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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8月27日至9月4日在北京举办“北京国际乒乓球邀请赛”。当时如何维护好整个赛场秩序是个难题。时任体委副主任的荣高棠对如何搞好赛场秩序手足无措时，见到正在观看乒乓球比赛的邓小平，荣高棠就向邓小平求救。邓小平就给他出主意：“找西城纠察队维持秩序。”并说：“李××(一李姓高干之子)的儿子调皮捣蛋，被西纠打了几个耳光就乖了。”于是，大会警卫处就把“西纠”请来维持秩序。这段对话说明什么?“西纠”的这个组织和这个组织的暴力得到某些领导的认同。1966年11月19日和21日，时任文革组长的陈伯达就带着组员戚本禹、关锋两次到陈小鲁任革委会主任，所在的北京八中，批评“西纠”建立非法关押人的所谓“劳教所”，即今天所称的“黑监狱”是错误的。戚本禹更是训斥“西纠”，称“西纠是宪兵队”，陈伯达则明确建议“解散西纠”。1966年12月17日，江青在全国在京革命派誓师大会上再次批“西纠”：“对那一小撮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小家伙，我都不愿说他们的名字，因为他们的名字从我嘴里说出来，就提高了他们的身价!我藐视他们!他们作不出大的事业来!”1984年“西纠”被中共中央彻底平反了。这份发到县团级的红头平反文件中说：“文化大革命”初期，在北京市先后成立的“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简称“西纠’)”和“首都中学红卫兵连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为反动组织，许多成员受到关押审查和迫害。小鲁“可贵之处”在于冲破了中央为他们平反文件所构筑的护身“堡垒”，主动地而非被动地“认错”了，为彻底否定文革不惜牺牲“个人名誉”。至此,问题又来了。小鲁们抓人打人害人该不该抓呢？如果按照之前法律和现在的规矩,小鲁们被圈禁数月是起码处罚，不可以扣迫害的大帽子。而且,小鲁出来后经周公打招呼被安排在部队躲风避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