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Diarmaid Macculloch：基督教简史 -- 万年看客

当代全球化带来了世界范围内各种宗教之间的对话，在上个世纪这种对话已经成为了某种国际化产业。但是对于基督教来说这并不是什么新现象，不过是老调重弹而已。基督教曾经别无选择，必须与其他世界性宗教的信徒们交谈。因为基督教当时正身处他们的包围当中，甚至往往还要仰仗他们的鼻息生活。但是无论如何这些基督徒们还是向耶路撒冷以东长途跋涉了几千英里，将基督教的信息最远传播到了中国海以及印度洋地区。与其他教徒的诸多遭遇当中的一场产生了一个故事，在接下来将近一千年的时间里将世界各地的基督徒们团结在了一起，尽管当年那些基督徒们所知的故事形式如今基本上已经被人遗忘了。这个故事基本上就是由乔达摩.悉达多的生平改编而成的基督教小说，主人公是一位名叫巴尔拉姆的隐士与一位名叫乔萨发特的王子。巴尔拉姆令王子皈依了正信，但是这里的正信并不是佛陀的悟道，而是基督教——而佛陀本人在这部小说里则成为了西奈沙漠中的一位基督教隐士，尽管他的王子头衔依旧来自印度皇室。

这条非同寻常的文化变色龙究竟是怎么孵出来的呢？可能的事情经过或许是这样的：一份梵文的佛陀生平在巴格达被人翻译成了阿拉伯语，译本在九世纪左右落入一位格鲁吉亚修士之手。这个故事令他大为着迷，于是就用格鲁吉亚语将这个故事改写成了基督教范式，将其命名为Balavariani。其他说不同语言的修士也同样喜爱这个故事并将其翻译成了各自的母语。后来这个故事辗转进入了希腊语当中，冒用了虚构的作者名头，又从根红苗正的东正教神学与哲学巨头大马士革的约翰那里借用了一大批名言，借此为该书增光添彩并促进销路。现在这个故事就成了《巴尔拉姆与乔萨发特》（The Life of Barlaam and Josaphat）。两位主人公都成了圣徒，有了专属的节庆、赞美诗与圣歌。直到今天，安特卫普的一座教堂依然保存着当年威尼斯商人从东方重金请回来的圣乔萨发特的骨骸碎片。

但是这个故事的旅程还远远没有结束。它通过拜占庭帝国向西欧扩散，也通过埃及向南方扩散。拉丁语，希伯来语，古挪威语，古俄语，埃塞俄比亚语，中世纪加泰罗尼亚语，葡萄牙语，冰岛语，意大利语，法语与英语当中都能找到这个故事的副本。这个故事还使得英国出版行业的先驱威廉.卡克斯顿展现了他一贯的商业头脑。1483年，卡克斯顿决定将这个故事添加进他的最新圣徒生平译文文集当中，书名叫做《黄金传说》（Golden Legend），莎士比亚在《威尼斯商人》当中还借用过这本书里的桥段。如果我们真想领会一下东方基督教的遗产最终传播到了多么远的地方，不妨看一下十七世纪五十年代富有教养的英国圆颅党军事指挥官托马斯.费尔法克斯在约克郡的书房。费尔法克斯与克伦威尔进行了一场事关原则问题的的争论并遭受重创，就此解甲归田。赋闲在家、隐痛未消的费尔法克斯从自己的书架上抽出了希腊语与拉丁语版本的《巴尔拉姆与乔萨发特》并将其翻译成了英语，总篇幅长达204张对开页。信奉清教（以及卡尔西顿主张）的约克郡与佛陀的故乡远隔千山万水，费尔法克斯也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继承了一位早已辞世的格鲁吉亚修士的工作。

所有这一切都要感谢众多憎恨卡尔西顿会议决定的东方基督徒，他们要么忽略了这些决定，要么就与之作对。抱有此种想法的人们还要过很长时间才会与接受卡尔西顿会议主张的教会权威正式决裂。卡尔西顿会议否定了一对相反的观点，一边是一性论，另一边是“聂斯托里派”二性论，其中最令君士坦丁堡的皇帝们头疼的就是一性论。因为一性论的大本营亚历山德拉是东罗马帝国最重要的城市之一，担负着为君士坦丁堡供应粮食的重任，而且一性论在君士坦丁堡内部也一直不缺乏支持者。早在卡尔西顿会议上，与会的埃及主教们就坚称假如他们签署了会议声明，回去以后必然死路一条，而且人们很快意识到他们并非危言耸听。毕竟亚历山德拉在四十年前曾经私刑处死过希帕提娅

卡尔西顿会议废黜了亚历山德拉的主教狄奥科鲁并激起了城中的公愤。之所以这样惩罚他是因为他所属的团体在449年的第二次艾菲索斯会议上搅局，将“单一本质”神学奉为正朔，而他在团体中地位颇高。马尔西安皇帝与普尔喀丽亚皇后决心寻找一个更听话的人选来接替狄奥科鲁。他们对亚历山德拉的教士们施压并借此使得狄奥科鲁的一位助手普劳德骝成功当选。但是新任主教上台之后就发现自己地位越来越不稳。457年马尔西安皇帝一死，他就失去了保护伞。一群认为他背叛了狄奥科鲁的暴徒们将他赶进了一座教堂的洗礼池，将他与六名其他教士乱刀砍死，还抬着鲜血淋漓的死尸游街示众：这一切都是在耶稣基督本质唯一的旗号下进行的。皇帝在埃及的权威在这起事件之后再也没能得到完全的恢复。埃及教会以及其他一性论据点当中不断增长的多数群体将所有卡尔西顿派基督徒都贬斥为二性论者以及“皇帝的子民”，或者说麦尔基派（Melchite）*4*。日后“麦尔基派”这个词还会有一段复杂历史。此时与罗马教皇交好的各个东正教传统教会还很乐意用这个词来标榜自己，但是随着时间推移，这个词也逐渐变得险恶刻毒起来，就好比“通敌者”这个罪名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刚刚推翻纳粹占领的欧洲一样可恨。

从此之后，埃及基督教越发运用当地的科普特语来崇拜上帝。埃及教会很久以来一直都在使用各种科普特方言，其中充满的借用自希腊语的词汇，到了三世纪科普特语已经有了一套类似希腊语的书写形式，专门用来翻译基督教经文。安东尼与帕科缪的名头以及苦修运动的声誉确保了科普特语在基督徒生活与崇拜活动中的可敬地位，而且科普特语也发展出了一套规模可观且翻译与原创并存的宗教文本。此时科普特语及其独特文化正在成为埃及基督徒将自己与君士坦丁堡教会的希腊语基督教区分开来的标志。整个地中海东部都能看到这样的趋势，麦尔基派集中在希腊语社会的富裕边境城市当中，同时反对卡尔西顿会议的双方则在其他地区积蓄力量。

帝国境内的一性论领袖们依旧大声宣称着自己对于帝国皇位的忠诚，而且没有理由怀疑绝大多数此类言论都是真心实意的。这些人的忠心自然值得争取。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一代代君士坦丁堡的皇帝们都想尽了一切办法，想要搞出一套更加精巧的神学教义，从而实现一性论与帝国教会之间的和解。能够保存卡尔西顿会议决议的本质自然最好，实在保存不住的话也不是不能通融。这样一来他们也就在不断地损害着自己与西方拉丁语教会的关系。可以理解的是，随着西部旧帝国的逐渐解体，东罗马帝国的皇帝们也逐渐转移了自己的政治侧重点。410年罗马城遭到了蛮族军队的洗劫，对于一向以历史自傲的罗马人来说，即便这座城市早已不再是皇帝的都城，这一幕对他们而言也依旧是奇耻大辱。451年西罗马帝国依旧还有一位皇帝——多少是那么个意思——但是到了476年，早已占据大片前西罗马帝国领土的蛮族首领们在最后一任少年皇帝登基之后没过几个月就把他赶下了台，这位少年与越发死气逼人的帝国传承就此遭到了遗忘。

现在只剩下了东罗马帝国。此前东罗马帝国对于残存的西方教会当中的主教领袖即罗马教皇的观点或者怒火中烧的陈述并没有特别留意。一系列对于自身在教会当中的地位越发肯定的教皇想当然地认为自己的前辈里奥在《大卷》当中已经针对基督本质进行了一锤定音的论述。罗马方面衡量君士坦丁堡各种政策变化的标准就是看这些政策在多大程度上与《大卷》相吻合，而教皇们根本无法理解东罗马帝国皇帝们在琢磨基督学问题时首先要顾及的大量政治与军事考量。就这样，从482年到519年，罗马与君士坦丁堡正式陷入了分裂，因为拜占庭皇帝芝诺及其主教阿卡修斯在君士坦丁堡支持了一份与一性论者重新联合的教义主张，名为《合一法》（Henotikon）：这份主张首先将聂斯托里拉出来批了一顿（先捏软柿子），又赞颂了一番西里尔批判聂斯托里的关键性文件，但是对于艾菲索斯的一性论团体深恶痛绝的《里奥大卷》却不置一词，这种做法使得罗马方面非常不满。直到518年拜占庭皇位易主之后，《合一法》与“阿卡修斯分裂”才告一段落。新任皇帝查士丁一世是一位有西方背景的军人，说拉丁语且不识字。他对于罗马主教有着本能的尊敬，上台之后就非常突然地加快了已经荒废多年的东西方和解谈判。*7*

历任皇帝们对于一性论者的关注很好理解，因为敌视卡尔西顿会议的一性论者不仅局限于埃及，而且广泛分布在帝国全境。叙利亚西部与小亚细亚都被这些人占满了。出身于小亚细亚西南部地区的芝诺皇帝曾经试图在享有盛誉的柱顶修士小西缅死后将其拉拢过来担任卡尔西顿主张的代言人。在这位隐士死后一二十年里，芝诺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兴建了当时中东地区最大的一座教堂，西缅的柱子就位于教堂的正中心。*8* 这座教堂的恢宏遗址表明了芝诺皇帝当年为了将叙利亚的一性论者拉拢进卡尔西顿派而付出了多少心力。但是尽管西缅崇拜在当地颇为兴旺，卡尔西顿会议的路线却没能享有同样的好运。六世纪初期最具影响力且最擅长辞令的神学家塞维鲁来自今天的土耳其西南部。他十分坚持自己的一性论观点，以至于一开始《合一法》视为令人不满的妥协，直到后来担任安提阿主教的可能性才使他改变了心意。518年的神学革命终结了他对于这个强力主教职位的把持，但是尽管塞维鲁来流亡到了埃及并平安地生活在朋友的掩护之下，他的声音在各个派系为了争夺宫廷主导权而纷争不休的时候依然十分响亮有力。527年，拜占庭历史上最重要的皇帝之一查士丁尼登基称帝。查士丁尼是查士丁的侄子兼养子，命中注定要对曾经的东罗马帝国来一番大刀阔斧的改革。他既想维护519年与罗马达成的脆弱协定，一方面又不断意识到一性论者在东方教会当中拉帮结伙的举动——至少他那位精力充沛不守常规的皇后提娥多拉就很同情一性论主张，相当乐意表达自己的观点并根据这些观点进行活动。

帝国宫廷内传出了许多不一般的双重信息。*9* 查士丁尼不断寻求向一性论者让步，但同时也时常将他们当做危险的反叛者来加以打压，此外他对于教皇的建议或积极干预也保持开放态度。535年与536年期间，帝国宫廷内部在几个关键主教岗位的人选问题上出现了赤裸裸的分歧。由于提娥多拉的干涉，一位名叫狄奥多西的公开一性论者赢得了亚历山德拉主教选举。但是在君士坦丁堡，碰巧来到东方执行外交任务的阿加佩图斯教皇通过直接游说查士丁尼本人将同情一性论的安蒂穆斯主教赶下了台。遭到流放的塞维鲁也面临着来自一场卡尔西顿派主教会议的谴责。此时一性论的同情者们面临着越发严重的迫害甚至处决，塞维鲁不顾环境险恶做出了一个对未来产生重大影响的决定。他向多位铁杆一性论者的秘密主教祝圣进行了赐福，为一套与皇帝支持的竞争者们完全平行的传承体系提供了支持。536年，狄奥多西的亚历山德拉主教职位遭到了剥夺，而皇后则暗地里为他在君士坦丁堡安排了安全的藏身之处。就像塞维鲁一样，狄奥多西也开始构建一套有别于卡尔西顿教会的一性论替代体系。

皇后对于一性论基督教的庇护甚至开始扩展到了帝国疆域之外。在埃及以南，诺巴沙（努比亚北部某王国）的国王在六世纪四十年代皈依了基督教，将当地的基督教从之前的小门小派提升成了国教。基督教向东最终扩展到了今天的苏丹地区，一直达到了尼日利亚的达尔富尔。基督教的残余在努比亚一直存在到了十八世纪。考古研究已经在当地发现了许多无与伦比的教堂遗址，其中有一些还保存着历时几百年积累下来的大量壁画，内容包括圣经场景，圣徒与主教领袖。*10* 就像科普特人一样，努比亚基督徒也将希腊文化与自己的本土文化融合在了一起，在他们的崇拜活动中既用希腊语也用当地土语。手稿残篇表明他们也像地中海东部教会一样尊奉圣乔治，一位可能在四世纪晚期受迫害而死的人物，不过他不仅是基督教的殉教者，同时还是一名士兵，因此他获得了广泛的欢迎。在各大强权的边境分界越发不稳定，生活没有保障且令人生畏的时代，一位身居天堂的军人保护者很能令人感到宽心。

一性论者所取得的进一步成功来自帝国东部边境的叙利亚，人称迦萨尼德人（Ghassanid）的阿拉伯民族此时已经从阿拉伯半岛南部移民到了当地并建立了一个不容小觑的独立王国，国土范围从叙利亚南部沿着圣地边境一路扩展，直到红海东北端的亚喀巴湾。王国的军事实力使其成为了拜占庭抵御萨珊的重要缓冲地带，尽管两国关系一直不太顺当，经常闹得不可开交。因为迦萨尼德人在皈依了基督教之后就开始坚决反对卡尔西顿主张。*12* 当迦萨尼德国王阿里萨斯要求拜占庭方面提供主教来为他的百姓组织一个教会时，提娥多拉皇后再度秘密出手，派遣了一队狄奥多西主教册封的教士。

这批教士当中有一位充满魅力的叙利亚东部人士名叫雅各.巴拉丢，此前他在小亚细亚偏远地区的传教工作已经取得了令人侧目的成果。他的拉丁化姓氏无疑源自对于常年旅途奔波的戏谑调侃，因为这个词的意思是“马鞍毯的拥有者”。*13* 皇后在世时，她依靠帝国权威来抑制一性论冲突的威胁。548年皇后去世之后，尽管查士丁尼依旧在努力寻找足以弥合教会分裂的教条，但是此时一性论者对于宫廷的反抗已经系统化了。雅各与其他一性论者试图在迦萨尼德一起其他地区另外创立一套主教等级体系。经常微服出游的雅各开展了一个规模惊人的册封教士与祝圣主教计划，计划涉及的区域越过了帝国边境，进入了迦萨尼德与萨珊的领土。他创造了一个叙利亚一性论教会，被人称作雅各教派(Jacobites),这自然是为了纪念他的草创之功。但同时这个教会的官方名称也坚持以东正教自居，即叙利亚东正教会。*15* 这个教会的圣餐礼礼拜词以耶稣的兄弟耶路撒冷的圣雅各命名，体现了教会将自身追溯至基督教的闪族发端的骄傲主张。在礼拜词的核心，祝圣的祈祷文纪念了教会历史上的头三场重要会议，即尼西亚会议，君士坦丁堡会议以及艾菲索斯会议，还点名缅怀了一系列卡尔西顿乱局之前的东正教教父。此外祈祷文还专门提到了亚历山德拉的西里尔这座“坚定耸立的高塔”。

这个反卡尔西顿版本的东正教在位于今天土耳其东南部的图尔-阿布登山区占据了当地修道生活的中心地位。图尔-阿布登山区坐落着（而且十分难能可贵地至今依旧坐落着）一批相当重要的修道院，其重要性足以与日后兴建于阿苏斯神权共和国的希腊东正教修道院相提并论。修道生活在叙利亚与阿拉伯地区的基督徒当中十分兴盛。当地修士建立的定居点不仅是修道院，也能充当堡垒。这些建筑都配备有塔楼，其结构造型的精巧程度足以与同时期拜占庭帝国内部的塔楼相提并论。熟悉迦萨尼德人的评论家们将他们的基督教称作“修士的宗教”。但是随着伊斯兰教的到来，基督教修道活动与修道建筑历史上的这一章节几乎已经完全遗失了。当地的考古工作恐怕还会取得很多重大发现。*16*

迦萨尼德人的战士传统吸引他们投向了另一位像乔治一样的士兵殉教者：此人名叫塞尔吉乌斯，在戴克里先大迫害期间被害于叙利亚。当地人十分热烈地爱戴着他，他也成了阿拉伯人的主保圣人。在查士丁尼的资助之下，对于他的崇拜扩展到了整个拜占庭帝国。皇帝很想赢得东方臣民的尊敬，而修建教堂来纪念这位广受欢迎的殉教者是很明智的投资。习俗逐渐将塞尔吉乌斯与另一位士兵殉教者巴克斯搭配成了造像艺术当中的一对，两人的联合如此紧密，以至他们的关系也被描述成了“恋人”，为东方基督教留下了一幅饶有趣味的同性爱恋意象，尽管人们几乎从未对这一意象的引申含义进行多么深入的挖掘。*17* 甚至就连信奉琐罗亚斯德教的君主，野蛮的萨珊国王霍斯劳二世（590-628年在位）也意识到了显示自己对圣塞尔吉乌斯的尊敬在他西征拜占庭的基督教领土时可以带来怎样的战略优势。据称霍思劳二世曾两次在迦萨尼德的塞尔吉奥波里斯向塞尔吉乌斯的圣祠敬献供品，第一次是在591年借助拜占庭军事力量击败对手赢得王位之后，第二次则是因为他的拜占庭妻子顺利分娩。反对一性论的基督徒将圣祠烧毁之后她还对其进行了重建。

在帝国边境以北，许多格鲁吉亚与亚美尼亚王国对于卡尔西顿会议的成果也表示怀疑，因为这些国家全都没能参与会议讨论。这其中有一个统治格鲁吉亚的卡特利王朝，罗马人称其为格鲁吉亚伊比利亚。四世纪早期，在亚美尼亚人皈依基督教之后不久，他们也进行了正式皈依。一个世纪之后，卡特利王室的一名成员成为了鼓动格鲁吉亚人反对卡尔西顿会议的主要力量。这位王子在少年时作为巩固卡特利与罗马帝国结盟关系的官方人质来到了君士坦丁堡。他在宫廷中长大，见证了431年艾菲索斯会议期间各路人马争夺神学制高点的跌宕起伏。后来他来到巴勒斯坦投身修道生活并给自己取名彼得。尽管他在中东地区周游广泛，但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这里。他曾经短暂地担任过麦乌玛（即今天的加沙地区）主教，还曾率先在耶路撒冷城内兴建了第一座格鲁吉亚修道院。彼得是亚历山德拉主教西里尔的热切仰慕者，因此当耶路撒冷主教犹文拿里放弃自己对亚历山德拉神学的支持时（在卡尔西顿会议上犹文拿里很干脆地穿过会场投靠了另一方）彼得大为光火。彼得身为苦修士的名声增加了他对卡尔西顿会议进行谴责的分量。*19* 他那毫不妥协的一性论观点给后世的格鲁吉亚教会带来了不小的麻烦。尽管伊比利亚的彼得是格鲁吉亚的国家级圣徒并且饱受尊崇，但是接受他依旧很不容易——因为格鲁吉亚人最终还是承认了卡尔西顿信经，尽管此时已经是七世纪初，彼得已经死了很久。*20*

相比之下，亚美尼亚人在六世纪专门声明自己反对卡尔西顿会议，而且此后从未妥协。他们认为卡尔西顿信经的用语一味追新求新，以至于到了不可接受的地步。部分原因在于，就像格鲁吉亚人一样，用来表示“本质”的词在他们的语言当中同样与表示“基础”、“根基”或者“本源”的伊朗语词根有着密切联系，因此任何有关基督拥有二重本质的描述在他们听来都是亵渎的胡说八道，甚至卡尔西顿会议上认可的定义也不能幸免。他们十分小心地以亚美尼亚语为基础构建了一套自己的神学词汇表——所有这些作品全都创作于卡尔西顿会议之前。实际上，亚美尼亚人如此关注构建自己的基督教文学军火库来捍卫自己的正教观点，以至于他们发起了长期的经典希腊语与叙利亚语神学手稿翻译工作。这一举动令研究古代教会的现当代大学生们受惠良多，因为原文往往会遭遇有意审查或无心破坏，亚美尼亚语译本也就成了唯一的存世文本。*22*

亚美尼亚语的礼拜词包含了一个显著特色，永久性地提醒着人们不要忘记五六世纪的神学冲突。东方基督教崇拜活动的一般特点是会咏唱乞求上帝垂怜的内容：“神圣的上帝，神圣而强大，神圣而不朽，求您垂怜我等。”这就是所谓的三圣颂(Trisagion)。尽管使用这段唱词的基督徒数量众多，但是他们对于这段唱词的所指并没有一致意见：这里唱的究竟是三位一体的神格——正如三重歌词的格式所暗示的那样——还是基督自己呢？五世纪晚期来自君士坦丁堡的一性论修士洗衣工彼得（Peter the Fuller）持后一种观点。为了表达自己的神学看法，他在三圣颂当中添加了一句歌词：“为我们而钉十字架”。这样一来上帝三位一体神格当中的第二位就在礼拜词当中被钉上了十字架。

这项神学运动名为“天主受苦论”（Theopaschism），其中心主张甚至在当中都存在争议并导致了一性论阵营的重大分裂，尽管这期间也不乏趣事，例如与洗衣工彼得同时期的一性论诗人安提阿的以撒（Isaac of Antioch）写了一首文辞优美的长诗，庆祝一只鹦鹉学会了歌唱经由彼得修订过的加料版三圣颂。君士坦丁堡的帝国教会最终否决了额外添加的歌词，但是亚美尼亚教会还是倔头倔脑地将这句歌词采纳进了礼拜词当中。因此每一次亚美尼亚教会举行活动时都会通过这段肃穆的祷文来肯定基督神性与人性之间的密切关系。随着教会礼拜年度的季节流转，他们还会用其他纪念基督诞生为人以及死后复活的歌词来代替涉及十字架的内容，并且将这些纪念歌词归于“圣父”名下。以洗衣工彼得的歌词为思想指导，亚美尼亚与格鲁吉亚教会的宗教活动、宗教文学与宗教艺术都将十字架赋予了特殊的意义。在亚美尼亚最广为人知的大型雕塑就是一座四边形石雕，表面上铭刻着极其精美细致且富于变化的十字架。*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