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跨越啊，中国脊梁-读“高铁魅影“有感 -- 范进中举

宋朝缺铜的情况，在元朝打下云南之后就得到了极大的改善，明朝继承了元朝的疆域，铜矿供应还是比较充足的。而明朝的铜钱缺乏实际上是官铸停滞，私铸猖獗，铜钱恶性贬值。而且云南的铜矿也面临类似的盗采盗挖问题，导致明朝政府缺铜。

有关货币白银化的危害，可以参考这篇文章《晚明货币白银化批判思想研究》外链出处，我节选了一部分：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明代中国国内白银产量极其有限，而海外白银的大量流入则是在隆庆开海以后，嘉靖以后，地方开始推行一条鞭法的改革，对白银的需求大量增加，但是国内产出的白银已难以满足赋役征银对白银的需求，加上南倭北虏问题引起巨大的财政压力，在这一时期出现“重钱轻银”的思想实际上正是明代士人企图通过铸钱来缓解货币供给不足带来的问题，同时使得明政府重新夺回制定货币政策的主动权。因此，在嘉靖以后，明政府出现了铸钱的又一高峰，关于整顿钱法的议论也空前增多，这种现象的出现也就不难理解了。刘光临在《银进钱出与明代货币流通体制》（《河北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一文中指出白银进步论实际上是对欧洲经验的一种简单解读，白银没有也不可能在明代取代铜钱，不能将贵金属货币本身等同于先进。白银在明代中国的存量以及形态都必须被考虑进去。古典经济学告诉我们货币是虚幻的，认为财富和货币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财富所包含的是实质产出，而货币仅是交易媒介，对经济没有实质影响。市场经济良好运作所需的仅为适当、适量和被信赖的货币。因此在认识货币白银化批判思想时应该将货币供给状况、具体形态以及当时的社会环境作为重要的参考因素。这方面的研究目前学界已比较丰富，这也将为本文的写作带来巨大的帮助。

由于在白银大规模内流之前，中国白银的供给量严重落后于需求量，所以在很多明代士人眼中，货币白银化对于明代政府和社会而言，是弊大于利的。尤其是在嘉靖以后，由于一条鞭法的赋税改革的开展，白银需求空前增加，所以这时候出现了许多反对货币白银化的主张。因此这一时期，为了尽可能的减少货币白银化带来的负面问题，关于钱法的讨论也成为官僚阶层讨论的重要话题之一。甚至是到了万历年间（此时海外白银开始大量进入明代中国），就连首辅张居正也有大举铸钱的举措，虽然张居正从明政府的赋役征收出发，大力主导以白银作为税收单位，但他也深感由于当时中国流通白银的短缺，白银供应的不稳定状态，长远来说将严重影响明之经济，因此有大举铸钱的措施（张瑞威：《江陵柄政下的直省铸钱》，《明代研究》第八期，2005年12月，第117—124页）。美国学者万志英和日本学者滨口福寿都认为，张居正的大力铸钱政策实际上是直接受到了谭纶的影响（Richard Von Glahn, Fountain of Fortune: Money and Monetary Policy in China,1000-1700,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6,p.146；滨口福寿：《隆庆万历期钱法新展开》，《东洋史研究》，第313期,1972年，第381—400页）。即便是到万历以后，明政府对于铜钱依然并未放弃，在天启、崇祯年间都曾大力整顿钱法，这也进一步说明了明代政府对以铸钱来解决财政危机的重视。虽然明政府的铸钱政策最终失败，并加速了明的覆亡，但是，“重钱轻银”的思想却一直影响到清初康熙年间。

关于明代货币白银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尤其是赋役征银化的负面影响，其实在明末清初的士人就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反思，尤其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为代表。他们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分析了用银之“害”，在清康熙年间提出了“废银用钱”的主张。史五一在《试析明后期财政危机的根源》（《安徽师范大学学报》第5期，2002年9 月）一文指出，明政府实现赋役征银后，由于没有建立相应的财政措施，导致明政府财政收入的流失，是造成明后期财政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黄阿明在《明代赋役征银中的负面问题》（《史林》，2007年第6期）一文中从百姓在获取白银的渠道、征收过程两个方面对明代赋役征银的负面问题进行了论述；孙良玉在《试论明代的货币白银化》（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一文中指出白银货币化之后，由于明代社会对白银的依赖，使得经济和社会的不稳定趋于恶化，这一消极影响在海外白银输入减少时将带来巨大经济和社会问题。黄阿明在其博士论文《明代货币与货币流通》（华东师范大学，2008年）指出随着明代银本位货币的确立，社会领域尤其是社会经济领域出现窖藏成风、伪银流通以及货币套利活动，妨碍了白银成为大资本的成长，并且对市场商品经济的运行造成干扰和破坏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