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从文化生活角度杂谈毛泽东主义（引文） -- 龙眼

上文讲到毛领袖能最后战胜蒋委员长、蒋总司令，首先是在理想的对决中，蒋的思想境界低于毛的思想境界，所以最终招致了蒋的失败。当然，如果仅仅据此就说明毛一定能战胜蒋也就未免太简单、太笼统了。最近借着毛领袖诞辰，河内河外又有很多网友把当年的三大战役搬出来，讨论到底是林彪本事大，还是粟裕、陈毅、刘伯承本事大。到底是辽沈战役功劳大？还是淮海战役功劳大？龙眼认为他们本事都很大，毛领袖手下的将领各个都是身经百战，当时的政治工作、谍报工作又都做的十分到位，胜利是必然的。但要说胜利的那么迅猛，三大战役能够全部完胜，这不但大大出乎蒋介石的预料，也出乎内战初期毛领袖和其他共军将领的预料。

中国的历史有时很宿命，往往出现一个奇特的现象，就是一个政权当初兴起的地方或因素，恰恰就是它后来覆亡时的地方或因素。比如汉朝的高祖刘邦当初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从蜀地出发去偷袭项羽而战胜之，成就了汉朝四百年的基业。但恰恰是这个蜀地，成了汉朝最后一个政权-蜀汉覆灭的地方。后来魏晋两朝都是最初起于篡位，而最后又被别人篡了位，真是天道好还。唐朝最初是成于李渊父子的藩镇军兴，但后来也衰落于藩镇的反叛，最后一代君主也是亡于藩镇诸侯之手。宋朝更是如有宿命，赵匡胤得天下于后周的孤儿寡母，最后南宋崖山一战惨败，宋将背着赵氏的孤儿寡母跳了海，时耶？运耶？命耶？元朝短命，胡虏无百年之运，从哪里来的又被赶回到了哪里去。明朝是农民起义领袖朱闯王打下的江山，最后又被另一个农民起义领袖李闯王给推翻了。清朝就再清楚不过了，得于摄政王加孤儿寡母，也是失于摄政王加孤儿寡母；得于汉将叛变辅助，又失于汉兵汉将起义反正。

说了这么多，那么老蒋最初完胜得天下，后来完败失天下的地方在哪里呢？就在以徐州为中心的陇海铁路和津浦铁路一带地区。故事要从老蒋失去天下的关键一战：淮海战争，一直反溯到当年老蒋得天下的关键一战：中原大战。

有人说林彪辽沈战役的胜利开了一个好头，这确实是不假，但那毕竟那是在关外，只要有善于守城的傅作义集团顶住林的四野一段时间，后方又有蒋的几大中央军精锐接应，林是不容易入关的。所以国共大战的关键还要看淮海战役的结果。淮海战役的细节太多，说多了容易让网友犯困，简而言之就是这么一个大致过程，自从济南被共军攻克后，蒋感觉必须向徐州进一步收紧拳头，这样进可与共军主力拜开决战架势，退可以拱卫江淮地区，以支撑大半江山。但就在各路部队慌忙收缩的过程中，驻守在台儿庄一带的原西北军何基沣、张克侠所部突然阵前起义，将防区让给了共军，使其迅速穿过自己的防地，截断了蒋军的精锐部队-‘张灵甫放大版’的黄百韬兵团的归路，使其被围，危在旦夕；于是在蒋的死命督战下，黄维一堆兵团去救黄百韬，结果也被围困，也危在旦夕；于是又在蒋的死命督战下，杜聿明一堆兵团去救黄维，结果也被围困，也危在旦夕，一度杜聿明集团已经成功逃脱，但后来又是在蒋的死命督战下，杜聿明掉头想打个酱油，望一望黄维，结果一晃神又被围了，这下就再也跑不了，直到被彻底歼灭。

所以对于共军来说，淮海战役的直接发起是从何、张二部让出空档，使共军插入蒋军阵型而抓住胜机的。而对于国军来说，他们精心准备的徐蚌会战，是从何、张二部让出空档而开始崩溃的。所以军迷都清楚，这种两军精锐尽出，彼此都在积极调动，准备最后一决雌雄的时候，最怕的就是一方出现空隙，那么让对方一旦抓住，失败是一定的，所剩的只是输多输少的问题。就是说何、张西北军旧部的突然投共是共军打响淮海战役第一枪的关键。另外，在淮海战场上后来还出现过其他的西北军旧部投共的事件，如廖运周所部在双堆集投共，极大地打击了黄维集团的士气。后来的宣传说廖运周、何基沣、张克侠都是中共地下党，但也有其他不同意见，诸如先脱党后投党，仿佛有投机的嫌疑，这里就不必讨论了，但总之，在特务的监视下，要能拉得动自己的部队临阵投共，非要动员所部多数官兵不可。那么能成功投共，很大原因是当时西北军各部对蒋长期排斥异己，打压杂牌军的深切痛恨。而从蒋的国民党那边总结，则是每每痛批冯玉祥的西北军各部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临阵变节的倒戈之徒。

在近代历史上，冯常被一些对立的军阀讥讽为“倒戈将军”，仿佛是谁和冯合作谁都会倒霉，成了‘玉祥不祥’。但客观讲，龙眼认为这和两大特殊情况有关系，一是因为冯部长期处于北方四战之地，腹背受敌，敌情又经常变化，导致冯部有时只能逢场作戏，谁势力大就拉拢谁，就投靠谁。二是冯有一定的社会理想，不愿意与一般封建军阀同流合污，所以一直在探索救国的真理，一会儿是旧礼教，一会儿是基督救世，一会儿是苏俄马列，摇摆不定，仿佛看上去很投机，那么他的下属们的文化思想就更是没有方向，徘徊无定；思想上的朝三暮四自然导致冯部很多人在行为上朝秦暮楚。

冯玉祥在历史上被认为是军事指挥一般，但很善于练兵。所以手下的主力部队多骁勇善战。但在中原大战中，蒋恰恰就是利用了冯部手下的一些人朝三暮四、朝秦暮楚而收买之，而自己的部队当时还有革命理想武装，战斗力很强，所以在反复拉锯后击退了冯部对徐州的会攻，在战场上略占了优势。但风水轮流转，十几年后，还是因为冯部某些人马的反正，让蒋尝到了被出卖的滋味，但这次冯部出卖蒋不是被金钱美女，而是一部分因为被理想感召，一部分因为恨蒋的倾压歧视。

当时的冯玉祥本人则非常蹊跷，就在蒋总览指挥徐蚌会战的一个月前，即１９４８年9月5日，冯玉祥准备归国，却在途中被一场意外的火灾给熏死在了船上。后来有人分析，冯是死于美蒋特务的阴谋纵火和暗杀。不管当时是否有确凿的证据是蒋暗杀了冯，但据往日蒋惯于搞暗杀的恶例，无疑冯的旧部官兵会把对冯死的悲痛转移到对蒋的愤怒上，并且对自己的前途也充满疑惧。所以恰恰是蒋自己把冯和冯部的苦果种出来，然后自己在淮海战场上吃了下去。

还有一颗蒋自己种下的苦果，然后在淮海战场上不得不吃了下去的就是蒋桂关系，即蒋和白崇禧、李宗仁的关系。本来就龙眼的认识看，在各路军阀中，蒋介石是最应该和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搞好关系的，因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极端的反共，始终的反共（到４９年为止）。几次反共都是桂系为老蒋打先锋，从４１２，到围剿红军，到皖南事变，到抗战后的再次内战，都是白崇禧为蒋介石大打先锋。而白崇禧又确实能征惯战，几次反共都是斩获颇丰，几乎将共军赶入绝境。桂系的当家人李宗仁又为人大度宽厚，清正廉洁，按说蒋桂两系应该好合作，可恰恰是这两派，在民国时代是打得最热闹的，至少三次合作，夹杂三次对抗，兵戎相见，简直比国共之间还分分合合地更加热闹。

究其原因，老蒋总认为是李宗仁在背后使坏，别有用心地挑唆白崇禧不与蒋合作，李总想窃取他的领导权，桂系总想称雄全国。但问题是一切皆有因缘，怎么来的还要怎么去。当年国民党能北伐成功，除了大势上借助了苏俄和TG，更离不开李宗仁、白崇禧抓住了稍纵既逝的机会突入湖南，才吹响了北伐大进军的号角，把蓝图变成了施工作业。后来在北伐途中，两派更是精诚合作，没有李、白的鼎力相助，南昌、南京、徐州、龙潭，哪一仗蒋都拿不下来，早就被人赶回广东了，就其缘由，不就是因为桂系的李、白有进取中原的雄心或野心吗？不就是因为李宗仁这个所谓的老实憨厚之人也想过把总统瘾吗？不就是因为白崇禧这个人称小诸葛、战神的军事奇才也想过把总司令的瘾吗？这有罪吗？这有错吗？

要是蒋但凡有一点度量，向李、白保证自己先做一届总统，然后支持李宗仁选总统，再错开时间支持白崇禧当总司令，那么李、白肯定乐得屁颠颠的，为蒋鞍前马后奋勇剿共，扫平各路烟尘，而蒋继续当他的国民党总裁，其实也没吃什么亏。

而蒋不但不想让李宗仁当任何一届的民国总统，连李竞争副总统都十分痛恨，就因为白崇禧作为同为桂系的结义兄弟，帮助了李宗仁竞选民国副总统，惹得蒋介石免去了白崇禧国防部长的职务。本来面对共军大军压入中原，应该是找一个民国最有能力的顶级上将去统领中原，那么就非白崇禧莫属，可蒋又是出于同样的狭隘气度，竟然把中原腹地一分为二，徐蚌江淮一带交给草包但听话的刘峙，只把湖北华中一带交给名将白崇禧。而等国共开始分头调兵遣将了，老蒋才发现形势不对，于1948年10月30日招白崇禧来统领华东和华中全局，当时白还满心欢喜，一口答应，可后来晚上去了李宗仁和其他桂系将领的PARTY，第二天白就变卦了，说什么都不干这个华东和华中的联防司令了。后来传闻的原因很多，说又是李宗仁背后使阴招、下绊子，不让白赴任，好搞垮蒋，这样李、白和桂系就能坐收渔利，凭借长江和共军抗衡，从而划江而治，成为南北朝了。问题是白也有自己的判断，白将军是标准的职业军人，又积极反共，按说应该责无旁贷地担起华中和华东的反共重担，但问题是他能指挥得了那帮黄埔系的骄兵悍将吗？他又能说服蒋介石不要干涉他的指挥吗？如果不能，万一失败了，他白崇禧能比杜聿明有更好的下场吗？

后来实际战场的风云变幻也证明白崇禧的决定对于他个人来说是幸运的，从10月31日国防会议上白拒绝出任徐蚌方面的剿总司令，到11月7日何基沣、张克侠就率众起义，使共军插入蒋军背后，截断黄百韬部归路，只有短短的七天时间，后面廖运周的起义还等着呢。面临这种危局，不要说白崇禧号称“小诸葛”，就是诸葛亮本人来了也没办法应对。对白司令来讲最好的结局就是忍痛割肉，交替掩护，撤出徐州一带，转移到江淮一线。其实是败仗里的胜仗，但没有杜聿明的全军覆没，谁知道白崇禧的表现会是成功的呢？只要白不是象两年前大胜林彪那样再次大胜共军，就是白健生的败仗，那么蒋是不会放过这个借刀杀人的机会的。当年昆仑关战役就不是白指挥惨胜后被蒋申斥和免职吗？

白崇禧对蒋介石已经做到仁至义尽了，只是没有完全放下个人的得失，但被蒋玩弄了很多年，玩弄了好几次，也就够白崇禧看清蒋的面目了。

淮海战役是共军对国民党军队决战决胜的关键战役。但之前的辽沈战役是TG胜利的最大前提和最大保障。TG能迅速取得辽沈战役的辉煌胜利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蒋介石在战略上犯了致命的错误。以抗战胜利之初的国内形势，是蒋介石的国民党占天时，携胜利之威名；但毛的共产党占地理和人和，通过积极抗战而占据了中国腹地的广大国土和取得了当地的民心。相反，蒋军被日军打得抱头鼠窜，一路转进，被压缩在西南一隅。等日本一投降，蒋军虽然号称几百万，却处于极其不利的地理位置，再要从西南运兵到中原和东北就及其被动了，所以这时的兵力分配必须要有重点，不能‘撒芝麻’和‘摊大饼’，否则兵力再多也不敷使用，某个局部定然有相对薄弱的地方被共军利用，那么天时的优势就会被地理的劣势抵消掉。占天时的蒋军与占地理的共军对抗，必须要同时争取人和的因素才有胜算。这一点，当时的白崇禧就看得很清楚，他给蒋谋划的战略是把蒋军主力摆在长城以内，攥紧拳头，至少保证先在关内肃清共军，然后再出关与共军决战。

而关外是不是就一定是留给共军的大饼呢？也未必，另一位桂系巨头李宗仁则比白崇禧站得更高，提出了军事之外从政治高度解决东北的方案，就是把“良帅”-张学良放出来去经略东北，这绝对是一招妙手，可惜良帅被蒋始终扣留，这招妙棋被蒋介石自己给放凉了。

当年奉系的张氏父子经营东北是很得民心的，短短几十年就把大批中国人从内地运到东北开边，并积极建设，整饬匪患，大搞教育，使那里人的生活水平普遍高于内地各省，这些功德很多东北人一直念念不忘，直到现在，东北的评书大家单田芳还有一部专门歌颂张氏父子的评书-‘乱世枭雄’流传世间。虽然，张少帅后来错误估计形势，错误估计日本人反复无常，精神分裂的民族性格，因放弃抵抗而丢掉东北，但后来幡然悔悟，发动西安兵谏，促蒋抗日，也是将功补过，功大于过，所以张学良在东北军和东北人民心中的地位一直很高，抗日胜利后更是人心所向，众望所归。

张学良在西安事变时犯上谋变，扣押领袖，结果被国民党判刑，被蒋拘禁一段时间也说得过去，到抗战结束时，张已经被扣押将近十年。以民国的判例，好像很少有超过十年的刑期，所以既然1936年没有枪毙张，十年一过就应该释放张了，如果蒋介石要能法外施恩，拉拢一下张，就应该做个顺水人情，提前几年，在抗战结束前后释放张学良，推心以诚换来张少帅再次与蒋肝胆相照。要知道，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后其实是被苏联和斯大林抛弃的孤儿，有受骗上当之感，加上以前中东路战败的仇恨，新仇旧恨使张对苏联肯定没有任何好感，为此对中共的感情就不好说了，而他扣留过蒋，蒋又没杀他，所以在当时那个时间节点上，张对蒋也是有亏的，如果蒋能推诚布公地善待张，以江湖方式义释张学良，来个二次结拜，一定能换来张的热血效忠，然后再给张一个东北最高行政长官的虚职，与中央军的少数部队一起回东北整饬人心，就能迅速安定东北的局面。

龙眼知道蒋介石忌惮的是怕放张回去是放虎归山，可两害相权求其次，如果蒋能理智一些，就会明白把张学良摆在东北，最坏的结果无非是又来个新奉系，东北再次出现割据。但如果关内的共军已经被国军悉数平定，难道还搞不定一个关外的张学良吗？难道局面会比当年二次北伐时还困难吗？要知道抗战以后的东北军已经所剩无几，并被分散到西北、西南等各处了。

东北地处荒蛮，人要生存必须抱团对外，所以那里的不少人很讲义气。张作霖之所以能以半土匪半乡团的江湖身份脱颖而出，靠的很大程度也是“局红管亮”-讲义气，得人心。当年中原大战，蒋介石以一打三，和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死磕，最后四方都已经到了强弩之末，是靠着张学良的东北军入关而得来的天下，当然为此，张学良也占有了黄河以北的半壁江山，算是两人有福同享。后来张学良发生误判，在918时放弃抵抗，而蒋也没积极督促抗战，为此丢了东北，算是两人有难同当。后来因为抗日和剿共的问题发生争执，张学良情急之下扣留了蒋，但后来发现情况不妙，又亲自护送蒋回南京，自投罗网，这样的事情也只有江湖义气很重的人才能干得出。当时以张的判断，就把他枪毙了也不为过，张自己就说：如果有自己的下属以西安事变的方式扣留他，他就一定把这个人枪毙了。所以张为西安事变付出的十年刑期，本不为过，但如果把人家一关就是几十年，实在太过分了，士可杀不可辱，如果当时回到南京，经过公审把张学良枪毙了也就算了，张学良也曾经断然处决过杨宇霆和常荫槐，人在江湖飘，哪有不挨刀？这一点上混江湖的人都清楚，痛快的一刀而死，也比不明不白地被关几十年要好些。

所以，抗战胜利之时是释放张学良回东北的最佳时机，如果诚如此，蒋介石不但可以极大地争取东北的民心，还能为他极大地节约大批的中央军精锐主力。试想如果廖耀湘的那个精锐的机动兵团，外加留守东北各处的中央军主力不是在东北，而是留在关内剿共，那么无论是放在山东，还是放在陕北，将会是什么局面？当时毛的战略就是做好了放弃关内一切根据地，只要占领东北就是胜利的方针。这就是高手之间初期交锋的局面，所谓英雄所见略同，以毛的战略是首先确保中共占领东北，关内能争则争，不是重点；而李宗仁、白崇禧的战略是国军首先确保关内通吃，同时放张学良回东北搅中共的局。所以，高手下棋的初期往往是各布各的局，各摆各的阵，到中局才开始对杀。这也是毛的抗日与冈村宁次的剿共的形势方针，不是毛不抗日，也不是冈村喜欢共军，而是先要各自发展，然后再中局对杀。

再试想一下，如果当时内战是按国共两边的高人策划的局面发展，会是什么样的中盘局面？蒋军会以绝对的主力肃清关内，而共军深入东北，与张学良为首的新老奉系，外加国民政府的人搅合到一起，那么东北会有多热闹？如果大家合作顺利，会是国民党、奉系占领东北的各个主要城市，而共产党占领东北的广大农村和山区，大家和平共处，利国利民。如果合作不顺利，两边开打。有张少帅的江湖大旗在，应该不会有那么多的伪军、地方武装和江湖人士投奔共军。这时蒋军主力可以携关内的胜利之势，出关助战。同时，东北的气候很不利于大股共军长期打游击，另外，又有苏联这个后方可以逃脱，不必死战求生。所以共军难逃从前抗联覆灭的老路，而蒋军又可以故伎重演，连剿共带剿奉，把张学良所剩不多的东北军也一并处理，把张调到中央当个政协副主席、人大副委员长之类的虚职，也就彻底搞定中国的局面了。

可惜，蒋还就是蒋，一个有大略而无雄才的人，心胸太狭窄，没有江湖人士那种：怒时拔枪对射，喜时肝胆相照的豪爽之气，放不下自己的那点小自尊，最后失去了东北的人心，也就一路失败，从哈尔滨一路败退去了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