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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茗谈》103:耶稣会-1 -- 本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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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茗谈》103-耶稣会-2

首先要提醒大家一下,新教宗可以称为“弗朗西斯”,或者“方济”,“方济各”,但不应该加“一世”。

从耶稣会修士的事迹,我们不难发现一些中国儒家和“岳麓书院”的影子。其实知识分子要做一些有益于民间的事,也确实是大同小异的。

(一)

新教宗登基,我们中国人比较在意的,是中国-梵蒂冈的建交问题。

耶稣会从建立一开始,就拟订了两大任务:在欧洲与抗议宗殊死搏斗;在亚洲传教。

由于耶稣会传教士几百年前利用自己的科学知识优势,在中国/日本等地走上层路线,长期耕耘,传教的功绩很大,这使得耶稣会在与中国的历史渊源上,居于不可动摇的优势地位。而“力的作用是相互的”,中国大陆,在耶稣会众人眼里,也是分量极重的一块宝地。

目前世界各国中,与梵蒂冈尚未建交的,寥寥无几,除去沙特这样由于宗教原因坚持不建交的而外,尚未与梵蒂冈建交的大国,只有中国。

天主教号称有12亿信众,但教廷近期一直不顺,丑闻不断。而最大的问题,则是掩藏在水面之下的信众流失趋势。中南美洲一直是天主教的根据地,据称有4.8亿信众,但近年来,来自美国的新教势力悄悄南下,以福音派,圣灵会为主的新教教派以科技先进的形象出现,甚至在危地马拉(Guatemala),以前一直是天主教为主要宗教,现在国内信奉新教的人口超过了天主教徒。这样的局面下,中国大陆作为最后一块“未充分发掘潜力”的大陆,自然备受天主教和新教势力的争夺。

所以,弗朗西斯登基,作为耶稣会修士,作为发展中国家出身的教宗,作为非欧洲出身的教宗,在中-梵关系问题上,被寄予厚望,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建交既不是伤筋动骨的教廷改革,又是大功劳一件,当然值得教宗力争。

但中国的强盛和自信,决定了一个前提,就是:如果中-梵建交,教廷就必须先做一些变通和改革。因循不改,中-梵无法建交。

(二)

中-梵建交,传之最盛的,是1999年。在1999年2月,当时的梵蒂冈国务卿索达诺主教(Cardinal Angelo Sodano),公开表示:“教廷驻华大使馆只要(中国)大陆上午同意,不必等到明天,当天晚上就可以迁往北京。此非与中华民国断绝关系,只是将使馆迁回原地。” (1951年,新中国将教廷驻华公使黎培理驱逐出境,与教廷断交。黎培理后来转去台湾,教廷继续承认中华民国为邦交国。而民国是自1922年与梵蒂冈建立准外交关系,1942年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

这位红衣主教,就是这次弗朗西斯登基时,献上代表教宗身份的“渔夫戒指”的年近9旬的老者。创立教会的是耶稣的大门徒彼得,彼得从前是渔夫。渔夫戒指,也代表教会从茫茫人海里救起众生。每任教宗都有专用的渔夫戒指,一般是纯金的,在教宗逝世后以银锤敲毁,另铸新戒。弗朗西斯生性简朴,这次执意选用银戒,而非金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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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国建教未成,阻碍在于对中国境内教会的控制权。教廷有权任命全世界所有的主教,其中再遴选出“枢机主教”,全球共120个名额,目前大约有117位,这117位在位的枢机主教,就是投票选举教宗的“主教团”(这次推举弗朗西斯的投票,有115位主教到场投票)。比如台湾地区,共7个教区,7名主教。以前在其中有2名枢机主教(于斌,单国玺),单主教于2012年逝世后,迄今未补充任命第二位枢机主教,以至于台湾教区议论纷纷,说这个枢机位置,大概是要等大陆同梵蒂冈建交后,留给大陆方面了。

而北京方面,则坚持建交的二大前提:一,梵蒂冈同台湾断交。二,不得干预中国教区的事物,即不得由梵蒂冈任命中国教区的主教。

但梵蒂冈也无法转寰,因为中国人口众多,将来涌现出20来位枢机主教,也不是不可能。这些主教都不是梵蒂冈任命的,却有权跑到梵蒂冈投票推选教宗,那就难处理了。

这个难题背后真正的争执,在于“宗教自由”。梵蒂冈自信在一个宗教自由(就是有信教的自由,有不信教的自由;有信仰任何一种宗教的自由)的国家,罗马教廷凭借历史声誉和强大的组织能力,能够同任何其他宗教门派一争短长,但跟政府争,这就是另一回事了。

这个问题,在2003年,双方一度达成某些默契,但随后出了变故,中国单方面任命主教并祝圣,梵蒂冈大表不满,双方各有各理,于是关系再度倒退。

2008年,中国在梵蒂冈举办音乐会,中国官方虽然定调为“民间交流”,但由于幕后推手是邓榕女士,教宗本笃十六世和中国驻意大利大使孙玉玺,中国外交部欧洲司副司长刘海清也一并出席。结果在席间,教宗同邓女士和孙,刘都“巧遇”了一下,于是外界再度浮想联翩。

目前在教廷方面,主导对华关系的中央文件,是2007年5月27日,教宗本笃十六世对中国教众发表的公开信(教宗牧函,全名是《教宗本笃十六世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天主教会的 主教、司铎,奉献生活者及教友的信》)。这封信的立场是很鲜明的,一是强调教廷对主教的任命,是全球如此,没有例外;二是呼吁在华的官方天主教教会信众,和自愿受罗马教廷节制的地下教会(家庭教会),要融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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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也有——为数不多——的主教,既未经教宗授命、且直至今日尚未提出申请、或己申请而尚未获得合法身份而受祝圣。按天主教的教义,如果能确定他们是由有效身份的主教,按天主教祝圣主教的礼规进祝圣,其祝圣是属非法,然却是有效的。因此,尽管他们缺乏与教宗共融,合法地使其职务,其举之圣事是有效的。如果这些主教在满全需要的条件后,也能与伯多禄的继承人(即罗马教廷)及全体天主教主教共融,那将给在中国的天主教会带多大的神灵财富啊!这样,不但他们的主教身份得以合法化,也使他们与司铎和教友间的共融丰盈,这些司铎和教友,视在中国的教会,为天主教会的一部分,与罗马的主教,和所有分布在世界各处的地方教会合一。

在每一个国家里,所有合法的主教依天主教法典制定规章,经由圣座(即教宗)批准后,得成为一个主教团。它是为表示一国内主教弟兄间的共融、并为一起研讨其国内某些教义和牧民上共有的重要议题,然干涉各主教在其教区职权上的自主性。此外,为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合作,每一主教团要和地方政权维持适当及有益的往。当然,在信仰和恪守信仰生活(fides et mores信仰和道德、圣事生活)等纯属教会职能范围的事务上,主教团能屈从任何政权。

根据上面所述原则,目前在中国的「主教团」,宗座能承认其为主教团:因为那些与教宗共融然尚未获政府认可而被称为「地下」的主教们,都在其中。相反,却有那些直至今日尚未合法的主教,且其规章内也含有与教会教义相容的因素。

主教的任命

9. 正如你们大家所知道的,主教的任命是圣座与你们国家的政府关系中最敏感的一个议题。一方面,中国和世界其它国家一样,政府当局关注那些将发挥地方天主教会团体导和牧人重要作用、并在社会中发挥影响的人选,这是可以解的。另一方面,圣座也特别关注主教的任命,因为教宗任命主教,是教会合一和圣统制共融的保障。所以,这事有关教会生命的核心。为此,《天主教法典》(照第1382条)规定严惩未经教宗授命擅自祝圣他人为主教者及受祝圣者。事实上,此类祝圣,是教会共融的惨痛创伤,严重违反天主教法典所阐述的纪。

当教宗颁发宗座任命状祝圣一位主教时,是行使他的最高神权:这权力及其行使是纯宗教性的,并不是不适当地干预国家内部事务、或侵犯国家的主权。

国际公约也阐明为某一宗教团体任命牧者,是充份行使宗教自由权的一个构成因素。

这封信,中国当局是不可能接受的;但双方审视大势,又清楚面对以美国为总后台,以台韩为推手的新教"家庭教会"来势凶猛,中-梵是非合作不可的,于是“民间交流”,仍然如火如荼地维持着。同时为体现善意,北京同意台湾领导人马英九赴梵蒂冈参加新教宗的即位大典,同美国副总统拜登,德国总理默克尔“偶遇”了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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