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我的超越梦想1 -- mingxiaot

当兵虽艰苦，但很有意义

当兵虽很艰苦，但意义不同。当老百姓吃苦为的是自己求生存，或者把自己的生活质量提高一步。当兵吃苦则和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世界上没有一个不能吃苦的军队能够打胜仗的。红军能取得长征的胜利，官兵们吃了多少人间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啊！当兵平时训练多吃一点苦，就是为战时少流一点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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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到东北，战胜寒冷气候，就是摆在四川籍新兵面前一项重要课题。我从温暖的四川入伍初到东北，感到真的到了另外一个世界。记得新兵刚分到老部队，于3月中旬部队开赴吉林省海龙县为磨盘山水库修建配套引水渠，三月的东北，仍是冰动三尺，大地坚如磐石，第一天我们一个班用镐头在不到10平米的冻土地上刨地不止，大家用尽了全部力气，才向下创开大约20公分厚的冻土，天啊！这是什么鬼地方，黑色的冻土比四川的沙石还要硬。东北籍老兵吓唬我们四川籍新兵说“到了冬天撒尿需要带根棍子，赤手握枪会撕下你的手皮。”果然到了冬天，前者未必，后者亦然。一年长达6个多月的严冬，最冷时达摄氏零下30多度，我的老乡在北大荒打猎一个被冻死，一个把脚趾头冻伤，到医院把双脚十个趾头全锯掉了，成为终身残废。当时，因国家很困难，军装也发得很少，而且是棉质的很不结实，冬天发一套棉衣，但里面没有内衣裤，在野外雪地里训练时若遇见刮风，雪花和冰块总往裤洞里钻，像刺骨一样寒冷。冬季也发两双布做的袜子，新袜子穿不到半月就破了，常常白天训练，晚上补袜子。当年，我们所有官兵都练就了一手用针补衣袜的硬功夫。雷锋同志的袜子补了再补，就是当年的真实写照。这一切，在开始真觉得天气太冷，军衣单薄，日子难过。但后来习惯了也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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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到东北时生活也不习惯，我们四川籍新兵主要是吃大米长大的。在四川高梁是用来烤酒和做猪饲料的，从来就未听说过高梁米能做饭吃。但在当时东北部队军粮供应一半是高梁米。由于天气冷，冬天几乎没有新鲜蔬菜吃，只能在菜窖里才能藏存一点白菜、罗卜，所以上顿是高梁米白菜汤，下一顿还是高粱米萝卜片总是老样不变。到了夏秋季东北的气候真不错，但有一种像小鸟的小蚊子和成群的大黑花蚊子多得很，尤其在草原、森林野外作业和劳动时，真叫人烦。走路需手握一把草以驱赶蚊子；拉屎先烧一把火，以免蚊子咬屁股；夜里小便，连一泡尿还未撒完，蚊子已叮满了双腿，用双手往下一抹就是一堆。如果没有防蚊子设备，人真可叫蚊子咬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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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从1955年实行正规化建设后，不准自己种菜、养猪，全靠吃军粮。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国家经济困难，官兵生活受尽了苦。每人每天由国家供应1.5斤粮食，粗细各半，为了爱国官兵们每天志愿节约一两粮献给国家，沈阳军区又号召全体官兵每人每天再节约一两。这样，一个大小伙子每天吃到嘴里的粮食只有1.3斤，在没有任何副食供应的情况下，何以填饱官兵们的肚子？训练和国防施工重体力劳动时，前两节课体力充足，后两节课时总是大汗淋漓，四肢无力，肚子里咕噜乱叫，这就是挨饿的滋味。为了这很少的饭能吃得公平，连里天天派值班副班长到伙房帮厨，监督按标准下米，开饭时用秤按人头分配熟饭，连锅皮也得平均分到各班。机枪班尽是大个子，平均分饭实在是不够吃，连党支部专门开会决定为机枪手多分二两饭。1960年冬，我国老百姓挨饿特别严重之时，苏联修正主义逼我国还清抗美援朝战争中苏联提供武器的所谓欠款。这时，毛主席号召全国人民勒紧裤带，他老人家表示三年不吃肉，也要还清苏联的债。周总理号召发扬自力更生精神大搞代食品运动。部队也积极响应。谁知道什么是代食品，怎样搞代食品呢？在全国来说，当时所搞的代食品多种多样，就我亲自搞的代食品只有一种。具体讲依据东北冬天白雪覆盖的情形，就是将部队以连为单位分散开往农村，到村庄附近老百姓打完场的场园里检玉米皮（靠近玉米的几张白色内皮），用水洗净，加水，加食用碱，用火将其煮烂，待出锅温热之时，用手像洗衣服一样搓柔，然后用豆腐布过滤，数小时后取缸底沉淀之物，这就是代食品。将此物按20%的比例掺入白面或玉米粉中做成窝窝头，可当口粮充饥，但大便较困难，不宜多吃、长吃。

为战胜困难，减轻国家负担，使官兵肚子少挨点饿，1961年春，军委发出指示，允许全军各部队自己养猪、种菜，还可以用5%的兵力开荒生产补充给养。这时，我所在的38军113师338团3营于这年春天奉命开赴北大荒鹤岗市宝泉岭国营农场以南梧桐河畔开荒生产，住的曾是劳改队废弃的牛棚，我们一肩扛枪，一手握镐进行人工垦荒，当年产粮食80多万斤。冬天，不怕摄氏30多度严寒，开进小兴安岭伐木，在没有过冬帐篷的情况下，自己动手建造半地窝式土垒地堡解决了可御寒的住处，每天用歪把锯在雪地里伐木不止，将所伐原木出卖后的收入购回数十台拖拉机。从1962年以后，便以机械化作业为主进行大面积开荒生产，年产粮300多万斤，以补充全师官兵口粮，战斗力有所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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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全军军事大比武，在东北军区战斗力最强的38军，当然是大比武的先锋。大比武比出来的尖子成绩来源于对三大技术刻苦训练的结果。练射击打得准主要是练耐力。卧式射击训练中，冬天不怕天寒地冻大练“三九”，常卧于冰雪之上；夏天不怕烈日炎炎大练“三伏”，掌卧于像蒸笼一样的热土上。两只胳膊肘开始被磨得红肿，接着磨出鲜血，后来磨出一层厚厚的茧子。在立势和跪势射击训练中，常常在枪管上加挂砖头以增强臂力。正课时间不时足，争取多用点业余时间和夜间休息时间进行苦练。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不仅在一、二、三练习射击比武中打了优秀，还经过考核评为神枪手。练投手榴弹以远、准取胜。胳膊肘练红肿了用热毛巾敷一敷继续练习，比武成绩50米以上（教程规定30米及格，35米良好，40米优秀），像一棵弧形的小炮弹准确地飞向敌人阵地。练刺杀以威猛取胜。比武时，要求单兵姿势态勇猛，出枪有力、杀声轰耳，像小老虎一样冲向敌阵；集体比武时，要求动作整齐划一。俗话说，要想技术精，铁杵磨成针。大比武比出来的尖子成绩就来自这样平时持久地苦练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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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实践需要，要使部队能走、会打、会生活。比如1964年冬，全团举行三天三夜三百里军事野营拉练。从吉林省海龙县山城镇部队营房驻地出发，经柳河县境，奔通化市方向长途行军，官兵们全副武装，每人自带半个基数的真枪实弹和三天米粮负重38斤。每天黄昏出发，拂晓而住，每夜行军100里，中途还要演练遭遇敌人抢占山头的战术动作。就这样连续三天三夜三百里，要保证部队走得好不掉队；冲得上打得好不发生事故；吃得上饭有水喝。当时，我任连队指导员，在行军中同战士一样负重，在编制上虽为连长、指导员配有两名挑夫为我们挑背包，因我当时年轻身体好，我主动不用挑夫自背背包，为了鼓舞士气活跃部队，一路走还要一路作宣传鼓动工作，帮助体弱、脚打水泡的战士扛枪。到了宿营地战士们吃饭后就休息了，而我和连长还要及时的清查人员武器情况，看地形、派出岗哨，向上级写好宿营报告并派通信员送到营部所在地，值班轮流查铺查哨等，因此在拉练中的连队基层干部要比战士更累，更辛苦，责任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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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加强战备，在我国东北重要战略方向的大山中修建永久性国防坑道。我于1960年和1963年两次执行国防施工任务。第一次用铁锤钢钎打孔加炸药爆破等手工作业方式进行施工，一日三个班，（24）小时放一排炮可掘进80公分左右，很累，进度也很缓慢。第二次则用空压机风钻打孔，用半机械化作业方式，比第一次进步快多了。当时，我任作业班长，每班8小时放一排炮，进度达1米左右。执行国防施工任务是非常艰苦和危险的，就像修铁路开凿隧道的工人一样，在整天见不到天日的山洞里与岩石搏斗，只要上班，全身汗水和石头面像米粉一样沾满全身。由于没有排空设备，尽管带上双层口罩，但石头面仍然不断随着呼吸气往嘴里、鼻子里钻。后来有不少人得了矽肺病，我没有患过肺结核病，但我的双上肺至今仍存有许多阴影，可能就是当时吸进的小石面粉的遗留物。最大的危险是来自险石和哑炮，一时麻痹就会发生大事故。我们兄弟连队曾多次发生死人事故，有一次就牺牲了三个战士，真是教训深刻。有一次一排炮刚响过，我性子急，就立刻从洞口外进到300多米深的作业面仗量当班进度。我刚上作业面上方，就被梯恩梯炸药爆炸有毒气体熏倒了，当时感到严重地喘不过气来，我憋了一口气迅速往通道跑，刚到通道就昏倒在地不省人事了，是战士们及时赶到将我背出坑道，才脱离险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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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军从朝鲜停战陆续撤回祖国，驻防吉林通化市，我所在的113师，是1957年夏季撤回在吉林省海龙县山城镇建设营房的。当时国家很困难，国防费少，所建军营房非常简陋，几乎都是土坯干打垒式的。到60年代中期已是房顶漏雨、墙不挡御风寒，需要重新翻盖和大修。但又因国防费中没有这一大笔经费。1965年我连调往通化市为军部建造一座三层楼房招待所也是土法施工。为了减轻国家负担就自己动手翻盖营房，为准备木材，1966年秋113师奉命开赴大兴安岭加格达奇特区，位于苏联边界10公里处名曰“打火道”，就是沿着边界将森林割除200米宽一条火道，以防苏联森林之火燃烧到我国林区。同时，又伐取许多木材为翻盖营房之用，我连驻进一条新修专线铁路名为“三荣岗”车站往西一条新公路干线27公里处，在一条小河边搭起帐篷，这年冬天最冷时气温达摄氏零下53度，我们白天伐木不止，夜间用人工将木材装上汽车运出，官兵们不怕任何困难。未等此项任务完全结束，于1967年2月中旬奉军委之命令，38军战备移防到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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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上就更为艰苦，当战士时每月只发6元钱津贴费。我一般每月只花一元钱用于购买牙膏、肥皂、卫生纸、信封等，其余5元钱寄给母亲。后来当了上士副排长，每月发津贴18元，5年服役全部积蓄就是买了一块价值160元的苏联首都牌半钢手表。1962年8月在我们四川籍这批老战士中，我的老乡周以银同志第一个回乡探家。这时，我想给久别的母亲捎点吃的，可我跑遍了宝泉岭农场副食店，所有的货架上都是空空的，后来在一家餐馆门前买到二斤油炸炸玉米面丸子，请周捎回给母亲。家中的情况就更苦，三口之家只准养一只母鸡，周回部队时，母亲从万里之遥给我捎回10个熟鸡蛋，八月天气，经过6天路程，最后只捎到3个已经臭得难闻的鸡蛋了，虽然是臭鸡蛋，但我没有把它扔掉，用草木火将臭鸡蛋烧糊尝尝味道以收下母亲一片爱子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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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每一项具体任务都要付出艰苦才能取得扎实成效。记得在1967年秋天，正是“文革”武斗最严重时期，我从保定回四川探家，途中经历27天才到家。在这次探家中，团里干部股交给一项外调任务。组织上拟提一营营长陶德伦到团里来工作，可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干部每提升一级都要对家庭祖宗三代的历史调查一清二楚。在我去调查前，已派人调查两次，但结论都一致证明陶家是富农成份。富农属于专政对象，这样的家庭成份的干部，不但不能提升，还要被清除出部队。为了彻底搞清楚陶的家庭成份问题，组织上再派我和刘德宽同志一同前往调查，我们到了云山县，县里到区通公路，但从区里到乡不通公路，靠步行到了陶的家乡——当时叫通天公社，一听名字就知道是在大山的山顶上，而陶的家却在深沟里。我们山上山下挨家挨户进行走访，终于搞清楚了陶的家庭是佃耕中农成份。因为走访时所有人都证明陶家在解放前是租佃其舅舅家90挑田（约20亩地）耕种，他自己家并无田土。那么，为什么前两次调查都证明陶家是富农成份呢？原因是：陶在1959年入伍前给过婚，陶入伍后，在1962年她爱人和大队长×××通奸，并生一孩子，陶写信告了状，当地政府撤了大队长的职务，几年后×××又恢复了大队长的职务。我部第一次派往调查的人因山路难走，就在县里用电话让大队写一材料递到县上，因大队长×××对陶告状复仇，故意将陶家成份伪造成富农；第二次派去调查人，他们更简单，到县政府将第一次调查底稿抄一份，盖上章就拿回部队交了差。所以前两次调查结果相同。我们第三次去调查，不怕艰苦深入到当地最基层彻底查清楚了问题，得出了与前两次相反的正确结论。后来陶得到重用，当了副团长，师参谋长，军副参谋长，最后当了四川省军区少将副司令员。

一个人要干成任何一件事都要付出艰辛。当一个人经过长期艰苦环境的磨练，就能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在实践中我体会到：“困难是弹簧，你弱它就强”反之，“我强它就让”的道理，从此提高了抵御任何艰难困苦的免疫力，从这之后，它就化为钢铁般的意志，转化为财富和成功的基石。

2、不怕牺牲自我

人的生命是最可宝贵的，这是普天下的人们都知道的简单的道理。但真正做到不怕牺牲自我，实在是很难的。当兵为什么光荣，光荣就在于为了祖国的安全、人民的利益，必要时冲锋陷阵，勇敢地牺牲自己生命。这说来很容易，真正从思想上过好生死观那是很难很难的。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经过不断教育和严酷的思想斗争，反复多次解决，才能从胆小怕死中走向勇敢，最后成为一个自觉无畏的战士。我小时非常胆小，可以说有四怕：一怕鬼、二怕雷鸣、三怕狗咬、四怕看到别人杀猪自己身体就发颤。从一个胆小鬼，到勇敢地报名参军投入军旅，是经过初步思想斗争和自我牺牲准备的，但这还很不够，还有“逼上梁山”的成份。入伍后，经过一系列教育才逐步解决“当兵就是为了打仗”。“训练就是为了打仗”的思想。首先，部队对我的教育是《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司马迁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毛主席说：“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比泰山还要重的。”这从理论上懂得了怎样去死才有价值。第二，以英雄为榜样向英雄学习。首先印入我脑海中第一个英雄形象是宋代民族英雄——岳飞。1959年秋天，我所在步兵营里的独立无后座力炮排赴大连营城子海上靶场实弹射击，刚打完靶我就生病住进了大连陆军医院，病情稍好转就躺不住了，从图书室借第一本书是《岳飞传》，当我读到岳飞写的词“满江红”：“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抑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廉耻，犹未雪。臣于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使我深受感动。一个宋代名将，在他含恨而英勇就义之前，写出这样壮怀山河，脍炙人口，千古绝唱的好词，鼓舞和教育着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爱国志士。我乃新中国的青年，决心向民族英雄学习。后来又读到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佳句和当代烈士夏明翰在英勇就义前留下悲壮的五言绝句：“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的佳作，而我们就是革命的后来人，应当好好向先烈学习。再往后，像方志敏、杨靖宇、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等英雄形象在我的脑海里越积越多。1962年中印反击战中被誉为活着的黄继光式的战斗英雄陈代富到我们师作报告，师首长专门指定让我作代表参加英雄坐谈会，中午陪英雄一起吃饭，这些都对我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教育。第三、1960年冬，在全军开展的两忆三查（忆阶级苦，民族恨。查阶级立场，思想斗志，服役态度）。在典型开路阶段，雷锋同志到我部作典型忆苦报告，我亲眼见到雷锋同志，又听过他的苦大仇深的忆苦报告，使我深受教育。1963年春，毛主席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在开展学雷锋活动中注意以雷锋为榜样，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这一系列的教育，大大提高了我的阶级觉悟。从此我才真正懂得了“人为谁活着，为谁而死”，一个新中国的军人“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的道理。进而增加了“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的爱国责任感。这时，不仅清楚自己当兵是为了打仗，而且已经意识到自己是国家主人的一份子，更要刻苦训练，提高本领准备带兵去打仗，为祖国和世界和平而战。在我的军旅生涯时代，我国打了三次边界自卫小仗（1962年中印边界反击战，1969年中苏珍宝岛之战，1979年中越边界之战）都未能轮上我，但1961年后的几年中，蒋介石张牙舞爪，叫嚣要反攻大陆。1963年冬，我部奉命进入一级战备。团里卫生队医生为每个军人化验了血型，并填写在自己的军衔背面，以备负伤后抢救输血之用。按打仗要求，我们每个战士把自己随身携带剩余之物，用一块白布包装好，像寄邮包一们写上自己家里通信地址和收件人姓名，并存放在留守仓库内，如果一旦作战牺牲了，组织上将作为烈士遗物寄给亲人。这一切都是为了随时迎击蒋军反攻大陆。有诗为证：“海峡两岸战云稠，万里寒光欲角欧。临阵磨刀待将令，宵眠披甲把枪搂。”随时准备开赴前线与蒋军决一死战，这时在我的思想中一点也不害怕了。由于我军严阵以待，蒋介石龟儿子终于未敢发动反攻大陆之战。我想当时蒋军若真敢反攻大陆，我军士气如此高涨，我敢肯定地说蒋军一定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1964年当了指导员后，深感自己责任重大，此时，想得最多的不是自己的生死问题，而是和连长如何带这个英雄连队130多名官兵，在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下，为祖国打好第一个胜仗。政治指导员如何带领共产党员冲锋在前，为社国立下头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