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茗谈》103：耶稣会-1 -- 本嘉明

话说当年秋高气爽，朱雀帮帮主在京师登铜雀台，横槊赋诗曰：“天可怜见，怎么就让我摊上个‘无限忙’啊，幸福至哉，歌以咏志。”言讫便欲一扑。众将大惊，一涌而上，把帮主压倒在地，捆得粽子也似，总算当天<大公报>木有出特大新闻。

其实帮主老哥比起历届教皇来，算是幸福的，人家可是湿手揉面团，粘着一车的忙总呢。

上图：一开始是这么一车。

到如今是这么一车。

这装满忙总的车，就是“耶稣会”。

因为忙总的特色是这样的：

1） 没有子女拖累，一心扑在工作上。

2） 有语言天赋，学外语很快上手，立马跟境外势力打成一片。

3） 能自己做饭，能独自生活。吃什么还不挑嘴。

4） 数理化优秀，能混口饭吃。

5） 实干，能周旋于三教九流。

6） 看见不平就骂，骂完了继续跟着组织玩命干。

7） 特别喜欢对年轻人“狠狠教诲”。

8） 安贫乐道，不屑于在首都置个三居室。就那点念想，太小了吧？

这些，也就是“耶稣会”大多数修士的特色。

（一）

基督教初创时，耶稣是木匠，大门徒彼得是渔夫，其他人也都是社会底层的劳动者，所以耶稣会说“富人进入天堂，要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他们以劳动人民特有的仁慈和爱为立教根本，在几百年里逐步赢得了社会各界的人心，成为凌驾于欧洲各国的国王之上的权柄执掌者。到了中世纪，由于天主教会，尤其是罗马教廷的散漫，腐败和保守，而逐步引起教内分裂，就是“抗议宗”的兴起和欧洲宗教战争。

教会的保守，体现在培养神职人员，注重于神学而排斥科学，因为科学从一开始就不是这个宗教的偏爱和强项。有鉴于此，在法国留学的大学生，西班牙人罗耀拉（Ignatius of Loyola）等人在欧洲裂教的风云时代，于1534年秘密创立了天主教体制内的知识分子精英团体“耶稣会”。

凡加入者，除神学外至少要精通一门科学，放在今天就是必须在神学学位外必须具备一个其他专业的大学学位。今天，“耶稣会”的全球成员有约20，000人。

这样一来，当年体制外的工科男们去了“共济会”之类秘密团体；体制内的忙总们，就被过滤集中到了“耶稣会”。这些“耶稣会”会员有忠贞的宗教信仰，并宣誓绝对服从于教宗，只要教廷发话，前面不管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也要冲上去，传教。

但是，“耶稣会”会员们由于知识丰富全面，而且大量分布于欧洲的教育界（主要是中学和大学），长期理性客观地接受科学培训，使他们对于教廷内部培养高级干部的“逆向淘汰制”，也极为反感。加上红衣主教们有时明显地不顾人民疾苦而乱来，“耶稣会”成员们又比较“接地气”，了解市民/农民/学生们的激愤心情，因此逐步形成一种“梵蒂冈里的在野党”心态，忠于教宗，但不满于“君侧”的乱臣贼子。

而另一方面，“耶稣会”在大学里的宣教布道，仪式华丽，与“抗议宗”所提倡的简朴风格，恰成对比，因此而深受贵族的青睐，很多欧洲国王和公侯的忏悔神父，都是审美层次很高的“耶稣会”会员。因此，“耶稣会”对于巴洛克艺术风格的形成有巨大的推进作用。

欧洲当时文化教育并不普及，把这么多自命不凡的知识分子拢在一起，是不容易的，“文无第二”嘛。“耶稣会”的方法，是设立一个崇高的目标，再竖立一批标兵。这个崇高的目标，就是护教，同时传播教育。“耶稣会”对于欧洲和全世界一批著名大学的创立，起到了开荒奠基的作用。

而这批标兵，就是传教士中被神圣化了的伟大人物，包括创会创始人之一，到远东传教而病逝于澳门的沙勿略（St. Francis Xavier S.J.，“S.J”是“耶稣会”修士的意思）。欧洲在法国大革命后，之所以能领引世界文明达120年之久，一个主要原因，是所有的精英人士都很勤劳，有的忙于探险，殖民，赚钱；有的则安贫乐道，忙于披荆斩棘地传教。这使得欧洲的文明不但持续保持科技先进，而且通过对其他脆弱/落后文明的腐蚀摧毁而反哺欧洲文明（同时消灭潜在竞争对手）。所以在那个年代，所谓“X学为体，西学为用”，根本是放屁，因为不论什么学，都不如西学那么有闯劲，那么有条理，那么有进攻性，那么务实，那么狂热扩张和自我骄傲。比如《红楼梦》里的贾宝玉，有人说那属于精英，我看也就一个饭桶。

（二）

“耶稣会”作为公教内部最大的男性修士团，它的出现，大大帮助了罗马教廷在同“抗议宗”的斗争中，稳住了脚跟。所以1534年秘密结社，到1540年就由当时的教宗保罗三世认可“耶稣会”是天主教内一个正式修会。

首先，“耶稣会”起到了统一战线的作用，团结了欧洲大陆大批仍忠实于教廷（但不满于具体某些神职人员的无能贪腐）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把持了大学的教职，确保对下一代的培养，掌握了舆论喉舌。“耶稣会”专注于青年工作，专注于凝聚天主教内的改革力量，对于同抗议宗打成平手，功不可没。

其次，“耶稣会”的成员，按国别设立分部，分工合作，出去传教也按国家组队，上阵亲兄弟。这带来的一个意外好处，是爱尔兰等国“耶稣会”会员，对于有霸占北爱尔兰的国仇的大英帝国（教廷的眼中钉），分外痛恨。他们积极利用自己的知识和理性为武器，活跃于英属殖民地，打擦边球，间接传播“反殖民反压迫，众生平等”的思想，并把先进的知识传播给被殖民的土著居民。这使得教廷在对英帝国的压制上，多了一个“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英国殖民当局同爱尔兰/法国等国“耶稣会”会员的斗争，在香港/加拿大等地持久地上演，不时酿成流血，迫害和驱逐。

上图：中间是香港枢机主教陈日君，右面是耶稣会大佬，爱尔兰裔的余理谦。此公在1960年代是香港反英反殖运动的一大主角。

第三，“耶稣会”会员具有神奇的力量，能撬开别派传教士望而兴叹的远方国家的国门。这秘诀，就是“耶稣会”会员都另有一技傍身，你中国日本不让我传教，我就操起第二职业，传授我的天文历法，医学，几何数学等知识，甚至进宫给皇帝画画，替皇帝设计建造“大水法”（欧式喷泉），长期潜伏，以待后变。这些人巨大的穿透能力，终于把隔阂两个文明的厚厚牛皮，穿了几个小孔。通过利玛窦等人的双向介绍，中国开始了解欧洲，欧洲开始了解中国。

但世事无完美，“耶稣会”令教廷不安的地方，首先是，这批“忙总”（比如法国的笛卡尔）能力虽强，但太理性，太独立思考，并不迷信主教们的智商。其次，是多数“耶稣会”成员是理想主义者，大学教员，清流，富贵不能淫，看见工人下岗吃不上面包看不起病，就要开骂。第三，这批人同情被殖民者的悲惨遭遇，所以不但反英，连支持教廷的天主教殖民国家比如西班牙，葡萄牙，也反，打苍蝇也打老虎。结果，1759年，葡萄牙驱逐“耶稣会”；1762年，法国王室驱逐“耶稣会”（注意，法国大革命发生于1789年，大学生是主流发起者）；1767年，西班牙驱逐“耶稣会”。随后，这三个最主要的天主教大国联手向教廷施压，要求全面取缔邪教组织。教宗克雷门特十三世顶住了巨大的压力，予以拒绝。

1769年2月，克雷门特十三世逝世，继任人克雷门特十四世作为上位的政治交换之一，着手整治邪教，取缔了“耶稣会”，大批处决和流放“耶稣会”成员，当时只有凯瑟琳女皇治下的俄国，和英国城管们管不过来的北美大地，收留了残存的“耶稣会”人员。到了1814年，欧洲的动荡随着一代英豪拿破仑的淡去，而趋于平静，教宗庇护七世恢复了“耶稣会”的合法地位。但在很多欧洲国家，“耶稣会”仍长期被禁。挪威在1956年才解禁；瑞士到1973年才解禁。

休养生息后的“耶稣会”又开始向世界进军，1842年，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南格禄（Fr. Claude Gotteland S.J.）、李秀芳（Benjamin Brueyre, S.J.），艾方济（Francois Esteve S.J.）踏着明末利玛窦的脚印，重返中国。1847年，在上海徐家汇建立了传教点，到1920年，在教廷委托“耶稣会”负责的江南代牧区（江苏、安徽两省，含上海），有信众20万人。1903年，“耶稣会”在上海由会员马相伯出面，创办震旦大学，震旦有名的医学院在解放后是组建“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的主干。

部分在华耶稣会修士，1900年。

（三）

对于新当选的教宗弗朗西斯（方济），因为他出身于“耶稣会”，河里有些朋友就开始议论教廷的内部矛盾，这是没有必要的。早在上一次推选教宗时，他就是得票数仅低于本笃十六世而落选的。

本笃十六世来自于德国，在梵蒂冈长期任高职，为人保守，但观点鲜明，不假辞色。他在任枢机主教期间，就因为年老体衰，向上级（教宗保罗二世）请求辞职，不被允准，后来当选后，是拼了老命，克尽职守，这次请辞，实在是尽力了，教廷内外也是理解的。

弗朗西斯一世曾被手术摘掉一叶肺，年纪也大了。他的当选，主要原因就是内心跟本笃十六世几乎是一样地保守，只是表达得柔和一些，这就令保守派占绝对多数的“枢机主教团”比较放心，他是肯定不会走什么改旗邪路的。同时，他的年龄，其实也是优势，因为主教团再也不想推举一个像保罗二世那样，能在位27年（1978—2005）之久的教宗了。所以，天主教内部有人把弗朗西斯看作一个过渡性的，不可能轻言改革的教宗，是有点道理的。

murongke:其实一部中美关系史，就是天地会和共济会的合作斗争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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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提醒大家一下，新教宗可以称为“弗朗西斯”，或者“方济”，“方济各”，但不应该加“一世”。

从耶稣会修士的事迹，我们不难发现一些中国儒家和“岳麓书院”的影子。其实知识分子要做一些有益于民间的事，也确实是大同小异的。

（一）

新教宗登基，我们中国人比较在意的，是中国-梵蒂冈的建交问题。

耶稣会从建立一开始，就拟订了两大任务：在欧洲与抗议宗殊死搏斗；在亚洲传教。

由于耶稣会传教士几百年前利用自己的科学知识优势，在中国/日本等地走上层路线，长期耕耘，传教的功绩很大，这使得耶稣会在与中国的历史渊源上，居于不可动摇的优势地位。而“力的作用是相互的”，中国大陆，在耶稣会众人眼里，也是分量极重的一块宝地。

目前世界各国中，与梵蒂冈尚未建交的，寥寥无几，除去沙特这样由于宗教原因坚持不建交的而外，尚未与梵蒂冈建交的大国，只有中国。

天主教号称有12亿信众，但教廷近期一直不顺，丑闻不断。而最大的问题，则是掩藏在水面之下的信众流失趋势。中南美洲一直是天主教的根据地，据称有4.8亿信众，但近年来，来自美国的新教势力悄悄南下，以福音派，圣灵会为主的新教教派以科技先进的形象出现，甚至在危地马拉（Guatemala），以前一直是天主教为主要宗教，现在国内信奉新教的人口超过了天主教徒。这样的局面下，中国大陆作为最后一块“未充分发掘潜力”的大陆，自然备受天主教和新教势力的争夺。

所以，弗朗西斯登基，作为耶稣会修士，作为发展中国家出身的教宗，作为非欧洲出身的教宗，在中-梵关系问题上，被寄予厚望，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建交既不是伤筋动骨的教廷改革，又是大功劳一件，当然值得教宗力争。

但中国的强盛和自信，决定了一个前提，就是：如果中-梵建交，教廷就必须先做一些变通和改革。因循不改，中-梵无法建交。

（二）

中-梵建交，传之最盛的，是1999年。在1999年2月，当时的梵蒂冈国务卿索达诺主教（Cardinal Angelo Sodano），公开表示：“教廷驻华大使馆只要（中国）大陆上午同意，不必等到明天，当天晚上就可以迁往北京。此非与中华民国断绝关系，只是将使馆迁回原地。” （1951年，新中国将教廷驻华公使黎培理驱逐出境，与教廷断交。黎培理后来转去台湾，教廷继续承认中华民国为邦交国。而民国是自1922年与梵蒂冈建立准外交关系，1942年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

这位红衣主教，就是这次弗朗西斯登基时，献上代表教宗身份的“渔夫戒指”的年近9旬的老者。创立教会的是耶稣的大门徒彼得，彼得从前是渔夫。渔夫戒指，也代表教会从茫茫人海里救起众生。每任教宗都有专用的渔夫戒指，一般是纯金的，在教宗逝世后以银锤敲毁，另铸新戒。弗朗西斯生性简朴，这次执意选用银戒，而非金戒。

两国建教未成，阻碍在于对中国境内教会的控制权。教廷有权任命全世界所有的主教，其中再遴选出“枢机主教”，全球共120个名额，目前大约有117位，这117位在位的枢机主教，就是投票选举教宗的“主教团”（这次推举弗朗西斯的投票，有115位主教到场投票）。比如台湾地区，共7个教区，7名主教。以前在其中有2名枢机主教（于斌，单国玺），单主教于2012年逝世后，迄今未补充任命第二位枢机主教，以至于台湾教区议论纷纷，说这个枢机位置，大概是要等大陆同梵蒂冈建交后，留给大陆方面了。

而北京方面，则坚持建交的二大前提：一，梵蒂冈同台湾断交。二，不得干预中国教区的事物，即不得由梵蒂冈任命中国教区的主教。

但梵蒂冈也无法转寰，因为中国人口众多，将来涌现出20来位枢机主教，也不是不可能。这些主教都不是梵蒂冈任命的，却有权跑到梵蒂冈投票推选教宗，那就难处理了。

这个难题背后真正的争执，在于“宗教自由”。梵蒂冈自信在一个宗教自由（就是有信教的自由，有不信教的自由；有信仰任何一种宗教的自由）的国家，罗马教廷凭借历史声誉和强大的组织能力，能够同任何其他宗教门派一争短长，但跟政府争，这就是另一回事了。

这个问题，在2003年，双方一度达成某些默契，但随后出了变故，中国单方面任命主教并祝圣，梵蒂冈大表不满，双方各有各理，于是关系再度倒退。

2008年，中国在梵蒂冈举办音乐会，中国官方虽然定调为“民间交流”，但由于幕后推手是邓榕女士，教宗本笃十六世和中国驻意大利大使孙玉玺，中国外交部欧洲司副司长刘海清也一并出席。结果在席间，教宗同邓女士和孙，刘都“巧遇”了一下，于是外界再度浮想联翩。

目前在教廷方面，主导对华关系的中央文件，是2007年5月27日，教宗本笃十六世对中国教众发表的公开信（教宗牧函，全名是《教宗本笃十六世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天主教会的 主教、司铎，奉献生活者及教友的信》）。这封信的立场是很鲜明的，一是强调教廷对主教的任命，是全球如此，没有例外；二是呼吁在华的官方天主教教会信众，和自愿受罗马教廷节制的地下教会（家庭教会），要融合起来。

外链出处

这封信，中国当局是不可能接受的；但双方审视大势，又清楚面对以美国为总后台，以台韩为推手的新教"家庭教会"来势凶猛，中-梵是非合作不可的，于是“民间交流”，仍然如火如荼地维持着。同时为体现善意，北京同意台湾领导人马英九赴梵蒂冈参加新教宗的即位大典，同美国副总统拜登，德国总理默克尔“偶遇”了一场。

竟由得番教在中国互相攻讦，这几乎就是思想领域的日俄战争前奏。

唐时中国面临佛教强势入寇，尚有儒道并肩抗击(那时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只配跑龙套)，如今沸沸扬扬的资(右)社(左)其实都是舶来品，如何应对西方的宗主思想呢？

小范围选举，会选出“没有锋芒”、“大家满意”等等这类形容词来描述的当选人。

历史上罗马教庭的势力也是起起落落。 最不济的时候，连教皇也是国王皇帝们说了算，所以有过不止一次两个，甚至三个教皇，要请国王或皇帝来帮忙裁决。 即使好一点的时光，选主教的时候也不过是橡皮图章，给皇帝或国王中意的人选走个过场。不说远的，佛朗哥独裁西班牙的时候，梵蒂冈就没有任命西班牙主教的自由，因为推举候选人的特权属于佛朗哥。

这橡皮图章模式就是解决北京和梵蒂冈矛盾的最佳方法。 双方先商量好人选，北京认可，梵蒂冈任命，双方面子里子都照顾到。 据说双方一直按这个路在商量，直到2000年代初梵蒂冈突然硬起来，一定要按自己意思任命一名只听命于它的主教。 闹翻了，北京方面不鸟他，自己任命一个主教，把梵蒂冈眼里的红人找个理由送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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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殿骑士团等历史我不了解，不好乱说。

中-梵之间的问题，非常清楚，就是看谁先眨眼。现在大家都没有火烧眉毛，所以都表现得尽可能淡定。主教任命问题，其实分歧就是一张纸那么薄，但谁都不先去捅破，留它个50年，都是可能的。

今天的中国，作为一个思想相当开放的社会，接纳一些洋教，不必太担心。13亿人口，1亿左右信洋教，也不算多。这也有助于中国在将来，成为世界文化的集大成者，世界人材的集大成者，世界资金的集大成者，世界青年的集大成者，从而安全渡过老龄化(本土人口萎缩)阶段。

其实有些事情，我们要反过来看。<纽约时报>爆某大家族的料，其实是为中国做了极好的宣传，世界级富豪都是从积极的方面解读这件事的，就是臭味相投了嘛。同样，中-梵这些事，吃亏一方，到最后反倒是便宜，也不一定。80岁以下有投票权的枢机主教，一共120位，中国将来可以占几席？就算不选中国籍教宗，这十几票投给哪个，哪个就稳拿了嘛。

儒家思想，同基督教有不少相通的地方，毕竟都是劝人向善的。这个，我在下一节再说。

这些外交和宗教事务该怎么办，不是我们可以置彖的，我只是罗列史料而已。

自利玛窦入华后，中国上层精英已经接触到了西方的近代科学知识，但儒教发展到理学，自称“格物致知”，已经笼罩了一切真理，能解释一切自然现象，因此西学根本无法推广。红衣大炮的威力，明军清军都清楚，但康熙从耶稣会学到的几何知识，只是用来闲时躲在宫里解解题，谁愿意去冒犯那群冬烘的国学派大臣啊，不折腾嘛。所以儒家要不要再拉拔起来，我始终是犹豫的，它明显有慢性中毒的隐藏基因，隔几代就爆发一场禽流感。孔子们这些老梆子，有过度虚伪自负的一面。

这比会口语要重要。

人的精力有限，不必事事求全，交谈时有翻译就行了。但高级干部能自己阅读英语资料，就很有用了。

但到了嘉庆就找不到了，打入冷库。不知明朝要延续几年或者上来的不是人口很少的异族统治者会不会好一点。

我的一个加拿大朋友，自幼受洗，自称是坚定的天主教徒，尽管他也相信达尔文进化论。

此人政治立场比较保守，对免煮推崇备至。虽然喜爱中国文化，但对中国的政治制度一直不太感冒，言语中总把中国制度同西方免煮制度对立起来。

前不久有一次聊天聊到了中国领导人换届，我向他提出了两点供他参考：

第一，党派立场都是相对存在的。在一个多党社会，如果有一个激进党，就会促成一个保守党的出现。所谓有阳才有阴，有正才有负，有天才有地。而在一个单党社会，实际情况就是各种政治立场的人才都集中在这个党内，结果这个党就是一个混元党。单党其实就是无党。中国几千年一直是无党社会，其文明发展程度也一直领先于西方，明清开始落后于西方关键是西方的工业化导致其发展速度大大加快，而不是中国自身发展停滞。那么只要中国够完成工业化，其发展速度也必然大大加快，暂时的落后并不足以否定这个文明体系的制度。

第二，梵蒂冈教宗的产生，也不是全世界教徒“民主”投票产生的，而是由枢机主教秘密投票产生。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领导人的产生方式，与梵蒂冈教宗的产生方式其实是很相似的。显然，全世界天主教徒并不因为教宗不是“民主”投票产生而认为其不具合法性，而这种“非民主”产生的领导人显然也可以很好地管理整个天主教社会。

从他当时的表情看，这两点对他几乎有着醍醐灌顶的效果，尤其是第二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