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Diarmaid Macculloch：基督教简史 -- 万年看客

奥古斯丁的传教团试图将坎特伯雷变成罗马，将肯特郡变成意大利。他们在坎特伯雷修建了一座敬献给罗马首席圣徒彼得与保罗的修道院。这座修道院（后来更名为奥古斯丁修道院）位于肯特郡首府的罗马城墙以外，恰似圣彼得大教堂与圣保罗大教堂位于罗马城以外一样。克洛维斯在巴黎城外也有过类似的举动。他们还在当地一座罗马时期教堂的一直上兴建了另一座教堂，并将其称之为基督教堂，这也是对罗马城里拉特兰大教堂的直接模仿。这一事实如今有些模糊，因为这座罗马主教的专用教堂后来被重新敬献给了圣约翰。甚至当传教团在罗切斯特兴建第二个肯特教区时依旧延续着罗马主题：罗切斯特大教堂起初和罗马七丘之一西莲山上的教堂与修道院一样，都敬献给了圣安德鲁，而奥古斯丁本人就来自西莲山的圣安德鲁修道院。而且还有一项意义尤其重大的事实：圣安德鲁修道院正是格里高利教皇用自家房产改建而来的。*33* 这种对于罗马的怀念之情并非单纯出于感情用事。格里高利曾经送给奥古斯丁一件特殊的礼拜仪式专用大披肩（pallium），这是借用了帝国官服款式的主教服装。因此这件礼物象征着从属地位：坎特伯雷大主教的权柄将会永远来自罗马。有趣的是，尽管十六世纪发生了新教改革运动，但是改革者们却忽视了坎特伯雷大主教纹章上Y形大披肩的造型，这一形制也就一直留存到了今天。*34*

从597年之后，基督教花费了整整一个世纪的时间才横扫了占据不列颠的各个王国。有些国王直到七世纪八十年代都没有皈依基督教，而且还有好几个著名的反悔案例。但是不管怎么说，基督教最终还是取得了在罗马统治时期从未享受过的垄断地位。基督教是法兰克人的宗教。而且在日耳曼移民建立的所有政治单位当中，法兰克人在克洛维斯的梅罗文加王朝继承者的领导下已经成为了最强大且最受人仰慕的一支势力。这个事实无疑对盎格鲁撒克逊国王们造成了极大的影响。*35* 教会对于新进皈依基督教的国王与贵族的骄傲情绪十分敏感，并允许他们采取新老搭配的行为方式。在许多地方，人们在悼念死者时依然会将死者生前的贵重物品埋进坟墓里，尽管基督教天堂里的奇珍异宝必然会使得这些尘世财物相形见绌。甚至就连伟大的英格兰北部基督教圣者林迪斯法恩的格时白也未能免俗，他的坟墓里也摆放了不少供他带着上路的陪葬品。其中一部分物品后来被移出了坟墓并安置在了达勒姆大教堂当中，今天依旧可以得见。*36* 教会鼓励各个皇室将自己的宗谱追溯到日耳曼主神沃登之前，这样做并不是为了将沃登从宗谱中排除出去，而是要将宗谱一直追溯到亚当为止。当地彰显社会地位的传统方式是慷慨好客，而基督教主教的豪华大手笔足以令其他宗教领袖黯然失色。当时有一位贵族出身的威尔弗里德，他既是里彭修道院院长又是约克主教。此人的做派绝对不是清教徒的路数。七世纪六十年代，他在今天的里彭大教堂正式命名之后举办了为期三天的庆祝宴会，款待了各路上层社会人物。可以想象，酒席宴间一定充满了欢声笑语，盎格鲁撒克逊语言的祝酒词，还有各种罗马风格的珍馐美味，不过赴宴者们酩酊大醉之后恐怕记不清多少情节。

到了十世纪，众多基督教化的盎格鲁撒克逊王国当中出现了全欧洲凝聚力最强的政治单位之一。一位君主统一了英格兰并建立了一个危如累卵的中央集权政府。这个统一王国最终瓜熟蒂落，于1066年掉进了浑水摸鱼的诺曼人怀里。比得描述了一个名为英格兰人的民族，他的描述为这个非凡王国的意识形态提供了燃料。毕竟，比得著作《教会史》的全称是《盎格鲁民族教会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gens Anglorum）。比得赋予了这个“民族”对他们共同特殊身份的骄傲，而这一身份又颇有些吊诡地基于他们对于罗马帝国的共同忠诚。在比得的英格兰人皈依故事当中，主角是格里高利一世教皇而不是奥古斯丁，比得将格里高利而非奥古斯丁称为英格兰人的使徒。他并没有凭空虚构，而是反映了英格兰地区对于格里高利的持久崇敬。*38* 在比得在世时，西欧其他地区很可能会觉得这股格里高利狂热表现了英格兰人的怪异与反常，因为格里高利的教皇任期结束得并不太光彩，他去世时罗马城里也无人哀悼。第一部格里高利生平就是由惠特比的诺桑波兰修道院里的一位英格兰人于八世纪初期撰写的。直到格里高利去世两个世纪以后罗马城才开始崇拜他，将他与安波罗修、热罗尼莫与奥古斯丁一起并称为早期西方四大神学家或者说拉丁语四博士（four Latin Doctors）。*39* 以拉丁语四博士为主题的绘画作品在中世纪英格兰教堂当中十分常见——这是布道坛绘画最欢迎的题材，而且也十分切题——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英格兰人觉得四博士之一的格里高利可以算是他们的荣誉同胞。

所谓的“英格兰性”可以说是奥古斯丁的传教活动以及比得的叙事方式所共同造就的最为持久且出乎意料的产物之一。英格兰人借此达成了一个政治联合体。相比之下，同样虔信基督教的爱尔兰人直到很久以后才产生了相同的理念并且开始朝这个方向努力。比得的叙述反映了如下事实：早在各个盎格鲁撒克逊王国统一之前，英格兰教会就已经在效忠罗马的名号之下巩固了自身的统一性。这一进程的最关键时期是七世纪七十年代，当时英格兰主教们召开了一系列会议，为分布于英格兰各个王国当中的教会整体做出了许多决策。这其中首先是673年的赫特福德会议，然后是679年约克郡的哈特菲尔德会议。赫特福德会议确定了英格兰教会的形态与规程，并且开始建立一套教会运作所必须的单一成文法体系，而当时任何一位英格兰国王都没有考虑过此类理念。在哈特菲尔德，主教们支持了教皇对于拜占庭持续安抚一性论者行为的谴责，此外他们还认同了圣灵由圣父与圣子“双重所出”的主张，奥古斯丁的这项主张曾经令拜占庭教会恼火不已。

盎格鲁撒克逊人对于西方拉丁语教会神学的热烈肯定行为有一个相当矛盾的特点：主持上述几场会议的坎特伯雷大主教实际上是个希腊人。此人名叫西奥多，是一位很有才能的学者。就像保罗一样，他也来自大数。当初维塔利安教皇之所以把西奥多派往英格兰很可能是害怕他留在罗马会惹事生非。但不管怎么说这个事实依旧强有力地提醒着人们，正是基督教教会将英格兰与更为广大的世界联系在了一起。西奥多最重要也最有干劲的同事之一名叫哈德良。教皇之所以把它也派到英格兰多少也有让他盯着点西奥多的用意。哈德良就像西奥多一样也是个异邦人，他是一名逃难者，来自此时内外交困的北非教会。*41* 任何人也无法指责英格兰教会偏安一隅，因为与欧洲其他地区不同，英格兰教会依旧保持着对罗马的忠诚。这种与众不同的感觉促使英国人早早地产生了自己身负天命的信念，相比之下无论是本岛上还是欧洲大陆上的其他邻居们都没有这等殊荣。比得的记述与西奥多大主教的领导使得他们将自己当成了如同古代以色列民族一样的立约之民，基督教世界里的一座灯塔。

尽管比得没有特意作出此等联系，但是设想一个名为英格兰的单一政治整体以及宗教实体并不困难。以色列民族在统一之时由于其立约地位而与上帝关系最近，而以色列最为荣光的时期则处在在大卫与所罗门这样的单一君主统治之下。除了《教会史》之外，比得还通过另一部作品使得英格兰人思虑起了所罗门。他对于耶路撒冷的所罗门圣殿进行了长篇的譬喻性评论，几百年来这些文字越发受到欢迎。如果他得知今天的人们主要记得《教会史》，恐怕会有些惊讶，甚至还可能有些难堪。为什么所罗门的圣殿对于比得如此重要呢？因为对他而言这座建筑代表了一对相反意象当中的一个，另一个则是巴别塔。巴别塔象征着人类的傲慢，傲慢造成了语言的变乱。圣殿则代表着对于上帝意志的服从，这种服从能够愈合巴别塔导致的可怕分裂。圣殿预示了语言的统一，根据比得的乐观预期，这一点很快就能在救主复活的教会当中成为现实：时间尽头的宇宙大同很可能率先降临在英格兰。

盎格鲁撒克逊与凯尔特基督徒将七八世纪的大西洋诸岛变成了非凡的基督教发动机。他们的能量通过新建教堂与修道院连成的网络流淌于各个岛屿之间。但是他们也沿着哥伦巴斯开拓的海路来到了中欧地区。他们很清楚自己全靠传教活动才获得了基督教，现在他们决心惠及他人。他们的传教活动恰好与法兰克向北以及向东的扩张发生在同一时期并在后者的协助下进入了今天低地国家的所在地以及德国的萨克森州地区。与哥伦巴斯相比，他们从法兰克主教以及当地世俗统治者那里得到了不断增长的支持。对于盎格鲁撒克逊人来说，他们前往诸如弗里西亚之类低地国家进行传教时所遭遇的民族与他们有着相同的祖先与密切的贸易联系，说得则是当时北海两岸都能听懂的语言的各种变体。甚至在低地国家以外的萨克森地区，他们也算得上是当地人的表亲。七世纪最花哨的盎格鲁撒克逊高阶教士威尔弗里德主教为他们开了个好头。他前往弗里西亚传教的时候恰好赶上了北海地区多年难得的渔业大丰收，他的传教活动因此大为沾光。下一代传教士当中有一位来自英格兰南部的博尼费斯修士，他在扩张信仰前沿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充沛精力足以令弗里西亚主教自愧不如。日后他不仅成为了美因茨的大主教，还成了一位饱受尊崇的殉教者。他在754年死于乱刃加身之下，行凶者正是弗里西亚地区英格兰人的近亲民族。*43*

从尼尼安到帕特里克再到奥古斯丁，在一代代传教士的努力推动之下，远至中欧地区的各个民族纷纷皈依，但是这里所说的皈依与二十一世纪福音派所要求的皈依大相径庭。福音派们要求皈依者经历一场属灵层面的彻底转向，将基督耶稣当做自己的救主。在中世纪西方，有记载的此类个人体现不过只有一两起而已，大概是受了新约当中使徒保罗皈依情节的影响。四世纪希波的奥古斯丁以及十二世纪坎特伯雷的安塞姆的确写到过属灵层面上的自我斗争。他们谈到了重大决定的作出与整体个性的调整，听上去很像保罗在前往大马士革途中的心路历程。在宗教改革期间，新教徒们也继承了同样的传统。从此之后，以认同一整套条目化教义为基础的个人皈依在某些版本的基督教当中几乎成为了必不可少的强制性经历。但是在四世纪到十四世纪期间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这是基督教扩张最为成功的时期，整个欧洲都接受了基督教。但是当时的人们几乎从不会在这个层面上谈论皈依问题。当他们确实如此谈论时，一般而言其具体所指与今天十分不同：他们已经加入了基督教，而现在他们还想进一步成为修士或者修女。

这样说来，在君士坦丁一世与1386年立陶宛皈依之间的一千多年里，西方教会是怎样一片区域接着一片区域地使得整个欧洲都皈依了基督教呢？当时的人们在描述皈依基督教的经历时往往会使用比“皈依”一词更为被动且集体化的词汇：一整个民族或者族群会“接受”或者“服从于”基督教上帝及其人间代表。人们会使用这种语言也是很自然的。因为群体比个人更重要，而在群体当中根本不存在社会平等。当时绝大多数人终其一生都要接受命令并表示恭顺，因此当有人命令他们进行激烈改变时，他们所要做的就是服从而不是进行个人选择。当他们服从之后，宗教对于他们而言不仅意味着要拥抱一套新的个人信仰体系，还意味着要在族群当中遵从一套新的崇拜活动规程。基督教传教士与世俗权力打交道时就像应对超自然力量一样得心应手。他们认为人与人之间本来就不应该平等，因为这就是上帝的意旨，而且这种不平等恰恰正是宣扬上帝荣光的有效手段。聚众演说不是他们的风格，他们在传教时一般会直接来到上层人物面前，这样一下子就能收获一整个王国的信众，只要当地统治者没有改变心意或者另寻高明，他们的成果就能保住。

最重要的一点在于，欧洲各地的基督徒们享有一项巨大优势：他们与罗马帝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整个欧洲都对这个古代强权痴迷不已。拉丁语教会成了所谓“Romanitas”或者说罗马特质的监护机构。考虑到耶稣死于一位罗马行省总督之手，而彼得则由罗马皇帝下令处刑，目前这种情况的确有些自相矛盾。但是这个文化同盟非常稳固。根据比得的记述，当时在大西洋诸岛上的基督徒为了计算复活节日期的不同方式而争论不休，664年他们在惠特比专门就这个问题举行了辩论会，当时伯尼西亚王国的国王奥斯维决定选用罗马而不是凯尔特的计算方式，因为天堂的守门人是彼得而不是爱奥那岛的哥伦巴。人人都想当罗马人。回忆当中的罗马帝国意味着财富，葡萄酒，中央供暖与归档系统。拉丁语与希腊语这两门帝国官方语言足以将爱尔兰的阿尔马与埃及的亚历山德拉联系在一起。但是正如奥斯维国王的论断所显示的那样，传教活动不仅仅与物质有关。人们渴求生活的意义。他们自身的脆弱令他们惊惶不已。比得讲过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奥斯维国王的岳父，德伊勒与伯尼西亚国王埃德温曾经在七世纪二十年代权衡过皈依基督教的利弊，当时国王驾前的一名策士提醒他人生无常转瞬即逝，好比一只麻雀，突然穿过一扇门，飞进了温暖明亮喧闹的皇宫大厅，然后立刻又径直从另一扇门飞了出去，重新冲进了无边的黑夜与风暴当中。*46* 这番讲话兴许是比得的杜撰，这也是当时历史学家们的常用手段。但是他之所以如此杜撰是因为他觉得读者们会认同这段话。艰难困苦的欧洲人所寻求的并不仅仅是通畅的下水道与精致的餐具，他们还希望自己能够在通向黑暗的人生逆旅当中看到一丝光明，借此为自己的生命赋予意义。基督教传教士们对他们宣讲上帝的意旨是爱与宽恕，今天我们没有理由相信当时的人们竟然会如此愚鲁，以至于听不出好消息。

盎格鲁撒克逊人十分爱戴教皇，也非常怀念为他们带来基督教的奥古斯丁。他们带着这样的思想向东来到了欧洲腹地。尽管自格里高利以来罗马在新地区传教方面就没干过多少实事，但是盎格鲁撒克逊传教士们依旧非常热衷于引用格里高利致奥古斯丁信件当中的内容，信中讨论了说服异教徒皈依的手段。通过这种做法，他们创立了一套延续至今的模式。*47* ，凯尔特传教士并不像英格兰人那样痴迷于罗马帝国——这一点在西欧并不稀罕——但是他们依旧将拉丁语当做教会用语倍加珍重，而且萨克森地区许多新建教堂都敬献给了圣彼得。*48* 八九世纪期间，教皇一直在试图确立自身的尊严以及在上帝计划当中的特殊地位。这种情绪与教皇的脆弱地位不无关系。当时的教皇夹在了两大虎视眈眈的意大利世俗强权中间，北边是伦巴第人，南边则是拜占庭。

事态原本有可能演变成另外一番光景。七世纪大格里高利时期西方教会的作风还算比较冷静务实：自650至750年之间的十八位教皇当中，有十一位有着希腊语或者东方教会背景。*49* 当时的普通基督徒与普通教士依然觉得自己属于一个横跨整个地中海地区的单一教会。关于这一点有一项正面证据：在六七八世纪，许多希腊语赞美诗片段都被整合进了从西班牙到意大利各地的地中海西部地区崇拜传统当中，而且往往并没有被翻译成拉丁文，从罗马到米兰再到贝内文托都能见到此类赞美诗。*50* 从680年到681年，君士坦丁堡又举办了一次大型教会会议（在该城市举办的第六次会议），这次会议最终重申了帝国教会对于卡尔西顿决议的支持，反对安抚帝国境内一性论派的尝试，终结了所谓了一志论（Monothelite）争议，从而打消了罗马方面的一项长期神学顾虑。罗马代表与东方教会主教们共同向四名君士坦丁堡牧首发出了异端谴责。此外罗马代表们还有些勉强地谴责了一位曾经的罗马教皇洪诺留一世。东方教会很小心地将他的名字安插在了异端牧首名单的中间，借此尽可能地缓解罗马方面的尴尬情绪。

但是罗马赴君士坦丁堡代表团不会忘记，一志论冲突曾经在649年导致了拜占庭历史上最骇人的滥用权力恶例之一。当时马丁一世教皇在罗马主持反对帝国皇帝一志论神学的会议，结果遭到了帝国官员的逮捕。之后他被流放到了偏远的克里米亚地区并且潦倒而死，也因此成为了最后一位被公认为殉道者的教皇——也是唯一一位死于基督徒皇帝手中的教皇。这场摩擦使得后来的教皇们十分警惕东方教会可能背离教条的任何迹象。到了八世纪，东方教会对于崇拜活动所用绘像的敌视——圣像仇视（iconophobia）与圣像破坏（iconoclast）——在自里奥三世以来连续几任拜占庭皇帝的推动之下愈演愈烈，致使罗马方面越发警惕。罗马所担心的并不只是话题本身。奉行圣像破坏的拜占庭皇帝们很乐意下令改动教会日常生活的重大方面，受拜占庭影响的意大利地区也不能例外。这种做法对于彼得继承人的权威很有些负面影响。

惯于采取高压手段的东方教会人员并不总会顾及罗马的感受。相比之下教皇则清楚意识到了东欧地区对于彼得圣座的善意。在七八世纪期间，至少有四位盎格鲁撒克逊国王成功地不远千里来到罗马拜谒，充分体现了这种善意。奥古斯丁抵达英格兰之后大约一个世纪左右，威塞克斯王国的前身杰维塞王国国王卡德沃拉(685-689) 成为了率先回访罗马的第一人。紧随其后的是威塞克斯国王伊内以及两位英格兰中部麦西亚王国国王科恩雷德与伯格雷德。四位国王最终都在罗马去世。其中三位国王卡德沃拉、伊内与科恩雷德在罗马城里放弃了王位并永久定居下来。英国的财富与意大利的阳光就这样展开了延续至今的浪漫关系。但是对于直面伦巴第与拜占庭的教皇来说，英格兰人实在是远水难救近火。于是他们将目光投向了阿尔卑斯山另一边实力强大的法兰克人。而七世纪后半期的法兰克君主也很有理由为自己拉拢一位十分有用的盟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