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人文主义谈话录 -- 万年看客

谢谢大家的掌声。我是剑桥大学学生会的终身会员。1958年我来到剑桥之后立刻就加入了学生会，花了我八英镑（笑声）。不过从那以后我并没有特别积极地参与学生会的辩论，因为我的精力主要被剑桥大学的表演活动占据了，于是就将辩论抛在了一边。

就像你们一样，我在很多事情上也有我自己的看法。我是个素食者，是个和平主义者，通常投票支持工党，不喜欢政府（笑声），觉得大学学费太高，还喜欢在湖区散步。不过我一般不会谈论这些看法，因为我在这些方面的看法并不比其他人更加重要。不过我的确可以在两大方面自诩为专家，并且自认为有权利发表看法。其一是表演。到今年为止我已经当了五十年演员了。其二是男同性恋，我觉得我自从有生以来一直都是男同性恋。因此我在这两方面都算是有些资历（笑声）。这两方面我都想谈一下。我说完了以后你们要是还想提问或者辩论的话，我希望我们可以一起消磨掉这个快乐的夜晚。

我从小在兰开斯特郡南部的工业区长大，当时二战刚刚结束。我居住的城镇就是后来的博尔顿，当时镇子上足有三家专业剧院。这种事在今天简直难以置信。其中有两座是由传奇的英国地方剧院建筑师弗兰克.马切姆（FrankMatcham）设计的。在其中一家剧院里的剧团每周都会上演不同的剧目，整整坚持了二十七年。剧院会在每周一晚上开门演一场戏；周二早上为下一场戏搭建布景，当天晚上演两场当前的剧目；周三排练并且上演第二场戏；周四上演第三场戏，周五全部演完。周六休息一天，因为三出戏全都演完了。周日排练，熟悉下周一演出的台词。他们把这套规程足足重复了二十七年，换句话说他们的一切表演全都难看得要死（笑声）。观众们根本不是去看戏的，而是去欣赏演员们如何在台上苦苦挣扎。另一家剧院主打芭蕾舞、歌剧以及哑剧巡回表演。第三家剧院名叫格雷姆剧院，也是我的最爱，因为这里主打综艺表演，每周节目都不一样，有时还能请来真正的名人。歌手、舞蹈家、谐星、杂技演员、驯兽师与柔术师轮番上阵，偶尔还会有脱衣舞女上台卖肉。

我父亲认识剧院经理，因此我经常来到后台玩耍。正是这段经历牢牢地吸引住了我。当时还只有十三四岁的我在后台接触到了许多专业艺人。当时我就在想，他们的实际生活实在苦不堪言，整天要在北部城镇之间辗转往返，每晚演出两场，生活条件恶劣，估计工资也不会太高，更衣室里脏乱不堪。但是只要跨过幕后与台前的分界，来到灯光之下与观众面前，他们就能为观众带来欢乐，哪怕他们自己的实际生活并没有多少值得欢乐的内容。走出黑暗迈向灯光的过程简直就像魔法一样，而我真的很想探求这种魔法的奥秘。因此我才成为了演员，因为这种魔法只能在剧院里面出现：素不相识的陌生人聚集在黑暗当中聆听同一个故事，而演员则成为了掌控环境的主宰。对于一位中学生来说这一切实在太有诱惑力了。

我在学校里参加了很多演出活动，但是从没想过成为专业演员，因为我知道自己不够出色，而且我也见识过了当时所有伟大演员的表演，主要通过巡回演出，因为当时我极少有机会来到伦敦。后来我来到剑桥大学并且加入了ADC剧团，与其他像我一样痴迷于剧场艺术的人们一起排演了二十一部剧作。他们当中有很多人都决定要成为职业人士，例如后来成为了国家大剧院总导演的特里弗.努恩（Trevor Nunn）；还有科仁.雷德格里夫（Corin Redgrave），他的父亲是伟大的迈克.雷德格里夫（Michael Redgrave），他还曾经向我引荐过他的妹妹瓦妮莎.雷德克里夫（Vanessa Redgrave）；德里克.雅各比当年真是帅得……（叹气，笑声）满头蓬松的红发，穿着紧绷绷的裤子，总是站得笔直。当时我曾经疯狂地爱慕他（笑声）。后来他向我坦白说，当年他也很喜欢我，只不过我们谁也没有主动迈出第一步。如今他在媒体面前矢口否认这一点。实在太不公平了（笑声）。

我在这个时期的性生活没什么可说的，表演才是当时的主线。当我意识到上述这些人都要加入剧院行业之后，我觉得自己也不能置身事外。我没有加入戏剧学院，而是加入了一家当地的戏剧公司。这里的公司很像是我在博尔顿接触过的地方剧院，不过他们每排练两周才表演一场，而不是每周都要排练与表演，因此他们的演出质量至少要好上一倍。我就这样成为了一名表演艺术的学徒，接受了整整三年的锻炼，然后我就一直演了下去。我能走到今天的一个重要因素自然是运气。表演行业归根结底就是看运气，或者说身为演员能否成功主要是看运气。我认为你无法创造运气、制造运气或者提前预知运气的到来，但是你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做好迎接运气的准备。时刻准备，不断提升自己，从而抓住那个突如其来的时刻。一夜成名的背后永远是海量的准备工作。当时我一直在伦敦以外的地方剧院里进行准备。后来一位剑桥当地的朋友将我引荐给了牛津制片人迈克.哥顿，这样我才第一次参与了伦敦西区的演出。

我来到圣凯瑟琳与我的艺术总监会面。他是个咋咋呼呼的盎格鲁-爱尔兰混血，胸前挂着司令勋章。他问道：“你是演员？”“是的，我在学校里演过一点。”“哦，学校是吧？你演什么？”“《亨利五世》。”他显然觉得非常无聊，居然要面试一位语法学校出身、操着一口浓厚北方口音的门外汉（笑声），在他看来剑桥大学根本就不该接收我。不过看在校长推荐信的份上，他还是说道：“给我来段演讲吧。”于是我站到椅子上来了一段“再接再厉，向缺口冲去吧！”然后他就为我安排了一场首演。不过后来因为我不够努力，他又把首演取消了（笑声）。他对我说，“你可不要学习彼得，彼得就不够努力。”哪个彼得？哦，他说的是（Peter Hall），当时正在斯特拉福张罗皇家莎士比亚剧团的筹建工作。后来他转而从国家大剧院创始人劳伦斯.奥利弗手中接管了剧院。他的上台预示着专业导演即将掌权，身兼经理人的演员们已经走到了末路。

彼得.霍尔在剑桥大学读过英语专业。后来理查德.艾尔（Richard Eyre）接任了他在国家大剧院的主管工作，此人同样曾经在剑桥大学研读英语专业。理查德走后特里弗.努恩走马上任，他也曾经在剑桥大学研读英语专业（笑声）。他之后是尼可拉斯.海特纳（Nicholas Hytner），情况也是一样。实际上这么多年来国家大剧院的主管一直都是同一个人（笑声），不过换了名字而已。我有幸认识他们每一个人。“你们可以放心信任我，我把莎士比亚都研究透了，我知道每一句台词的起承转合，我能将五步抑扬格的诗作倒背如流。”所以并不能说国家大剧院被牛剑大学的黑手党把持住了（笑声），但是看上去的确很像这么回事。我想其他领域也有类似的现象，好比说我们的议会下院里也装满了伊顿公学的校友，不过这个问题在这里我们就不细说了（笑声）。

在我打入剧院世界的同时，我也明确意识到了自己的性取向。我的朋友们开始对姑娘产生兴趣，并且偷偷传阅袒胸露乳的地摊画册（笑声）。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也会谈到假如把妹成功的话下一步该干啥（笑声）。我们当时只是一群十三四岁的毛头小子而已。那时候我一直觉得摸不着头脑，因为我的兴趣更偏向男生而不是女生。这种事很难说出口，我也一直没告诉别人。我在学校里很清楚我与别人不一样，但是却说不清楚究竟怎么不一样。“同性恋”（gay）这个词当时还没有发明出来呢。当时我们根本无法用任何词汇来形容自己，更不用说培养自我认同了。我们只能依靠别人的看法来获取认同。我们都是“怪人”（queer）。“怪人”，多么糟糕的字眼啊：你格格不入，你有毛病，你与别人不是一路人。就连这个词也很少得到使用。在我的成长过程当中，人们根本不会谈论同性恋问题。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当时我最好的朋友戴维.哈克比也是同性恋。现在他是剑桥的教育学教授，刚才我们还寒暄了一阵。当时我们在学校里整天勾肩搭背，一起去观看音乐剧，还一起在健身房里练习高抬腿（笑声）。但是我们从没谈论过性问题，从没讨论过我们究竟是什么人，也从没想过我们可能是同性恋。

关键在于，我们其实不敢开口。学校里根本不会教授性知识，就连一个字都不会提起。我在中学期间仅仅接受过一次性教育。毕业前夕，校长将连我在内的十二个男生叫到办公室里，语重心长地叮嘱道：“先生们，等你们走出校园之后，很可能会遇到某一类女性，千万要小心啊。”（笑声）直到今天我依然还在等待着遇到一位这样的女性（笑声），兴许今晚她也在场呢（笑声）。当时我觉得他可能打算谈论性问题，但是实在无法开门见山，因为就连“避孕套”在当时都是下三路的脏字。

如果我想谈论我自己，谈论我究竟是怎么回事，我究竟应该怎么办，我究竟是什么人，当时根本没有机会。在家里肯定不能谈，在主日学校里也肯定不能谈，学校图书馆里并没有相关书籍，家喻户晓的名人当中并没有“怪人”，有数的几个著名“怪人”都已经去世了。在政界、商界与演艺界都没有这样的人。如今我们知道当年的名人当中也有同性恋，只不过他们不敢公开宣布自己是同性恋。我的两位偶像约翰.吉尔古德与诺尔.考沃德都是同性恋。科仁的父亲也是同性恋。亚历克.吉尼斯也是同性恋。但是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一切。这种成长方式实在太糟糕了。

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当时同性恋犯法。法律不允许同性恋的存在。法律不允许同性恋做爱。我有好几位熟人都因此吃过苦头。例如率先将《恋马狂》与《皇家太阳猎队》搬上舞台的约翰.德克斯特（John Dexter）就因为做爱而进了监狱。目前还有37个非洲国家裁定同性恋违法。下周我要去印度，有人告诫我要谨言慎行，因为印度法律也不认可同性恋。印度如今一共有十五亿人，有多少同性恋男女正在触犯法律呢？意识到自己正在犯法之后，就算做爱也没有快感。直到二十八岁那年，我一直都是这样活过来的。

我成为演员的动机之一就是在剧院里可以遇到很多其他的同性恋（笑声）。在排演剧目的时候，演员必须毫无保留地敞开自己，将内心深处未曾意识到、平时极少谈论或者不想让别人直到的情感挖掘出来，因为你想要成为哈姆雷特就必须甩开这些包袱。只有在尊重你、理解你并且喜爱你的人们当中你才能放心大胆地敞开自己。因此我们在剧场里全都称呼彼此“亲爱的”。我们也的确将彼此当做亲人，否则排练根本进行不下去。在这样的环境里，与众不同也没什么不好。长得胖没什么不好，身为犹太人没什么不好，身为同性恋简直好极了。在这个时期我结交了第一位长期男友，他是我的博尔顿同乡，职业是诺丁山某学校的英语教师。我们生活的很幸福，每天公开地出双入对，当然还不敢手拉手。我的朋友圈里既有同性恋也有异性恋，我的上级、同事与下级都知道我是同性恋。我觉得这件事实在不值得谈论，因此我也一直没有开口。我没有主动投身于同性恋权益运动，因为我并没觉得我的处境有什么不对。我这样说可能听上去很自私，但是当时我只知道享受生活与发展事业，并没有意识到我其实忽视了自身与世界之间的联系。

我直到49岁那年才正式出柜。出“柜”究竟是什么意思呢？等于说不敢承认自己性取向的人一直生活在壁橱里面，身边堆满了早已被人忘却的陈年杂物，挂满了蛛网，甚至还藏匿着一两具骨骸。出柜则意味着一把推开壁橱门扇跳出来。当然出柜并不仅仅止步于要在自家门前升起一面大旗，上书“伊恩.麦克莱恩是同性恋”，仅仅做到这一步并不够。直到全世界的人们、或者说全世界你在乎的人们都知道了你是同性恋，出柜才算完成。出柜是一段通向这个目标的旅程。

与其他人相比，我还额外多走了一段路。因为我不仅要向身边人坦白，还要向媒体坦白。接受参访的时候经常有人问我有没有女朋友，什么时候结婚，要不要孩子等等问题，而我则一直闪烁其词。但是必须公开表态的时刻最终还是来到了。在撒切尔执政时期，政府推出了一份非常难缠的《28号法案》。你们可能没听说过这份法案，但是假如你接受过国立学校的教育，那就肯定遭受过这项法案的影响。法案的核心在于中央集权政府试图剥夺地方当局管理国立学校的权力，尤其是想要扭转在教室里正面评价乃至于“促进”同性恋的教学内容，因为政府认为这些内容会促使孩子们成为同性恋，或者像同性恋一样思考，或者无法理解同性恋家庭只不过是“假装”的家庭。在政府看来，在课堂上决不能正面评价同性恋，这样一来学生们就会认同政府的观点，即同性恋是二等公民。我反对这项法案，并且参与了广播电台的公开辩论。在辩论过程当中，我承认了自己是同性恋。

在节目播出之前，我抓紧时间完成了出柜的另一部分，即向家人坦白。我当时已经49岁了，可是从来没有跟他们谈过这个问题。我12岁那年我母亲就因为乳腺癌去世了，我24岁那年我父亲也因为车祸去世了。我平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向他们坦白。我从来没有给予我的家人真正了解我的机会。他们两个都是良善的福音派基督徒，我相信他们一定会热情地接纳我，可惜我永远都不会知道了。不过尽管我已经49岁了，总归还可以向我的继母与姐姐坦白。于是我开车来到湖区，拜访了我那位已经八十岁高龄的继母。还没进门的时候我就已经很紧张了。我要怎么向她开口呢？怎样才能将话头挑起来呢？毕竟我回避这个话题已经太久了。最后我决定带着她去湖畔观光。我坐在车里汗流浃背，只得摇下了车窗。

“格莱德丝，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宣布。”

“什么事啊？”

“我最近去了一趟旧金山。”

“我已经收到你的明信片了，谢谢你。”

“我在旧金山遇到了亚米斯德.莫平，他是个特别有才的作家。”

“是啊，是啊。”

“他是同性恋。”

“是啊，是啊。”

“我在旧金山还遇到了好多其他同性恋呢。”

“是啊，是啊。”

我就这样拉拉杂杂地扯了很久。我都已经49岁了啊（笑声），可是却不能直截了当地告诉我那位八十岁的继母我是同性恋。最后我终于鼓足勇气说道：“其实我说了这么多，就是想要告诉你我是同性恋。”她答道：“伊安，我还以为你想说什么大事呢。我三十年前就知道你是同性恋了。”（笑声）我们整整浪费了三十年的人生，生活在相互隔膜当中。感谢上帝我们终于把话说开了。同性恋并不会破坏家庭，而是能让全家人团结一心。接下来的二十年里我与我的继母一直是最好的朋友。

书归正传，当时她问我：“你打算跟你姐姐坦白吗？”我姐姐吉恩比我大五岁，我八岁那年就是她带着我平生第一次观看了《麦克白》与《第十二夜》的演出。吉恩说：“没事，我有好几个同性恋朋友呢。不过你打不打算告诉达西姨妈？”（笑声）我家里的每一个人都在担心其他人不会接受我。达西姨妈也接受的很快，可是她又说道：“你不会告诉你侄子斯蒂芬是吧？”于是我又去找斯蒂芬。他说：“没事的叔叔，不过幸亏你没有在两年之前我还没毕业的时候告诉我。我叔叔如果是公开的同性恋，学校里的同学们恐怕会很有想法的。”看起来同性恋并不是问题，其他人的看法与反应才是问题。

当我忙完了这一圈之后，当我彻底出柜之后，我就来到了真实世界。我的肩头卸下了一副重担，我终于可以昂首挺胸地做自己了。作为演员来说，还有什么天赋比自信更重要呢？实际上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这样的。我的朋友全都认为我的演技一夜之间就得到了显著提高。因为现在我终于可以接触真情实感了，已经用不着时刻作伪了。表演的本质绝不是伪装，绝不是佩戴假面具，而是彰显自己与表达事实。我死后并不介意在墓碑上留下这样的字句：“甘道夫在此长眠，他出柜了。”（笑声、掌声）

我的同龄人当中可是有很多人还没有出柜呢。比方说好莱坞就几乎见不到公开同性恋取向的演员。为什么？因为他们担心观众的反应。他们的经纪人——这些人也未必就不是同性恋——向他们提出了很糟糕的建议，让他们相信这个世界理应维持现在的样子。为什么英国职业足球运动员当中也找不到一个公开的同性恋呢？足球球员全都是雄赳赳气昂昂一柱擎天的壮汉（笑声），可是就连他们也不敢承认自己是同性恋，因为球队经理认为球迷们接受不了。以前黑人球员恐怕也遭受过同样的待遇。有一位威尔士的英式橄榄球运动员加利斯.托马斯的确出柜了。此人身高六英尺半，宛如铜浇铁铸一般。我参加了他的出柜庆祝派对，他高兴地吼道：“伊安，我这辈子就没干过这么爽的事情！”（笑声）我说：“我知道，的确是这样。不过能比代表威尔士夺得球赛冠军更爽吗？”“可不是！”

我最近经常在中学进行演讲，遇到了好几位十二三岁就出柜的孩子。这个世界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我实在不能理解为什么我的某些同龄人们依然过不了这一关。我曾经这样告诫这些同性恋孩子们的异性恋朋友，“假如有人向你们出柜，一定要跟他握手，给他一个拥抱，并且说一声‘谢谢’。因为他把最宝贵的礼物送给了你。能够得到如此坦诚的对待是极其光荣的。”假如一切顺利的话，这恐怕是身为同性恋唯一一点稍微优于异性恋的地方。因为对于异性恋来说，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交个男朋友或者女朋友，戴上订婚戒指，拍一张合影，根本不用付出额外的努力。

我还告诫这些孩子们说话要注意，因为如今gay这个词已经不仅仅指代同性恋了，还是一个表示“愚蠢”与“故障”的形容词。我说：“你们当真觉得同性恋是出了故障的人吗？”坏语言会引发坏行为。听上去无伤大雅的词语可以引起更残忍的措辞。

去年十月在伦敦特拉法尔加广场就发生了这样的事。一位53岁的长期失业男子刚刚得到了一份工作，与男友一起上街庆祝。当时是晚上十一点，街头人流依旧熙熙攘攘。他们撞上了两女一男三个青少年。这三个人开始辱骂他们，说了很多关于同性恋的坏话，然后对他们推推搡搡，再然后一个孩子用膝盖撞倒着这名53岁的受害者。一名女生冲着他的头部就是一脚，然后又是一脚，接下来她踩死了他。因为她不喜欢同性恋。因为受害人出了故障。对待这种人不就应该这样吗？这里可是我国的首都啊，街上可是有很多人啊。旧日的偏见很难死去，就像本案的受害人同样挣扎了很久才咽气一样。

今天的伊朗依然会吊死同性恋。去年在伊朗就有两名十六岁的少年遭受了公开处刑，用钢丝将他们吊死在了起重机的吊臂上。行刑过程还上了电视。那里的世界离我太远了，我很庆幸自己能生活在这个美好的国家，但是外部的世界依然会引起我的关注。我们都应当警醒，如今的局面并不是理所当然的，既可以改善，也可能恶化。

请随便提问吧，我会一一回答的。（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