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闲话一点 -- texasredneck

闲话一点

有一天无聊，就在网上看了两个国内的大教授评说时政，感叹中国的教育现在是崇拜权力而不是崇拜知识，教授都想要行政级别，学生都要做公务员，当然他们不会忘记提醒人这是制度的问题。到现在都还不错，我同意崇拜权力是一个坏东西，必然会造就一大堆跟屁虫和无耻小人。

接下来其中一个就说了个例子，有一个著名大学的校长带着一个70多岁的老教授到北京开会，在自己的软卧包厢里安顿好了以后，突然乘务员要他们换到一号去，校长就不愿意，接下来就让人瞠目结舌了，来了乘警直接把他们的东西扔到了过道上。原来是省长大人带来几个人突然要上车，而一号包厢靠着厕所。

接下来发的议论就有意思了，认为这就是不尊重知识，然后说中国几千年都是尊重知识，高看读书人的，就是民国也比现在强。

看到这里，我就笑了，心想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

在我看来，这应该是人的权利的问题，看高成人权也没有什么不妥。我的票是几号就应该在几号，难道我不是教授，没有读什么书就应该坐到厕所边上去吗？这个例子可不怎么妥当。

那些人不能说是不尊重知识，而压根是不尊重人，只尊重权利，这是他们的一贯作为。说到底，是讲故事的教授的精英意识又冒出来了，认为自己是大教授，就是知识的化身，怎么能得不到尊重。

这里面有一个简单的逻辑，当人人都得到了尊重的时候，你自然就有了；当你想要得比别人多的时候，就同样有可能掉到少的那一堆人里面去。中国翻来覆去的历史说得一清二楚。

中国的精英和我这样的普通人就是不同，同样的书，我就读不到他们的结果，不服不行。在我看来，中国人从来就是崇拜权力的，权力从来都是一切，现在不过是在重演以前发生过的故事。

闲时胡乱翻书，才知道明代居然给魏忠贤立生祠，人还未死就立祠，来进行跪拜是很有些奇谈，那是因为有人上书说他“尧天地德，至圣至神”，比孔子还要伟大，但魏忠贤却是一个自宫的太监，是一个不怎么读书的小混混，不过是中国历史上权利最大的太监。

据《明史》记载，魏忠贤的生祠“几遍天下”，中国做官的，那基本上是读书人，拍马屁，讨好权势的功夫也可以说是“至圣至神”。而且明朝后来有个特点，带兵的统帅都是读书人，从王阳明，到后来的熊廷弼，袁崇焕，洪承畴。

这是有原因的，先把人用儒家那一套彻底地熏陶，不能造反，不能做贰臣。就像女人要讲贞操，宁可去死也得要从一而终（这个联系是我从鲁迅那里看到的），再去带兵才能放心一点。

我还有一点有趣的心得，古书中骂贰臣似乎比造反还要厉害一些，在道德上更不能容忍，这好像不对头。想了半天才悟出来道理，皇帝或者他们的先辈都是造反而得到皇位的，那骂就得要小心一点，万一惹得圣上不高兴可不是好玩的。而没有贰臣就没有人能造反成功，圣上当然赞赏这种帮忙，文人都是聪明人，知道这个关节。

其实如果认为天下不是哪一个人的，那么大家都有权利坐一坐；同理，人要是属于自己的，换一个老板也是无可非议。原来并不是这样，在春秋战国时，名士经常换来换去，后来三国，也差不多。一个人如果觉得自己老板不好，或者自己的想法发生了变化，跳槽有何不可，为什么就是叛徒呢？

顺便说一句，袁崇焕也给魏忠贤立过生祠，熊廷弼却是被魏忠贤陷害致死。看起来不好理解，一个上亿人口的庞大帝国怎么被不过百万级人口的满清给灭了，不过想想那些魏忠贤的生祠也就知道并不冤枉。要说中国历史上的黑暗，读书人是脱不了干系的，不读书，是想不出来“尧天地德，至圣至神”。

有些人总认为当朝最不好，这是不读历史的结果。中国人，特别是当官的，现在也是读书人，对权力的崇拜是在骨子里，不知有多深。

我不是为谁在辩解，只是在说历史的强大，比你我想象的要强大得多。

所以说，把文革前17年想得太好都有逻辑上的问题，因为历史不能间断，因为不能解释为什么中国人突然一下就变好，又接着都变坏了，一定是在哪里有些问题。

至于文革，那就比立生祠不知又要过分多少倍，这个我就知道了，有亲身经历。

据现在很多人说，宋是中国最好的朝代，因为不杀文人。但是，苏轼恐怕是当时最有名的文人之一，我想没有人会认为他没有知识，而他却因为乌台诗案被下了大牢，差一点脑袋都没有了。据说当时的皇帝并不想杀他，而是同僚之间的阶级斗争，于是给他安排了一个对皇帝不敬的罪名。

这似乎有点搞笑，皇帝并不在乎苏大文人的不敬，反而是那些文人不依不饶，原因何在，我想大家都知道。于是到了今天，一个中国极有名的精英文人就说，苏轼的才能害了他，因为惹人妒忌，这真是罕见的幽默。

办公室从来都是有斗争的，越往高走越激烈，因为厉害关系越大，古今中外无不如此，但是弄得要掉脑袋，却与制度有关。因为言辞而获罪蹲大狱，就是文字狱，《维基百科》说得不错，怎么掩盖都不行。

人的妒忌心该有多么强啊，要是因为这而造成能掉脑袋，天底下能幸免的丈夫没有几个，现实是他们还活得好好的，因为只有妒忌而没有什么狱。

多么聪明文人才能想出此等黑色幽默。

再来说柳永的故事，我想读宋词的人都会知道他。他的家里有很多，很多进士，于是他也去考，结果第一次不中，受到了一点打击。用现在的话来说，他不总结经验再战，反而迁怪考官没水平，不懂他的“雨霖铃”，说“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大概后来的考官大概是一个风月老手，读懂了，却不料到了皇帝那里，批了个“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还是不中。据说他就更放肆了，流连于烟花巷中，叫做：奉旨填词柳三变（三变是他的原名）。

但是，到末了他还是放不下功名，想做官，最后还是那个皇帝赐了一个进士，官却还是做不上。不过我倒是十分欣赏那个皇帝的幽默感，做得不错，柳永能写出“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是个才子，但是说“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这就不行，当官要是不追求名利，就是没有上进心，肯定不是一个好官。

况且那皇帝说实话也是宽容，并没有发动群众来批判，也没有把他设为敏感词，况且最后还是给了他一个进士，还是识货，爱才之人。要是在文革的时代，要是有人说：共产主义有什么意思，我不如找女人去，那就不是进不进士的问题，而是叫做敌我矛盾了。

总的说来，柳永的故事告诉我们中国过去的文人都是想做官的，不然读书是为了干什么？从最根本的一点说来，中国过去的知识分子不能在政治，经济上独立，必须得成为权力者，或者往权力者身边靠，不然就无法生存。特别是经济，肚子怎么都是第一的大问题，那时候可没有版税这一说。

如果肯翻一番《全唐诗》，就会知道几乎全部著名诗人都对权贵拍过马屁，不过这种诗的艺术价值不高而今人不读了，我直接怀疑所有人都这样做过，由于同样的原因而没有流传下来。那不是一种流行文化，而是生存的一种必须。

我是在那种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长大的，有一段时间非常之叛逆，对文人，或者知识分子的评价不怎么好，后来我不知道是不是也变成了知识分子，不过没关系，我对自己的评价也不高。

也许我们应该把矛头对准权力者，但是，今天的权力者不都是知识分子吗？就像当年整苏轼那些人还不都是进士吗？人就是人，没有办法，对权力的欲望是从猴子就开始有了。

其实我在文革中看得最明白，整知识分子最卖力，知道怎么做最有效果的仍然是知识分子，同根似乎才会相煎，煎得最急，所以中国历来的文字狱，都有文人的身影在其中，用哲学家的话来说，人都是自建牢笼。

你用万岁来整别人，那么你自己也难逃厄运，从中国的革命历史中看得是再明白没有了。

我有点极端的想法，人最好什么都不要崇拜，实在非要有一个的话，就崇拜自己好了；再退一步，崇拜神比崇拜人要好得多，因为神是可以有不同的解释的，而且你还可以选一下该崇拜哪个神（现在大多数国家）；而崇拜人那不是可以选择的，就像北朝鲜那样是被崇拜，叫做完全丧失了自我，你就失去了任何价值。

崇拜知识是一句没有多大意思的话，因为什么是知识可是众说纷纭；就算要崇拜知识，也与人无关，因为历史一再告诉我们，那些所谓有知识的人做的事多得很不怎么的，根本不值得崇拜。

在这里我得要强调一下，我不是要人不去读书，不成为知识分子。在今天这个世界，人必须读书，不然就没有好工作，征婚还要有一个大专学历以上，现实是人不得不考虑的；另一方面，书是人类文明的载体，不文明还是不对的。

读书也许会使人变得所谓好一点，但是，读书绝对不能使人一定就变好。实际上，那些历史上公认的坏人，大都是读书的，不读书做不了奸臣。就像罗素所说，历史上最坏的事和最好的事，都是有思想的人做的。不读书怎么能有所谓思想，所以说，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是无疑的。

关键在于怎么读，或者说是所谓好人读还是所谓坏人读，那问题似乎变成了怎么样才能成为好人，可以说是早期中外哲学家讨论的核心。柏拉图认为读书而有知识是做好人的根本条件，而后来的基督教则更看重信仰；在中国，庄子认为圣人的书不过是扯淡（当然，所谓读书自然是指读圣人的书），孔子的看法相反。

二千多年争来争去，不但没有进步，反而退步了，后来的哲学家发现没有类似宗教的观念，根本就不能判断什么是好是坏，于是罗素就说，伦理学的问题不过是一个个人的喜爱；维特根斯坦更干脆，认为这些问题只能以沉默相对，在哲学上不是一个可以说的东西。

后来读到吉朋在描述古罗马后期的一段话，大意是：那是一个卑鄙的时代，人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卑鄙。

我想用这去形容文革中的知识分子是再恰当没有了，一个时代不好，就是所谓坏人多，被逼得成为了坏人。人就是人，知识分子不比其他人坏，当然也谈不上更好。

这样一想心里就舒坦多了，书还是可以读的，知识分子也还是可以当的。就是不能读了一点书，立即认为自己是精英，别人怎么能不尊重，那就是叫做不知把书读到哪里去了，不如不读。

就我来说，很有些不敬的想法，中国那帮精英，除了少数几个，大多数都不怎么讲人话，即真心话。就像那个说苏东坡倒霉是因为别人嫉妒的那个精英，不可能不知道中国历史上的文字狱，就是不说，怕现在的当权者不高兴。

干脆什么都不说，倒也是一种骨气，但那就成不了精英。于是就偷换概念，还巧妙得很，有没有妒忌的成分在里面，恐怕是有，此等高明的帮闲鲁迅早就说过：

“不过我的所以觉得有趣的，并不专在本文，是在由此想到了帮闲们的伎俩。帮闲，在忙的时候就是帮忙，

倘若主子忙于行凶作恶，那自然也就是帮凶。但他的帮法，是在血案 中而没有血迹，也没有血腥气的。譬如罢，有一件事，是要紧的，大家原也觉得要紧，他就以丑角身份而出现了，将这件事变为滑稽，或 者特别张扬了不关紧要之点，将人们的注意拉开去，这就是所谓“打诨”。”

此人一定是读鲁迅的，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不可能不读，不知读时是何感受。也许就是读懂了古书，而根本认为这就是文人的职责所在，而鲁迅不过是不懂政治的蠢人一个。

如此鲁迅，不服不行。

现在经常有人说鲁迅尖刻，不宽容，我不得不承认恐怕这是事实。但是，他的尖刻是对着那些精英，权贵的，我在阿Q，祥林嫂，孔乙己身上，却看到了恨其不争的同情。

不管怎么说，鲁迅所说的是他自己认为的实话，不有意来骗人，尽管他的看法只是自己的一种视角，谁都只能这样。但是，由此我们就能看到那个时代的中国社会的一个侧影，而像现在中国一些精英的有意粉饰太平，但那是现在的中国吗？

如果承认这个世界不可完全理解，那么人人所说的都不过是私货，关键在于是不是真心话。那么怎么来判断真心话呢，遗憾的是没有绝对的办法，只能是让人不喜欢的，特别让权贵讨厌的话，极有可能是真话，因为那不能带来利益，这大概就是哲学家所说的批判精神。

说真话总是惹人不高兴的，特别是权贵，因此说出世间的不平，表达那些不幸人们的所遭受的残酷是需要一些勇气和同情心的，尽管这是在任何时代和社会都是经常见到的，所谓的盛世也不能例外，不过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罢了。

说自己的真心话加上才华，这就是不朽的标志。

才华是不可求的，但真话和利益之间作选择，却是人人都要碰到难事，特别是那些有话语权的精英，至于我们这些小民，在网络上发发牢骚，都是马甲，根本就没有利益的干系，再不说真话就有点无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