有留下，甚至连孩子的学费都不给。他必须像天使一样写作，唯此才能心安理得地像魔鬼一样处事。他堕落得越深，为自己订下的工作目标就越高。”

别忘了这些评论可还是来自他的朋友。凡尔利往往一赚到钱就立刻会花在昂贵酒店的自发派对上，他整天负债，经常在参与BBC电台《提问》节目的高水平辩论之后立刻遭到逮捕。他被关进了温切斯特监狱，他的妻子则承认自己终于放下心来了，因为终于知道这家伙昨晚在哪里过夜了。凡尔利最终在一起诽谤案件当中败诉于安东尼娅.弗雷泽夫人，之后逃到了美国。他最早在《旁观者报》上推出了自己的政论文章，后来又推广到了多家报纸上。他的文风清新机智，大胆无畏，使得许多人都宽恕了他的罪孽。他激情四溢地为英国议会制度辩护，反驳赶时髦的批评家们，还就这一问题写了一本很不错的书。不过他对美国政治几乎同样感兴趣，也有能力成为一名具有真正影响力的评论员。他曾经充满敬畏地对自己的朋友安东尼.霍华德谈到过评论家在美国所扮演的角色。但是凡尔利的事业最终还是垮了下来，因为他太不靠谱了。事实上，稳定地进行高质量政论专栏写作是一份极其艰苦的工作。

而比任何人都更加近乎成为英国李普曼的彼得.金肯斯工作起来着实非常拼命。龅牙外露，机智过人且人脉广泛的金肯斯曾经为多家报社供稿，其中有《卫报》与《周日泰晤士报》，当然最成功的还得算是《独立报》。就像华盛顿的乔.艾尔索普一样，他也经常举办盛大的晚宴派对，与工党和社会民主党的政客们打成一片，在他们家的庭院里散步，与他们推杯换盏，就工会的危险或者更强硬核武器政策等问题提供建议。金肯斯是一位在柯尼希斯温特历练出来的记者。柯尼希斯温特是德国波恩城外的一个小地方，冷战期间波恩还是西德首都的时候，这里每年都会举行英德两国政客、记者与公务员年会。其后则是英法两国会议，英西两国会议，以及无休止的亲美英国记者会议。如今在达沃斯举行的全球领袖会议知名度远远更高，但是柯尼希斯温特象征着打造泛欧洲统治阶级的尝试，象征着整整一代意见领袖们将二战期间的相互敌意抛在身后，开始寻求欧洲一家的前景。就像雨果.扬一样，金肯斯最初效力于《周日泰晤士报》，后来又投奔了《卫报》，他成为了欧洲化英国崭新愿景的代言人，这个英国坚持反共立场，而在社会层面又比美国模式更加包容和善。他与一系列中左政客走得很近，还在工党因为欧洲问题与核武器问题陷入分裂时为苏民党的另立门户提供了得力支持。

金肯斯每周写作次数取决于雇佣他的报纸，从一次、两次到三次不等。他的妻子波莉.汤恩比这样描述他的工作习惯。撰写政论专栏

“是一种与他十分合拍的生活方式。他这人十分健谈，喜好辩论与宴饮，朋友众多，而且就像发疯一样喜欢卡着截稿时间进行写作……这份工作的问题在于要同时处理数量众多的复杂话题，因此在一天之内……他可能首先会讨论国防问题，然后在预先安排的午宴上讨论监狱政策，再然后可能会去查塔姆研究所讨论海湾地区局势……”

穿梭于白厅、威斯敏斯特以及无数海外访问与峰会之间，将众多话题抛来接去的金肯斯在工作中意识到美国的专栏作家模式在英国行不通，尽管他本人每周都要撰写三篇专栏文章。问题在于不依靠多家报纸同时刊载的专栏文章无法发挥他真正想要的切实影响力。他在《卫报》专栏中这样描写自己的行当：“比方说，在美国某人只要每周三次通过150份报纸向读者发言，到了华盛顿想见任何人都不成问题，给任何人打电话都一定会得到回复。”在英国可没有这种事，对于报社电话总机来说，议会休息室记者、外交新闻主编以及许多其他人都远远比专栏作家排位靠前。但是尽管如此，“美国专栏文章的写作方式的确有值得学习之处，例如他们将报道、分析与社论相结合的手法。”政治专栏作家最怵头的不是信息不足而是信息过剩。“困难之处在于理解信息……政治专栏的作家们要花费大量时间代表读者阅读报纸，试图从文字的洪流中抓住当前事件的一点头绪。”

这番话不仅是对金肯斯本人专栏的绝佳概括，同时也描述了理想中的政治专栏。专栏作家不是神父，只是难免出错的写手而已。首先，专栏作家的意见究其根本而言无法产生任何利益，他们必须说服读者相信自己的文章有用。这可能是因为他们能够比读者更出色地表达读者自身固有的偏见与本能认知。这种做法的确有市场，但对于全国对话基本上起不到推动作用。最优秀的评论家之所以值得一读是因为他们的文章提供了来自权力中心的信息以及理解这些信息所必需的具体环境，虽然只是短短一篇论述，却能去粗取精，删繁就简，帮你看清外交部、唐宁街、国务院或者白宫里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些人不仅要收集信息——这种行为本身就是更高一层的报道——还要对信息进行处理。他们要区分有用与无用的部分，陈腐与新鲜的言论，还要为一切看似不合理的现象寻求解释。

只有在完成了所有这些艰苦工作之后，我们才有可能相信这些人提供的信息确有价值。然后评论家就可以像任何一位专家那样放话了：我的言论值得一听，因为我知道很多，因为我记得很多，因为我已经将这一切严肃认真彻底地想清楚了。批评家斯蒂芬.贝利（9）引用过维克多.雨果的话，后者认为所谓想象力就是勃起的智力。“同样，观点就是被人赋予特定方向的知识。未经思考的知识不过是数据而已，沉闷而毫无意义。观点是形成模式的思想，知识只有依附于观点才有价值。”你尽管可以唾弃最优秀的评论家，认为他们的政治立场过于偏左或者偏右，或者对于某位政客奴颜婢膝，但是至少你知道他们首先为你提供了值得咀嚼的材料。

雨果.扬声称自己在政界的关系赶不上金肯斯。他不是场上的玩家，只是场下的观众。他并不为政客们的利益而写作。他必须与政客以及官员交谈，并且发现这些人有时的确很好相处，但是大多数情况下与他们打交道都是“与魔鬼共饮”。专栏作家必须以局外人的立场写作，以局内人的身份调查。因此保持距离是很有必要的。

“在我看来算得上朋友的政客不超过三个。这一行里的朋友是荼毒工作的毒药。这是我无法摆脱的社交虱子。比方说我很少请政客们到家里来做客，理由则有些拿不上台面，因为他们来过之后我将很难在报纸上理直气壮地反对他们。”

这可能仅仅是因为他个人的脾气所致。扬为人谨小慎微，将道德问题看得很重，金肯斯则喜好社交与高谈阔论。不过如果在白厅与威斯敏斯特寻访一下就会发现，尽管扬以局外人自诩，觉得自己在政客圈子里相对而言没有朋友，但是许多政客都觉得自己和他关系密切。他从来没有与哪位大臣或者党首发展到勾肩搭背的地步，就像金肯斯与后来打出工党另立门户的大卫.欧文之间那样（尽管金肯斯还是毫不客气地在报纸上非常有名地将欧文称作自大狂），但是他的确与十几位主要议员以及外交官保持着相当友好的关系。

评论家会对政客造成影响吗？金肯斯与扬都是自由派、亲欧洲派以及温和左派的坚定鼓吹者。在托尼.布莱尔上台之前任何政客对于这些问题的阐述在力度与清晰度都无法与他们相提并论。热情拥护工党右翼与苏民党的金肯斯出手帮助他们在核武器问题上挺直了腰杆，扬则认为自己很可能在一些民权问题方面颠覆现有的均势。同样的话也可以用来形容许多自由派经济评论家，例如塞缪尔.布里坦与彼得.吉。但是政客们所遭受的最主要压力还是来源于选民，而专栏作家对于选民并没有多少影响，他们自己对于这一点也心知肚明。正所谓峰回路转，对于评论家太拿自己当回事的危险提出警告的第一人就是李普曼本人。他在1940年写道，他近乎狂热地相信专栏作家不应当将自己当做公共人物。李普曼从前在一位名叫弗兰克.柯布的主编手下工作，此人当时在纽约相当有名。就李普曼看来，“我不是人类的顾问，甚至都不是那些偶尔或经常性读者的顾问。这是我的工作准则。这一点我是从弗兰克.柯布那里学来的，他一直奉行这条准则。在他濒临死去的多年期间，他曾经不止一次与我恩断义绝。就我看来，自大自傲所毁灭的报人数目远远超过酗酒。”但是假如整天招呼你的都是内阁大臣，隔三差五你就能受邀在电台电视台面对全世界畅谈自己的想法，想要完全避免自大情绪也是很困难的。这种感觉毁人不倦却又成瘾性极强，当初我要是早知道这一点就好了。

金肯斯与扬如同任何一位民选政客一样是战后英国政治圈上层的组成部分。两人相对而言都不算高寿。金肯斯死于1992年，是年五十八岁，死前正在等待肺脏移植。扬则死于2003年，是年六十四岁，死因是癌症。在威斯敏斯特圣玛格丽特教堂举行的金肯斯葬礼上，几乎所有非撒切尔派系的政治阶层都出现了，时任贸易委员会主席的迈克尔.赫塞尔廷亲自致辞。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举行的雨果.扬的葬礼上，追悼者当中包括了财长戈登.布朗在内的大部分内阁成员。之前因为伊战为题饱受扬雨果.扬蹂躏的首相布莱尔原本也打算到场，只是因为必须陪同来访的小布什总统才未能成行。对这两人都深有了解的托利党政客彭定康在葬礼上高度评价了扬的道德谴责行为：“当我们的原则如同棉花糖一般松软的时候，当我们的愿景沦为欺诈的时候，当我们的行为完全由胆怯驱动的时候，他的审判就如同晴天霹雳一般炸响在了我们头顶上。”如果说他们还不算上层阶级，他们的文章还不算能与李普曼相提并论的专家评论，那谁还有这等资格呢？

关键在于权威性。就像李普曼、赖思顿与艾尔索普一样，扬与金肯斯赢得权威地位的方式也是思考与报道。他们亲赴现场，他们亲眼目击，尤其重要的是他们博览群书。对于可能决定某一场当前争论结果的政治世仇，他们不仅清楚时下的细节，也了解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如今出现了一种等而下之的专家评论，一方面十分诱人，另一方面则对于评论家的权威性造成了极大伤害。问题在于懒惰与金钱。当代评论家很少会亲自收集信息，就算少数几个依然这么做的闪光典型也不太符合李普曼的上层社会定位。西蒙.金肯斯是一个十分称职的信息收集者。他亲自造访当事人并当面提问，他亲身赶赴巴格达，他在政治圈上层的朋友与联系人多得令人瞠目。但是他一向看工党政府不顺眼，工党政府没有给他留下多少好印象，他也不想和这些人彻底打成一片。同样为《泰晤士报》效力的彼得.伦戴尔工作方式老派且努力，但是报社并没有把他当做一位全职工作全力投入的评论家，大概是因为他的观点总体而言过于中庸。《卫报》的波莉.汤恩比也是一名称职的员工，她不仅勤于打电话，还会亲自走出报社去接触自己笔下的公共部门员工，也十分关注事实。《观察家报》的安德鲁.兰斯利与《周日电讯报》的马修.德安科纳都是人脉广泛之辈，对于政治事件的分析入木三分。但是人们阅读他们的文章是为了获取信息而不是建议，而唐宁街对于这两点都十分看重。《观察家报》的威尔.赫顿可谓是当代评论行业当中的一羽珍禽。他早年在金融城里打拼，经济上不必求人，但是对于美式（以及美-英式）资本主义却抱有明晰强劲的社会民主批判立场。凭借着《当前局势》一书，赫顿取得了超级评论家的地位，尽管阅读他的作品的工党大臣并没有改变思路，只是觉得很不舒服而已。回头再看看《独立报》这边，唐纳德.麦肯泰尔有着十分特殊的权威地位。在1986年报业工人大罢工期间他发扬了舍己为人的典范作用，当时他在辞职之后拒绝了报社的再次雇佣，除非他在《泰晤士报》工党专题团队里的二三把手也能复工，他这一罕见之举彰显了他的为人。麦肯泰尔不仅人脉广泛，而且听众甚多。2003年秋天赫顿调查发现的证据显示，布莱尔的亲信们全都会阅读他在《独立报》上刊登的专栏文章并做出反应。

也有一些政治写手借助自己文坛身份的力量来回避评论行业的陷阱。阿兰.怀特金斯恐怕会很排斥文学这个词；他为自己营造的形象是一个脚踏实地的威尔士政治与体育观察家。他的底气很弱。如今他的专栏怀旧气息浓厚，而且据说他已经开始炒冷饭了。但是怀特金斯有着杰出文体学家的本能，他的书面语言行文几乎与他的口语完全一致，充满了抑扬顿挫与幽默转折，英国报界的任何其他写手都无法与他相比。他的专栏文章并不能向读者提供多少关于布莱尔政府的信息，但是对于任何一位有志于英语学习的人来说，他的专栏就是每周一次的教程。前托利党笔杆子、托利党议员、外交官以及电视访谈记者马修.帕里斯的情况也大同小异，与近年来的任何一位评论家相比他都更为高产。

这就好比回忆你的第一根香烟，第一任女友以及第一次失恋一样。我第一次担任专栏作家是在八十年代晚期的《苏格兰人》报上。文章见于周六版，全长850个单词，专栏名称是“护民官与暴君”。此后不久我就加入了《经济学家》，以“白芝浩”为笔名开始撰写篇幅更长的每周专栏。报社鼓励我们争论，但是必须严格遵守自维多利亚时代就已经成为报社精神核心的自由派自由贸易路线，绝对不能越界。我们也得知的《经济学家》以及其他许多预设立场的新闻机构所惯用的秘密手段——“先简化，再夸大”。几年之后，当时最著名的专栏作家之一，《独立报》的彼得.金肯斯突然去世，我接替了他的空缺，着手撰写每周三次的政治时事专栏。当上该报主编之后我照旧笔耕不辍。遭到解雇之后我继续为《每日快报》撰写每周中期专栏，并为《观察家报》撰写每周周末专栏。加入BBC之后我依然为《每日电讯报》就各种不同话题撰写每周专栏。有时候专栏作家往往忍不住在信封背面将自己的工作量疯狂计算一通。根据我的计算，在我撰写这本书的时候，不考虑各种一次性约稿，我已经写了大约145万单词的报纸专栏文章——比这本书的篇幅要多出十倍，而且其中很有些长单词。但是考虑到我达成这个数字总共用了十五年时间，我的记录实在无法与近来的码字大神相提并论。伯纳德.李文（1）曾经计算过，他的《泰晤士报》专栏总共达到了1400万单词。

（1）http://en.wikipedia.org/wiki/Bernard_Levin

于是他们再次用心倾听起来。部分原因在于911事件令海外新闻市场再次恢复了健康。不过尽管英国的大报与小报在名人新闻与消费新闻方面基本已经合流，但是不同报纸报道海外新闻的专业水平却天差地别。《每日快报》，《每日邮报》以及《每日镜报》等报纸曾几何时都是优秀海外报道的代名词，可是如今几乎已经没有隶属于本报社的海外记者了。对于读者们有直接冲击作用的新闻不能直接通过电台、网络或者电视与受众见面，必须先在办公室里被人上下其手一番。但是市场的另一端却重新燃起了对海外新闻的兴趣。我们已经见过了《独立报》如何依靠九名驻外记者勉力维持。《每日电讯报》虽说近来也削减了驻外记者人数与海外新闻版面篇幅，但是以历史标准衡量目前做得还算不错。《卫报》目前雇佣了十六名全职驻外记者，十名与报社独家签约的自由撰稿人，还有四名守在伦敦的留守驻外记者或者说“救火员”。除了各个热点地区之外，《卫报》在内罗毕、悉尼、萨格勒布与伊拉克都安排了全职工作人员，兼职特邀通信员则分布在德黑兰、墨西哥以及雅典等地。《卫报》海外新闻主编赫瑞特.舍伍德称“我觉得我们目前唯一一个严重缺乏人手的地方就是南美。不过在那里的大多数国家当中我们都有经常性的自由撰稿人，那里就是我下一步的重点关注区域。”

她十分嫉妒《泰晤士报》。在澳大利亚裔的新任主编罗伯特.汤姆逊（1）手下，《泰晤士报》极大地增加了海外新闻的篇幅。海外新闻主编马丁.弗莱彻（2）认为汤姆逊本人的兴趣取向比911事件起到了更大作用。“自从他接手以来，（海外新闻）版面就从一天三版上升到了一天六版，经常还有八版的时候。最近我刚刚又雇佣了四个全职海外记者。”《泰晤士报》目前雇佣了十七名全职海外员工，十来个多少算全职的特邀通讯员，另外还有三十三个签约写手。除此之外，报社内部还有从冰岛到匈牙利、从秘鲁到柬埔寨等世界各地联系人的姓名、地址与联系方式。但是即便是《泰晤士报》在《金融时报》的全球新闻采集大手笔面前也要相形见绌。同时拥有德国版与美国版的《金融时报》一直以全球性报纸自居，麾下海外记者共计172人，分布于全世界43座办事处当中。《金融时报》是一份专业报纸，在商业与金融领域都有着深重的成见，但是这份报纸的海外采访范围却是自经常提到的五六十年代英国报业黄金时期以来任何英国报纸都无法比拟的。当然BBC的海外新闻采访规模还要更大，海外记者共计250人，全球设点41处，规模大小不一，既有一名员工一台电话的小门脸，也有占地广大装备齐全的华盛顿新闻编辑室。的确，BBC的电视与广播服务面向全世界——后者的规模同样不小，但是与五十年代《全景》栏目记者拿着前往纽约或肯尼亚的机票所进行的试探性远征相比，今天的海外新闻采访在规模上远胜以往。就像主要报纸一样，BBC目前也在阿拉伯世界与远东地区集中了比以前更多的人力物力与注意力。

在高端市场，绝对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海外新闻正在“越来越傻”。像《独立报》那样没有大量人手的报纸会强调现有员工的写作质量，不过当年詹姆斯.卡梅隆手下的《新编年报》也会这么办。《卫报》与其他报纸相比更喜欢用海外新闻做头版，这些新闻往往并不在其他报社的当天新闻清单上。此外《卫报》在发掘不同事件内在联系的方面也很下力气，文章篇幅普遍比竞争对手更长。赫瑞特.舍伍德谈到911事件之后自己的读者们“越发意欲理解全球事件的来龙去脉”。她开始刊登越来越多的海外新闻，力求展现世界不同地区各种事件之间的联系，尤其为了如何令欧洲报道更加吸引人而操心不已——比方说针对欧洲各国在身份证、欧洲穆斯林或者教育收费问题上的不同看法而刊登泛欧洲分析文章。“我还鼓励记者们寻找涉及文化差异、情感兴趣或者幽默搞笑的题材。”无论是扩充了海外新闻版面的《泰晤士报》还是BBC的大流量海外新闻版块，这些事例都可以很好地说明二十一世纪初期的英国迎来了海外新闻的黄金时期，而二十年前许多资深记者还在担心这一行当将会消亡。

当然驻外记者还会一如既往地哼哼唧唧抱怨下去。他们不喜欢一切顺利的想法，因为他们都是天生的牢骚篓子。的确，值得他们担心的事情还有很多。前文中我们谈到了二十四小时新闻对于驻外广播记者外出寻访带来的压力，以及如何令观众与读者面对中东或非洲地区看似循环往复的无解死局仍能保持兴趣的问题。除此之外电视也往往会在落地的时候创造新闻，吸引当地人发动抗议或暴力活动。我作为BBC记者参加G8集团热那亚峰会期间，当地的反全球化暴力示威尤其激烈。抗议者们知道全世界的镜头都对准了这里。东京、特隆赫姆以及多伦多的记者们全都在老旧的热那亚机场里排成了人挤人的长队，将新闻发往全球各地。结果全世界最强大国家的领导人们气愤之余作出决定，以后再开会一定要找最偏僻的角落——例如加拿大高山的山顶或者美国海军巡逻艇重重包围的海岛。对于未来几十年里打算监督权力的正经新闻业来说这一趋势的确是个问题。此外例如美国这样的强力政府对待战地记者与海外记者的方式还为新闻带来了许多严肃问题。人们一般认为伊战期间英军与美军的随军记者到头来并没有特别煽动好战情绪，尽管特定的广播主持在后方演播室里一直在十分卖力地摇旗呐喊。但是反恐战争直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得到水平上乘的报道。例如拉登去向之类的关键问题干脆就不知所终了。

2002年票选成为年度驻外记者的英国《泰晤士报》记者安东尼.劳埃德（3）在同年5月记录了阿富汗的一次小型军事行动如何在军官们的吹嘘之下变成了反恐大捷，滞留在巴格拉姆机场不得单独行动的记者们也按照这种口径进行了报道。根据报道，三名基地组织恐怖分子向联军特种部队开火，打死打伤两人。美军在反击行动中发现了恐怖分子的弹药武器储备与洞穴工事。实际上根据劳埃德的报道，一小队可能是阿富汗人的武装人员遭遇了六名澳大利亚SAS。

“惊慌之下，武装人员举起武器并立刻被SAS射中胸部而死。呼叫回收死尸的澳军惊讶地等来了两架满载美军伞兵的支奴干直升机，美军落地之后立刻对周围一村庄进行了搜索。根据澳军说法，美军承认他们找到的两件武器之一是一件老旧的恩菲尔德步枪，这是他们从当地村民家中缴获来的。他们发现的洞穴里则饲养着牲畜。这一事件现在已经被人遗忘了。”

正是这样的小事十分典型地表明了为什么英军与美军的军事行动会在英美两国国民如今听闻甚少的地区如此不招人待见。劳埃德继续道：

“少数几名不愿呆在巴格拉姆，而是亲身赶赴战场的英国记者被军方视为‘捣乱分子’，‘没有站在我们这边’，并且得不到信任。可耻的是，胆敢挑战国防部信息政策并且将自己的记者从军方集中通报体系当中撤出来的新闻机构如此之少。对于‘咱们的小伙子’的镜头如饥似渴的媒体基本上出卖了职业道德与原则……事实上公众根本不知道目前阿富汗的真实情况或者英军的实际战况，假如有人听信了军方发言人的说法，以为这种不咸不淡的集中通报式新闻足以反映事实真相，那也未免太可悲了。”

战后伊拉克的情况也大同小异，对于记者来说这是很危险的。我问过罗伯特.菲斯克，驻外记者的生活是否依旧如此迷人。他承认自己曾经坐在贝鲁特某公寓的天台上，透过棕榈树的叶影观赏过地中海的粼粼波光，也曾经在自己的新闻或照片荣登头版传遍世界的时候兴奋不已。但是他又补充道，真正的驻外记者很不好当，他们必须脱离大部队亲自探寻事件进程，这样的生活很艰苦，很危险，也很孤独。采访期间他经常开着行将散架的破车在崎岖不平的道路上长途跋涉，往往会成为各方火力的目标。他曾在采访期间遭遇食物中毒，也曾经出于直觉突然取消了好几次前往危险地区的旅行。“说到底这份差事的确很伤人。有时候我的确觉得非常累，非常生气。”但是就像绝大多数真材实料的驻外记者一样，菲斯克的抑郁情绪只是表面功夫。他很快就转向了另一个故事，投入了另一场豪赌，为了将至关重要的图像与文字发回伦敦不惜冒着以色列海军的炮火开车上路。“我还记得事后我坐在那个天台上心里想：我们成功了，我们成功了，我们他妈的成功了！我们承担的风险全都值了。”

从最好的方面来说，这就是这份工作的本质。他们承担了风险而且完全值得。干得漂亮。

（1） http://en.wikipedia.org/wiki/Robert_Thomson

（2） http://en.wikipedia.org/wiki/Martin_Fletcher

（3） http://en.wikipedia.org/wiki/Anthony_Loyd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驻外记者先驱们的日子要比今天好过得多。暴力与饥荒的图像还没有令他们感到厌倦，想要震撼或者煽动他们也更简单。如今可是没这么容易了。驻外记者必须随时重新发明自己的新闻。更为生动即时的报道手段并没能促使观众更加富有激情地投入到新闻当中。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彩色电视上的交战画面一开始的确暗示了进步社会发动战争的政治成本将会上升。电视在越战问题上对于美国公众舆论的影响就是最著名的例子——造成了影响广泛的反战效果。人们认为正是美军士兵遗体在摩加迪沙街头示众的画面使得美国政府一段时间内无法在海外动用美军。同样，一段时间里即时性更强的饥荒与自然灾害报道也使人们相信受到感动的观众将会采取行动。尼日利亚内战令人惊骇，埃塞俄比亚饥荒在著名歌星鲍勃.吉尔道夫的助力下也令不少人为之动容。但是今天的饥荒报道已经无法产生那样强烈的反应了。

图像的力量耗尽了。巴尔干冲突的凶残影像的确导致了姗姗来迟的西方世界干预。英国、法国、意大利、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媒体也的确为了促成干预而发动了愤怒的宣传活动。但是假如你查阅一下当时政客们的回忆录，很容易就能看清西方世界在这起事件当中本来就跃跃欲试，最终的参与也不是什么艰难决定。公共舆论并没有表明人们像二战或冷战期间那样感到自身遭受了切近的威胁。对于在屏幕上不断闪烁的痛苦与死亡的图像早已习以为常的观众不费多少力气就能转身过去，重新将自己浸泡进消费社会繁荣景象的慰藉当中。非洲内战的野蛮景象在西方导致了无助乃至厌倦感觉——人们很有些种族主义倾向地以为非洲将会一直如此。非洲大陆面临的挑战，某些非洲领导人的愚蠢龌龊，另一些非洲领导人的贪污腐败——无非是一再重复的无解难题而已。如何强调都不过分的事实在于新闻必须是故事，必须是叙事。假如某条新闻看起来“无处可去”而只能原地打转，读者和观众自然会丧失兴趣。北爱和平进程，巴以问题以及当代非洲困局都面临过或面临着这个问题。

除了图像疲劳之外，技术还导致了另外一套问题。记者现在对于电脑与电子邮件的依赖已经达到了危险的程度。菲斯克在都柏林曾经接受过电传打字机的拆装维修训练，因此即便在最为肮脏偏远的地区也能照常工作。但就算是他在电脑死机面前也束手无策。“我不会修电脑，也不知道哪个记者会修电脑。”技术跃进对于海外广播来说影响尤其重大。正如前文所见，二十四小时新闻频道使得杰里米.鲍温（1）与马丁.贝尔这样的BBC驻外记者必须一直坚守在镜头前，难以抽出时间亲身到处走访。卫星电话与高速电子新闻编辑系统意味着记者们有了提供更多报道的技术能力，而伦敦办公桌旁的主编们也想看到更多报道，因为他们要与CNN和天空台竞争。从前的海外记者可以告诉主编自己打算跟着一队士兵向前赶路，然后一连三天与后方失去联系。如今他们每小时都要向后方报到一次。正如凯特.阿迪所说：

“记者们被卫星天线拴得越来越紧了，随时准备进行‘现场直播’。因为人们很奇怪地相信冲着镜头喋喋不休是相关性更强且信息量更大的报道形式。实际上，一连几个小时呆在卫星天线旁边的人根本了解不到任何新鲜信息，甚至对于二十码之外发生的事情都一无所知。”

今天的维多利亚.布雷顿也发表过类似观点，她认为如今出现了一种新款海外记者，这些人随时都准备着一把抄起防弹衣与卫星电话飞往全世界任何地点。

“人们指望这些身价不菲的家伙们通过采访新闻的庞大体量与出产新闻的竞争性速度证明自己的价值。他们没有多少时间去体验，去思考，更没有时间去彻底熟悉某个国家或地区……比方说CNN的克里斯汀娜.阿曼珀尔（2），人们不仅指望她穿着防弹衣轻松自如地报道波黑、伊拉克或阿富汗等地的新闻，还指望她换一身行头就以同样的调门来报道全套排场的英国皇室葬礼。在各个新闻机构总部里，坐办公桌的主编已经开始彻底驾驭驻外记者了。前者早上起床，看完报纸杂志，浏览过新闻网页，然后就对后者发号施令，告诉他们该往哪儿去，该写什么。”

这番话对于驻外记者与广播主持同样适用，尽管对于后者而言没有这么粗暴。《独立报》主编莱纳德.道尔的故事就能很好地说明技术时代的利与弊。他的报社相对比较穷，只有九名海外记者。如今这家报纸在莫斯科、柏林以及北京都已经无人值守了。但是他还是坚持了下来。“过去五年发生的最主要变化就是在线媒体的兴起，我们现在可以阅读来自全世界的英文报纸，种类之多远非从前可比，我们的新闻编辑室也远比以前更加消息灵通。”《独立报》也会雇佣其他驻外记者，包括BBC的特邀记者，来追踪伦敦方面感兴趣的题材。如今通过谷歌新闻他可以浏览众多美国报纸以及印度、巴基斯坦、俄国。澳大利亚甚至于柬埔寨的英文报纸。我跟他进行这番谈话的时候他刚刚从巴基斯坦拉合尔某报纸收到一条关于外交动荡的通报。《独立报》也会临时聘用其他机构的驻外记者，例如BBC的当地特邀记者，专门追踪伦敦方面感兴趣的题材。对于更重大的新闻，道尔总还可以动用他手下为数不多的优秀驻外记者之一，例如德里的菲尔.里维斯，华盛顿的鲁伯特.康沃尔或者巴黎的约翰.利奇菲尔德。一方面，这意味着尽管道尔手下员工数量有限，但依然可以完成相当全方位的报道，而过去他光靠这点人手只能干瞪眼。另一方面绝大多数的采访倡议必须来自于他，来自于伦敦。总部的参与程度越深，来自四处寻访的当地记者的理念与故事就越少。就像所有英国新闻机构的大多数美国分社所做的那样，新闻业完全可以被简化为一门看上去风光时髦的改写手艺。

但是这种现象也还有另外一面，也就是所谓的“救火队员”，这些人总是一有风吹草动就要从伦敦出发赶赴全世界任何地点，而且还必须立刻成为相关报道题材的专家；舰队街里许多最杰出的人才都是干这个的。今天表现这一点的最佳范例就是《每日邮报》的安.莱斯丽。考虑到她在职业生涯中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与“不能让女人搞正经采访”的愚钝男性偏见作对，最后一位了不起的“救火员”居然叫做安这一点的确是个令人愉快的讽刺。她是个修道院出身的姑娘，早年拿过牛津大学的奖学金，在报界一路拼杀终于闯出了名头。在六十年代初加入《每日快报》的北方办公室对于一位中产阶级女青年来说可不是等闲小事。第一天上班的时候（0穿戴得整整齐齐来到办公室，结果她的主编对她说的第一句话是“小姐，你今天可不是在他妈的萨沃伊饭店——你把一位大好男性的饭碗砸了。”为了把她打垮，报社总给她最棘手的任务。有一次她受命去奥德姆采访一位侏儒，此人是加里.格兰特当年的校友。她顶风冒雪地来到此人家门前，侏儒把她让进屋里并用自己的水壶倒威士忌来招待她，正当此时侏儒的河东狮老婆冲了进来并且将醉醺醺的莱斯丽一脚踢了出去。她挺过了重重刁难，而且越战越勇。她率先就青年问题采访了一个不为人知但却很有想法的流行音乐组合，报道篇幅如此之长以至于她的主编决定不能让这个什么“披头士”占据自己的整张报纸。然后伦敦的《每日快报》为她提供了一个撰写专栏文章的岗位，还在公共汽车侧面为她打广告，将她包装成青年一代的代言人——“她很年轻，她语出惊人，而且她只有22岁。”

此时的莱斯丽可以说已经上道了，她完全可以就这样成为一名专门产出二手意见的专栏作家，按照报社上层的命令口出恶言甚至煽风点火。但是她做了一件出人意表的事情。“我不喜欢我的专栏——你也知道老话是怎么说的，‘有人令我厌烦得够呛，我觉得那人就是我’——我觉得自己的知识储备实在不够，于是我就退出了。”以绝大多数标准衡量，放弃一份全国性大报的专栏作家职位对于记者来说都无异于职业自杀，就好比拒绝你的第一份唱片签约合同一样。但是这一决定实际上挽救了莱斯丽的职业生涯。她先替《每日快报》写了一段时间的特刊，之后年轻的大卫.英格力士发现了她。刚刚从华盛顿赶回来的英格力士为她提供了她的第一份驻外记者工作，日后他成为《每日邮报》主编时又把她招募进了报社。尽管从来都不是报社的正式员工，但从那以后她一直在《每日邮报》工作，并且对于一辈子钟情于国外新闻的英格力士倾慕有加。她的足迹踏遍全球，从非洲到中东，从美国到前苏联加盟国，她目睹了柏林墙的倒塌，并且干巴巴地将这段经历描述为“我的家庭主妇超级明星时刻”。她总是一马当先，孤军深入，到处笼络联系人。她是一位直觉敏感的记者，将自己看得特别通透，赢得了无数奖项并且维护着救火员的角色。“这份工作的优势在于你总会捎带着读者……常年驻外的记者可能会受到当地人的同化，在他们看来某一条新闻可能很无聊，但是国内读者可是从来没听说过。”

与此同时国内的消费社会也越发富裕起来。新闻路线开始转向园艺、度假、励志与时尚。海外新闻部门的预算遭到了削减，海外办事机构纷纷关门，外籍特约记者纷纷作鸟兽散。在六七十年代几乎走遍了全球所有战场的著名战地摄影师唐.麦考林在1984年遭到报社解雇之前发现：

“我依然在为《周日泰晤士报》工作，但是他们用不着我了。我站在办公室里却不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这份报纸已经完全不一样了。现在这份报纸成了消费刊物，与邮寄商品目录没有什么区别。我能干什么呢？当冲锋衣模特吗……人们开始拒绝或者至少说回避我这种人。他们对于报业的发展方向十分满意。他们不需要我来展示血淋淋的照片。我应该放聪明一点的。报社老板就算听说我死在战场上也不会眨眼的，那我还这么拼命干什么呢？”

在他的书中，他认为一道冲击波席卷了整个舰队街以及报刊世界。

“这是摄影新闻终结的非正式宣告。这是货币主义者大行其道的八十年代，他们再也不想看到战争、恐怖与饥荒的骇人图像了。他们要追求时尚。他们需要消费图像。任何营销活动都不希望自己的产品广告安排在某个埃塞俄比亚或者贝鲁特的濒死儿童旁边。现在他们不用再操心了，因为报纸站在他们那一边。”

或许关于国外新闻新悲观主义最到位的例子来自于戈弗里.霍奇森，另一位《独立报》的前海外新闻主编，他后来投奔了路透社。2000年他分析了人们对于国外新闻兴趣的下降并总结道：

“与苏联解体之前相比对于国外新闻的兴趣有所下降的观众与读者们并不愚蠢……他们表现得十分理性。从1914年到1999年，国际新闻都令人惊惧，足以致人死地。今天，无论是非对错，人们已经不再担心国外战争会影响到自己了。承担战争后果的是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外国难民，或者少数几名自愿接受与从前相比相对较小的伤害风险的职业军人……西方的读者与观众们纯粹出于无所事事的好奇心才会关注国外事件，只有少数人才会将理解并干涉世界上的冲突争端当做个人的责任。”

他对于内向型的消费社会表达了近乎厌恶的个人情感，就像唐.麦考林一样。他注意到西方人已经不再害怕战争了。现在他们害怕的是性病，不称职的外科医生，食用过量黄油导致的后果，不协调的性生活，或者陷入官司诉讼的危险。“宏大叙事的终结”使得国外新闻陷入了困境。

然后就发生了911事件。不过霍奇森绝对不是什么恰逢其时的预言家。恰恰相反，在基地组织动手之前将近十八个月，他就辩称道假如西方新闻路线不能全力报道前苏联部分地区公民社会的崩溃，或者非洲某些国家政府的失败，或者中东局势的变化，“我们就算不上地位优越、确信贫困世界几十亿愤怒居民不能伤害我们一分一毫的后现代人，而只不过是一帮爱德华时代的茫然无知之辈，根本没有注意到自己正在火山口的边缘玩耍嬉戏。”于是事情就这样发生了。假如西方世界的驻外记者数量再多一些，再受重视一些，那么西方世界对于原教旨主义或许能有更深入的了解，也会知道原教旨主义者们对于萨达姆的叙利亚社会党政权多么无感。

但是事后遭到急切寻求的阿富汗、土耳其、印尼、巴基斯坦以及阿拉伯半岛等地的驻外记者——如今伦敦的国外新闻主编整天都在抱怨手头缺乏会说阿拉伯语的驻外记者——恰好全都安插在了当初办事处纷纷关门并且一度看似再无开门之日的地方。2002年5月在伦敦召开的世界报业自由日大会上，菲利普.奈特利问道：“那些能解释当前事态的驻外记者们都怎么样了？他们全都遭到了解雇，为时尚、演艺以及其他此类琐事让路。预算削减意味着记者们不得不在世界各地冲突现场之间往返奔波。”这话说得很对。作为一名九十年代后期的报社主编，我还记得罗伯特.菲斯克有一次来到我的办公室提交了一份独家专访，受访者是一位客居非洲、籍籍无名的奥萨马.本.拉登。菲斯克一直密切关注着这个人以及他所领导的基地组织，并且相信他要与美国全面开战的警告应当得到严肃认真的应对。我们以相当充分的篇幅刊登了菲斯克的报道。但是我不得不心怀愧怍地承认当时我觉得这条报道无聊至极——谁知道这个奥仨麻是哪根葱呢？这个故事充分阐明了优秀驻外记者的重要性。他们的工作不是提供国内主编们自以为了解的信息，而是向他们通报他们不知道的情况。国内人员唯一的职责就是倾听。

（1） http://en.wikipedia.org/wiki/Jeremy_Bowen

（2） http://en.wikipedia.org/wiki/Christiane_Amanpour

英国报业的历史也就是国外新闻的历史。作为一个航海小国，三百年来英国几乎不会区分国内新闻与国外新闻。来自北美殖民地，牙买加，印度与加拿大的新闻报道得全都是亲戚家的事。从布里斯托到雷斯，船运与贸易新闻是当地商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来自汉堡、罗斯托克、里斯本与热那亚的新闻对于当时的商业世界来说就好比今天的道琼斯指数一样重要。在宗教与王朝纷争不断的世纪里，欧陆新闻也有力地吸引了受过教育的英国读者，例如土耳其与奥地利的冲突以及波旁王朝与瑞士的动作。获取信息的方式是海量的人际接触。任何人都有能力前往欧洲旅游，很多人上大学去得也不是牛津，而是莱顿与乌德勒支。一代代的丈夫与儿子将会与荷兰人、法国人、西班牙人以及丹麦人作战而死——同时也与他们通商贸易。伦敦从建城伊始就是国外商人与冒险家的集散地。看看当年的报纸，人们会强烈感到英国正在一个勾连紧密的世界里载浮载沉，连接世界各部分的是为期几周的海上航行以及漫长的泥泞车辙。尽管今天的欧洲已经实现了高度整合，出行也变得廉价便捷，但是从很多方面来说十八世纪五十年代的的英国报业要更加外向，对于其他国家与英国的密切关系以及重要性有着更强烈的感受。

早在职业记者出现之前英国人就已经有了采访的本能。特派记者的前身就是写信人。贵族旅行家寄回本国的信件，公开出版的游记，现役军人与行商的家信——这一切都是英国历史的基础。从鞑靼领地的商人到伊比利亚半岛战役期间惠灵顿麾下的士兵与下级军官，从游历土耳其与西班牙的贵妇到詹姆斯.博斯威尔这样走遍法国、瑞士、德国与科西嘉的杰出旅行作家，都曾经留下过清晰而卓越的报道。这些内容当中的大多数一开始都是私信或者书籍，但是在报纸上刊登信件的理念可以追溯到报纸的起源时期。在十八世纪期间，人们将关注重点从顺便往报社发送的私信转移到了专门为报社出版而写作的公开信上。报纸与信件你中有我，很难分清。《泰晤士报》对于特拉法尔加战役以及滑铁卢战役的第一批报道都是用纳尔逊手下军官以及前线士兵的家信拼凑起来的，此后官方报道才发送回国并交付印刷。因为读者与商界都需要强新闻信息，许多来自敌军或敌对方面信息来源的信件也得到了采用，一般不会添加评论——例如愤怒的外国大使的信件，或者旅居巴黎与莫斯科的英国公民对于敌方首都报纸内容的转述。

在整个维多利亚时代，英国报界都乐于发表足够有趣的信件，内容涉及一切想得到的海外话题，落款则是“来自某通信员。”在新闻稿件署名的时代来临之前，大多数情况下读者们都不清楚自己读的究竟是二手的私信还是专业记者的作品。“来自特邀通信员”这个头衔就好比“本报通信员”一样，用意在于将专业记者与业余写信人区分开来，最有名的例子就是报道克里米亚战争的威廉.拉塞尔。因此为了谁才是英国第一位特派记者而费力争论实在没有意思。职业战地记者基本上都拿拉塞尔当祖师爷，尽管比他还早的特派记者也有，例如《泰晤士报》的亨利.克拉布.罗宾逊（1）或者《早间邮报》的查尔斯.格朗森。真正的区别在于专业记者无暇优哉游哉，必须在第一时间将稿件发回来。某龙骑兵上校或者女探险家会希望自己的叙述能化为书刊杂志，但是报社的雇员就等不起了。当前文提到了活跃报界文化开始发展之后，海外特派记者的故事也就成了各种新技术你争我抢相互取代的过程。

克里米亚战场上的拉塞尔至少与此前的所有特派记者有一点相同之处——将文稿发回后方交付印刷所需要的时间漫长得令人头大。就算依靠电报发送最重要的新闻，一篇报道在发送之后也要等上三个礼拜才能见报。蒸汽时代来临之前的报社依靠快马、信鸽与专用船只组成的团队来传达稿件，但新闻总会远远落在事件的后面。这也意味着第一代专业特派记者身上肩负的压力要比后来者们稍微少一点，有余力进行更详细的描述。拉塞尔的报道之所以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政坛如此轰动正是因为这些报道篇幅很长且细节充实。读者们经常要在一版报纸当中消化接连好几天的成捆信件内容——有点像新闻连载，每一位特派记者都会在自己的信件里对前一封信件的内容进行补充修改。

只要看一看军官、旅行医生、奴隶商人与传教士的目击纪录，人们自然不会相信当年或今天的专业记者一定就比其他人的文笔更好。但今天英国媒体对于世界新闻的兴趣与投入无疑源于对于全球军事、外交与金融新闻的需求，无论出自谁的手笔。BBC全球服务以及更加夺人眼球的英国电视与海外报业机构都是由此发展而来的。以路透社为例。路透社始建于1851年，创始人是一位德国移民，当年曾豢养信鸽在亚琛与布鲁塞尔两地之间传递新闻。路透社最初的业务是借助刚刚铺设的多佛-加莱海底电缆在伦敦与巴黎两地之间传输股市报价。伦敦对于强新闻的需求以及最新电缆与电报技术的应用意味着路透社除了股票价格之外也报道了1865年的林肯总统遇刺。1872年路透社将业务范围扩展到了远东地区，两年后又覆盖了北美。路透社首先是一个盈利机构，不过事到临头也会承担起更为广泛的国际视角。

风帆与马背的时代过去了。美国内战不仅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场达到现代杀戮规模的现代战争，同时也是第一场现代报界战争。波斯顿、纽约与费城的各家报社纷纷撒出大量记者赶赴这场智勇相争的盛宴，争先恐后地抢夺着杀戮场当中的头条新闻。战争初期仅仅华盛顿一地就汇聚了500多名特派记者，接下来几年里这些人中有许多都命丧沙场或者沦为了战俘。早联邦面临强兵压境之时，林肯总统就十分依赖《纽约论坛报》之类报纸派驻前线记者发回的最新新闻。随着战争的进行，蒸汽船与观察气球，便携式照相器材与联邦军电报系统一起上阵，将新闻发回各家报社总部。其中真正起到关键作用的还是电报。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电报还只能用来发送简短的信息片段。美国记者最早采用了电报来发送完整新闻稿件。因为发报成本很高而且发报人技术不甚过硬，此时的新闻文体与此前记者的手写急件相比要紧凑简洁一些。这些新闻传送得快，看得也快。1870年普法战争期间美国记者将电报技术引入了伦敦。法国《论坛报》与伦敦的《每日新闻报》合作，将依赖拉塞尔与老一套方法的《泰晤士报》打了个落花流水。

就这样，跨大西洋电缆，航空邮件以及有线照片传输等等新技术纷至沓来，总有新的技术发展可供利用。二战是第一场广播战争，前方记者会将战线上的枪炮声发送回来；手持摄像机与电视报道在朝鲜战场崭露头角；到了越战时期又有了彩色画面；导弹接近并摧毁目标的阴森绿色镜头使得两场海湾战争被戏称为游戏机大战。卫星，电子新闻采集设施，卫星电话以及数字摄像机等等当代技术所造成的影响在前文中都已经提到过了。每一个阶段的技术进步都会起到正反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新闻的传输速度与生动程度得到了显著提升。谁能不为技术进步带来的新闻新鲜度而欢欣不已呢？今天我们可以将摄像头安装在士兵头盔或者炸弹上，可以如同身临其境一般从士兵的视角实时观看战争。伊拉克战俘营里的美军士兵可以用电子邮件将数字化虐俘照片发回国内。从新闻角度而言，这一切都令人兴奋得难以自持。

但是记者观察、思考、倾听与构思的时间越长，对于新闻的掌控力也就越强。每一项技术进步都将记者与报社或电视台、截稿期以及既定宣传路线更为紧密地捆绑在了一起。将新闻更快发送回后方的电报线与卫星也将后方的指示同样快速地发送到了记者身边。对于身处实地的记者来说，能动性与思考空间都遭到了钳制。《卫报》某前驻外记者兼主编维多利亚.布雷顿曾这样说过：

“我记得在六十年代的时候我们在越南与后方通信要靠电传打字机，我们与伦敦之间的唯一联系就是每月的差旅支票与不定期的剪报寄送。越南与英国在时区上的差异意味着记者可以花费一整天的时间与士兵、难民、僧侣以及政客们交谈，等到晚饭酒醒之后还有时间完成稿件。在整个七十年代，从阿尔及尔到内罗毕，从摩加迪沙到亚的斯亚贝巴，从喀土穆到坎帕拉，我们费事地在电传打字机上组织词句，整整五年时间里国外新闻主编总共跟我通过一次电话，告诉我他跳槽了，并将马上要在名义上主宰我的命运的继任者的名字告诉了我。在卫星通信与网络之前的日子里，前方记者完全过着自行其是的生活。”

现在已经没有这种好事了。尽管罗伯特.菲斯克也从反面说明过这个问题。他指出驻外记者在工作中遇到的最严重问题是误解——原本语气和蔼的报道在伦敦见报之后却怒火中烧，或者原本的信息遭到了误解，这些问题都会令人上火。他认为手机的便捷性能改善了他的工作环境。

菲斯克还指出，优秀驻外记者都是很寂寞的，因此有必要在想象当中为自己构建一个由同行组成的团体。驻外记者与其他任何记者群体相比都更加注重前人传承，归属感也更强烈，尽管事实上他们总是散落天涯不通声气。他们一般对于总部都没什么好印象。驻外记者分为两类：百无一用型与疑神疑鬼型。任何有点水平的驻外记者都忍不住整天担心国内那帮无知混蛋们会把自己的稿件蹂躏成什么德性。新闻业本来就是一个缺乏安全感的行业，而这种感觉在海外记者这里又遭到了进一步强化，因为记者本人不在国内，而且其他许多琐事也相当烦人——时区差异，器材磕碰，插头不能用，等等。一位记者远离报社或电视台总部的时间越长，世界观的转变就越显著。对于前任BBC驻印度特派记者马克.图利（2）这样的人来说，别人所谓的“他乡”才是他们的故乡。前往西非、巴黎或者东京报道当地政治局势的记者往往会爱上那个地方。

但是他们的老板与读者可没这么浪漫。一次又一次，驻外记者们总会很快会意识到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大多数新闻都是当地新闻。外国首都的大事在国内看来似乎无关紧要。我经常能见到在海外工作的同事，他们往往一口啤酒还没下咽就会滔滔不绝地说起派驻地区某当地政客性丑闻的最新进展，或者当地爆发的枪战。他们满心苦涩地意识到，这些他们知根知底的事件在伦敦“根本没法露头”。每一位记者都有叙述的冲动。对于海外记者来说这种冲动往往会遭到压抑。报纸记者尤其如此，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报道会遇到怎样的对待。日复一日的每天寄回八百字的稿件，希望能在头版独占一栏，结果却发现自己的稿件只能屈居第八版底部，篇幅也只剩下了一百五十字。他们不知道国内的侧重点究竟是什么。为什么国内报纸要用沉闷的欧洲政治充斥版面，却无视关于以色列定居点的独家报道呢？他们怎么能把路透社的胡言乱语粘贴在我的稿件开头而且事先不告诉我呢？他们难道不知道我就在现场而其他人都不在吗？我应该以辞职相要挟吗？这一手一个月来两次是不是有些过分呢？海外新闻主编说话怪里怪气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假如他们不肯用我这篇关于俄国黑手党的专题文章，明年秋天他们还会如约将我派往华盛顿吗？这份报纸以前还有人认真对待，如今却似乎用性与购物之类的破烂玩意儿搞乱了真正的世界新闻，事已至此我还有必要在这里干下去吗？

赛米拉米斯酒店的餐厅里早已挤满了海外记者国际俱乐部的成员，他们就像十九世纪的随军商贩一样蜂拥赶到战争与危机的现场。赶到现场之后他们就像兄弟——以及近年以来——与姐妹那样亲热地相互问好。他们交换各种八卦——谁死了，谁跳槽了，谁是新来的——并一起喝得烂醉如泥，一遍遍讲述着各种陈年段子，例如愚蠢的海外新闻主编、雷打不动的审查标准、丢失的护照，受损的电报线，小小的胜利与特别重大的独家新闻。无论案头工作的薪水有多高，也不能诱使他们放弃这种生活方式。

——菲利普.奈特利（1）对于1967年六日战争之前埃及驻外记者生活的描述

如果说国内记者的原罪是懒惰，海外记者的原罪就是浮华。时间是1935年，一位身材瘦长，神情犹疑的男子站在一家颇具规模的伦敦百货商店当中。在他面前一大堆令人着迷的物品正在逐渐堆成小山——硕大的镀锌搭扣旅行箱，打成卷的蚊帐，遮阳帽，毛瑟枪，卡其布短裤，尖端分叉的手杖，等等。在他的前方，蒸汽笼罩着维多利亚火车站，一阵阵烟斗与机油的气味不住地飘散过来，前往巴黎的联运列车就要发车了，到了巴黎之后他还要改乘抛锚落地随风浮沉的飞艇，或者赶到喧嚣热闹的马赛改乘老式蒸汽船，而他的最终目的地则是远在千里之外、放射着兴奋的辉光的阿比西尼亚。《独家报道》这部小说的主人公威廉.布特——或者说现实生活中的小说作者伊夫林.沃，乔治.斯蒂尔（2）或者比尔.第兹——即将动身采访他的第一场战争。他们与其他几十名先驱者们将要骑上骏马或者骆驼，趟过危险的激流，匍匐穿越泥泞的稻田，在异域饭店烟雾缭绕的吧台前徜徉，偷偷地溜到独裁者的面前亮相。他们这些海外记者是英国新闻行业当中最能享受从业快感的一帮人。他们往往是最不自满，最不擅长待人接物也最为愤青的一批写手，他们离开英伦三岛，远赴更加危险且更加尘土飞扬的世界角落，如果没有他们带回来的新闻，他们的英国同胞就将对他们所处的时代一无所知。我们全都梦想自由，而海外记者比起其他人更能实现这一梦想。

很多人都以身殉职了。很多人差一点就以身殉职了。时间是1972年，地点是乌干达国内臭名昭著且血迹斑驳的马肯迪监狱。一群英国记者正在监狱里瑟瑟发抖。这其中有ITN的山迪.高尔，《周日泰晤士报》的摄影师唐.麦考林（3），《卫报》的约翰.法霍尔，还有路透社的尼克.摩尔。伊迪.阿明的秘密警察把他们带到了这个施虐行刑的场所。在牢门外，成群的人们正在遭受处决，行刑方式不是枪决或者绞刑，而是锤击致死。英国记者们能够听见铁锤与头部相接触的声音，他们确信接下来就该轮到他们了。这批记者幸存了下来，其中还有两人成为了全国的偶像。他们经受了恐惧的考验并且挺了过来。接下来是1971年都柏林的格拉斯内文公墓，一场爱尔兰共和军的葬礼正在进行，一名《每日镜报》的摄影师刚刚被人拖到墓地边缘，几乎在他自己的尖叫声中沦为一滩饱受拳脚的肉泥。一位赤手空拳，仅仅揣着一台早期磁带录音机的BBC电台记者约翰.辛普森刚刚被俘。他抗议道自己不是军队的间谍，而是BBC的记者。“那你把BBC工作证拿出来。”他身上没带。于是一位红发男子叫自己的同伴处死他，“从这个操蛋家伙的鼻子眼里打一发枪子进去。”三十年后的2001年，当初在千钧一发之时被另一名《周日泰晤士报》记者救下来的辛普森又与其他几名BBC同事一起走进了刚刚从塔利班手中夺过来的喀布尔。他的摄像师乔.普阿一脚骨折，只能一瘸一拐地跳着走。兴奋的欢迎人群包围着他。这一辈子活得比绝大多数人都更加自由的辛普森并没有见证自由之梦，而是见证了这个梦的醒来。2004年，在利雅得的危险地区，BBC安全局势记者弗兰克.戈登纳（4）以及我所遇到过的最开朗最勤恳的摄像师之一西蒙.康博斯（5）正在工作。这时冲出来好几辆汽车对他们开枪射击，西蒙当场死亡，弗兰克身负重伤……

为什么直面危险与职业不确定性的海外记者能在新闻行业当中获得贵族一般的公认地位呢？今天几乎已经没有人去当雇佣兵了。尤其是在过去半个世纪惨烈的非洲内战之后，雇佣兵已经沦为了人见人恨的角色，丧失了一切曾经的浪漫情怀。传教士都已经回来了。喷气式客机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真正具有冒险性的旅途写作。书架上挤满了为度假游客量身定做的景点全攻略，根本无法提供真正新鲜的探索体验。

这样一来就只剩下海外记者了。尽管这一行由来已久，但是仅仅在七十年前才获得了如今这样的地位，大约与大英帝国军事与传教探险的衰落发生于同一时期。与传教士不同，海外记者并不为当地人带去道德信息，而是将其带回国内。自从阿比西尼亚与西班牙最早爆发了涉及法西斯主义的战争开始，民主国家的海外记者们就成了告警的使者。这些探险家带回的不是战利品，而是信息。二战期间整个民主世界的全民动员意味着战地记者与公共舆论的贴近程度达到了空前绝后的水平，有些人成为了大鸣大放的宣传家，更多的人则仅仅是忠实记录胜利与失败的爱国者。他们与千百万普通人组成的军队一起行动，极少有单兵突进的时候。但是1945年之后对抗共产主义的大战又席卷了全球，驻外记者也再次活跃起来，依仗着道德优越感与采访开支户头的支持，将最新新闻发回国内——英国的盟友在朝鲜与越南的可疑表现，氢弹对于人类存续的影响，以色列在加沙地区活动所招致的紧急关注，进入纳米比亚的南非军队，以及新奇刺激的海外见闻——并为其赋予意义。再也没有更好的生活方式了，与这种生活的诱惑力相比，直面红色高棉或者阿明手下暴徒的可能性看起来也不过是十分合理的代价而已。

当然，海外记者所带回的意义也已经大不相同了。伊夫林.沃造访阿比西尼亚时就对法西斯份子很有好感。当年的驻外记者当中既有布尔战争亲历者温斯顿.丘吉尔这样的铁杆帝国主义者，也有《每日邮报》的乔治.沃灵顿.史蒂文斯（6）这样持相反立场的人。许多驻外记者都是各种思想流派当中的极端分子，形成激进观点的原因则各不相同。有些人是因为西班牙内战，例如奥威尔，玛莎.盖尔霍恩，以及乔治.斯蒂尔。有些人是因为原子弹，例如詹姆斯.卡梅隆。有人是因为自己对于英格兰北部贫困生活以及越南战场的报道，例如约翰.皮尔格（7）。还有人是因为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的骇人行径，例如罗伯特.菲斯克。不过大多数人都是些平和中正之辈。在读者与观众的眼里，这些人除了对于正派与民主保有模糊而顽固的信仰之外就没有其他个人特色了。例如乔纳森.丁伯比，凯特.阿迪，莫里.赛尔（8），辛普森，阿兰.莫海德（9），弗格尔.基南（10），还有安.莱斯丽。但是即便这些人并不以谈论政治为最高目的，他们的报道依然有着相当大的政治影响。自911事件以及后续战争以来，驻外记者的重要性再次有所提高。普通上班族，商务人士乃至西方各国政府的命运再次与巴格达监狱内部或者巴勒斯坦偏远山区当中发生的事件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1） http://en.wikipedia.org/wiki/Phillip_Knightley

（2） http://en.wikipedia.org/wiki/George_Steer

（3） http://en.wikipedia.org/wiki/Don_McCullin

（4） http://en.wikipedia.org/wiki/Frank_Gardner_(journalist)

（5） http://en.wikipedia.org/wiki/Simon_Cumbers

（6） http://en.wikipedia.org/wiki/George_Warrington_Steevens

（7） http://en.wikipedia.org/wiki/John_Pilger

（8） http://en.wikipedia.org/wiki/Murray_Sayle

（9） http://en.wikipedia.org/wiki/Alan_Moorehead

（10） http://en.wikipedia.org/wiki/Fergal_Keane

现代报纸的技术是随着民主制度与维多利亚时代的政党体系一起成长起来的，基本上不受国家干预。我们之前看到了记者们如何奋力争取议会报道的权利，也看到了印花税法案与乔治王时代审查制度的持久影响，还看到了二次大战当中政府与报界之间的激烈冲突。但是广播业完全不同于报业，对国家的依赖程度极高。电视与电台一开始都要依靠有限的波段资源，而政府则有权控制并分配波段。而且电视与电台面世时正好赶上国家权力最强且全社会对于政治操纵最为疑神疑鬼的时代。因此政客们从一开始就涉足了电视的发展。BBC的前身根据1863年的《电信法案》于1922年成立，就像邮政系统一样由邮政大臣掌控，这一职位由内阁成员担任，如今只剩下了头衔。电视刚刚发明出来时官方对其下的定义是“通过电波传输对运动或静止的人或物体以可视形式进行的表现”，立刻就落入了政府的掌控之中。

但是广播行业很快就显示出了仆强主弱的架势。英国以及世界各地的竞争掰开了政客对于广播行业的控制之手并极大地提升了广播节目总量。就好像当年的议员们面对爆炸式发展的报业最终不得不放弃对其加以控制的打算一样，如今他们也几乎就要放弃对广播行业的控制了。他们十分痛恨这一点。因此关于BBC以及ITV新闻业的著作往往没写几页就会转向广播从业者与政客之间的争斗与冲突。一般来说双方开战的原因都是针对国家大事的播报——苏伊士运河危机，北爱危机，福克兰群岛，伊拉克，等等；有时也会涉及政客们自己的地位。无论如何，广播记者们都坚守着二百多年前约翰.威尔克斯以及其他激进报业人士争取而来的言论自由。在上述每一起事件当中，政府都倾向于鼓动爱国主义情绪并主张自身权威来进行回应，就像乔治王时代的大臣们一样。区别在于今天的大臣代表民主权威而不是君主权威，而他们的实际管制权力也更大，因为电视需要依靠议会的批准才能播出。十八世纪晚期的下院不能干预报纸销售或者报社所有权易手，而二十一世纪的下院则可以也的确经常直接干预BBC的资金、体量与地位，以及商业广播的所有权与管理规章。但是这一点也正在发生变化。数字革命之于广播正如印刷机械化与廉价纸张之于报业一样，使之越发脱离政客的实际控制。政客们面临着一个很可能即将到来的全新广播世界，这个世界将会像报界一样分化多元、偏见横行且咄咄逼人。他们会对此感到害怕也是很有道理的，因为这样一股力量可能最终将会摧毁残余的议会权威。

不过一开始正是议会令英国在电视领域取得了世界领先的地位。早在二战之前，BBC就获准利用当时十先令的电台收听许可费来补贴“电台-图像”的早期发展（六十年之后BBC在线也依靠电视收看许可费的补贴确立了自己在网络新闻方面的优势地位）。但是英国电视的独特地位并不是单靠资金建立起来的，也是议会妥协与克制的产物。在纳粹统治德国，法西斯横行意大利的时候，英国议员们眼睁睁地电视这种新兴媒体成为了一小撮人手中打晕整个国家的宣传大棒。可以说他们就像乔治.奥威尔那样担忧集权主义时代的到来，只不过没有奥威尔那样大张旗鼓或用心专一（考虑到日后苏联电视台如何经费拮据且不受信任，英国的议员其实有些多虑了，但是他们的出发点是正确的）。二十世纪中期的英国议会依然满脑子都是公共服务的观念，依然为了来自美国的“粗俗消费主义”危险而忧心忡忡。因此他们采取了全世界仅此一家的妥协措施，自从该措施出台开始就广受抨击，但却一直延续至今。

简而言之，议会将为电视行业制定保持公平中立的规则并担任电视的最终监管机构，但监管力度极低，基本不干涉电视台的日常运行。1936年，由议员组成的乌尔斯威特委员会在回顾BBC的最初十年时这样说道：

“显然，为了防止这种能将政治观点表述送进七八百万户家庭的媒介遭到滥用，很有必要进行十分谨慎的保卫工作。广播的控制者可以代表某一个政党或某一派思想进行长期不断的宣传……（并且）影响整个国家的政治理念。”

各个政党全都清楚，假如政府可以干涉广播的日常内容，那么执政党就可以操纵广播来维护自己的执政地位。由于在英国的政党体系中所有人都希望自己能属于执政党，但同时也希望能在另外某些时刻属于在野党，这项不干涉条款符合所有党派的长期利益。因此BBC的立身之本就成了皇家特许状体系，这套体系的关键在于每隔一段固定时间就要通过政治辩论来决定是否续签特许状。五十年代商业电视登陆英国之后也遇到了由独立电视管理局负责的类似管理结构。两者之间可能有所不同——正如前文所见商业电视台的新闻的确自成一派——但是商业电视台也必须遵守同样限制着BBC的政治中立原则。这套文化传承了下来。六十年代晚期格拉纳达电视台《世界在行动》节目总编大卫.普莱怀特（1）颂扬英国广播体系“不像美国体系那样只顾卖东西，也不像俄国或者布拉格体系那样充当国家的工具”。议会的确用链子拴着电视行业，但是这根链子长得很，电视不仅能保护政府大臣的利益，也能保护反对党。

在犬儒主义的腐蚀性潮水四面环绕政治话题的今天，我们尤其应当回顾一下英国当年做出的妥协——一个既不由国家掌控也不靠私人经营，而且总不至于脱离民主体制影响范围的广播行业——这一手政治高招已经造福了整整两代英国人。在二十世纪剩下来的时间里，英国电视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胜过法国、德国、意大利或者其他民主国家。甚至就连美国这个称霸全球的英语大国也没能像当年压倒英国电影行业那样压倒英国广播行业。自然，美国电视节目从来都在英国广受欢迎。英国人就像全世界任何其他地区的人们一样对迪斯尼趋之若鹜。从《我爱露西》到《老友记》，美式情景喜剧为英国观众开启了一扇诱人的窗口，通向一个更为明媚富裕乐观的世界。《朱门恩怨》与《荆棘鸟》之类的剧情片也有相同的功效。此外美国人在罪案剧方面从来都更胜一筹。

但是英国的广播行业塑造了一套英国人看世界的独特方式，并在一定程度上定义了二十世纪后半叶的英国特质。阿兰.伯奈特（2）与丹尼斯.波特（3）的戏剧，《加冕街》与《东伦敦人》之类的长篇肥皂剧，埃丝特.兰森（4）温馨而略带傻气的消费指南，《流行音乐榜》，《神秘博士》，冷峻粗粝的《Z飞车》（5），拐弯带刺的《不死不散》（6），还有完全无法翻译成外语的英式喜剧例如《罗伊一家人》（7），《绅士联盟》以及《办公室风云》……如果没有这些节目的话，我们英国人肯定不会是今天的样子。电台的情况也不逞多让。梅尔文.布拉格（8）时期甚至今天某些时候的《本周伊始》总能令美国嘉宾合不拢嘴：“我们可不能在电台里讨论莫扎特，柏拉图，巴勒斯坦局势和基因研究——在我们那边可不能这么干。”人们对集权式广播的恐惧已经消散了，但是英国广播行业依然从事着许多美国同行所不为的工作。前文当中讨论过的《今日》节目，广播3台的古典音乐，还有很多其他协力塑造了当代英国文化生活的节目。法国人把钱花在了补贴本国电影业方面。相比之下我觉得我们更占便宜。

更重要的是，正是英国的新闻支撑并发展了英国的国民性。在一开始，英国广播新闻反映了业已成型的后帝国时期保皇派福利国家社会，五十年代与六十年代初的广播新闻在画面上或许有些死板，语调听上去也有些不自然，但是只要一眼看上去你就会立刻意识到——没错，这就是我们。正如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塑造了美国人的所思所想一样，英国新闻也被塞浦路斯、撤离非洲以及北爱局势所吸引着。国内新闻也侧重于国家大事——议会开门仪式，首相讲话，裁军与潜艇下水，协和客机首航，查尔斯王子受封威尔士亲王，等等。通过日常新闻与广播，社会巨变与各种难题，凶残的谋杀，惨不忍睹的火车相撞，声势浩大的罢工与乱花迷眼的超短裙，还有摇滚歌迷与机车党之间的群殴，这一切吸引了整个英国的注意力。从罗伯特.道高尔（9）到休.爱德华兹，从里奇.勃山凯特到特拉弗.麦唐纳，正是这些电视主播的面容与声音保障了这个国家的连续性。在一个越来越小的世界里，这就是英国的立场。我们这边的美国新闻总比世界新闻要多，因为美国新闻更生动，更重要，而且直接说英语。但是伦敦与华盛顿所各自看到的世界并不尽然相同。

英国避免了政治利益彻底操纵电视新闻的局面，这一现象在意大利十分突出，在美国也越发严重。美国的FOX公然支持默多克的政治立场，但是FOX的英国表亲天空台则由于英国电视文化的影响与制约而不至于如此。相对年轻的政治中立传统已经在英国立足生根了。这并非因为英国记者比其他国家的记者更加正直，而是因为英国议会有意建立了一套充满张力的体系——BBC收看许可费制度保住了政客的发言权，商业广播公司也因此受到制衡，但是日常的广播内容依然自由。有很多人——例如极端右派的政客与左派学术界人士——都认为广播新闻绝对中立的想法既幼稚又不切实际。新闻难道不总是反映深层价值并总会为特定人群——大都市自由派精英或者大企业主——的利益服务吗？公平难道不是过度乐观的启蒙运动神话吗？也许的确如此，但是就算这一切真的只不过是神话，至少大部分英国人都愿意相信其真实性。

这里有必要用三重红墨水下划线着重强调一下这套体系运转得多好，因为我们付出的代价太高了。当代英国的政治历史几乎只剩下了BBC——有时也包括其他广播公司——与政府之间的冲突。英国有意使得以议会为代表的民选权力机构与广播行业成为了紧张角力的对立双方，因此设置了一套专门产生冲突的体系。这是一个两大上层集团相互做对的故事，一方以威斯敏斯特与白厅为据点，另一方则驻扎在白城，波特兰宫以及其他堂皇气派的广播中心。政客们将一项收税权赋予了BBC，并对抗税者以拘禁相威胁，同时还对商业电视台的所有权与盈利进行管理，通过这些手段政客们将自身的一部分权威借贷给了广播行业。作为回报，他们希望借助广播行业发出自己的声音并得到尊重。但是要做到这一点越来越难了。英国社会就像其他国家的社会一样正越来越遭到富裕享乐的主宰，娱乐与购物越发得势，而意识形态则越发淡化。提供成瘾性流行文化的广播行业开始发展起来。议会费心费力只为让选民打起精神，政府大臣们一边在官僚体制的深处挣扎一边还要奋力提供有效且受欢迎的公共服务，如今他们已经失去了吸引力。大型电视公司的老板们并不需要选票来支持自己的自负，而是仰仗收视率与金钱。每当BBC的收视许可或者特许状还没到续签的时候，BBC管理层往往会将政客们的抱怨当做无理取闹，无非是一帮私心太重的门外汉们在哭天抹泪而已。

从另一面来说，政客们就好比弗兰肯斯坦博士那样恐惧不已地看着自己创造的媒体怪物失去了控制。政府与BBC之间的第一次冲突也是历次冲突中最严重的一次——不错，甚至就连本书开头提到的赫顿事件都不能与之相提并论——是由1956年的苏伊士危机所导致的，那一次BBC取得了胜利。冲突背景是BBC与议会达成的战后协议，这份协议反映了议员们多么害怕广播会令他们失去话语权。今天看起来这份协议可谓令人瞠目，但是在1945-1946年的谈判中，BBC同意一旦常规政治广播节目再次开播，这些节目将不会讨论任何议会正在辩论的话题或者任何在未来一两周将要宣布的政策——换言之就是几乎一切常规主流政治内容。BBC之所以接受这一限制是因为担心执政党会干脆禁止政治节目的播出。BBC与政府通过一系列辅助备忘录确立了这一协议。1948年的备忘录写道：“BBC不得在任何议题得到两院辩论之前十四天时间内对其进行讨论或单方面论述……（并且）议题处于立法过程中时不得邀请议员参与节目讨论。”但是考虑到各位大臣们借助BBC电台在刚刚过去的黑暗战争岁月里进行了如此大量的爱国宣传，政府真的已经准备好将BBC排除在政治圈之外了吗？当然没有。大臣们希望广播能为他们服务，尤其是在他们打算向全国讲话的时候。因此协议又做出了如下承诺：“政府应当能够时常使用无线手段发布大臣演讲，这些演讲可以是对于议会批准的立法或行政提案的纯事实性阐释，也可以是呼吁国民配合燃油经济或者征兵活动等国家政策的号召性宣传，因为此类政策必须依靠公众的积极配合才能生效。”

自然，这是BBC与战后工党政府签订的协议。托利党早就对BBC满腹疑心了。他们认为传媒界在1945年大选中与他们作对，BBC在1950年与1951年期间与他们为敌。丘吉尔相信共产主义者已经渗透了BBC。1951年托利党再度掌权之后，他们拒绝了贝弗里奇委员会提出的为BBC签下未来十五年特许状的提议。假如这项提议得到通过，那么直到六十年代中期BBC都将不受任何政治势力的影响。相反，托利党将特许状的批准周期定为了六个月，而且为了扶植BBC的商业竞争者而设立了独立电视管理局。这里的关键字是“电视”，电视的时代终于降临了。此前很多年里BBC电视台一直蜗居在伦敦北部郊区的亚历山大宫，这座半废弃的圆顶建筑冰冷霉腐，环绕着落满尘土的雕像，遍地都是老鼠。现在BBC电视台终于在白城展览馆旧址拥有了自己的总部，此外还买下了英国高蒙影业公司位于附近的工作室。

1950年大选结果得到了电视播出，主持人是理查德.丁伯比与当时非常年轻的大卫.巴特勒（10）。有一百万观众收看了这个节目。政治电视的时代降临了英国，几年之后又来到了美国。BBC提议为各个政党提供他们自己的广播节目——令人诧异的是他们居然拒绝了，因为他们觉得这么做毫无意义。之后不久BBC推出了《新闻内部》节目，尝试进行政治讨论。节目的长期嘉宾有诸如工党的迈克尔.富特与保守党的鲍勃.卜斯比这样的议员，有A.J.P.泰勒这样的名嘴，还有一位《经济学家》的记者。这套人员组成与今天的时事谈话节目已经很相近了。从一开始BBC就发现，广播媒体对于离经叛道之辈特别有利，无论他们来自左派还是右派。这些人更坦诚，更清新，说起话来也比一味效忠本党的主流议员们更有趣。1950年，托利党向当时的BBC主管、“口述语言类节目总导演”乔治.巴恩斯（11）抱怨了一通，于是巴恩斯同意安排一位更沉闷的主流议员上节目。结果观众们纷纷关上了电视，就像今天一样。

任何一个政党现在都无法否认电视的重要性了。1951年大选中BBC再次为各个政党提供了各十五分钟的广播时间，这次他们都同意了。依然不信任BBC 的丘吉尔本人并没有参加广播活动，而且重返唐宁街之后也坚决拒绝进行广播，因为他很讨厌广播传媒的“机器人组织”抢走下院的风头。但是其他人都无法抗拒电视的诱惑。1953年的预算报告就在唐宁街十一号得到了广播，为了拍摄这期节目，BBC事先耗费了整整一天的准备时间安置笨重的摄像器材，还调用了一半的外景拍摄资源。摄制人员的情绪近乎崇敬。正如当时某BBC重要人员所解释的那样，如果一位电视访谈记者能受邀前往唐宁街，“……观众们将会看到，他的受访者所处的环境明明白白地显示国家将权力托付到了此人手里。假如他看上去态度生硬无礼，就会失去观众的同情。”就连丘吉尔最后也稍微作出了一点让步。1954年BBC为他的八十大寿拍摄了一期特别节目，事后丘吉尔同意录制一段自己观看该节目的影像。观看期间他情不自禁地流了几次眼泪，影片结束后他还简短地点评了几句。

这就是1956年安东尼.艾登与保守党政府面对苏伊士危机时的英国广播界。所有人都很清楚电视的重要性，刚刚过去的大选中这一点刚刚得到证实。托利党上层很不喜欢BBC，但是现行协议限制了BBC不得报道议会当前事务，大臣们也受制于协议只能通过广播谈论事实性全国话题而不能谈论党派政治。这种对峙局面看上去很合理。但是苏伊士危机改变了这一切。艾登是出身三十年代的政客，一位反绥靖主义者，一开始就站出来反对越发危险的希特勒。纳赛尔在他眼里就是另一位独裁者，而且此人还扼住了苏伊士运河。此时已经不是1938年了，更谈不上1939年，但整个英国依旧遭到了挑战。不顾美国阻挠，决然对纳赛尔下手的艾登在一个危险的世界里为英国站了出来。他相信，BBC也会和自己站在一起，或者为他助威。但是BBC方面的观点很不一样。当时艾登要求向全国就苏伊士问题发表公开讲话的权利，BBC也给了他两次发言机会。但是BBC也意识到入侵埃及的行动严重分裂了英国，并感到自己有责任反映这种分裂，而不能单纯担任政府的喉舌。最后反对党党首休.盖斯克也通过广播对艾登进行了回复。唐宁街对此很不满意。根据格蕾丝.温代姆.戈迪的记述，就BBC看来，在整个危机期间，无论是艾登还是麦克米伦“都不屑于关心任何辅助备忘录或者任何使他们难以在自认为合适的时候利用电视通告全国的规则。”

这时一个意料之外的人物插了进来。时任澳大利亚首相的罗伯特.孟席斯爵士正在伦敦参加关于苏伊士运河前景的会议。他公开支持艾登，因此唐宁街觉得很可以靠他来为政府争取支持。于是BBC接到电话称孟席斯爵士“目前有空”。BBC的回答很礼貌：不，谢谢。这下艾登气炸了肺。唐宁街十号的新闻官员威廉.克拉克打电话警告温代姆.戈迪，首相“对于BBC十分生气，认为BBC拒绝孟席斯进行广播的做法无法原谅。克拉克先生恐怕首相在盛怒之下会采取过激行动并对BBC造成永久性的伤害。”换言之他威胁要摧毁BBC的独立性。根据另一位BBC高层的说法，当时的财长基尔穆尔勋爵已经得到指示要准备好接管BBC，“使之服从于政府意志。”后来克拉克还披露艾登曾打算直接控制BBC海外广播，并迫使其允许大臣们随时进行广播发言且不给反对党回应的权利。但是BBC坚守住了阵地。最终美国人对英国实施了金融打击致使入侵英军不得不撤退，因为苏伊士危机而身败名裂的不是BBC而是艾登本人。苏伊士危机之后，政府直接威胁要接管BBC或将其置于大臣直接管理之下的举动成了不可想象的政治禁忌。后来BBC又与政府达成了进一步协议，确保了反对党回应大臣广播发言的权利，从而彻底杜绝了类似危机再度发生的可能性。

苏伊士危机的重要意义在于划清了政客影响广播行业的权力极限。自然，在商业广播发展起来之后，政客们想要控制广播行业就更不容易了。另一方面的争斗随即取而代之。历届政府与广播从业者针对哪些内容可以广播而展开了劳神费力且恶意充盈的斗争。最重要的交锋总会发生在制造分裂且易于感情用事的政治危机期间。我们已经见识过了《全景》节目在五十年代遭受的争议。六十年代，BBC总导演休.卡勒顿.格林（12）因为喜剧节目《本周情况就这样》当中的粗鲁用语而遭受了许多来自保守党的愤怒指责。这档节目自1963年11月推出以来没过几周，收视人数就从起初的350万人一下子跃升到了1000万人。托利党议员抱怨这个节目“如此偏向极端左翼群体，社会主义者与绥靖主义者”。由于来年就要进行特许状续签，这档节目终究还是被撤了下来，对外公布的借口是为大选报道让路。

1963年普罗富莫丑闻期间，由于主要政党拒绝就这一震撼威斯敏斯特与舰队街的丑闻进行广播辩论，广播记者们几乎掀动了一场叛乱。罗宾.戴为《全景》在下院门外的雨中安排了一场荒唐可笑的访谈，明摆着告诉观众们真正要紧的事件发生在摄像机镜头拍不到的地方。麦克米伦这位早期电视政治名人下台之后，接替他的下一任首相是一位依旧处于前电视时代的埃里克.道格拉斯.休姆。1963年10月，内部备忘录在焦虑的BBC内部往来传递，抱怨BBC的广播主持（当年约翰.汉弗莱依旧默默无闻，杰里米.帕克斯曼也还只是个孩子）对待休姆以及其他政客的态度就好比“咬人脚后跟的恶狗”，而且BBC的采访风格也“过于千篇一律地尖刻逼人”。不过这种程度的自省并没能安抚保守党。他们认为自己在1964年大选中堪堪败给哈洛德.威尔逊以及工党的原因就是BBC十分刻薄地利用灯光技巧使得接受采访的休姆在荧屏上看来好似骷髅。大选之后BBC专门私下里向保守党进行了一番演示才洗脱嫌疑。通过各种不同角度与强度的灯光组合，休姆及其顾问们不得不承认，无论在何种灯光的照射下他看上去都好似骷髅。

威尔逊的炉边谈话广播风格一度十分奏效，但是他的上台也只不过为政府与BBC带来了一段不太长的蜜月期。威尔逊试图空降《全景》节目，为自己争取一期不受质疑反驳的现场广播，借此十分小心地模糊BBC广播与政府大臣广播之间的界限——换句话说就是劫持BBC的权威来实现他自己的目的。工党大臣们没过多久就断定BBC是个一心反对工党的阴谋集团，与此同时左翼听众则不住地抱怨BBC立场不公平。当权的工党要应对来势汹汹的学生抗议，而《世界在行动》这样的时事节目对于红狮广场学生暴乱的拍摄一经播出就成为了经典。此外关于罢工投票与罢工的镜头也越来越令工党下不来台。上述这一切，加上越战与日后北爱冲突的镜头，使得工党确信电视是英国国内一股危险的新生力量，而不仅仅是用来挑逗昏聩托利党的拉风武器。工党开始花大力气培养自己的广播力量，同时新一代更加谙熟媒体的托利党人也在爱德华.希斯的手下成长了起来。

威尔逊一去职，火气十足的青年激进分子大卫.丁伯比就制作了一期名为“昨日之人”的《全景》节目，讨论前工党大臣们的个人财务安排。这期节目直截了当地质疑这些人如何还能过得下去，还质问在报纸上连载个人回忆录的威尔逊借此究竟收了多少钱，使得威尔逊大为光火——他坚持中止访谈，从画面上就能看出丁伯比已经激怒了他。但是尤其令工党担忧的是BBC对于流行音乐、图像以及高超摄像手段的运用——这些手段对于政客权威与地位的攻击似乎就像赋予休姆一副骷髅尊容一样严重。工党对于BBC越发严重的不信任终于在威尔逊的第二届任期期间导致了一份党内文件的出台，文件倡议废除BBC与独立电视管理局，另成立一个通信委员会取而代之，委员会成员都是“民选代表——工会成员，地方政府成员以及议员”。在逐步取缔收看许可费与广告之后，这个新机构将会负责“众多分散式电视节目单位”的节目制作，从而“反映英国各个部分的创造性才能”。这套“英国电视可以通过工会委员会与地方政府的制作而得到改善”的理念如此不着调，最后落了个无病而终活活囧死的下场。

BBC在七十年代的主要问题是始终挥之不去的收看许可费威胁，议会里的争吵，还有与托利党后座议员大动肝火的见面会。这些问题当然都很严重，但是根本无法与八十年代相提并论。此时BBC与撒切尔政府爆发了真正的激烈冲突。当时引起舆论动荡的依然是《全景》与《世界在行动》这样的时事节目，而不是电台里的《今日》。BBC曾经决定采访爱尔兰国家解放军，正是他们用汽车炸弹在威斯敏斯特门口谋杀了撒切尔的密友艾瑞.尼夫；BBC曾经拍摄过北爱巡查队在边境线上公然拦截汽车的过程；BBC还在节目当中将马丁.麦克吉尼斯这样的极端分子描绘成了普通的居家男人，正是这些爱尔兰的“麻烦”成为了双方擦枪走火的引子。撒切尔和她手下诸如诺曼.泰比特之类核心大臣相信自己正身处一场非黑即白的反恐战争当中，不容许任何中立行径。几乎就像苏伊士危机期间一样，BBC以及其他广播公司必须采取毫不动摇的爱国立场。当年报道爱尔兰冲突的记者们都记得自己如何为了找到不至于最终冒犯冲突参与双方的语言而费尽曲折。爱尔兰共和派将英国记者视为敌人，后来的统一派也接受了这一观点，因此英国记者的工作环境既危险又充满敌意。同时白厅还将他们视作拉偏架的和事老。与苏伊士危机不同，这次英国国内没有哪个主要政党不同意首相的看法——广播界的孤立感比起苏伊士危机期间要更为强烈。

福克兰群岛战争带来了与北爱危机一样的问题。当时创办不久的《新闻之夜》节目由在措辞当中使用“英军”而非“我军”令撒切尔火冒三丈，同样令她愤怒的还有关于英国特勤组织的争议性报道以及凯特.阿迪对于美军借助英国军事基地起飞轰炸利比亚的报道。此时令她头痛的《今日》节目也冒了出来。撒切尔的大臣们反复公开警告成BBC偏向左翼，不爱国，不受控制，必须得到处理。托利党代会上发表了关于收视许可费的威胁性演讲。在支持撒切尔的新任主席马马杜克.胡赛（14）授意下，BBC管理层解雇了被撒切尔当做众多早期冲突罪魁祸首的时任总导演阿拉斯戴尔.米兰（13）。到处找工作的制片人总是特别讨厌。但是撒切尔所关注的不仅仅是BBC的节目内容。她一直在试图改变英国文化以及英国人对于个人主义与赢利的看法。而BBC就这样堵在她的视野当中——一个人浮于事、自大自满、反市场化且自命清高的反面典型公共机构，耻于言利，眼高于顶，咬着自己那套自由派世界观不松嘴。她经常斥责BBC员工太多但干得事又太少。她曾经指派某委员会研究收看许可费制度，满心指望委员会能建议将其废除并以广告赞助取而代之。结果委员会却认为许可费应当增加，只是增幅要比BBC的预期更小，这个结论气得她大发雷霆。她只要一有机会就会偏袒BBC的商业竞争对手ITV，还在默多克一开始计划借助卫星电视打破“BBC垄断”的时候提供了热情的支持。与艾登不同，撒切尔即便在最愤怒的时候也没有考虑过直接控制BBC 的问题。但是将BBC 私有化并拆分开来的想法在八十年代逐渐有了市场。

对于BBC来说这是一段特别危险的时期，因为BBC赖以为立身之本的政治协议似乎已经失效了。政府当初之所以对BBC采取大撒把态度是因为从实际角度考虑执政党议员早晚有一天也会成为反对党，因此采取放任政策也符合他们的利益。这是威斯敏斯特内部的共识——我们不会找广播行业的麻烦，因为这样不公平，而且将来有一天这种不公平的结果也会落在我们头上。但是八十年代的工党看上去就是一帮扶不起的阿斗，因此对于许多托利党大臣来说，上述协议的前提根本不值一晒。如果说他们的任务是改造英国，而且BBC挡住了他们的前进道路，那么唯一的选择就是将其搬到一边——将其私有化或者拆分开来。当然并非所有托利党大臣都这么想。对于老一代托利党来说BBC是英国特质的组成部分，需要紧紧盯住，但是不能将其拆散。

首先以代理总裁身份，随后又以总裁身份将BBC带入更加活力十足的后撒切尔时代的人是约翰.伯特。他过去是，现在也依然是一位十分严肃且道德感强烈的人。许多记者都因为他实行了一套系统化且高度抽象化的新闻与时事节目思路而痛恨他，当时流行的思路更加奔放，不太可靠，不过也更有趣。但是他说服了托利党相信BBC终于以他们所认可的、效仿市场的哈佛商学院风格运行了起来，借此挡住了极端托利党人的威胁。到头来拯救BBC的很可能是竞争对手。在过山车一样起伏不定的经济形势下，ITV一想到有可能被迫与其他电视台分享广告来源就吓得够呛。而且大多数报业集团都不打算在电视行业取得重要地位，对于唯一有能力做到这一点的玩家——鲁伯特.默多克——也心存戒惧。因此无论激进的托利党智囊团如何筹划，无论撒切尔打定了怎样的主意，想要分解BBC的举动都得不到多少支持。与此同时，刚刚登台的四频道以更加具有挑战性的节目令托利党看到，想要成为赤色分子的同伙未必非得加入BBC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