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人文主义谈话录 -- 万年看客

我今天的演讲主题是失败。在准备讲稿的时候，我意识到今天的听众肯定比我更了解失败。毕竟你们这些黑客平时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想尽办法让系统失败不是吗？我当然不是说你们做人很失败了。我哪能那么说呢？（笑声）

正是失败造就了今天的我。我想简单讲一下这其中的曲折。我十岁那年就像所有十岁小孩一样迷上了魔术。我对魔术如此着迷，以至于在五年级三百名同学面前进行了公演，观众们一致起立喝彩。大受鼓舞的我再接再厉，在第二年筹备了一场更大规模的魔术演出。当时我挑的场下志愿者名叫大卫.萨克斯，根据表演要求，他要将双手放在背后让我铐住，然后使劲挣脱但是挣脱不出来。接着我则用同一副手铐铐住自己并且轻松挣脱。可是萨克斯一上来就挣脱了手铐（笑声），我的表演也就这样砸锅了。

我当时就是个十岁小孩，根本没有预料到这样的变故。表演结束之后我就一直抽抽嗒嗒的，他则活像没事人一样。班主任勒雯女士问我怎么了，我哭着说（哭腔）：“萨克斯把我的魔术表演搞砸了！”老师又问萨克斯，“你把他怎么了？”萨克斯说：“干我什么事？”然后我骂他是个肥逼（笑声），他则一拳糊了我的熊脸。对不住了大卫。

1999年，我在多年从事广告特效制作之后获得了工业光魔公司的聘任。这段经历简直就像置身天堂一样美好，完全与我十二岁时的梦想一模一样。我和长久以来的偶像们成了同事，每天的工作就是修建太空飞船。从事特效工作的特点在于你总是要不断地承揽兼职工作，例如在晚上为百货商店橱窗搞搞装饰什么的，哪怕八小时以内你都有活干，因为你总得把下个月的房租挣出来。为工业光魔工作的副作用之一在于你只要开口说“我是工业光魔的员工”，人家就根本不会再看你的简历了，所有人都想当然地认为你是行家里手。于是一下子各种兼职机会铺天盖地压了过来，因为工业光魔本身就是兼职人员的集结地，大家都在做G型工作——G既代表政府（government）招标，也有飞来横财（gravy）的意思。与从事广告制作时相比，我的收入一下子翻了一倍。

有一位朋友打电话告诉我旧金山有一项工作，而且此前遭到了很多人的回绝，因为大家都觉得时间不够。家得宝公司想要做一个庆祝旧金山棒球公园开门的橱窗展示，为期六周。橱窗里有一道围墙，要用自动投球机不断地将棒球投过墙去。我觉得自己是个机械达人，有着丰富的工作经验，于是打算试试身手。竞标的时候你自然希望把自己的出价尽可能向上提。家得宝希望这个项目能在五天之内完成。当天是星期一，他们需要在星期六一大早完工。换句话说你可以要双倍价钱。只不过我事先算了一下自己的工期，算出来了正常报价，又乘以二，可是还觉得不够高。有时候你提鼻子一闻就知道究竟该收多少钱。比方说这一次，当时市面上刚推出一款新型笔记本电脑（笑声），我看这台电脑的售价就很合适当做报价（笑声，掌声）。我这人还是很明白轻重缓急的。

于是我提出了我的报价。这是到那时为止我所提出过的最高报价。然后我就开工了。我找来了自动投球机与可调式继电器等等的零件，开始着手实现自动投球与回收的效果。这时我才意识到，假如球体在空间当中飞行的时候速度很慢，那么飞行轨迹就会十分复杂。高速飞行球体的轨迹其实重复性很强且很容易预测。但是低速飞行的轻质球体又是另一回事了，这样的轨迹很难预测，就算用很大的接球网也未必全都能接住。我发现每一百个球当中就会有一个球飞到接球网之外，换句话说在六周时间里这台装置每八分钟就要失灵一次。

于是我赶紧着手解决问题。佣金与笔记本电脑一直在我眼前晃悠，于是我咬紧牙关、手脚并用地朝着本周末的交付期限爬了过去。周四我熬了一夜，周五我又熬了一夜。周六早上——你们见没见过家得宝公司开新店的模式？他们每开一家新店都会连续很长时间二十四小时营业，直到把当地若干家小型建材商店挤兑关门为止，然后才切换回朝九晚五的常规营业时间（笑声），十年前他们在旧金山就是这么干的——我凌晨两点就赶到了家得宝，还顺手买了个路由器（笑声）——我其实根本用不着路由器，就是想体验一下凌晨两点购物的感觉（笑声）。

两天没合眼的我就这样来到了施工现场，满心以为自己一定能解决问题。一路上我不停地为自己打气。我已经很努力了。我都接手过五百多个广告了。我一定没问题。十三个小时的安装调试之后，我发现由于橱窗内部的空间条件限制，我的原型机在橱窗里的表现远远赶不上在工作室里面，能够投一百个球漏一个已经谢天谢地了，实际操作中的漏球率根本就是十比一。

大概晚上六点半的时候，来了个分管这项工作的年轻人。她问我：“怎么样了？”

我说：“怕是不行。”

我以前从来没有跟客户说过这句话。小姑娘当时就懵了。“什么？！”

“机械系统有问题，投球机只能运作五分钟，之后所有的球就都会投光了。”

“那你打算怎么办？”

我对这个问题已经想了很久了。我决心至少要把全额佣金的一部分拿到手。笔记本电脑与我拉开了距离，但是依然没有远去。我做好了返还一半佣金的思想准备。毕竟一开始这份工作谁都不愿接手，而我总也不希望过去几天的辛苦全都白费。

于是我说：“我会尽力弥补的。我在接下来的十分钟里会给你两个方案，如果你看好了其中一个，我就在明天早上八点之前交付。”

这时候我妈、我姐姐、我老婆和刚降生的双胞胎正坐飞机来到旧金山与我共度周末。为了忙这项工作。我已经有整整三天没见过我的孩子了。我原本应该上机场接我妈，但是我却留在了家得宝的橱窗里修理投球机。

即便在当时，我依然以为最后那个小姑娘充其量只会对我说：“你得返还一部分佣金。”如果我的备用计划管用，我也很乐意返款三分之一。于是礼拜六我又在现场靠了一天。周日一大早，分管室内装潢的公司副总过来视察。“不错，不错，不错……那台投球机太烂了，赶紧搬走。”

后来我把这个故事告诉了一位工业光魔的同事。他的反应是：“老天，这么操蛋的事情我可从来没干过。”（笑声）真的吗？真的吗？你这么说我以后可是再不敢全心全意相信你了。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一年半还多。回头来看，我觉得这段经历十分重要。我不喜欢与自以为从未失败过的人们共事，因为这种人都是潜在的猪队友。

1986年，我在纽约大学读了六个月的书，然后就辍学了。因为我们家的人都有不服管教的毛病。但是在此期间我结识了好几位要好的朋友，他们全都进入了纽约大学电影学院。后来我在纽约又住了四年多，期间参与了好几次电影学院的影片制作。其中第一部大制作是我的朋友大卫.沃洛克的奇幻大片，片长长达三十分钟的《石像鬼与妖精》。全片在纽约市里多个废弃的男同色情片场取景（笑声）——我们之所以能进出这些片场是因为它们都是大卫他奶奶的产业（笑声），他们家的感恩节聚餐一定特别有意思——总之大卫和我谈了好几个月，他希望我担任美工总监。我和其他好几个人一起承担了美工工作，后来他们当中很多人都成了好莱坞的美工总监。这是我的第一次参与这么大的项目，而且一切都很顺利。我们一共十六个人拍摄了两个礼拜的夜景，期间就住在一座废弃大楼里面，电源经常跳闸，然后我们就从隔壁楼房偷电，害得隔壁也跳闸。我们做出了了不得的特效，例如特别逼真的石像鬼翅膀。这部影片赢得了纽约大学电影节最佳艺术导演奖。

于是我就想，这一行干得过啊。我从前想过要当演员，杂耍艺人，魔术师，还有乐高积木设计师。现在看来干美工也挺不错的。于是我开始向各路朋友们推荐我自己。很快我的朋友盖比就找上了我。她正在担任一部实验电影的制片人。片名叫做《十键创伤》，主人公带着一顶特别难看的假发，结果他去自助银行提钱的时候遭到了ATM机的嘲笑。他们需要一座ATM隔间进行拍摄。这种八英尺乘十英尺的隔间虽然在纽约遍地都是，但是并不能满足拍摄条件。于是他们叫我造一座隔间。

这部电影的预算可谓是一笔巨款，足足有八百美金之多（笑声）。我以前从来没有盖过房子，也没造过取款机之类的道具。但是我自从五岁那年就开始造东西，只要有瓦楞纸就什么都能做出来。于是我就来到了位于布鲁克林的偏远拍摄地点，开始施工。这里是我一个朋友的住宅。首先我们需要地板。他家地面上铺满了地毯，我们找来了许多单面搭扣的塑胶墙砖，粘在地板上很牢靠，揭下来之后一点痕迹也没有。这个问题算是解决了。

我以前从来没有盖过房子，但是中学的时候见过戏剧社的人搭布景。我找来了几块木板、三角架与帆布，开始搭房子。有人跟我说：“我们这里专门有人会画布景。”我说好吧，然后就转头去造ATM机了。接下来一个月的时间里我一直忙着将各种零件拼凑在一起，直到一个星期三的下午我突然意识到，周六的时候剧组人员就要到齐了，而我这边还八字没一撇呢。特效界可能发生的问题全都让我赶上了。但是就像第一个故事里那样，我根本没想到要求助别人。我还是觉得我自己的本事完全能解决这个问题。就像第一个故事那样，我又从周三熬到了周六没合眼。顺便说一句，到了现场我才发现塑胶墙砖粘在地毯上之后对缝根本不齐，所以地板看上去就是一团糟。涂在帆布背景上的涂料使得帆布皱了起来，因为我不知道颜料里的成分是什么。我量错了好几个数字，结果ATM机根本装不进隔间里面去。

我就像个没头苍蝇一样转来转去，只是为了堵住别人的嘴，不让他们说我什么也没干。我已经六十个小时没睡觉了，完全被榨干了。结果有一位剧组人员按住我的肩膀说：“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你知道吗你？”我当时也是晕了头，随口来了一句印第安纳.琼斯的名言：“不知道啊，我随机应变就是了。”他觉得这话一点也不好笑（笑声），又把另一只手按在我另一边的肩膀上：“回家吧，这里不需要你了。”

于是我就回家了，感觉非常糟糕。我根本没参加两天以后的开拍。剧组成员凑合着用我那堆破烂拍了两个通宵，同时我则跑出去打了一炮，结果让他们发现了（笑声）。在熟人圈里讨生活就有这点不好。

到了下一周的周一，我返回片场去拿我的工具箱。拍这部电影的时候，我在纽约街头找到了一个皮革箱子（纽约街头什么稀奇东西都有），在里面塞满了工具。这个箱子内部有可伸缩的分层，想拿哪件工具都不用把其他工具全都拿出来。这是我的第一个工具箱，我非常喜欢。我回到片场之后，发现地面上用胶带粘着一张纸：“你的工具箱在我们手里，给盖比打电话。”（我们当时就是纽约城里一群十八九岁的孩子，彼此关系特别近。在这个时间段里，你与同伴之间的密切关系是这辈子任何其他人都比不了的。）

我当场就给盖比去了电话。她说：“你害死我了你知道不知道？跟人家为你作保的人可是我。导演为了筹钱在711便利店里打工整整五个月，一直和父母住在一起。现在你把这笔钱都打水漂了，在镜头里一点都显现不出来。”接着她说了一句特别狠的狠话：“如果说你能做出什么事来说服我相信你这个人不能当朋友，你已经做出来了。现在带上所有的发票赶紧给老娘滚过来，我要看看你的每一分钱都是怎么花的。”

我给我父亲去了电话，一边说话一边抽抽嗒嗒的。我说我这辈子都不会感觉这么糟糕了。当然日后我还有过更糟糕的经历（笑声），但是到那时为止这件事的糟糕程度的确已经拔尖了。我父亲说：“木已成舟，你就继续前进吧。”这是我得到过的最重要的一条建议。于是我就去了盖比家里。我们两个有如神助一般居然当真把每一分钱的预算去向都搞清楚了。算账一共花了一个小时，期间我们除了账目什么也不说。我已经不是她的朋友了。然后她说：“剧组人员都在隔壁，他们想和你聊聊。”我心想完了，他们非得整死我不可。我觉得自己纯属活该，如果真能让他们修理一顿我反而会轻松很多，至少我可以赎罪了。

我还以为我一进门就会被人放倒在地，痛扁一顿，再被扔出来。结果我开门之后发现全体剧组成员共计二十二人围着四周墙壁坐了一圈，中间是一束聚光灯光柱，光柱里面放着一把空椅子（笑声）。我毫不夸张地说,当时我脑子里的第一个想法是：“至少这回我可见过大场面了。”（笑声）

我一屁股坐在了椅子上（事后有人说：“他坐下得倒是挺痛快。”是啊，我知道自己是来挨批斗的）。导演念了一张单子，上面大概有百十来件我在玩坏他的电影之前承诺要达成但是没有达成的效果。念这张单子足足花了二十五分钟，而且每当他提到到特别有料的内容，在场其他人都会起哄。我坐在聚光灯下，灯光打在我的脸上，根本看不见谁在说话。最后导演说：“你还想说点什么吗？”

我说：“我没什么可说的，你说得完全正确，一点都没有遗漏。我万分抱歉，我承担全部责任。我也知道这话没有意义。我现在的歉意比一般水平高出了五个数量级，而且我知道其中的每一个数量级都没有意义，为了这一点我也要道歉。”

我说完了之后现场沉静了一会儿，然后导演又开口了：“我说……哥们儿，我们真没别的意思。”（笑声）

多年以后一位心理医生指出了我在这方面的问题。我父亲是个脾气特别大的人。他发起脾气来是个人就要躲着走。因此我特别擅长在别人发脾气的时候躲着走。我就是随风摇摆的芦苇，宁弯不折。这几位的火气根本赶不上我父亲，自然也就应付不了我的躲着走神技。（这还真是没有意义的技能啊！（笑声））

这些失败教给了我什么教训呢？我是完全可能出错的，遇到问题要求助，犯错之后要继续前进。这都是非常重要的人生经验。每一位家长都会告诉你，你给孩子们立规矩，他就会犯规矩。你给他们树起一面墙，他们就会把墙推倒。有一种流行理论我不知道是谁说的，说是儿童需要依靠边界来理解世界，如果你不给他们设定边界他们就会惊慌失措，没有安全感。儿童需要有人告诉他们限制在哪里。我想失败对我来说正是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失败并没有帮助我理解世界的限制，但是的确帮我理解了自己的思维本能的限制。我这辈子都想成为一名杂而不精的多面手。在我看来，熟练工并不是不会犯错的人，而是能比你更早预见到即将出错并且及时采取预防措施的人；并不是说要与失败划清距离，而是要意识到失败是事物进程的固有组成部分。你要意识到自己必须要与失败共舞。有时候失败必然会迎头赶上，把你推向一塌糊涂的局面，而且长远看来这都无所谓。

我曾经在一些特别害怕失败的公司里工作过。如果有人搞砸了一项工作，就会有其他人冒出来为他善后。谁也不会告诉主管说某人搞砸了，只是公司员工队伍在无形之间增大了一点点。有些人在这样的公司里工作了二十年，却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一直在搞砸工作，因为从来没有人告诉他。我不信任从来没有失败过的人。

雷蒙德.钱德勒曾经写过一本《简单的谋杀艺术》，全篇都围绕着他笔下的主人公菲利普.马洛展开。在我看来，这本书与爱默生的《论自助》一起最为有力地彰显了为人处世的根本。在全书结尾，他列举了主人公的各种品质，包括良心宽广、自尊自敬、道德无愧等等。最后雷蒙德这样写道：“假如世界上到处都是他这样的人，那么这个世界将会变得十分安全，但同时又不至于无聊得令人打算另寻安身之处。”这也是我为自己树立的人生目标。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