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我的超越梦想1 -- mingxiaot

3、攻克文化关

人的一生要学习很多知识，如果没有文化这一重要工具作基础，学习政治军事和其他知识都是很难的。因此下定决心扫清我前进路上的拦路虎，闯过文化关。

我早有读书之志，记得在5岁时，父亲望子成龙心切，曾对我说：“孩子，从小就要努力读书识字，长大才会有出息啊！”父亲的期盼早已牢牢地刻在我的幼小心灵上，至今不忘。自幼读书很用功，早晨，一手牵放牛绳，一手拿书识字，晚上睡觉前还要复习一遍当日的课文，听我母亲说，有时说梦话还在背诵《三字经》。可惜，因我出生在旧社会，父亲早病，家境穷困，因为需要我劳动求生存，6—7岁上了两年私塾，8岁就被迫辍学了。恰逢解放前夕，想上正规学堂之梦已经化为泡影，从此就只有走上漫长的自学之路。我相信“小雨天天下，总会湿衣衫”的道理，因此白天劳动，晚上读书。自己无钱买书，就借书来抄。我还清楚地记得，在1953年冬天，从部队回来一位名叫刘臣观的复员军人，他利用离我村五里的《灵观音庙》小学堂校址，办起了农民识字夜校，这件事对我来说好象心中升起了一轮太阳，感到读书学文化有望了，我第一个报了名。母亲支持我上学，早早为我准备好了煤油灯和夜间走路照明用的火把。就这样，我坚持到1955年组建初级社时，成为村里唯一的“文人”，开始选我当了记工员，后来选我当了高级社会计。

1959年我应征入伍后，正赶上林彪上台当国防部长，把部队教育偏向一边，只搞“突出政治”，甩掉了文化学习内容。我想到部队学文化的希望又破灭了。人贵有志，当战士时，我每天除了训练操课外，业余时间用于自学文化，长期以来跟随在我身边的小挎包中总有“五件宝”。一、每天必读一篇小报沈阳军区班有《前进报》；二、自购一本《新华字典》，遇到不认识的字和拿不准的字立即请教；三、身上常带一支钢笔；四、随身总带着一本喜读的书和一册日记本。无论是训练、劳动、行军课间休息或出差等空闲的时间，我从不打扑克，更不会打麻将，只要有点时间就读一段书，这一习惯养成后被长期坚持下来，成为我生活的必需。有小诗为证：“包里溢书香，书痴阅读忙。无书知识短，书海味更长。”并做到：学什么就记什么，干什么就写什么，想起什么就记上一段日记，一直坚持很管用。几年后汉语文字基本都认识了，字也写得比较好了，连里办黑报我经常组织稿件。因为我在农村当过会计，会算帐，到部队后，连长、指导员发现我是一个人才，让我当了连部文书。不久，营里的书记被上级借调走了，营长、教导员又调我到营部任“代理书记”，半年后老书记返回营里，我又面临下连队，这时全营五个连队的连队、指导员争着要我。再次使我感到坚持自学很重要，有点文化是很有用处的。我回到连里当文书一年后，连党支部为全面锻炼我，提升我到排里任副排长。不久，全军从编制上取消副排长职位，我又下到班里当班长。不管职务是上还是下我始终如一地坚持自学文化毫不放松。1960年以后，在部队中逐步掀起学习毛泽东著作热潮，我也被卷入其中。当时，毛泽东选集四卷非常难买，我写信回老家，托住在县城的二姐帮助我从一位教师手中借到一套寄给我，收到后如获至宝，因为我是连队里第一个有毛选四卷的人。从此，开始如饥似渴地学习起来。毛主席的许多文章通俗易懂，不难学习。但读到《矛盾论》、《实践论》等哲学篇章，一些名词，又使我遇上了“拦路虎。”比如什么是“形而上学”和什么是“对立统一”就读不懂了，正在这时，正好有一名姓朱的干事从师部下我连当兵，他是大学生，我就把学习中遇到的问题一一向他请教，并拜朱干事为师。记得他向我解释“形而上学”一词时，讲得很简单，他说：这是古希腊哲学中翻译过来的一个名词，是形容用僵死的一成不变的观点看问题的一种不科学的方法，它和马克思主义唯物辨证法是根本对立的，朱干事的解释在我心里好象打开了一扇窗户，明白了许多。坚持学习，到1963年我已是连队中第一个通读完毛选1—4卷的人，并写下心得笔记160多篇。毛主席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创造性的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并用这样的理论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这其中有许多闪光的思想，和观点都在帮助我做好后来的工作上起了很大的作用，使我从中受益匪浅。

1970年调国防科委高级机关工作后，部队基层那一套直接的面对面的工作方法基本上用不上了，接一个电话，也需准确无误地作电话记录，机关对部队的指挥主要靠写在纸上的文件来实施，所以在高级机关工作文化知识写作能力就更重要。机关的老同志多是大学生，首长的高参。高级机关中的高参是干什么的？总的说是出谋划策的，具体讲是通过学习政策、调配研究，对某一项工作写出建议报告，待批准后发通知、作批复以推动工作，要求很高。对所出手的文件，不仅要用简短的文字准确地说清问题，还要求语法、修辞、逻辑关系、层次结构及标点符号等都要规范化，这对我来说难度很大，如同一张白纸，一切从头开始。为适应高级机关工作需要，唯一办法只能虚心学习，努力攻关。头两年向老同志学着干，三年后，自己可以相对独立地开展工作了，领导还比较满意。十年之后，由我主笔写出了象样的文件《国防科工委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子弟学校领导，改善办学条件和提高教师待遇问题的通知》，此件被放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规章汇编—1949—1988年国防科工委卷内。

能适应基层工作需要，又在高级机关中干得称职。这还不能摘掉我入伍时原始档案中小学文化帽子。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后，需要大量各类建设人才，从中央到各级领导都开始重视文化教育，注意培养提高在职干部文化程度了，并按“四化”要求选拔任用干部。1982年我已担任副处长，我们处里干事们最低文化程度是高中，真是形势逼人啊！我若不学习，那真的就成了年大没有文化被淘汰者，这时，领导上也很关心我，政治部金协理员动员我脱离一段工作岗位专门补习初中文化或自修中专，我自己也有紧迫感，但因那一阶段工作实在太忙，我没有报名。1983年教育部向全国公布党政干部基础科自学考试计划，共12门课，经考试合格，国家承认大专学历。得知这一消息，我既高兴，又畏难。高兴的是我少年立下的攻读之志，有了实现的可能；畏难的是，正如有些好心朋友劝说我那样：“我们已是40多岁人了，等学成也该退休了，何必自找那份苦吃呢。？”经过一番思想斗争，我终于报了名。这时，我虽然没有听到我周围的人说什么，但我自己猜想别人是否会嘲笑我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但我对处里同我一起报名自学考试的战友们说：“你们年纪轻、记忆力强，文化底子厚，我不如大家，但我是属“牛”的，笨鸟先飞。对一个命题你们背两次可以记住，我准备背5次，你们三年毕业，我准备八年抗战。秋季，第一次考哲学课，因我从未参加过正规考试，对答题类型方式都不清楚，心里没有底有些慌张，结果差4分没有及格，第一次败下阵来，心里也很不是滋味，因为我在别的方面从来就不服输。这时，在我的面前摆着两条路：一条就此止步，一条锲而不舍。我选择了后一条路，紧紧咬住这最后一次大学梦的机会，坚持四年，12门课经考试全部合格。于1987年由北京市自学考试委员会和中国人民大学给我颁发了正式毕业证书，从此攻破神秘的文化关，在我档案中把小学文化程度改写成大专文化。毕业后，我写了，《它，使我动情》学后感文章，北京市自学考试报，于1988年12月期在自学人物版刊出。在此文中发表了我心中的歌“拾起少年攻读志，补上历史遗憾科。幸逢天公重抖擞，晚成秋蝉向党歌。”学文化也和干其它事业一样，一个人在儿童和青年时代没有机会上正规学堂，只要有攻读之志，锲而不舍，走长期自学之路，同样也会学有所成。

4、勤奋务实干出业绩

四十余年的军旅生涯，我个人没有独立地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业绩。但在祖国50年华诞中，我以其中40年里有我这一个保卫者而满足。我这个人自幼就养成了勤奋好胜喜人夸讲的性格，无论干什么工作，不干则已，要干就干好，决不落他人之后。父母勤劳的榜样像一面旗帜常在我儿时的心中飘扬。父亲讲他年轻时插秧一天可插1.2亩地，真叫我可敬；母亲小脚干重活不行，可干些轻活，则又快又好，我很佩服。记得我6岁时，我们家养了一头小牛，我很喜欢它，一个秋天的下午放学很早，我就背着竹背篓到野地里割青草喂小牛，一会儿就割回一背篓，连续割回5背篓。母亲看我爱劳动，她很高兴地夸奖我说；我儿子能干，一双割青草的小手很麻利！我听了心中很高兴，知道一个人只有勤劳才会受人好评。我还记得也是我6岁那年夏季，农忙时节学校放假，我第一次下田学插稻秧，半天功夫就插完3分地，中午母亲为奖赏我，特意给我煮一个鸡蛋吃。使我再次明白，只有劳动干出成绩才会得到奖赏。15岁时，我在初级社参加集体劳动干重体力劳动活我还不行，但干轻活时我和大人干得一样多，到晚上评劳动工分，大人是全劳力评10个工分，只给我评5个工分，我的心中很是不服气。16岁被选为高及社会计，由于我不懂会计业务，村里送我到县里会计训练班集训半个月。回村后很快就能记帐和算帐。每年的试算分配和年终结算分配帐目一清二楚，向社员公布后受到好评。1958年冬，人民公社评比中我被评为先进会计，并选为人民公社的先进代表出席县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1959年春参军后，第一年全年都是正规军事训练，政治和军事科目三七开。步兵在军训中最过硬的是射击，这是我的强项，第一次打靶就取得优秀成绩，在靶场上指导员就给我胸前挂上大红花，后来成为特等射手，又是团里的校枪员，每年实弹射击前所有枪支都有要经过校正。一支枪拿过来，经我打上1—2发子弹就知道此枪是否技术合格或有无毛病。每次实弹射击考核，营、连首长总把我作为成绩最稳定、最可靠的射手安排在最后一批打靶名单中。有一次第二练习考核，全营其他官兵都打完了，只剩下我最后一个，这时统计表显示，我若不及格全营成绩降一等，从优秀降为良好。我若打优秀全营就是优秀。这时靶场气氛非常紧张。崔营长大声命令“张世周，你要把吃奶的力气都用上，打好这最后一靶，为全营争光”。枪声响过，看靶—优秀！靶场顿时一片掌声。1975年国防科委机关拉练打靶，这时我已35岁了，但在部队练就的基本功仍保持着，10发子弹，还取得97环成绩，得到第一名。

在当战士的五年里我没有探过一次家，人说军营是和尚庙寂寞难熬，我则认为军队是一所大学校，是学知识、长才干的摇篮。年年受奖或评为先进。

我出身劳动人民，在劳动中显能手这是我的本色。在北大荒用铁镐人工开荒我一天开垦一亩以上；秋天用镰刀割大豆连续40余天，每天割5亩之多，被誉为“飞刀手”。有一天营里董营长组织全营割大豆比赛，每连选取3名“飞刀手”，我入选3人之一，正式比赛90分钟，我连3人每人平均成绩1.71亩，获第二名。于洪章指导员用竹篮提着伙房早已准备好的几样小菜和白干酒到地里慰劳我们。在天寒地冻的小兴安岭伐木，全连人均日伐6立方米，我每天可伐8立方米以上，有时超过10立方米。

1960年在东北某省大山中进行国防施工中，开始在连队直接参加施工，后来被调至营部担任器材保管员，经常赶着马车到离工地30余里以外的团部器材股领取炸药、雷管等施工需要的几十种器材，及时送达全营各连施工现场，保证施工需要，帐目也一清二楚。为了确保安全、万无一失，我就将背包搬进库房里住。更加危险的是有一次满载雷管、炸药的大车马惊了，有几箱雷管、炸药被摔到马路上，幸而有惊无险。由于我表现突出，营部机关党支部批准我的申请，吸收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63年在某地参加第二次施工中我任作业班长，我班以安全优质全面完成任务受到表彰。1965年我连独立调往通化市为军部盖招待所大楼，完全是手工作业，这时我已担任指导员，但我几乎天天上工地和战士们一起劳动。从地面用肩向三层楼运红砖，一般每人每次挑运20块，我一次可挑运28块，全连同志都很佩服。在基层当班长时，我班是先进班，在炮排任排长时，我排是先进排。1964年上任当指导员时，正逢军事大比武，但65年以后林彪搞“突出政治”，我是大比武的尖子挨了批，在任指导员3年中，虽然64年的大比武、65年的营建任务、66年到大兴安岭伐木等艰巨任务都完成得很好，并且安全无事故，各项成绩先进，但因其所谓路线错了，因此未被评上“四好”连队。

在五、六十年代，谁能受到毛主席的接见，乃是一生的莫大荣誉。我在公安部执行清查档案任务中，于1969年1月25日和参加全军“四好”连队代表在首都体育馆一同受到毛主席、周恩来等老一代领导人的接见，我也算是亲眼见到毛主席的人。

调国防科委机关工作的15年间，一半是在“文革”动乱中度过。按政治机关干部工作分工，我是具体做干部福利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为成千上万名干部、科技人员中的牛郎织女搭桥，解决夫妻分居、工作调动、户口迁移问题，以及干部子女入园、入托、入学的教育和就业问题。1976年9月我到新疆某基地参加场区氢弹试验，亲眼所见那里真是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风吹沙石到处跑的恶劣环境，基地的广大干部、科技人员为了我国国防科研事业，长期扎寨或是在那里安家落户，他们献了终身献子孙的奉献精神，深深地感动了“上帝”，也感动着我。为了解决边疆基地干部子女就业难问题，1978年国防科委栗在山副政委亲自指定让我负责调查起草报告，和其他人共同努力开办起“马兰”、“东风”两所中专技术学校，为缓解干部子女就业难起了重要作用。为他们解除了后顾之忧，使他们能够专心致志地搞好科研工作，保证我国“两弹一星”试验任务得以顺利进行。由于勤奋敬业，秉公办事，热心为基层服务，多次受嘉奖。

在干休所任所长11年间，上级赋予的主要任务就是把党关心、爱护老干部有关物质和精神方面的各项政策全面落实。因为所服务的对象不是一般人，而是红军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入伍的老军、师级干部，他们是枪林弹雨中的幸存者，为新中国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建国后继续为我军的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现因年迈多病退出现役进入干休所安度晚年的离休生活。干休所的工作非常具体，大到关系党和国家之事，小到鸡毛蒜皮无所不有。在纷繁的工作中，我作为所长自始至终主要抓三件事：一是带领全所工作人中全心全意为老干部服务。对每位老干部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子孙后代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件具体事都要认真服务好。老干部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一点也不能马虎。雪中送炭、雨中送伞，想老干部所想，给老干部所急，供老干部所需，创造出第一流的服务水平，使绝大多数“上帝”满意。二是在军委政策允许下积级开发生产创收，为干休所的整体建设和提高老干部的生活福利提供经济基础。1985年我上任前的1984年，全所生产收入只有1.4万元,我上任后以开发房地产为龙头,第一年就创收14万元,以后年年滚雪球,到11年交班时年收入100多万元。我在任时边建设投入，边创收计500余万元，交班后的四年间，他们利用我所建成房屋出租又创收500多万元，有这一大笔收入，为解决干休的实际问题和提高老干部生活福利办了许多实事，对此全所同志皆大欢喜。也曾多次受上级表彰，并为其他干休所提供了经验。三是加强管理和责任心，确保安全无事故。全所有各类机动车20辆，天天拉着宝贵财富出行，因此责任特别重大，是日夜悬挂在我心上的一块石头。我上任不足100天内，曾发生两次伤人事故（一次对方全部责任，一次我方全部责任），受到上级通报批评。失败乃成功之母。我认真吸取教训。我的办法是：把背包搬进司机班，和驾驶员交朋友，了解他们的思想技术状况，和他们 一起摸索安全行车经验，制定出行之有效的措施。从这以后，创造了连续10年安全行车300多万公里没有发生等级事故的佳绩。在连续安全行车9周年时，我和王清江政委，欧召军助理，梁蓬英干事和全体司机共同总结出安全行车的基本经验，作“七律”一首：“九载安全已奠基，十连冠桂盼佳期。务虚引导钟常响，管理科学重适宜。技术求精勤苦练，遵章守法不偏移。平安献给他和你，素质高超事迹奇。”

以上三件大事贯穿始终，抓得落实。服务好，收入多，福利高，安全有保证。不仅受到上级表彰，老干部也很爱一干所。副兵团干部刘苏同志，因当时尚无副兵团房子，临时安排到我所住一副军职住房，1999年科工委在九干所建起一批副兵团级干部，刘老搬入住了三天，又要求搬回一干所。他说：“一干天时、地利、人和都很好，我死也死在一干”。经组织批准，又将刘老搬回一干。

在干休所的工作，不仅要干出大家看得见摸得着的成绩，还要有很强的柔劲和忍劲，才能把干休所的服务工作做好。一次有位女老干部临时用车，因车辆少，调变员调整困难迟到了10分钟。这位老干部仗着委里某主要领导是她的老上级，有意来到我的办公室撒气，我笑颜接待，恭恭敬敬向她敬礼陪不是，然后静听她骂了一个多小时，我则侧耳恭听一言不插，让她把气撒完了也就了事了。最后，我再次向这位老首长道歉，并表示由于我工作没有做好，接受批评，下次一定改正。还有一次，一天夜里不知是谁，在一位老干部门前草坪上拉了一堆屎，这位老干火气冲冲地给我打电话，让我立刻到现场，我刚到，这位老干部就大发雷霆地训斥我一顿，我二话不说，边作检讨，边亲手将大便处理掉。在干休所工作这类事常有，只要有任劳任怨的精神，这一切也就风吹云散了。

我年轻时性格刚强，到了中年，特别到了干休工作后有了180度的转变。认为：人只有刚强实际上非强，“柔弱”并非不强。只有该刚则刚，该忍则忍，刚柔适度，原则性与灵活性很好地结合，才能收到好的效果。谚语云：“大丈夫能屈能伸”，决不可能犯“小不忍则乱大谋”之错误。这可能也是我之所以成功的重要因素。

总之，回忆40年来，我所担任的每一项工作都能比较圆满地完成上级交给的各项任务。但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人不能只有过关斩将之业绩，因时也有“尿裤子”的时候。1994年夏，我所从外单位调入一名司机，出车时与人争路发生吵咀，所里车管助理前去处理时，不是采取平息矛盾，要求下级迅速撤离的正确方法，而是火上加油，造成架斗伤人，使矛盾升级。引起对方不满，状告军委，影响很坏，这件事受到上级点名批评，教训非常深刻。事后，对当事人进行了严肃处理，耐心做好对方善后工作。为了自责，我主动到上级将我先进典型事迹材料取回，请求上级取消我的先进评选资格。因长达40年之久，工作上失误的例子还有，这里不一一再举。

5、不贪占

廉政问题是关系到执政党生死存亡的问题。这对全党每一个党员和国家机关每一个公务员（含解放军军官）都是一个严峻考验。能否保持廉洁过好这一关是每一个共产党员党性强弱的重要表现。我已有40年党令。经过党的长期教育，已经有了很强的免疫力，当我走上领导岗位后，也曾有糖衣炮弹袭来，但我能够时刻警惕自己严防污染，所以不但不被糖衣炮弹打中，反而把它顶回去。现在退休了，回到百姓中，我最恨贪官，对蠹虫绳之以法，我拍手称快，我最喜欢廉洁，但不是停留在口头上，而是从我做起。

水有清浊之分，官有廉贪之别。构成贪污受贿犯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只有手中握有人、财、物重权的人才有可能。但我相信我们党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廉洁的。战争年代的老红军，老八路，老解放，他们讲的是牺牲奉献，随时准备将自己的生命都献出来，难道还有比这还宝贵的吗？我们这一代人是这些老革命教育出来的，以革命先烈为榜样，讲的是为人民服务，绝大多数是有免疫力的；现在各级领导岗位上的干部，他们运筹帷幄，从容应付，发展了大好局面，为我国改革开放四化建设作出了继往开来的重大贡献，他们以“三讲”和“三个代表”为内容要求自己，大多数也是廉洁的。否则，我国的经济社会不可能持续发展如此之快，但确有腐败分子，问题越来越重，案子越来越大，确实应该猛醒了。但我相信在以江泽民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加强教育，以法治国，有虫必捉，仍然是很有希望的。

六十年代我们党的党风确实很正，我当指导员时，对战士入党、提干都是很好地坚持了党管干部、党管党的原则，一律坚持标准、经党支部等讨论决定，没有个人说了算的问题。既没有请客送礼现象，也没有产生这一现象的土壤。那时连队里的最大问题，不过是干部侵占士兵利益问题。我连副连长分工他管食堂，有一次连里杀猪。他把猪肝炒着自己吃了，年终总结开军人大会，大家对此向他提出批评，这就算比较大的问题了，支委会上他多次作深刻检讨才算过了关。

七十年代，虽然处于“文革”动乱之中，但党的好作风还继续在部队和机关中发扬着。当时我在国防科委政治部干部部分管干部福利工作，虽然没有任免、调配、技术干部管理工作那样的大权，但主管着全委干部家属随军落户的审批权，特别是迁来北京市落户的审批权，以及数以百万计的福利、教育经费的分配使用管理权。说起来权也不小，好在上级规定明确、党风正，没有请吃饭，送红包现象。但有人为了拉近关系，过年时送份挂历，请看个电影的现象客观存在。也有人对一些难办的问题办成了，为了表达感谢之意，想方设法送上点土特产。有一次我外出工差，就有人托朋友捎给我家一包海米，当我出差回家发现时，已被我正在上小学不懂事的女儿偷吃得所剩不多了，再无法原物退回了，才照价返还。

从八十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程，政策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和私有经济的发展，社会上经济腐败现象逐步泛滥起来。我担任干休所所长期间，虽然没有多大权，但负责车辆派遣、财务开支审批、生产管理，以及开发建房工程承包等。但我手中的权利姓公不姓私。我有车辆派遣权，从不乱派和私派。1991年儿子考入上海复旦大学，这在我的家中来说是一件大喜事，然而送儿子赴上海读书我用自行车送站，我的邻居见后说，这样的大喜事为什么不要辆车，我回答说，这样更能受锻炼，我儿子也很理解。1993年10月1日，我女儿结婚，我和老伴打“的”去参加女儿的婚礼，看来，有些不尽人情，但我自己和老伴都认为这样更有意义。我主管财务，但从不为自己批一张条子。有一个工程队为了承接一项工程，趁我在外开会期间，将礼盒与红包送到我家，我开完会回家知此情后，第二天上班就将礼盒与红包原物送回。并狠狠批评他们这种犯法违纪行为，并断然拒绝将工程承包给该工程队。

1993年，兄弟干休所到大同开煤矿挣了钱，每月给每位老干部工资袋中装100元生产补贴，这件事反映到我所引起震动，因我所没有在外部开发生产项目，我就想办法从内部挖潜，我和政委带头把办公室腾出来，几个人挤在一间房内办公，老干部也把活动室暂时让出来一起外租，用所挣的钱也给每人补贴100元。

所里有卧车，这都是上级配给老干部用的，我们工作人员上下班和外出办事给派吉普车，有时吉普车送工厂修理，就乘公共汽车。有一次，上级车管部门的同志来我所进行一年一度的车辆年审，中午需招待一餐客饭。事先，车管助理员请示我说，兄弟单位都招待得很好，要求我批准破例提高招待标准，经我同意多加两个好菜，超标120元，从我的不工资中扣除。

以上这些具体行动，全所同志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1993年下半年，全军进行廉政大检查。上级检查工作组来我所检查时，离休老干部们向检查组同志说：“我们都是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不少领导者总是房子越住越大、车子部是越坐越小、请客吃饭总是档次越来越高。可是我所的领导相反，他们总是房子越住越小、车子越坐越大、请客吃饭超了标还自己掏腰包。我们相信这样的领导是清廉的，不需要再作什么检查。”我是所纪委书记，带头廉政本是自己的职责，当我有了廉洁行动，就得到大家如此公道的评价，使我很受鼓舞。在位不做贪占事，退休没有鬼敲门。自感思想非常轻松，其乐无穷。

6、予人真诚赢得人心

人的社会属性决定，人必须与他人交往。在和他人交往中必须摆正个人与群众的关系：群众是水，个人是舟，水既可以浮舟，又可能沉舟。古人说，得人心者，得天下。两军交战一胜一负，双方不但实力对比，而且更是人心向背的结果。一个人只有自己行为正确，以真诚之心对待他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才能得到众人的支持。要想受到他人尊重，首先自己要尊重他人，拿出叫人佩服的行动。

①榜样的作用无穷

一个人要想得到众人的佩服，只有老老实实在行动中做出榜样，起模范作用，我听我们连里的老同志讲了这样一个战斗故事。1949年1月14日在解放天津的战役中。我们连担任突击连。当攻城打开城防实破口向市中心发起冲锋时，冲到靠近市中心的《金钢桥》（现改名为解放桥）时受阻。这时，我连老指导员田忠泰同志把手枪一举，高喊共产党们跟我冲啊！一举冲过“金钢桥”，使守桥敌人交械投降，取得了战斗胜利。我连也在这次战斗被誉为“打的好、团结好、纪律好”的三好的英雄连队。这个故事被后人传为佳话。叫人佩服之极。这个故事对我启发很大，在以后的行动中，以老指导员为榜样，处处起模范作用。在打靶场上看我的，枪一响——优秀；在战术场上看我的，打冲锋过战壕——动作迅速勇猛；出工差掏厕所，看我的——首先跳进又脏又臭的大粪坑；在学习上，看我的—读书多、体会深、写日记数量多、质量高；在处理个人问题上看我的—探家先让他人，自己安排在最后一个。在基层我就靠这些实际行动赢得了优势。

②拿出行动为群众谋利益

我赞成“为官一任，致富一方的口号”我们的干部，无论党派到那里，无论单位大小、条件好坏，都要像焦裕禄同志那样为那里的群众干实事谋利益。我任连队指导员时，主要职责是对全连官兵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关心大家政治进步。同时也特别关心全连同志伙食的改善。在上级政策允许下，积极开展种菜、开荒种地、养猪、磨豆腐以改善官兵生活。记得，我接任指导员的时候，连队伙食帐结余几乎是零。由于我和连长带领大家积极种菜，每年收30多万斤，自给自余；养猪40多头，一般每两周可杀一头猪；每两天可磨一盆豆腐。这些自力更生的办法有效地改善了官兵生活，增强了体质，提高了战斗力。三年后交班时，食堂有余粮上千斤，伙食费节余上万元。到了机关工作，总是出主意想办法多为基层谋福利，特别是到了干休所以后，真诚地为老干部服务，在军委政策允许下，积极开展生产经营，在国防科工委27个干休所中是有名的挣钱最多的，为老干部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深得老干部们的支持，在所里工作11年间，进行了5次党委直接选举，均获多数选票支持。1995年春，是我离任前最后一次党委竞选中，记得到会党员82名，我得票79张，是候选人中得票最多的。

③深入群众。力所能及地帮助群众解决一些实际问题。1964年春节前团政治处派我带队到部队驻地附近生产点——吉林省东风县二道沟村挨家挨户检查群众纪律时，当我们敲一家老百姓门时，很久才有人出来开门，进屋后发现男主人上山割柴去了，女主人正在补裤子，因没有裤子替换，只好将破棉被子围在身上，几个孩子也都呆在炕上，天冷衣单不敢出门。见到此景，我主动将身上仅有的5元钱，掏出来放在小桌儿上，我的几个随同也将身上零用钱自动放在小桌上，并说快过年了，买几尺布给孩子们缝件新衣服吧！此事虽小，事后这家人还向部队写来感谢信。

1963年， 我部在辽宁省某地执行国防施工任务时，我们排里有一名战士名叫朱福银，初中文化，河南人，入伍二年表现积极，要求进步，争取入党。在一次施工中发生事故，将左小腿砸骨折了，虽经治疗，但留下了后遗症。这时，他认为自己像大海中一艘失去方向的航船，感到自己的一切前途都失望了，每天除了称病睡觉外一点也打不起精神来，准备中途退出现役，一时成为连里有名的后进战士。于是我和他长期交朋友，经常交心、谈心和他一起学习为人民服务，讲保尔科查金的故事。在一次谈心中了解到他母亲生病无钱医治，有一个姐姐已出嫁，家中无人照顾，生活很困难。这时，我就用他的名字给老人寄去20元钱治病，当他母亲准到钱后，给儿子回信说钱已收到。但不知钱是谁寄的。后来他知道钱是我寄的，很受感动，从此他把我看成是他真正的朋友。1964年我当了指导员后进一步培养他入了党，当了班长。他超期服役期满后复员回到河南，正逢平顶山市招收公安干警，其条件必须是：共产党员，在部队当过班长的复员军人，他正好符合条件，当上了人民警察。之后，他专程来北京，并带着他母亲的心意——河南大红枣来谢我。

1964年，地方上搞“四清”运动，其中一项内容是清理阶级队伍。部队是执行“左”的路线的先锋，干部部门审干，对每一个干部都发函调查，调查提纲非常详细，要求查祖宗三代历史。当时查出我连司务长余守义同志的父亲，曾在旧社会给乡长当过保镖，奉上级之命将此人开除党籍，复员回原籍。我当时是连队指导员，党支部书记是具体执行者。余复员回原籍后，再次受到不公正处理。开始安排他看水库拿工资，后来连此项工作也不给了，他只好回家种地。余守义同志非常老实，加农家村信息闭塞，一直未回部队要求平反。直到80年代初期〈〈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在“文革”中被错误处理复员的军队干部要重新给予安排工作的通知〉〉下发一年多后，他还不知道。这时，我虽然已调该部队10多年了，但他这件事我一直记在心上，我主动打听到他的通信地址，写信通知他回原部队办理有关平反手续。他接信后感到喜从天降，立即回部队办了平反文件，回家后当地政府安排他在乡政府当了助理员，事后，他也专程来北京我家中致谢。

有一名干部名叫安国华，年刚50岁，就在工作岗位上病故了，留下遗孀和6个未成年的子女，生活非常困难。我在福利处工作时，照顾遗孀本是我份内职责，所以经常给予照顾，每逢“八一”、“春节”前去慰问，生活困难给予救济，六个孩子逐步长大，其中三个孩子经我搭桥安排了工作。后来他家生活好了，安的遗孀还专门上家致谢。

当自己周围的群众遇到了实际问题，我尽可能地去帮助他们一把，不是为了受表扬，也不是要受人感谢，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这些都是应该尽的义务，目的在于扩大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让更多的人心向共产党。

④在工作中走群众路线，依靠团结群众把思想工作做到人的心坎上。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是我们党的基本工作方法。连队指导员是战士的知心朋友，战士中的思想问题及时发现并正确解决，就像现在的电子网络一样迅速，这是我军优于其他军队之“法宝”。但是一个连队有130多人，仅靠指导员一人孤军作战是不行的，要依靠党支部一班人和班、排、中思想工作骨干形成思想工作网，才能做到战士的思想问题发现不过夜。有一天夜间值班员，深夜发现在营房东侧空地里有一团火，走近一看，原来是一排机、枪班战士苏才胜烧的一堆旧报纸，见苏面南而跪，嘴里还念念有词。值班员立即向我报告，我立即感到情况不好，因为昨天他家里来了一封信，可能是家里发生什么事情了，马上把苏找到连部来，我与他促膝谈心，了解到的情况同予计到的大体一致，原来是家里来信说他母亲病故了，连里刚开完一级战备动员会，他知道部队此刻不准请假。苏也是四川人，虽然没有什么文化，但他是孝子，他原想给妈妈烧完纸后，同妈妈一起“上天堂”。经过耐心安慰和细致的转化工作，消除了一次政治事故的发生，挽救了一个战士的生命。他复员28年后，一次我到绵阳市出差，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与苏再次重逢，他还邀请我到他家作客，看到他儿孙满堂，生活得很幸福，我也由衷地高兴。

还有一天晚上半夜有人来连部敲门，开门一看原来是军事大比武尖子班班长王金山。他见我就说，指导员我不想死了，这！交给你两发子弹。原来他是东北人，初中文化，人很聪明，能讲、会做，是军事大比武中尖子，后来部队搞所谓突出政治挨了批，他对发展前途无望产生了轻生念头。是日入夜后，他先到副连长李长发（从国民党军队解放入伍，曾当过军事教官，军事技术有一套）住处说：他想死。李副连长就大胆地给了他两发子弹。当时，李未向我报告，事后查问李时，李说：因为我太了解他了，他一定不会死的，我有绝对把握才这样做的。虽然这像游戏一样有惊无险，但李的做法不可取，成为当年批评的典例。

到干休所后，我经常到老干部家中走访，也常到医院看望住医院的伤病员和家属。了解他们疾苦，征求他们意见，听取他们的呼声，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实际问题，跟大家关系处得很好，彼此心心相印，随时听得到正面的意见，也能听得到不同意见与要求，这些为正确决策提供了依据，并使我总是处在主动位置。

总之，我以我心，换得人心，团结共事，获得了大多数人的支持，促进了我的事业成功。我的一生，虽然没有像电灯发明家那样给全世界人都带来光明。也不像英雄模范人物那样闪光发亮。在人民军队中更不像将帅那样独挡一面。我只是一个无名小卒。以“孺牛”为支点转磨不止。在党的领导下，全心全意为国防事业献出我的一腔热血。

附带再谈一点用人的体会

毛泽东同志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 ，干部就是决定因素。”又说“领导者的责任就是制定政策和使用干部两件大事。”这是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古今中外的成功者莫不如此。汉刘邦说“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我不如子房（张良）；镇国家抚百姓，运粮至军，源源不绝，我不如肖何，统100万兵士，战必胜，攻必取，我不如韩信。”他就是重用了张良、肖何、韩信等人才夺取了天下。中国共产党则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先等领袖和跟着老一辈革命家打天下的一大批人才，所以取得了革命胜利，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后来毛主席选林彪为接班人，实践证明是选错了，因为林彪是一个“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伪君子，最后成为判逃者。接着又选王洪文为接班人，又选错了，因为王是“文革”中的造反派，又是“四人帮”之一，他们给国家造成了许多难以估量的灾难。一个干部在革命战争年代跟组织和领袖跟对了就是成功，在中国革命过程中，跟着共产党毛主席干革命就是胜利。反之，为民族敌人日本侵略者效劳，注定永远是民族的罪人。跟着国民党蒋介石服务，最终都是失败者。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跟随共产党毛主席、邓小平、江泽民前进就是胜利，相反，为林彪、“四人帮”干坏事就是失败。像黄、吴、叶、李、邱就是如此。一个国家是这样，一个军队也是同理。一个人在单位里工作，不仅对上要跟好人，而且对下还要用好人，同时本级班子、集体中也都是好人，事业才能成功。在我40余年军旅生涯中，总的来说人员关系是好的，我的直接上级都是好首长，我很幸运没有跟错人，因此没有发生受牵连的问题。我同样很幸运我有一个很好的班集体，还有一群为国防事业作贡献的好战友，依靠大家，不仅各项任务完成得好，而且这个群体中的人，对外没有发生大的违法行为，对内也没有发生凶杀和造成重大责任事故，也没有发生承担连带责任背黑锅问题。因此，比较平安，但在个别人中，也曾发生过轻微的贪污、盗窃犯罪行为和违纪现象。有教训，但无碍大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