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正德五年：明武宗的失败之年。 -- 天煞穆珏

我谈所谓敏感的话题，民主、选举和制度建设，因为这是一个作为高级灵长类生物-‘人类’的，最起码的权利，即公民权利，可这之所以在国内变成敏感话题就是因为总被某些人无限上纲，不是被屏蔽就是被河蟹掉。国内确实有人可以谈这个话题，但那是在茶余饭后，在酒桌上，在客厅里，在床头上，属于私人谈话范畴。一旦造成规模化的社会影响和舆论影响，就有可能变成刘XB的下场，至少是艾WW的下场。既然国内能上西西河，我又不想和谁撕破脸，那么只好以刘和艾的例子每日自省其身，尽量不去触碰那根潜在的红线。至于北京和新加坡的区别，首先就是新加坡有形式上的民主权利和选举制度，有民有主，有选有举，而中国在这方面就很欠缺。

就城市建设方面而言，由于受的教育和个人认识的原因，新加坡的统治者很早就对城市建设有长远规划和有效控制。北京是中国的首都，可以汇聚全国的财富和精英；而新加坡是中国以外唯一以华人为主的国家，而且地理优越、经济发达、社会文明、物质丰富，是富裕的东南亚华人的“精神家园”，甚至也是全世界很多华人向往的地方，只要统治者愿意，大规模开放移民，其建设规模不会比北京小太多。但实际的情况是，到2012年为止，在将近700平方公里的新加坡国土上居住、生活和工作着大约500万人，拥有汽车大约100万辆。可在同样将近700平方公里的北京市五环以里却居住、生活和工作着大约1000万人，拥有汽车大约500万辆，而且增长势头十分凶猛。这就是控制与不控制，严格控制与放松控制的区别。而以此带来的后果大家都看到、听到和闻到了。而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不断出现。比如说公交系统未来的维护成本问题，比如说人口密集造成的卫生防疫问题，比如周期性经济危机造成的失业盲流问题，这还都没有到严重爆发的程度，但却是可以预见得到的。

一个城市的发展离不开人口和就业的增长，但必须是缓步和有序的。如果年增长率在城市的中年期（既不是建设初期，也不是饱和期）突破3%到5%，就很容易失控和透支未来的发展空间。而北京在上世纪末就已经到了饱和期了，必须先扩容再增长，先把交通、排水、卫生和其他市政设施的亏空补足，才能再谈增加人口和商业的问题，否则就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然后再来收拾残局就要付出比有序发展要多几倍的代价。好比一个人先巨额超重，再瘦身减肥所遭受的身体伤害，要远远大于从一开始就控制饮食，少年时有序增重，中年和老年时控制体重的情况。但我明白北京为什么无法控制，说来话长，简而言之，这是专家治国（新加坡）和官僚治国（北京）的本质差别。

而你所暗示的，所谓北京是首都，所以才有条件如此集中发展就更加突出了一个问题：无序无规划而造成的资源分配极端不平衡的问题。

北上广等大城市占据了全国大部分的资金、资源和几乎所有的人力精英，而越这样集中，就越吸引更多的资金、资源和人力。仅仅就商业、医院和学校而言，无不是越集中就越有垄断优势，而越有垄断优势就越集中，于是北上广等大城市就成了巨大的绞肉机，每个人都痛苦而无奈的活着。我这次回北京，最大的感受就是无论在北京的本地人和在北京的外来务工者，求医者，求学者都不满意。北京本地人就不必说了，外来者更是无可奈何：是北京把最好的医院、学校、就业机会都占了，逼迫我们千里迢迢跑来打工，家里上有老下有小都统统扔到脑后管不了，能怪谁呢？这时我脑子里闪现最多的就是对老子的敬佩，看人家两千多年前怎么说的：

天之道，损有馀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馀。孰能有馀以奉天下，唯有道者。

希望中国的统治者能成为‘有道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