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写给沉默的大多数-朱令案 -- 西行的风

即使贝生过去二十年都在撒谎，我看也无法推论他撒谎是为了推脱、转移对自己的嫌疑。

而贝生描述遇到孙维之事时前后不一致，除了解释为他试图掩盖自己前往清华女生宿舍的真实目的(这个指控十分狠辣)，还可解释为，非此则不能回避对当时孙维行为举止的描述。如果承认孙维很早就参与翻译贝生收集的邮件，那么，很自然地我们会问，既然孙维可以在第一时间看到“铊中毒”这个多数派报告，她当时有没有什么异常反应？我看是贝生无话可说的，即便可说，却又如何解释时隔多年他才公开指控孙维这个时间差？无非要用一个新的借口去弥补旧的缺失，结果是漏洞越来越大。

然而，贝生提交协和医院的“铊中毒”这个结论究竟是不是回复邮件中的多数派意见呢？这个当时看来理所当然的结论现在看来却非常经不起推敲。怀疑原因有几个，一是贝生本人的说法，他们几个缺乏医学知识和专业英语水平，其次，他们收发和处理邮件的过程比较模糊，我们不太清楚什么时候他们第一次收到明确的“铊中毒”诊断建议，以及基于这个共识的多数派报告大概是什么时候形成的。

实际上，协和医院开始时对“铊中毒”意见的否定或勉强态度，后来“铊中毒”化验确诊拖沓且困难，这两个客观事实指出的是，在贝生的多数派报告形成之前，在贝生和朱令的同学朋友当中，是不应该也不可能有人主动把诊断引向“铊中毒”的。这个判断的反面是，如果这些人当中的某人在那以前提到“铊中毒”，那么他或她一定非常地接近真正的投毒凶手。校园投毒凶手作案后反悔是一个显著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