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Andrew Marr：我这一行——英国新闻行业简史 -- 万年看客

最重要的专栏作家就是评论家。有些人可能不同意。他们会说这些人只是最为自命不凡的专栏作家。但是专栏作家是一群试图通过将争论捅到当权者面前并发出声音的方式来影响公共生活进程的记者。他们并不以单纯的艺人自居。他们并不将读者当做自己的追随者，而是一场更广泛谈话的听众与参与者。例如《泰晤士报》的西蒙.金肯斯，彼得.伦戴尔，迈克.高夫（1）与马修.帕里斯（2），《卫报》的波莉.汤恩比，大卫.艾伦诺维奇，乔纳森.弗利兰德（3），《观察家报》的威尔.赫顿与安德鲁.兰斯利（4），《周日电讯报》的马修.德安科纳（5），《独立报》的唐纳德.麦肯泰尔与雅丝敏.阿力柏-布朗（6），还有曾经任职于《旁观者报》与《每日电讯报》的鲍里斯.约翰逊。这些人全都学识渊博且消息灵通。但是评论员的黄金时代或许已经过去了。如今没有几个专栏作家能够像八十年代的彼得.金肯斯或者雨果.扬那样影响中左翼思潮了，也没几个人能像T.E.乌特利（7）以及塞缪尔.布里坦那样影响右翼思潮了。

英国新闻业从很早的时候就有了杰出且固执己见的政论文章，尤其是在杂志与评论刊物当中。来自索莫塞特的多面手沃尔特.白芝浩在担任《经济学家》主编的十六年间共计写过2000余篇长文，内容五花八门，从经济到银行业，从莎士比亚到内阁重组等等。他很可能是维多利亚时代最为全才的评论员。还有像是赫兹里特与科贝特这样更加优秀的散文家也会撰写政治专栏，不过他们会从权力场之外发动激烈攻击。与白芝浩不同，他们根本不打算直接影响威斯敏斯特。有些足够聪明的当代记者会回头向十九世纪的政论大家们取经。白芝浩，赫兹里特与科贝特的文风全都清晰活跃，盎格鲁撒克逊风格显著，尽量避免使用法语词汇，文笔生动，采用当时的直接报道。他们也会幽默搞笑，但总是含而不露以便凸显政治观点。科贝特是三人当中最生猛的一位，在他的职业生涯期间曾经反复多次调转枪口。他曾在当时最重大的话题上不止一次地改换看法与立场而且全然面无愧色，正如当代专栏作家一样。赫兹里特发明了“热忱”（gusto）这个批评专用术语，并且通过短小精悍的语句与近乎肉感的表述充分体现了这一理念。他是一名战斗型作家。一位批评家这样评价他：“文章需要体现行文之际的气场、张力与印记。每一个单词都应当像拳头一样有力，而文体本身着应当富有弹性且一气呵成……”身为辉格党写手的白芝浩比赫兹里特更偏右，且远比科贝特更加倾向支持上层阶级，他文风清晰才智卓绝，与上述二人不相伯仲，他在组织论点时几乎将其当做了赏玩的对象。英国新闻传统一向兴趣广泛，尤其热衷于政治辩论。后来的乔治.奥威尔吸取了这些作家留下的大量经验并传播给了众多二十世纪政治写手。

但是如今我们说到评论员时想得都是主流大报上试图产生重大影响的政治写手。这个概念最早来自美国。“评论家”（pundit）是对印度语pandit一词的改写，这个词又源自梵文“学者”（pandita）。这个词当初作为一个早期女权主义笑话进入了西方。1854年，有些纽约市的家庭主妇看不惯自己的装逼丈夫们组织俱乐部讨论“真理”问题，于是就送给他们“评论家”的雅号。后来这个词蜿蜒进入了主流美国英语并依然保持着讽刺的意味。到了二十年代，这个词成了《纽约世界报》的沃尔特.李普曼的专用标签。他所属的这份报纸当时十分了得，如今则早已消失了。一战之后，美国刚刚开始直面大国崛起的国运，而大多数美国人还受困于相对无知落后的村镇当中。被人冠以自由派摩西之名的李普曼为填平这一鸿沟做出了很大贡献。“尽管这个国家的教育水平不断上升，但是纽约、波斯顿以及华盛顿以外的广大多数人依旧几乎无法获取关于世界大事的高质量信息——沃尔特.李普曼的读者不在此列。”李普曼的天才之处在于他说服了华盛顿的权力掮客们相信他们需要自己担当他们与国家之间的沟通渠道，同时又说服了众多遭到几十家乃至上百家地方报社吞没的广大读者们相信他们需要他来了解华盛顿的动态。他成了美国黄金年代的头号政坛中间人。李普曼幸存到了电视时代，直到六十年代中期依旧评论不止，但是此时他已经有了许多同行——例如日后肯尼迪总统的个人顾问乔.艾尔索普，一度执掌《纽约时报》的詹姆斯.赖斯顿，保守派旗手小威廉.巴克利，以及日后里根总统的幕僚查尔斯.克劳特哈默。由于美国幅员辽阔，因此需要销路广泛且多家报纸同时刊登的专栏文章向全国上下解释华盛顿的权力斗争。于是这些人也就获取了英国记者们无法想象的影响力与财富。

英国新闻界第一位潜在的李普曼模仿者是亨利.凡尔利（8），尽管在他之前《观察家报》的J.L.加尔文也经常发表政论文章。凡尔利最终离开了伦敦前往华盛顿并客死他乡，临终时无财无势，悲苦潦倒。他几乎魅惑了每一个与他打过交道的人，这一点在记者圈子里着实少见。他生于新闻世家，他的父亲也是记者，在一次参加过舰队街葡萄酒旅店的行业会议之后因为心脏病发作而死在了出租车里——在新闻行业里这种死法就相当于冒着机枪火力冲上敌方阵地并获得十字勋章。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凡尔利都是一位个人表现十分恶劣的家伙，他的朋友说他脸上总是挂着“顽劣农家少年的笑容”。他的朋友阿兰.怀特金斯写道：“凡尔利是个人精，马屁精，酒客，经常是个乞丐，而且（不得不说的是）有时还是个贼。”他的另一位朋友派瑞格林.霍桑则提到了他那不管不顾的奢侈作风，他那沾花惹草的低俗趣味，以及他那不堪言说的私生活。他认为凡尔利在自己的头脑当中刻意拔高了政治新闻的地位，因为只有这样他才可以

“将自己抛妻弃子的恶行加以正当化。他连一双鞋钱都没有留下，甚至连孩子的学费都不给。他必须像天使一样写作，唯此才能心安理得地像魔鬼一样处事。他堕落得越深，为自己订下的工作目标就越高。”

别忘了这些评论可还是来自他的朋友。凡尔利往往一赚到钱就立刻会花在昂贵酒店的自发派对上，他整天负债，经常在参与BBC电台《提问》节目的高水平辩论之后立刻遭到逮捕。他被关进了温切斯特监狱，他的妻子则承认自己终于放下心来了，因为终于知道这家伙昨晚在哪里过夜了。凡尔利最终在一起诽谤案件当中败诉于安东尼娅.弗雷泽夫人，之后逃到了美国。他最早在《旁观者报》上推出了自己的政论文章，后来又推广到了多家报纸上。他的文风清新机智，大胆无畏，使得许多人都宽恕了他的罪孽。他激情四溢地为英国议会制度辩护，反驳赶时髦的批评家们，还就这一问题写了一本很不错的书。不过他对美国政治几乎同样感兴趣，也有能力成为一名具有真正影响力的评论员。他曾经充满敬畏地对自己的朋友安东尼.霍华德谈到过评论家在美国所扮演的角色。但是凡尔利的事业最终还是垮了下来，因为他太不靠谱了。事实上，稳定地进行高质量政论专栏写作是一份极其艰苦的工作。

而比任何人都更加近乎成为英国李普曼的彼得.金肯斯工作起来着实非常拼命。龅牙外露，机智过人且人脉广泛的金肯斯曾经为多家报社供稿，其中有《卫报》与《周日泰晤士报》，当然最成功的还得算是《独立报》。就像华盛顿的乔.艾尔索普一样，他也经常举办盛大的晚宴派对，与工党和社会民主党的政客们打成一片，在他们家的庭院里散步，与他们推杯换盏，就工会的危险或者更强硬核武器政策等问题提供建议。金肯斯是一位在柯尼希斯温特历练出来的记者。柯尼希斯温特是德国波恩城外的一个小地方，冷战期间波恩还是西德首都的时候，这里每年都会举行英德两国政客、记者与公务员年会。其后则是英法两国会议，英西两国会议，以及无休止的亲美英国记者会议。如今在达沃斯举行的全球领袖会议知名度远远更高，但是柯尼希斯温特象征着打造泛欧洲统治阶级的尝试，象征着整整一代意见领袖们将二战期间的相互敌意抛在身后，开始寻求欧洲一家的前景。就像雨果.扬一样，金肯斯最初效力于《周日泰晤士报》，后来又投奔了《卫报》，他成为了欧洲化英国崭新愿景的代言人，这个英国坚持反共立场，而在社会层面又比美国模式更加包容和善。他与一系列中左政客走得很近，还在工党因为欧洲问题与核武器问题陷入分裂时为苏民党的另立门户提供了得力支持。

金肯斯每周写作次数取决于雇佣他的报纸，从一次、两次到三次不等。他的妻子波莉.汤恩比这样描述他的工作习惯。撰写政论专栏

“是一种与他十分合拍的生活方式。他这人十分健谈，喜好辩论与宴饮，朋友众多，而且就像发疯一样喜欢卡着截稿时间进行写作……这份工作的问题在于要同时处理数量众多的复杂话题，因此在一天之内……他可能首先会讨论国防问题，然后在预先安排的午宴上讨论监狱政策，再然后可能会去查塔姆研究所讨论海湾地区局势……”

穿梭于白厅、威斯敏斯特以及无数海外访问与峰会之间，将众多话题抛来接去的金肯斯在工作中意识到美国的专栏作家模式在英国行不通，尽管他本人每周都要撰写三篇专栏文章。问题在于不依靠多家报纸同时刊载的专栏文章无法发挥他真正想要的切实影响力。他在《卫报》专栏中这样描写自己的行当：“比方说，在美国某人只要每周三次通过150份报纸向读者发言，到了华盛顿想见任何人都不成问题，给任何人打电话都一定会得到回复。”在英国可没有这种事，对于报社电话总机来说，议会休息室记者、外交新闻主编以及许多其他人都远远比专栏作家排位靠前。但是尽管如此，“美国专栏文章的写作方式的确有值得学习之处，例如他们将报道、分析与社论相结合的手法。”政治专栏作家最怵头的不是信息不足而是信息过剩。“困难之处在于理解信息……政治专栏的作家们要花费大量时间代表读者阅读报纸，试图从文字的洪流中抓住当前事件的一点头绪。”

这番话不仅是对金肯斯本人专栏的绝佳概括，同时也描述了理想中的政治专栏。专栏作家不是神父，只是难免出错的写手而已。首先，专栏作家的意见究其根本而言无法产生任何利益，他们必须说服读者相信自己的文章有用。这可能是因为他们能够比读者更出色地表达读者自身固有的偏见与本能认知。这种做法的确有市场，但对于全国对话基本上起不到推动作用。最优秀的评论家之所以值得一读是因为他们的文章提供了来自权力中心的信息以及理解这些信息所必需的具体环境，虽然只是短短一篇论述，却能去粗取精，删繁就简，帮你看清外交部、唐宁街、国务院或者白宫里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些人不仅要收集信息——这种行为本身就是更高一层的报道——还要对信息进行处理。他们要区分有用与无用的部分，陈腐与新鲜的言论，还要为一切看似不合理的现象寻求解释。

只有在完成了所有这些艰苦工作之后，我们才有可能相信这些人提供的信息确有价值。然后评论家就可以像任何一位专家那样放话了：我的言论值得一听，因为我知道很多，因为我记得很多，因为我已经将这一切严肃认真彻底地想清楚了。批评家斯蒂芬.贝利（9）引用过维克多.雨果的话，后者认为所谓想象力就是勃起的智力。“同样，观点就是被人赋予特定方向的知识。未经思考的知识不过是数据而已，沉闷而毫无意义。观点是形成模式的思想，知识只有依附于观点才有价值。”你尽管可以唾弃最优秀的评论家，认为他们的政治立场过于偏左或者偏右，或者对于某位政客奴颜婢膝，但是至少你知道他们首先为你提供了值得咀嚼的材料。

雨果.扬声称自己在政界的关系赶不上金肯斯。他不是场上的玩家，只是场下的观众。他并不为政客们的利益而写作。他必须与政客以及官员交谈，并且发现这些人有时的确很好相处，但是大多数情况下与他们打交道都是“与魔鬼共饮”。专栏作家必须以局外人的立场写作，以局内人的身份调查。因此保持距离是很有必要的。

“在我看来算得上朋友的政客不超过三个。这一行里的朋友是荼毒工作的毒药。这是我无法摆脱的社交虱子。比方说我很少请政客们到家里来做客，理由则有些拿不上台面，因为他们来过之后我将很难在报纸上理直气壮地反对他们。”

这可能仅仅是因为他个人的脾气所致。扬为人谨小慎微，将道德问题看得很重，金肯斯则喜好社交与高谈阔论。不过如果在白厅与威斯敏斯特寻访一下就会发现，尽管扬以局外人自诩，觉得自己在政客圈子里相对而言没有朋友，但是许多政客都觉得自己和他关系密切。他从来没有与哪位大臣或者党首发展到勾肩搭背的地步，就像金肯斯与后来打出工党另立门户的大卫.欧文之间那样（尽管金肯斯还是毫不客气地在报纸上非常有名地将欧文称作自大狂），但是他的确与十几位主要议员以及外交官保持着相当友好的关系。

评论家会对政客造成影响吗？金肯斯与扬都是自由派、亲欧洲派以及温和左派的坚定鼓吹者。在托尼.布莱尔上台之前任何政客对于这些问题的阐述在力度与清晰度都无法与他们相提并论。热情拥护工党右翼与苏民党的金肯斯出手帮助他们在核武器问题上挺直了腰杆，扬则认为自己很可能在一些民权问题方面颠覆现有的均势。同样的话也可以用来形容许多自由派经济评论家，例如塞缪尔.布里坦与彼得.吉。但是政客们所遭受的最主要压力还是来源于选民，而专栏作家对于选民并没有多少影响，他们自己对于这一点也心知肚明。正所谓峰回路转，对于评论家太拿自己当回事的危险提出警告的第一人就是李普曼本人。他在1940年写道，他近乎狂热地相信专栏作家不应当将自己当做公共人物。李普曼从前在一位名叫弗兰克.柯布的主编手下工作，此人当时在纽约相当有名。就李普曼看来，“我不是人类的顾问，甚至都不是那些偶尔或经常性读者的顾问。这是我的工作准则。这一点我是从弗兰克.柯布那里学来的，他一直奉行这条准则。在他濒临死去的多年期间，他曾经不止一次与我恩断义绝。就我看来，自大自傲所毁灭的报人数目远远超过酗酒。”但是假如整天招呼你的都是内阁大臣，隔三差五你就能受邀在电台电视台面对全世界畅谈自己的想法，想要完全避免自大情绪也是很困难的。这种感觉毁人不倦却又成瘾性极强，当初我要是早知道这一点就好了。

金肯斯与扬如同任何一位民选政客一样是战后英国政治圈上层的组成部分。两人相对而言都不算高寿。金肯斯死于1992年，是年五十八岁，死前正在等待肺脏移植。扬则死于2003年，是年六十四岁，死因是癌症。在威斯敏斯特圣玛格丽特教堂举行的金肯斯葬礼上，几乎所有非撒切尔派系的政治阶层都出现了，时任贸易委员会主席的迈克尔.赫塞尔廷亲自致辞。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举行的雨果.扬的葬礼上，追悼者当中包括了财长戈登.布朗在内的大部分内阁成员。之前因为伊战为题饱受扬雨果.扬蹂躏的首相布莱尔原本也打算到场，只是因为必须陪同来访的小布什总统才未能成行。对这两人都深有了解的托利党政客彭定康在葬礼上高度评价了扬的道德谴责行为：“当我们的原则如同棉花糖一般松软的时候，当我们的愿景沦为欺诈的时候，当我们的行为完全由胆怯驱动的时候，他的审判就如同晴天霹雳一般炸响在了我们头顶上。”如果说他们还不算上层阶级，他们的文章还不算能与李普曼相提并论的专家评论，那谁还有这等资格呢？

关键在于权威性。就像李普曼、赖思顿与艾尔索普一样，扬与金肯斯赢得权威地位的方式也是思考与报道。他们亲赴现场，他们亲眼目击，尤其重要的是他们博览群书。对于可能决定某一场当前争论结果的政治世仇，他们不仅清楚时下的细节，也了解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如今出现了一种等而下之的专家评论，一方面十分诱人，另一方面则对于评论家的权威性造成了极大伤害。问题在于懒惰与金钱。当代评论家很少会亲自收集信息，就算少数几个依然这么做的闪光典型也不太符合李普曼的上层社会定位。西蒙.金肯斯是一个十分称职的信息收集者。他亲自造访当事人并当面提问，他亲身赶赴巴格达，他在政治圈上层的朋友与联系人多得令人瞠目。但是他一向看工党政府不顺眼，工党政府没有给他留下多少好印象，他也不想和这些人彻底打成一片。同样为《泰晤士报》效力的彼得.伦戴尔工作方式老派且努力，但是报社并没有把他当做一位全职工作全力投入的评论家，大概是因为他的观点总体而言过于中庸。《卫报》的波莉.汤恩比也是一名称职的员工，她不仅勤于打电话，还会亲自走出报社去接触自己笔下的公共部门员工，也十分关注事实。《观察家报》的安德鲁.兰斯利与《周日电讯报》的马修.德安科纳都是人脉广泛之辈，对于政治事件的分析入木三分。但是人们阅读他们的文章是为了获取信息而不是建议，而唐宁街对于这两点都十分看重。《观察家报》的威尔.赫顿可谓是当代评论行业当中的一羽珍禽。他早年在金融城里打拼，经济上不必求人，但是对于美式（以及美-英式）资本主义却抱有明晰强劲的社会民主批判立场。凭借着《当前局势》一书，赫顿取得了超级评论家的地位，尽管阅读他的作品的工党大臣并没有改变思路，只是觉得很不舒服而已。回头再看看《独立报》这边，唐纳德.麦肯泰尔有着十分特殊的权威地位。在1986年报业工人大罢工期间他发扬了舍己为人的典范作用，当时他在辞职之后拒绝了报社的再次雇佣，除非他在《泰晤士报》工党专题团队里的二三把手也能复工，他这一罕见之举彰显了他的为人。麦肯泰尔不仅人脉广泛，而且听众甚多。2003年秋天赫顿调查发现的证据显示，布莱尔的亲信们全都会阅读他在《独立报》上刊登的专栏文章并做出反应。

也有一些政治写手借助自己文坛身份的力量来回避评论行业的陷阱。阿兰.怀特金斯恐怕会很排斥文学这个词；他为自己营造的形象是一个脚踏实地的威尔士政治与体育观察家。他的底气很弱。如今他的专栏怀旧气息浓厚，而且据说他已经开始炒冷饭了。但是怀特金斯有着杰出文体学家的本能，他的书面语言行文几乎与他的口语完全一致，充满了抑扬顿挫与幽默转折，英国报界的任何其他写手都无法与他相比。他的专栏文章并不能向读者提供多少关于布莱尔政府的信息，但是对于任何一位有志于英语学习的人来说，他的专栏就是每周一次的教程。前托利党笔杆子、托利党议员、外交官以及电视访谈记者马修.帕里斯的情况也大同小异，与近年来的任何一位评论家相比他都更为高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