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河里有多少人敢吃转基因三文鱼？ -- 真理

第六十九条　生产经营转基因食品应当按照规定显著标示。

第一百二十五条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直至吊销许可证：

　　（一）生产经营被包装材料、容器、运输工具等污染的食品、食品添加剂；

　　（二）生产经营无标签的预包装食品、食品添加剂或者标签、说明书不符合本法规定的食品、食品添加剂；

　　（三）生产经营转基因食品未按规定进行标示；

　第一百五十一条　转基因食品和食盐的食品安全管理，本法未作规定的，适用其他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转基因知情权的边界与成本

　　姜韬表示，知情权存在边界。比如，转基因技术的专利策略就不在知情权的范畴内。此外，社会还要为之付出成本代价。这其中包括经济成本等一系列社会成本。

　　就经济成本而言，在食物生产链中，生产者必须记录生产的每一步，不仅要回溯到农民的种植阶段，更要追溯到种子提供者。如果要求标示，在生产、运输、储存、加工等各个环节都要区分转基因和非转基因品种，这就凭空增加成本。

　　据基因农业网报道，一项加拿大的研究表明，标示转基因成分将提高加工食品零售价格至少9%~10%，以及生产商成本的35%~41%。这是因为其中的转基因检测成本巨大，而阴性检测的成本更高（因为要做多项排除）。最终这些成本将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除此之外，还包括检测体系运行的成本。姜韬说，从目前来看，官方机构不具备普遍检测能力，如果重新建立相应网络，则需要人才、仪器等软硬件配合。由于中国不具备生产相应高端生物学仪器的能力，所以中国还需要从欧美国家进口仪器。

　　今年6月，深圳检验检疫局正式获批筹建“国家植物转基因检测重点实验室（深圳）”。该实验室预计两年内完成建设，建成后将成为华南地区唯一一家专门从事植物转基因检测的国家级重点实验室，为深圳乃至全国进出口植物及其产品的转基因检测提供稳定可靠的技术支持。

　　姜韬说，目前这一网络并不健全。如果每个城市都建这样一个实验室，费用难以想象——一个实验室就耗资千万元以上，每年的维持费用则是几十万元至近百万元，还需要高级操作人员，而人才也不够用。

　　姜韬表示，知情权分为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前者处理的是，公民跟政府之间的关系，这包括政府审批制度、对转基因食品进行严格监管的法律法规、科学研究有无在必要的透明和监督之下进行等，这些以政府信息公开的形式进行保障，跟产品标示与否无关。而经济权利则主要是消费者跟商家之间的关系。标示问题只应该是这一层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