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文革的权谋与理想（修改稿）序 -- 语迟

　　研究59年庐山会议，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是现在唯一的孤证，是有价值的史料。但是这个书也许有问题。鉴于李锐的立场，以及授意李锐写这个书的胡耀邦的立场，还有李锐的个人经历，我们对这本书应该抱有怀疑。以李锐后来的表现来看，此人为了黑毛，是什么事情都能做出来的。倒不是说他这个书完全造假，但是真真假假是有可能的。比如隐匿一些关键性的史料，或者张冠李戴，或者做些文字上的涂涂抹抹，对于这位当年的御用笔杆子来说，应该不是什么难事。。。1966年10月24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汇报会议上的讲话》中说：“。。。邓小平从来不找我，从1959年到现在，什么事情都不找我。59年8月庐山会议我是不满意的，尽是他们说了算，弄得我是没有办法的。”。。。就凭这一句话，几乎就可以推翻《庐山会议实录》。。。当然，前提是毛泽东没说假话。。。至于毛泽东和李锐二者究竟谁在撒谎，总的选一个不是。认为毛在说假话，我这贴就没法写了。。。另外，假如真相正如李锐《庐山会议实录》“记载”的一般，全党在毛的指挥下批彭倒彭，对毛的个人崇拜达到新高，而毛的独裁与专制从此也变本加厉，那么为什么中共“九大”没有按照党章在1961年召开呢？为什么会拖延到1969年呢？中共没有按时召开九大，只能说明中共内部有混乱，有分歧，谈不拢。双方都怕撕破脸，不敢开会。按照李锐的“记载”，毛独裁专制，一言九鼎，全党也唯唯诺诺，那么混乱和分歧又从何而来呢？又怎么会谈不拢呢？

　　关于建国后的中共党史，毛泽东的历史，很大一部分要猜。要么就象59年庐山会议这样，开了几十天的会，就没有正式的会议记录。要么就是有些东西，共产党死也不拿出来，或者甚至于官方造假。。。。“59年8月庐山会议我是不满意的，尽是他们说了算，弄得我是没有办法的”，这句话在90年代由官方出版的毛讲话集中就被删除。而在文革期间发行的毛泽东讲话集（如1968年武汉群众组织翻印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中，就有这句话。这些书现在又不是找不到。。。官方如此，各种混淆视听，你还能相信什么？你不猜怎么办？为什么文革以后官方要对毛的讲话和文章涂涂抹抹，“大幅度的减省和修辑”。党究竟在隐瞒什么呢？

　　总之，无论如何，59年庐山会议，党分裂了。直至62年七千人大会，党内的对立已经无法调和。。。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中“脱稿发言”，说从59年到61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承认了中国共产党要为饿死3000万人负责。玄妙的是，这个会是党内的会，中共这个党要负责，你在党内说这个话，目的是什么呢？彭真直接说，毛主席也有责任。邓小平说自己去了毛主席那里，毛主席也说自己不是圣人，有错误，可以批评。。。。毛泽东“哑子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毛请陈云讲话，陈云不讲。陈云不想“和稀泥”，也不想“给毛主席难堪”。。因为关于大跃进的是是非非，毛泽东无论如何脱不了干系，哪怕没有一点关系，但你是领袖，你就要负这个责。饿死3000万人，也只有你领袖负的起这个责。刘少奇承认党要负责，无非就是要打倒毛泽东。。。林彪却与刘等针锋相对，说，

　　“。。。我们有些同志，不能够很好地体会毛主席的思想，把问题总是向“左”边拉，向“左”边偏，说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实际上是走了样。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的。他总是在实际的周围，围绕着实际，不脱离实际。。。。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

　　林彪说这番话，也许并不是说的有多么言辞恳切、一语中的，让众人心服口服，一举扭转了大会形势。也许更多的是林彪这个人的身份。毫无疑问，毛林两个人身后就是PLA。林彪这是在代表军方表态，支持毛泽东。对立到这个程度，连兵都搬出来了。林彪的意思就是，你们敢动毛试试看？刘少奇吃了一记闷棍，其余周邓陈彭（真）亦无话可说，七千人大会不了了之。。。

　　所以文革初期，江青说，“（指毛）七千人大会憋了一口气，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这口气”。怎么出的气呢？文革初期，仅河南党政系统，因1959-1960年的“信阳事件”，被撤职、审查、处分、判刑的党政干部，就有13万人。对“亩产万斤”等负有责任的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挂牌游街示众。河南的吴芝圃，安徽的曾希圣，四川的李井泉，都被严厉的揪斗批判。等等，等等。

　　根据当时信阳行署专员张树藩的秘书余德鸿所著《痛忆“信阳事件“全程》，其中说，“1959年秋末冬初，。。饿死人的问题严重发生。面对如此严重的情况，（信阳）地委不仅没有采取任何补救措施，反而火上浇油。根据庐山会议精神，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了‘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运动。同时，加大了反瞒产的力度，。。强迫各级党政组织不惜一切代价完成粮食征购任务。。。很多社队将种子、饲料、口粮都当成了余粮，结果还是完不成征购任务。在实在没有粮食的情况下，就布置假现场，将稻草稻壳垫在仓库底下，上面盖上一层粮食，采取“不通就辨，不信就看”的办法，组织基层干部和部分群众参观，进行现场批判辩论。公共食堂停伙以后，不少人为生存而外出谋生。当时一律把这些人当作流窜犯看待，到处设卡拦截。据不完全统计，1959年冬季先后收容的外流人员达46万人次，其中不少人饿死在收容站内。有些人在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杀吃了队里的牲畜，被发现后均以破坏集体财产论罪。全区因此而被逮捕者达2000余人，其中有被处以极刑者，有惨死在狱中者。。同时，指使邮局查扣那些胆敢向中央反映实际情况的信笺。写信的人一旦被发现，均以右倾论处。。。致使形势急转直下，结果酿成了一幕令人们难以置信的悲剧。”。。。 在中纪委两位处长把问题查清报告中央后，毛泽东批示，“信阳出的事件是反革命复辟，是民主革命不彻底，须组织力量进行民主革命补课”。于是中央从各部委抽调数百人来到信阳地区。。。而根据余德鸿记载，“随着（民主补课）运动的逐步深入，。。。逐渐放宽了政策，也放宽了管理，最后不仅一个未杀，大部分未抓，给予纪律处分的面也不宽。。。原来准备判重刑的。。。均改判为二至三年徒刑。。。对其余绝大部分人员，基本上是不了了之。一般都恢复或重新安排了工作，学习班解散，民主革命补课运动宣告结束。”

　　根据《痛忆“信阳事件”全程》记载，“。。。关于捂盖子的问题，1959年不仅信阳地区饿死了很多人，而河南省也饿死了数百万人。面对如此严重的问题，不仅信阳地委担心，而河南省委也非常害怕，万一被中央发现，不仅名誉地位难保，还可能受到党纪国法的严惩。”根据张树藩所著《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记载，“。。。他们将调查续果向省委汇报后，省委不是正视错误，承担责任，而是千方百计地设法掩盖。不仅未对信阳地委严厉批评处理，省委书记吴芝圃还对路宪文（信阳地委书记）说，不要害怕，省委是支持你的。”，余德鸿也说，“吴芝圃曾多次找路宪文谈话、打气，让其不要害怕等等，所以路宪文才有恃无恐”。。。那么这个当时的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河南省省长，吴芝圃，在信阳问题被毛泽东批示严肃处理的情况下，他是个什么结果呢？

　　在河南全省饿死几百万人，“信阳事件”又被毛泽东亲自定性为“反革命复辟”的情况下，吴芝圃仍然在1960年10月－1966年冬担任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信阳事件”对吴芝圃的影响，也不过是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降为第二书记。。信阳地区饿死105万人，“反革命复辟”的头号罪犯、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也不过被判处三年徒刑。。。。后来，吴芝圃在文革爆发伊始就被冲击，于1967年死于广州。1979年1月24日，邓小平亲自为吴芝圃主持“平反昭雪追悼大会”，说“对于强加给吴芝圃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全部推倒，彻底为吴芝圃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还说吴芝圃“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拿吴芝圃做个例子，就可以理解当时的党与毛泽东的关系。。。林彪说，“说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实际上是走了样。”。。。吴芝圃存在这个问题，那么刘少奇、邓小平又怎么样呢？吴芝圃可以代表毛吗？同样，刘邓可以代表毛吗？根据原西南局农办主任宋文彬谈话记录，“。。。（第一次）郑州会议后，四川要求搞1000万亩‘万斤田’，就是李井泉陪邓小平到贵州视察时打电话来提出要求的，显然这是贯彻小平同志意见。现在我们都认为，邓小平同志一贯都是比较实事求是的，但他当时显然也‘热’。。。”。而1958年11月初，第一次郑州会议，毛泽东怎么说的呢？毛说，“。。。今年的粮食产量9000亿斤，有假，最多7400亿斤，把7400亿斤当底数，其余1600亿斤当作谎报。人民是骗不了的，敌人看了好笑。不要把别人的猪说成自己的，不要把300斤麦子报成400斤。亩产万斤这股风是《人民日报》刮起来的。。。。要冷静，这次会议之后，亩产广告要逐渐减少，今年底或明年初要绝迹。否则，《人民日报》就会变成（国民党）《中央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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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除了苍白无力的替那三年辩护，老生常谈，还是在说“成绩是主要的”、“我们没有经验”，其余就谈了一个问题，“民主”。毛说，“在我们这次会议中间，有一个省，会本来是开得生动活泼的，省委书记到那里一坐，鸦雀无声，大家不讲话了。。。。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没有高度的民主，。。。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毛泽东讲了一辈子辩证法，基本的道理是很精通的。辩证法就是说，“事物总要走向它的反面”。《老子》云，功成、名遂、身退。所以毛泽东最早提出“退居二线”，是在1953年。这也许不是什么“高风亮节”，这是辩证法，是出于一种对成功的“恐惧”。。高者必堕，人在顶峰的时候，再向前一步就可能有危险，甚至会摔下悬崖。。。穆巴拉克，卡扎菲，萨达姆，不都是这么完蛋的么？不知进退，不知道适可而止。包括斯大林、邓小平在内。斯大林死于1953年，二战的胜利曾把斯大林推向荣誉的顶峰，紧接着就是朝鲜战争中被全世界看透，斯大林是个胆怯的人。苏联准备好了代表团想参与停战谈判，被美国拒绝，说不跟胆小鬼谈。斯大林应该就是死于自尊的崩溃。美国人明着说斯大林“胆小”，中国人嘴上不说，心里也未必不这么想。所以斯大林死了。还有什么脸活下去？冷战时期美国瞧不起苏联，并不全因西方的优越感以及种族歧视。一个朝鲜战争，一个古巴危机，胆怯仿佛成了苏联的传统。你怎么让别人瞧得起？还什么“战斗民族”？。。邓小平呢？八平方以前在世界政坛很有威望，别看那时候中国穷，世界政治圈子里，邓小平个人的地位是最高的，围着一群诸如德国施密特之流的崇拜者，戈尔巴乔夫甚至称邓为“长辈”。结果邓不也因为八平方丢了大脸，再不好意思开门见客了。。高者必堕，这也是一条铁律。。

　　所以毛泽东对于“高者必堕”的恐惧，促使毛在1953年就想着“身退”，这不仅仅是毛个人安危荣辱的问题，这也关系到党和国家。1953年3月，斯大林死，毛泽东对叶子龙说，“斯大林太累了，高处不胜寒啊。我也不想当主席了。”1953年12月，毛泽东就提出中央领导层分一线、二线。毛泽东处于第二线，其他政治局常委处于第一线，刘少奇和邓小平则是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主要领导人。至1956年9月八大期间，毛泽东对外国人说，“我老了，不能唱主角了，只能跑龙套。你们看，这次党代表大会上我就是跑龙套，而唱戏的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1966年10月24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汇报会议上的讲话》说，“为什么分一、二线呢？一是身体不好，二是苏联的教训。马林科夫不成熟，斯大林死前没有当权，每次会议都敬酒，吹吹捧捧。我想在我没死之前，树立他们（刘邓）的威信”。但是“没有想到反面”。陶铸插话说“大权旁落”。毛说“这是我故意大权旁落”。毛又说，“遵义会议后，党内比较集中，三八年六中全会后，项英、彭德怀搞独立王国（皖南事变、百团大战）。那些事情都不打招呼。七大后中央没有几个人，。。。还比较集中。进城后就分散了，各搞一摊，特别分一线二线就更分散了。。。刘邓二人是搞公开的（独立王国），不是秘密的，与彭真不同。。。”

　　1949年，毛泽东进北京后，没有去过一次故宫，仅有两三次在故宫城墙上走了几步，毛就是不进故宫的门。很多人对此有各种各样的猜测。其实这其中的原因很简单，别人都可以去，毛泽东则不愿意以胜利者的姿态，去列祖列宗面前显摆。毛这是在表示对祖先的尊重和敬畏。这是传统的儒家修养。这件小事，也说明毛泽东谨慎到了什么程度。。。对于一个清醒的人来说，比如曾国藩，位置越高，荣誉越高，他就会越恐惧，越谨慎，对清醒的人来说，这几乎是一种直觉和条件反射。。。毛泽东以民主起家，建国后又对成功有所恐惧，这个时候毛泽东则是以“退”为主导思想，所以以至于在有些时候，毛泽东民主的甚至近乎懦弱。就象毛在七千人大会上说的，“拿中央常委或者政治局来说，常常有这样的事情，我讲的话，不管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只要大家不赞成，我就得服从他们的意见，因为他们是多数。。。”毛的这个姿态，不仅造成了一线的刘邓等人搞独立王国，阳奉阴违，对毛视而不见，把毛的话当耳边风，如毛说，“一九五九年四月，我在北京召集中央常委和在京参加人代会的一些同志谈了一下，就给六级干部写了那六条。那六条等于放屁！。。。”。而且毛“没有想到反面”，就是说毛会被架空，成为整个党的对立面。

　　老虎不发威，你当老子病猫呢。刘少奇等之所以在七千人大会以后愈发强势，以至于公然出现反毛言论，是由于全党因为大跃进的这个责任问题，已经十分紧密的团结在刘邓旗下，这是一个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有史以来最大的、联系最紧密的利益集团。你毛泽东能奈我何？打倒自己亲手缔造的整个统治集团，这是古今中外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事。难道你要毁掉国家吗？难道你要打倒自己历尽千难万险亲手建立的政权？。。。刘邓们有恃无恐。。。毛泽东则似乎败局已定。。。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