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中国历史的十字路口——三国时期（一） -- 学习要定心

这里的观点可能有待商榷。这里说文革小将们都是“老子打了天下”的后代？这实在是不尽然。而从文革的本质上来说，文革鼓励造反，而要反的，恰恰是某些“打了天下的老子”，即那些已经“掌权”的。

文革一片乱想，比如无限度的迫害，比如贴大字报等不受限制的攻击，比如学生攻击老师，比如子女举报父辈。像这些行为，永远不会被任何一个理性的时代所接受吧。

道德的发生，要有一定的环境和背景，所谓“衣食足而知荣辱”；但是文革的特殊性在于，整个环境几乎就类似“囚徒困境”，如果我不揭发你，即使你是老子，那么你也可能会连累我；与其等你连累我，我不妨先把你踹下去，我至少可以先站在河岸上，赢得暂时的安全。

道德的价值在于可以降低社会活动的“成本”，当然，本身带来的安全感是直接的价值。夜不闭户，至少门、锁、围墙的成本是无需付出的，合同签订的时候，基本上不用担心后期勾心斗角，也少去了很多法律、人力、经济的预备。

但是，文革时期的“囚徒困境”使得人们根本无法考虑这些。在生存面前，“一诺千金”几乎就是傻话，底线值几个钱？

文革时期的道德缺失，和唯物主义关系不大。但是，应该要承认，唯物主义似乎难以带来直接的道德约束。在其他各种信仰里，不论是中国古代的鬼神信仰，或者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其教义或教理直接就限制某种行为，比如偷盗等。唯物主义是不带来任何关于此类的限制的。

唯物主义如何塑造自己的道德，这似乎是个问题。从唯物主义世界观出发，到底如何限制人们“公款私用”？如果仅凭法律和舆论，而缺乏私下的、自觉的约束，比如儒家的“慎独”等，那么就实在不能说唯物主义对道德有正面作用。人们突破道德底线，都是因为追求私利，为此不惜损人利己；那么，到底有什么因素使得人们能尊重别人的利益，而不能为了私利去“损人利己”呢？法律可以，舆论可以，但自发的、内在的道德约束，唯物主义似乎无法提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