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Diarmaid Macculloch：基督教简史 -- 万年看客

306年对于基督教教会来说是一个十分关键的年份。这一年老迈的西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提乌斯一世死在了不列颠的军事大本营依波拉堪，也就是今天的约克镇（他也是第二个如此死法的罗马皇帝）。当地军队拥立他的儿子成为了君士坦丁皇帝。293年戴克里先推行四帝共治（Tetrarchy），在东西两面各自设立主副两位皇帝，以期更好的维护帝国稳定。结果在他305年退位时眼睁睁地看着四帝共治引发了进一步的内战。在施展了一系列复杂手段之后，君士坦丁于312年率军在横跨台伯河、阻挡他进入罗马的米尔维安大桥附近迎战自己的对手马克森提乌斯并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在作战期间，他的军队在盾牌上绘制了一个新出现的基督教标志：拉布兰十字（Chi-Rho），这是希腊文中基督之名的两个首字母所组成的花押。*1* 这个在基督教经文或早期基督教传统当中找不到任何先例的夺目符号如今成了帝国基督教无处不在的象征，甚至就连在皇帝统御境内无数臣民的钱包里叮当作响的钱币上也出现了这个符号。

第二年，君士坦丁与他当时的盟友东帝李锡尼在米兰共同发表米兰敕令（Edict of Milan），声称要对基督徒与非基督徒平等相待，一律宽容。这无疑反应了君士坦丁此时已经在帝国西半部推行的政策。*2* 当君士坦丁与那些依然在帝国东部奉行迫害基督教教会政策的皇帝对头们作战并取得进一步胜利时，他下令自己的士兵向基督徒的上帝祈祷。接下来的十年间，君士坦丁与李锡尼的同盟关系逐渐冷却，最终刀兵相向。由于君士坦丁如此公开地钟情于基督教，李锡尼转而与自己宫廷中的显赫基督徒们翻脸或许也是可以理解的。基督教编年史学家凯撒利亚的尤西比乌斯是君士坦丁的狂热崇拜者，我们今天对于那段动荡岁月的大部分了解都来自他的记述，此时他推翻了自己之前对于李锡尼的正面评价，将这位君士坦丁的昔日同袍描绘成了基督教信仰的最后大敌，瓦勒良与戴克里先传统的遗毒。显然，324年李锡尼的兵败身死终结了新一轮暴力攻击教会活动的切近可能性。303年戴克里先皇帝发动的迫害活动至此终于决定性地结束了。

自从君士坦丁312年大捷以后一百五十年间，皇帝，军队，神职人员，修士以及兴奋的广大普通基督教信众全都参与并影响了一系列复杂决策，决策的焦点在于西方世界与君士坦丁堡的帝王究竟应当皈依哪个版本的基督教教义。这一进程的高潮是451年由皇帝夫妇主办，在卡尔西顿举行的大型教会领袖讨论会。之前我们已经见到了主流基督教如何通过对于各种不同选择的排斥与限制奠定了自身的存在：犹太基督徒、诺斯替教派、孟他努教派以及上帝一体论者等等都被排除出了主流基督教的界限之外。卡尔西顿会议则标志着这种排斥活动进入了全新的阶段。结果到了451年以后，那些依旧忠于安提阿教会——当年伊格纳丢主教正是在这里首次使用了“公教会”一词——的基督徒们发现自己站错了队。下文中第七第八章里我们还要和这些遭到排斥的人们进一步打交道，但是我们首先要来看看新生的帝国教会如何将自身确立成了整个世界都要遵从的唯一正版基督教，以及如何在这一过程中创造了大量首次面世的真理。

教会在罗马帝国境内的命运逆转背后究竟有哪些原因呢？人们一直认为君士坦丁经历了“皈依”基督教的过程。“皈依”实在是一个时乖命蹇的词语，因为其中包含了大量现代思想的弦外之音并掩饰了事实真相，即君士坦丁的宗教体验在今天看来无论如何也算不上皈依。要记得，一个世纪以前称帝的那位无所顾忌的军官塞维鲁曾经推行过对埃及神灵塞拉比斯的崇拜，他鼓励塞拉比斯代表单一最高神的观念，并且通过将自己等同于这位神祗来加强统治。君士坦丁很清楚基督教上帝的嫉妒天性，所以从来没有犯过试图结合皇帝身份与神性的错误。但是这两者之间的联系依然十分紧密。最明显的一点在于（其原因我们可能永远无法得知）君士坦丁将基督教上帝与军事胜利联系在了一起，认为自己依靠上帝才消灭了从马克森提乌斯到李锡尼等等的所有敌人。对于君士坦丁来说，基督教上帝并不像耶稣那样温顺柔和，讲究热爱敌人并将其宽恕七十个七次；他心目中的上帝是一尊沙场之神。君士坦丁曾经对凯撒利亚的尤西比乌斯提起过，米尔维安大桥之战当中他最为重要的体验之一就是看到了一番异象，“天空中有光之十字架，高悬于烈日之上，上有铭文‘凭此征服’。”*4* 太阳与十字架的联系并非偶然。君士坦丁是一位军事统帅与铁腕政客而不是务虚的思想家，因此起码在一开始他大概并没有在当时普遍流行的太阳崇拜与基督教上帝之间进行明确区分。自然，当他开始向基督教神职人员泼洒恩宠之时，恐怕受惠者中的大多数人都不会打算在收下这份意外大礼之前先对皇帝进行一番神学考察。君士坦丁所感兴趣的是基督教上帝而非基督徒。从政治角度来说，讨好基督徒对于君士坦丁来说并没有什么价值。因为无论如何计算，当时的基督徒依然还是少数群体，而且在军队与贵族集团这两个最重要的权力核心当中影响力尤其微弱。只要表现出几许宽容就足以令深受打击的教会感恩戴德了。

君士坦丁的做法却远远不止如此。无疑，他在个人层面上与基督教信仰之间存在着深厚而任性的关系。根据尤西比乌斯的记录，他经常向有些尴尬的廷臣们发表布道。*5* 在他的统治期间，他赋予了基督教与传统官方崇拜平等的地位并且为其大洒金钱。此前因为条件不允许而只得强自忍耐的基督教开始养成了对于建筑的痴迷。君士坦丁的其他馈赠还包括五十套大部头圣经抄本，由尤西比乌斯主教位于凯撒利亚的专业缮写室负责制作。这批经卷用料考究，花费惊人，光是为了获取羊皮纸就宰杀了大约五千头牛（基督教反对动物献祭的原则在这里也通融了不少）。现今存世的两本最早期高品质手抄圣经，根据其历史来历而分别得名的梵蒂冈抄本（Codex Vaticanus）与西乃抄本（Codex Sinaiticus），很可能就是这批馈赠当中的幸存者*6*。皇帝将众多基督教徒拔擢至高位，甚至还在临终之前接受了洗礼。当然皇帝也有犹豫的时候。帝国铸币的花式从来都是官方政策与宣传侧重的晴雨表，而在君士坦丁的统治持续到了323年的时候，帝国依然还在铸造毫无基督教圣物的钱币*7*。意大利的传统人士依然会因为君士坦丁为帝国崇拜兴建庙宇而感到欣慰，但是帝国赞助的大头正在转向基督教，许多神庙的装饰性贵金属也因为帝国训令而被剥掉了*8*。

君士坦丁与这门新兴宗教之间各种象征性联系当中最惊人的一条在于他为自己的帝国打造了一座新首都。他对于罗马城没有感情，在米尔维安桥大捷之前他很可能根本没来过这座城市，进城以后也对其很不待见。罗马城内的统治阶级对于他的新信仰全然无感并顽固地固守着古代的神庙，此外想要为了自己的新朋友而改造城市并修建大型建筑也十分困难*9*。于是他打算在帝国东部修建一座专属于他的新城，借以彰显自己慑服前任东罗马帝国统治者李锡尼的功绩。他曾经考虑过重修特洛伊城，传说中罗马缔造者埃涅阿斯的故乡。但是前基督教时代的罗马起源作为建城动机来说还不够强*11*。最后君士坦丁正式确定的迁都地点是一座扼守战略要冲的古城，坐落于黑海入海口以及东西方商路附近的拜占庭。正如从前的罗马皇帝一样，他也效仿亚历山大大帝的成例，用自己的名字将这座城市重新命名为君士坦丁堡。不过原来的名字还是留存了下来并且最终成了学术拉丁语当中的专有名词。这座城市注定会为东罗马帝国提供一套新的身份认同，在接下来一千年里这里都将是历史上通常所谓拜占庭帝国的首都。*12* 而对于这一千年里地中海地区东部的无数民众来说，君士坦丁堡则是主宰整个社会、宗教实践以及未来愿景的无上之城。

君士坦丁将拜占庭的面积扩大了四倍。尽管当年他兴建的建筑一座也没能留存至今，但是皇宫自330年竣工算起直到1453年最后一位东罗马皇帝死去为止都一直没有搬迁。这座新罗马象征着宗教平等，但是基督教比其他宗教更加平等。传统崇拜不得不位居次席，而基督教教会的崇拜中心则修建得富丽堂皇。这其中包括君士坦丁为了自己的死后长眠而专门修建的教堂，当时他曾打算将十二使徒的遗体集齐于教堂当中，让他们永世随王伴驾，由此可知他认为自己在基督教发展当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不过他最终未能集齐足够的使徒遗骸，因此拱卫皇帝灵柩的棺材很大程度上只有象征意义。*13* 君士坦丁堡城内的教堂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教众或教区教堂。就像同时代的非基督教神庙一样，这些教堂也有特定的敬献或者纪念对象，专注于某一位特定的圣徒或者基督教神圣特质的某个具体方面。这其中最宏伟的就是皇宫附近的圣和平大教堂或者说伊莲娜教堂（Hagia Eirene）。不过君士坦丁的儿子很快又青出于蓝地在其旁边兴建了更加宏伟的圣智慧大教堂或者说圣索菲亚大教堂（Hagia Sophia），后者的继承建筑在基督教历史上还将扮演十分特殊的角色。因此基督徒在君士坦丁堡的生活也有了固定的节律，每到特定日期都要前往特定教堂进行礼拜，神职人员会按照礼拜顺序将这些教堂联系起来，这也成了这座城市当中基督教活动的一大特色。生活在君士坦丁堡就相当于身处一场永无休止的朝觐之旅。

君士坦丁在罗马以及拜占庭都不遗余力地为了帝国大业而吞并吸收基督教的过往，这番吞并行为的成果是一项令人瞩目的计划，这项计划极大地促进了基督徒不断加强的拜谒圣地的冲动：他重建了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基督教圣地。*15* 自从公元66年起，耶路撒冷经历了充斥着叛乱与毁灭的悲惨世纪，从那以后就一直是帝国境内的偏僻落后地区。这座被罗马帝国更名为开普吞林那的小城如今一片萧条，曾经的神殿只剩下了刺眼的废墟，还有若干低调回归的基督徒居住在附近。到了君士坦丁的统治中期，此地原本的寂静遭到了扰动，这使得驻扎在此的马卡里乌主教大为兴奋。这位雄心勃勃的主教一直致力于为教会的正宗发源地争取应有的光荣。显然，在325年的尼西亚大会上，马卡里乌主教以娴熟的自我推销手法赢得了皇帝的注意。当他返回耶路撒冷时手中多了一份皇帝的号令，要在此地发起一场昂贵的教堂建造运动。施工筹备期间，人们在哈德良皇帝修建开普吞林那帝国神庙的地下取得了令人震惊的双重发现：出现在世人眼前的是基督受十字架之刑的确切地点以及救主曾经存身三日的墓穴。当然，当时很可能存在着关于此类地点具体所在的基督教传统说法，因此并不需要费多大气力专门对其加以寻找*16*。此外还有一些不那么可信的发现，例如不久后耶路撒冷教会就宣布找到了行刑所用十字架的木料。不到二十五年间，另一位干劲十足的耶路撒冷主教西里尔就将这一重大发现与一起毋庸置疑的历史事件联系了起来，即327年君士坦丁之母海伦娜皇太后对于圣城的正式访问。

海伦娜或许没有找到十字架上的木片（至少当时谁也没有声称她找到了），但是她本人的亲自出面就已经十分重要了——从皇室角度来看这样做的重要性在于显示他们对基督教的虔诚，因为皇帝的妻子与长子刚刚不幸亡故，死亡来得既突然又无法理解；对于耶路撒冷教会而言这次访问则是争取帝国赞助将耶路撒冷建成全世界朝觐新中心的关键机遇。朝觐耶路撒冷的活动整整花了一个世纪才完全发展起来。部分原因在于当时长途旅行花费不菲，但还有部分原因在于许多人对于耶路撒冷都有些不以为然。尤西比乌斯对于耶路撒冷的发展就很有些保留意见，他在晚年曾十分不逊地表示，“认为由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建立的都城居然是上帝之城，这种想法不仅卑下而且渎神——标志着极端的小肚鸡肠。”考虑到他的帝国赞助人对于耶路撒冷重建项目如此热忱，说这种话可谓风险甚高*17*。值得指出的是尤西比乌斯曾经担任过耶路撒冷附近另一座巴勒斯坦城市凯撒利亚的主教，还曾经担任过整个巴勒斯坦行省的大主教。因此他恐怕没心情对低阶主教同僚的考古大礼包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好处青眼相看。日后到了四世纪还有很多重要教会人物应和他的看法，例如杰出的传道人金口若望牧首，学者热罗尼莫，以及修士神学家尼撒的格列高利。尼撒的格列高利在造访耶路撒冷时相当不顺，因此酸溜溜地评论道，当时的朝圣人流表明圣灵到不了他的故乡卡帕多西亚，人们只能在耶路撒冷找到圣灵。*18*

对于很多人来说，情况的确正是如此令耶路撒冷扬眉吐气。总体而言，怀疑主义都被广大信众的坚定信仰淹没了，人们来到耶路撒冷寻求不同寻常且有求必应的体验，或为了体验神意，或为了痊愈残病之体，或为了心灵的慰藉——随着人群的聚集，上述各种期待都越发成为了自我实现的预言，令圣城当中的纪念品商贩与夜生活从业者们喜出望外*19*。十字架木片此时成了随处买卖的大路货。早期用来表示基督的通用基督教视觉符号是鱼，因为希腊语中的“鱼”（ichthys）可以转化成希腊短语“基督耶稣上帝之子兼救主”的各单词首字母缩写。现在把鱼比下去的不仅是象征了同一个单词的拉布兰十字，而且还有十字架。十字架在君士坦丁时代事前很少见于书面文字以外的基督徒公共生活当中，现在就连首饰上的铭文都采用了这个符号*20*。曾经在基督徒生活当中仅仅扮演次要地位的朝觐之旅如今成为了主要活动之一，耶路撒冷就是终点。对于基督徒来说，耶路撒冷就是圣地星系当中最明亮的主星，光华夺目从未有片刻暗淡。圣地兴废本是常事，但例如耶路撒冷或者罗马城之类的地点却从未丧失其对基督教信众的吸引力。

自君士坦丁时期开始修建耶路撒冷以及特大规模的圣墓教堂此时成为了一场系列礼拜活动的举办地点，意在令朝觐者们重温基督耶稣在耶路撒冷最终遭受的苦难，体验他的受刑与复活。在380年时耶路撒冷的礼拜仪式就已经发展出了十分繁复精致的形式，充满情意地描述了一位名叫埃格里娅的异域来客，她是第一批西欧修女团体的成员，一路从西班牙的大西洋海岸辗转跋涉来到圣城（幸运地是1884年人们在意大利发现了她为自己的修女姐妹们留下的唯一一份文字记录）*21*。有趣的是，根据埃格里娅的描写，显然耶路撒冷教会当局并没有费力纪念耶稣生平当中与耶路撒冷旧式生活联系更为紧密的事件，例如少年耶稣在圣殿的经历或者他在圣殿门前愤怒驱逐换钱贩子的经典桥段。因为任何与这些事件稍有牵扯的礼拜活动都有可能为犹太人提供抬杠拌嘴的口实，还可能捅破救主本人留下的最为饱经考验的预言，即没有一块圣殿的石头能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22*。这方面的沉默维持了好几百年，期间圣殿遗址都是荒芜一片，直到遵从先知穆罕默德的人们登上历史舞台，这里才再度得到重建。

根据路加福音，圣母在怀孕期间为了表示庆祝曾唱歌赞美上帝如何叫有权柄的失位，叫富足的空手回去*23*。而现在的基督教正在成为当权者的宗教，与上层社会的结盟关系也越发密不可分。在希腊-罗马世界中，权力位于城市当中。认识到这一点的基督徒们也在逐渐建立主教领导统一体系的过程中将自己的权力中心安置在了城市里，基督徒将居于领导地位的主教称为大主教（metropolitan），因为他们要掌管整个大主教区（metropolis）当中的所有基督徒群体。罗马与希腊教会在这方面养成的习惯如此深厚，以至于到了六世纪以及之后当罗马向北欧地区派送传教士时依然鼓励各位主教们寻找城市作为传教基地并根据城市来确定自己的头衔，尽管当地根本不存在城市规模的定居区。

甚至早在与君士坦丁结盟之前的二世纪，辩护士与逻各斯神学家们就已经见证了基督徒借助传统经典文化来自我表达的意愿。最终拉丁与希腊教会高度认同了西方基督教所亲身经历的希腊-罗马世界，以至于直到最后一位西罗马帝国皇帝死去之后一千五百年，报考牛剑大学任何专业的英国高中生们还必须接受拉丁语考试。这部非凡文化传奇的最关键阶段就是君士坦丁的统治时期。凯撒利亚的尤西比乌斯几乎完全将君士坦丁的目的与上帝的用意统一在了一起，他认为罗马帝国就是人类历史的顶点，是世界末日之前的最后阶段。他不再期待圣徒的千年统治，视之为可悲的虚假，与他一贯不信任的启示录多有瓜葛。但是这位基督教史学家对于帝国本质的看法却与诸如塔西佗或苏维托尼乌斯之类的过往拉丁史学巨匠大相径庭。罗马城对他没什么意义，他对于罗马城历史的兴趣相对而言也比较有限。在上帝的计划当中，罗马帝国已经超越了自身的重要性与局限*24*。

值得注意的是，基督教头号大敌戴克里先一手造成的政治分裂也影响了帝国治下的基督教。当初他将帝国划分为东西两部分，分界线纵贯中欧直插巴尔干以西地区，北非与埃及也陷入了分裂。在今天的欧洲，这条分界线很大程度上就是东正教与天主教社会之间的界线，只有一点细微调整，甚至就连信奉东正教与天主教的斯拉夫民族也遭到了这条界线的分裂。更重要的是，教会开始使用一个戴克里先为了自己在帝国境内创立的十二分支而特意采用的行政管理术语，“主教区”（diocese）。在西方拉丁教会，这个词表示隶属某主教治下的区域。东正教则用这个词表示由某一位大主教或者说牧首（patriarch）领导的所有主教的各自辖区总和。东正教用“教区”（parochia或者parish）这个单词表示那些由单一主教管理的地区，而西方教会则用这个词表示由底层教士负责的范围更小的区域。西方教会还有另一个可以替代主教区的同义词，源自拉丁语中的“椅子”，即sedes，后来这个单词就流转成了英语里的“主教职权”（see）。

这些新词汇的出现反应了以下事实：监督或者说主教的角色已经发生了激烈的转变，现在的主教已经不再是规模难以超过一户人家的紧密小团体的领导人了。教牧书信当中讨论监督如何领导教众时就是以这种情况作为考虑出发点的，但是现在的环境已经大不相同了。主教们扭扭捏捏但基本上并未提出多少抗议地向地方官的形象靠拢，因为他们的教会得到了帝国权力的垂青。不到一百年前，撒摩撒他的保罗遭受的诸多指控当中就有一条说他坐在座位上好似“世界主宰”，现在所有主教都是这样一幅派头*25*。由一位端坐的主教来主持礼拜仪式、宣布信仰事宜以及裁断日常纠纷的想法对于西方基督教来说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教会又吸收了第二个表示“椅子”的拉丁词语,之前一般与高等教育教师联系在一起的cathedra，用这个词来表示安放主教交椅的城市教堂，也就是大教堂（cathedral）。教会为了大量教众进行宗教活动而修建的建筑反应了此时主教身政客乃至政治家的角色。教会并未从古典世界的神庙那里借鉴建筑样式，因为神庙本来就不是为了大规模人群聚集而设计的，而且还会牵扯上偶像献祭的问题。教会的模仿对象是世俗世界的行政建筑。

教会所选择的模型是世俗统治者的谒见堂，因为与皇室有关，被人们称为basilica。传统上只是一栋长方型建筑，可以容纳大量人员，一侧长边开门，正对另一侧官员或君主的座位，座椅四周一般围绕着半圆形护壁。有趣的是，尽管新式基督教教堂采用了这种建筑样式，但却进行了两项重大修改。今天人们依然可以在罗马看到大教堂设计修订的最早期范例，这座君士坦丁当年修建的教堂就是如今的拉特朗圣若望大殿，这一设计在整个帝国教会内部得到了令人注目的普遍推行，甚至还越过国境在早期埃塞尔比亚教会得到了体现。基督教的第一大创新就是只要条件允许就将建筑物的长轴对准东西向，拱顶一端朝东，下面容纳圣餐桌或者祭坛，后面摆放主教的座位。这种东西向布局在圣经中有着大量依据，比方说伊甸园东门通向生命之树，又比方说启示录7.2中有天使从东方出现来引领受印者——但是人们难免觉得尽管圣经当中说了这么多，但要不是因为太阳每天从东方升起，这些因素都无法在建筑层面上起到决定性作用。第二点改动在于基督教教堂将入口从侧面的长壁转移到了西侧山墙上，因此走进入口的人一眼就能看到教堂另一头的主教座位以及前面的祭坛，此时越来越多的祭坛开始供奉在大迫害时期英勇殉道圣徒的遗骸。

这样重新设计的用意在于将教堂转化为一条通道，通向基督教生活中最神圣最权威的核心——对上帝的全然崇拜。假如说四世纪首次出现了数量可观的存世基督教建筑，那么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我们拥有了将崇拜活动设计成演剧的确切证据。尽管研究礼拜仪式的学者们付出了诸多努力，但人们还是难以具体想象君士坦丁时代以前的基督教崇拜活动究竟是什么样子。在今天的基督教世界，或许只有叙利亚教会的祈祷词才能多少体现一下早于该时代的基督教崇拜活动形式。二十世纪礼拜研究学者R.P.C.汉森曾进行过一次出色的小规模研究，并确信直到三世纪末，主教们都尽管可以在圣餐礼这出大戏所容许的既定主题之下自由发挥畅所欲言。毕竟正如他们的座位所象征的那样，他们是教会中的教师，人们相信他们会将正确的内容纳入自己的讲话当中。到了四世纪情况就不太一样了。正如用来容纳礼拜仪式的建筑一样，礼拜仪式本身也更加固化并且有了一定之规。从这个时期往后，建筑证据与文献证据开始共同发力，使得位于基督教体验核心的活动首次如此清晰地呈现在了后人眼前。

掌握了这方面的知识组合，我们就可以步入一座教堂，向东打量那张和救主的死亡与复活密不可分的桌子。我们会记得殉道的基督仆人的骨骸撑起了这张桌子，记得殉道者所遭受的现世苦难为他或她在天堂里占据了救主身旁的位置。在教会举行年度重大宗教活动时，我们还将见到上帝在人间的代表，也就是端坐在座椅上的主教。自然此时所有人都会希望看到如同宫廷一般华丽的氛围。在这个时期，神职人员们开始借助服饰来彰显自己侍奉天国之王的特殊地位。无论是东方教会还是西方教会都日复一日地观察着帝国排场与皇族起居并从中借用了大量行头，例如长袍，十字褡，法冠，饰带，团扇，铃铛以及香炉。这套排场稍微差上一点点都是侮辱上帝的吝啬卑下之举。

尽管教会吞并了无数世俗世界的气派象征来庆祝圣餐礼这桌上帝的宴席，但是圣餐礼与一般的皇家宴席依然不尽相同。无论气氛多么热烈，人们都会清楚记得圣餐礼的实质是导致基督受难并死亡的“最后晚餐”，这顿饭后来又气氛欢快地在以马忤斯的餐桌前当着复活的基督重新排演了一遍。如今已经变成了耶路撒冷的通用视觉标志、象征基督死亡与复活的十字架从来都不会距离宝相庄严、高挂在墙上俯瞰下方仆人们进行庆祝的基督肖像太远。正如宫廷一样，这种庆祝活动必须将没有资格参加的人们排除在外。尚未完成洗礼要求，依然在接受训导（catechesis）的人就是所谓的新信徒（catechumen）。在圣餐礼开始之前他们会遭到解散且在仪式举行期间只能呆在教堂入口区域，一般而言这一区域会发展成位于教堂西端的独立房间。

此外，对于所有基督徒来说，圣餐礼也是在重大节日到来之前进行筹备的时间。由于节日本身历时越来越长且内容越发繁复，筹备过程也随之越发漫长繁复起来。在最初的时候，人们通过斋戒与守夜来纪念基督复活之前那段充满悲剧与焦虑的时间。随着思想的自然演进，这种做法与对观福音当中基督摆脱日常生活与布道、步入沙漠长达四十日夜的故事联系在了一起。对于即将在复活节庆祝期间凯旋般地获得进入教堂许可的新信徒们来说，这是整个礼拜年当中最后一次进行严格准备的大好时机。这段为期四十天的时间首次在尼西亚信经当中得到了不甚张扬的明确提及，因此历史大概不算太长，今天的人们将这段时间称为四旬斋（Lent）*27*。接下来的一个世纪当中人们又开始庆祝基督的降生以及非犹太裔占星术士对幼儿耶稣的赞叹（即所谓耶稣的显现（Epiphany）），在这些庆祝活动前夕同样也有类似的预备时期，期间信徒们可以通过斋戒修身来体现他们对于救主降临（Advent）的期待。这个为期四十天的准备期将会使得圣诞节与显现节更加欢乐。从历法上来看，这两个节日位于全年当中白昼最短的黑暗时期。而筹备时段的最终结束将会彻底点燃节日的欢庆气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