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人文主义谈话录 -- 万年看客

1：网上悼念过世名人是否合适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yvV_svdEb8

对于这段视频标题提出的问题，答案是“没错”。在网上哀悼名人的死亡并没有错。而且这个问题的各个组成部分也是正确的：在网上哀悼死亡并没有错，哀悼名人的死亡也没有错。我们要谈谈为什么这种做法没有错，不过同时也要谈谈为什么有人不这么认为。

过去一段时间里，我们经历了一系列受人瞩目的死亡，包括大卫.鲍伊、琼.里弗斯、罗宾.威廉姆斯、纳尔逊.曼德拉、艾伦.里克曼，以及众多死于无意义暴力的受害者，例如圣伯纳迪诺桑迪胡克小学枪击案或者挪威枪击案的受害者，我们都看到了网上大量涌现的悲哀与哀悼，有些哀悼者与死者关系很近，不过更多的人们则并非如此。

通过社交媒体与亲友交流并且通过社交媒体表达我们的感受正在越来越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尽管我们极力回避这一点，但是死亡同样也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随着我们在网上讨论文化、政治与艺术话题的欲望与能力不断增长，我们在网上悼念死亡的欲望与能力也在不断增长，不仅限于关系亲密且彼此熟识的亲友，还包括那些因为在文化、政治与艺术领域存在感极强而令我们感到与自身关系密切的人们。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将社交媒体纳入悼念活动简直就是天憎人怨之举。

最为人诟病的行为就是葬礼自拍。这种饱经诽谤且昙花一现的社交网络逆流致使很多成年人不分青红皂地针对青少年大加指摘，仅仅因为后者在应对显而易见的困难局面时多少有些尴尬地错走了几步。《赫芬顿邮报》撰文声称：《最近的葬礼自拍现象表明世界末日最好尽快降临》。Business?Insider博客则描述了“肆无忌惮地拍摄与张贴照片的自恋冲动。”

我真心希望这些作者现在正因为自己写出的文章而感到羞愧。《石板》的Katie Waldman以及Jezeble网站的Caitlin Dodi分别指出，葬礼自拍并不能——或者说在根本上并不能——表现当事人的自恋与判断能力低下。按照Dodi的说法，这一现象其实表现了“我们的日常习惯与死亡现实之间的悲剧性脱节。”她这样评价在葬礼现场自拍的青少年“我们的文化传统辜负了他们。自拍是他们在智能手机时代唯一懂得的哀悼方式。”

批评青少年利用社交媒体和哀悼死亡，也就等于批评一种与更广泛的死亡谈话脱离关系的文化。无论《赫芬顿邮报》担心怎样的世界末日，真正令人担忧的迹象都不应该是青少年笨拙地应对死亡悲剧，而是成人世界更愿意评断而不是引导他们，更深层原因恐怕是因为成人世界本身也缺乏应对死亡的能力。随着西方文化越发世俗化，随着葬礼行业的日渐兴起，我们也逐渐失去了直接且实际地直面人生必死特质的机会，能够引导我们进行哀悼的机会也越来越少了。就连弗洛伊德也抱有日后在西方得到普遍接受的哀悼理论。他认为哀悼是一个极其个人化的过程。人们由此推论，哀悼是私密行为，是软弱的表现，是必须克服的障碍，必须与其他人隔离开来，不能与日常生活发生冲突，唯此才能表现尊重与敬意。似乎很多人都抱有这种观点，也正是这些人正在大力抨击在线悼念名人与亲友死亡的行为。

Politico新闻网的Dylan Byers认为，在线哀悼“贬低了死亡的意义，一分钟以前某人还在张贴自己的晚餐菜肴照片或者自己刚刚看过的视频，一分钟之后他们就写道‘我心碎了’”——就好像一个人不可能感到五味杂陈一样。《纽约书评》的Zadie Smith将青少年大量利用首字母缩写与其他网络流行语在脸书上纪念逝去亲友的诉求归因于“糟糕的教育，他们与其他任何人一样感到了丧亲之痛，只是缺乏恰当的语言进行表现“——就好像她自己的语言更能客观体现哀悼行为的真正本质一样。《时尚》杂志的Chloe Malle则认为“Instagram是一个过于公开的平台，不适合哀悼行为”——就好像公共场域的气场过于稀薄，承载不了厚重的真情实感一样。

现实生活当中，哀悼经常是、并且也应该是集体行为。哀悼并不是表现软弱，而是承认损失，彰显了我们的人性与同理心。人们不可能克服悲痛，因为悲痛永远不会结束。悲痛并非与日常生活隔绝，而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认为某人不可能一边享受披萨饼一边哀悼死者，不仅不尊重死者，而且也不尊重披萨饼。此外死者大概也希望你能够享受披萨饼的美味。

如果你更希望这私密场所进行哀悼，那当然是你的权利，谁也不能说你的不是。并不存在唯一正确的悼念死者的方式。从历史角度看来，在线集体哀悼与发生在其他时间与地点的社区殡葬仪式颇有类似之处。唯一的例外反而是我们从小接受的文化，将哀悼当做软弱、可耻、私密并且应当尽量避免的表现并不算是人类历史的主流。绝大多数针对在线哀悼行为的长篇抨击全都想当然地认为哀悼必须独自进行，因此互联网与在线哀悼的人们全都是在作假。Hannah seligson在《纽约时代》上撰文，用“展示与受罪”的说法来形容虚假悲痛与真实悲痛的对立。Megan Gaber则在《大西洋周刊》上写道，越来越多的人们在误解的诱导下感到手足无措，这些人一想到悼念行为变成了“转发内容”就坐立不安。Gaber将这些经常抨击在线悲痛表达的人们称作“悲痛警察”。而最令悲痛警察义愤填膺的就是居然有人胆敢在网上悼念名人的死亡：真是岂有此理！

假如这些人忍不住将丧失亲友之后的社交媒体悼念行为视作虚情假意而非真实悲痛，那么我们就只能想象在线哀悼音乐家、演员或者政治家的行为会怎样加剧这种态度了。假如网上悼念故去亲友的言论都会被视为“转发内容”的话。那么当悼念人甚至都不认识死者的时候这种行为岂不是更加可鄙吗？

咱们先把话说清楚。首先，假如你打算坐在电脑放狠话：“我要让这帮人知道他们的感觉为什么是错的”，那么你或许应当深切检视一下为什么你觉得你对他人情感的评论有必要提出或者对别人有帮助。其次，距离与缺乏交往并不能阻止一个人的感情投入。举几个粗陋但是多少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假如你支持的运动队失败了，你会难过吗？可你又不是队员啊。你最喜欢的真人秀参加者被淘汰了，你会难过吗？《行尸走肉》或者《权力的游戏》当中的角色如果挂掉了，你会难过吗？在这些情况下人们也必须将自己的心情掩饰起来吗？他们同样也不认识那些人啊！

生而为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允许自己受到这个世界当中各种事物的影响。有些事物的影响力尤其巨大，其中自然也包括公众眼里高于一般人的名人形象。假如你拒绝承认艺术家、政治家、创业家与演员具有强大的情感、志向、哲学甚至智识影响力，那么我们的观点可谓南辕北辙，我们的对话也就没有必要进行下去了。但如果你确实认同这一点，那你也应当承认，这种影响力会让其他人觉得正是这些人帮助他们自己成为了他们自己。

所以在大卫.鲍伊去世的时候人们才会伤心，所以我才理应感到伤心并且在推特上宣泄我的悲哀。当然我并不认识大卫.鲍伊，但是我一度曾经难以自禁地感到大卫.鲍伊认识我。更重要的是，当时我觉得他知道我想成为什么人。正是因为如此，人们才会悼念奥斯卡.德拉伦塔、艾米.韦恩豪斯、安迪.沃霍尔、格列.弗雷、哈珀.李、戴安娜王妃与约翰.列侬，不仅是在他们去世之后不久，而是一直将他们放在心里。失去一名偶像就好比失去了一名老师。他们知道一些你不知道的事情，并且以鼓励的态度向你展现了这些事物，从而促使你成为了你自己。我总觉得我们都应当理解为什么这样一位人物的去世会让人感到悲哀。

“可是那又怎么样啊？”你或许会说。“谁也没说你不能伤心，但是你为什么一定要上网招摇呢？”刚才我们已经说过这一点了。在西欧与美国，一般人们应对死亡的方式就是与他人隔绝，一人独处，用责任与谨慎笼罩住自己。Kyle Chaka在《新闻周刊》上撰文引述了一位墓碑匠人David Quiring将美国人称作“否认死亡的民族。”此前互联网已经成功地具现化了许多流散群体，这一特质挑战了我们的一般常识：在网上进行集体哀悼可以宣泄怨气，而且非常健康。否认死亡的心态遭到了对抗，内心的绝望得到了他人的分担。《连线》杂志写手Lia Zneimer写道：“打开手机进行哀悼并没有什么不好。”Megan Gaber则认为，“在互联网上进行哀悼并且分享自己的悲哀已经成为了我们目前应对丧亲之痛的方式之一。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做法。但同样重要的是我们究竟做了什么。”无论如何，手机与互联网都不是哀悼行为的反面。

认为互联网不是进行哀悼的最佳场所，暗示着存在一套列有恰当哀悼场所的清单。你要是有这种想法，我倒是很想看一看。我想知道究竟哪些地方允许我进行哀悼。我的亲友去世之后，我还有资格去图书馆吗？有资格去公园吗？我还能去打保龄球吗？可以去修车吗？Jeffrey Gore为纽约大学校刊撰文写道，我们遇到哀悼者的时候总会感到尴尬与手足无措。我们总是希望分散他们的注意力，让他们寻求新的经历，尽快“摆脱”哀悼阶段。事实上相反的做法才是正确的：与幼儿期与少儿期以来的任何人生阶段相比，身处哀悼当中的人们都更加需要来自社会的支持。我们目前的社会非常不擅长提供这方面的帮助与付出。此类不足的缺乏所导致的绝望、孤独与格格不入带来了极高的代价。

某人尽管可以评断别人的哀悼行为，将他们的感觉贴上错误、不合时宜与不真诚的标签，尤其在他们上网哀悼，或者为了去世名人而哀悼，或者两者兼有的时候。不过这样的行为恐怕只是在分散自己对于哀悼的关注吧？这里所指的并不是针对特定逝者的哀悼，而是针对哀悼行为本身。这种做法的代价实在太大了。

2：我们正在拉斯维加斯建造美国的废墟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ySO7UBTlbI

大多数人一想到拉斯维加斯，就会想到赌博、痛饮、狂欢、无休止的金碧辉煌、连轴转的娱乐演出，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硕大无比宛若皇宫的赌场当中。拉斯维加斯俗称罪恶之城，只要某人付得起价钱，就能获得一切声色犬马的享受。赌场建筑为一切此类体验提供了栖身框架。

但是拉斯维加斯还有人们一般不会想起的另一面。内华达州在次贷危机当中受到了严重打击。银行向那些缺乏偿还房贷能力的人们大量发放贷款。然后再将自己发放的贷款包装成为可靠的投资项目。这些贷款最终遭到违约。民众背负上了还不起的房贷，投资者的钱包空空如也，许多市场都出现了严重的资金缺口。2015年10月下旬，内华达州的住宅赎回权取消比率荣登全国榜首，而拉斯维加斯的住宅赎回权取消比率在内华达州历来排名前五。对于一座经常与“富得流油”这四个字联系在一起的城市来说，很多人都在为了日常生活而苦苦挣扎。

而且不只是一般人的生活艰苦，赌场的日子也不好过。赌场是拉斯维加斯消遣娱乐与物质丰富的象征，同时也是当地就业岗位的主要供应者。因为最近的经济崩溃，赌场也承受了很大的打击。我身后的这座烂尾楼是爱雪伦宫赌场（Echelon Place），这座赌场于2007年开工，原本预计在2010年建成。按照原定计划，这座赌场将会占地87公顷，由四座独立酒店建筑以及5700间客房组成，施工预算总计40亿美元。在2008年，施工暂告停止，首先停工一年，后来又延长到了3到5年。现在这座赌场的工地与其说是一座纪念碑，倒不如说是一座纪念馆。爱雪伦宫并不是个例，在过去的十年里，拉斯维加斯总共有10座赌场遭到废弃或者拆除。十几项赌场建设项目开工之后中途夭折。拉斯维加斯充满了被银行剥夺赎回权的住宅与未完成的高大建筑。这一切都体现了城市本身以及美国与机会的关系，以及机会与财富的关系。

早在长街出现之前，拉斯维加斯市区是胡佛水坝建筑工人的游乐场。当时拉斯维加斯是唯一一家在晚上营业的主要商业中心。胡佛水坝开始修建的1931年，内华达州政府批准了赌博合法化。但是联邦政府并不乐见这一举动。联邦政府不想让这些领取联邦薪金的建筑工人将自己辛苦挣来的工资挥霍在赌博上。因此采取了多种手法想让工人远离赌博，但是这些做法却起到了相反的效果。建筑工人如洪水一般——此处有双关语——淹没了拉斯维加斯，使得拉斯维加斯迎来了天下雨金——此处有双关语加比喻——的局面。

1936年胡佛大坝竣工，但是大萧条的影响还远未消退。工人们纷纷离开，前往其他地区寻找工作机会。拉斯维加斯需要尽快找到生存下去的方法，因为这座城市经严重依赖水坝工人带来的现金流，现在这笔现金流已经涓滴不剩了。幸运的是，水坝虽然不能在经济层面上继续支持拉斯维加斯，但是却为拉斯维加斯带来了源源不竭的电力。长期以来拉斯维加斯已经为自己建立了游乐场之城的美誉，此时拉斯维加斯开始在城市中心费利蒙大街点亮大量霓虹灯招牌。没过多久这条街就得到了“闪光峡谷”（Glitter Gulch）的头衔。接下来的一切基本上就是历史了。拉斯维加斯将旅游业当成了主业，依靠城里的金碧辉煌与周边的自然景观招徕游客；黑社会与房地产商意识到拉斯维加斯执法松弛且避税空间极大，于是纷纷前来捞金；洛杉矶以及全世界的艺人们则逐渐意识到拉斯维加斯永远都不缺乏观众。

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拉斯维加斯终于奠定了自己身为美国游乐场的地位，并且开始将自己打造成美国例外主义的完美招牌：花团锦簇，烧钱无度，充满了美国特有的放纵铺张。直到2007年，原本的繁荣变成了一声闷响。在全球经济衰退的大背景下，拉斯维加斯的纸醉金迷往好处说是放纵无度，往坏处说则是不负责任。换言之，游客也不太愿意过来玩了。此外拉斯维加斯的银行还发放了35000份无法收回的房屋贷款。对于这样一个以赌博安身立命的城市来说，各大银行与房地产商们愿意赌身家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对于住宅来说，祸根或许在于掠食性质的借款。但是对于赌场与度假村来说，情况则又有不同了。

我们大多数人所认识的那一部分拉斯维加斯并不是为了实用而存在的——就像纽约、巴黎或者东京之类的正常城市那样——而是为了让人们惊叹而存在的。我们认识的那部分拉斯维加斯旨在让人目不转睛，而不是栖身落脚。百乐宫酒店、卢克索酒店、硬石餐厅以及其他同类全都修建了仿真城市。这些城市不是用来居住的，而是用来玩乐的——无论“玩乐”这个词有多少种定义——不是用来过日子的，而是用来放松的。拉斯维加斯是美国的游乐场，而美国现在或许已经成长了许多并且抛弃了这个游乐场。当然这样做也伴随着高昂的代价。

尽管有着景观大道与地标，高耸的方尖碑与无数仿古建筑，可是拉斯维加斯从开始建造的时候就并不以优雅老去为目的，而是为了立刻就让人们叹为观止，随后又被拆除或者废弃。在桑兹大道与佛莱明哥路之间的街区里，曾经坐落着金沙赌场，漂流赌场，诺比山赌场，假日赌场，帝国宫赌场，奥谢赌场与巴巴里海岸赌场。同一片地区如今则坐落着金银岛赌场，百丽宫赌场，威尼斯人赌场，幻境赌场，海拉斯赌场，LINQ赌场，凯撒宫赌场，佛莱明哥赌场与克伦威尔赌场。所有原本的建筑都已经被拆毁了。

在影响很大的《向拉斯维加斯学习》（Learning from Las Vegas）一书当中，建筑师Robert Venuri 与Denise Brown写道，在这片土地上，建筑成为了空间当中的象征，而不是空间当中的形式。奇怪的是，他们评价得既不是拉斯维加斯的豪华赌场，也不是冷清民居，而是空旷的停车场。他们将拉斯维加斯的停车场与凡尔赛宫相提并论，凡尔赛宫当中占地宽广的花园象征了法国大革命横扫一切之前旧统治阶级所拥有的海量财富以及旧政权的绝对统治。他们认为，拉斯维加斯的停车场就是柏油质地的花园，正因为百无一用才特别美丽。停车场是地位的象征。同时又能储藏其他的地位象征。那么所有那些完工或者未完工的超级赌场又象征着什么呢？莫非是美国的废墟吗？鉴于这些建筑的更新速度，毁灭与倾颓根本就是这些建筑的先天本质。有些赌场在完工之前就已经具备了废墟的特质。

诚然，按照定义废墟必须是已经完工并且在漫长的时间里逐渐倾颓但是还没有完全归于尘土的建筑物。马丘比丘、金字塔、佩特拉神庙、特奥蒂华坎、吴哥窟、巴台农神殿、卫城——还有凯撒宫？ 人们认为一个古代社会的力量要依靠废墟的质量与存续能力来体现。强大的文化能够建造传承万世的建筑结构。美国确实具有很多放在末世背景下非常壮观的宏伟建筑，但是拉斯维加斯的赌场就连半代人的时间都坚持不了，更不用说千百年了。

拉斯维加斯大道集中体现了美国物质丰饶的刻板印象，因此这些未完工的赌场或许真的应该成为我们的迦太基遗址或者罗马论坛遗址，尽管它们大概没有存世的能力。不过这些建筑已经开始扮演废墟的文化角色了，尽管严格来说它们还不算废墟。在这个谁也不能确定美国的政治与文化权威是否能长期保持的时代，它们彰显了对我们来说重要的事物，但是更彰显了对我们不重要的事物。这些建筑或许并不会在遥远的未来继续存在并且成为废墟，但是我们不妨现在就将其当做废墟对待。

3：该不该阻拦网络广告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nlVTNjeWrg

随着IOS9以及Safari最新推出了内容过滤服务——当然我们知道所谓的内容过滤软件其实就是广告屏蔽软件——我们又陷入了关于“互联网究竟应当怎样应对迅速增长的使用广告屏蔽软件的少数群体”的冗长辩论。

这种软件的功能就像名称所说的那样，能够阻挡互联网上的弹出信息。使用这种软件的好处自然有很多：网页看上去更更美观，载入速度更快，移动端电池使用时间延长了，流量也节省下来了。有些有些广告屏蔽软件还能粉碎各种鬼鬼祟祟的恶意软件，后者会追踪你的上网浏览轨迹，从而向你发送针对性的广告，因为你就只是区区一个营销目标而已。

相比之下，使用广告屏蔽软件的坏处就只有一个，但是却不容忽视：生产你愿意消费的内容的网站将会在网上消失——至少这是反方的论点。很大一部分网络生态都是由广告支持的，如果你阻挡了广告，那么这部分生态也就不存在了。没有钱也就意味着没有内容。

因此苹果公司允许使用广告屏蔽软件的决定具有非同小可的意义，尤其是因为直到目前为止移动端依然是广告任意作为的牧场。花费大量时间在移动端浏览网络的人——至少大部分美国人每天都要花费大约3个小时用移动端上网——肯定很熟悉这一现象。你每天有多少次会不小心点开你本来不想点开的页面呢？至少也得有两次吧！

引入广告屏蔽软件——或者说内容过滤器——的理由是改善用户体验。Marco Arment最近推出了Peace应用——不久前这款应用仅仅花了两天时间就成为了下载量第一的付费应用软件——并且号称这款应用可以极大地改善移动端上网体验。然后Marco就像这款应用从软件商店里移除了，苹果也向所有订货用户进行了退款。为什么要改变心意呢？Marco表示，他的成功让他感觉并不好。内容行业需要广告来维持运作，吊诡的是广告屏蔽软件——至少是付费软件——又需要依附于内容行业才能运作，所以他的感觉这么奇怪也就很好理解了。他说：“我们需要更为细致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所谓“这个问题”就是如何应对卡住滚动条、耗尽电量、充满了各种花里胡哨乱七八糟弹出框的网络现实。

已经有很多人手拿火炬走入了这个阴森漆黑的地穴。例如Darius Kazemi就推出了“道德化广告屏蔽器”。这款软件会彻底屏蔽任何一个由广告支持的网站。我知道你们想说什么：“迈克，一个把整个网站都屏蔽了的软件可并不算手段细致啊！”我完全同意。但是Darius Kazemi提醒我们想起了那句至理名言：当产品免费的时候，身为用户的你就是产品。你之所以能够免费阅读Awl、洋葱新闻网、Vox、《大西洋月刊》、《石板》上面的机智文章还用不着直接支付现金，原因就在于已经为所有这些内容付过帐了，付账方式就是你的眼球，或者说你的注意力——换句话说就是你早就被人卖了，更准确的说是你的存在被人卖了，卖来的钱则用于资助那些美味的免费内容。道德化广告屏蔽器认为，要想从充满广告的危险区域撤出来，最符合道德的方法就是一开始就别进去。

对付广告的最佳方法似乎就是咬牙硬上，采取Emily Eifler的立场：如果说内容是享乐，那么广告就是你为了获取愉悦而付出的工作努力。针对这一论点有两条反论：首先，我工作得还不够多吗？其次，在我没打算工作的时候还被人要求工作，这种感觉太糟糕了。有时候我甚至会在并未工作的时候——比如随意浏览网站的时候——怀疑自己其实正在工作。这种感觉太糟糕了，太令人气愤了。每当这种时候，难免会有些内容提供者会遭受骂名，被人称作大公司的托儿，然后就是一地鸡毛的嘴炮大战。

广告似乎不仅向我们推广了产品与品牌信息，还延长了我们的工作时间——如果说工作是休闲的反面的话。我们进行娱乐的时候，相当一部分时间实际上是献祭给了广告之神。激动人心的电视剧情节经常遭到广告的打断，而广告则急切地恳求我买一台微软Surface或者更换汽车保险。所谓的半小时电视节目里只有二十二分钟是节目内容。广播电台总要在大段播音节目与黛米.洛瓦托的《Confident》之间宣传一下当地的二手车中介。至于纸面媒体的态度就更加肆无忌惮了，完全是在见缝插针地做广告，用户体验完全不是事儿。

换句话说，广告从娱乐当中切削掉了相当分量的时间、空间与注意力，从而提醒你以及其他像你一样的人，在娱乐之外还存在着大量商品。理想情况下广告会提醒你去了解那些你想被提醒的事物，但是在实际当中，广告内容往往是厂家希望你希望自己被提醒的事物。因此就像黛米.洛瓦托的《Confident》已经传唱成了口水歌一样，你走到哪里都躲不开广告。

就像流行音乐一样，广告要想获得成功，也必须通过众多渠道在短时间内反复作用于最广大受众。在《现代与后现代时期的广告》一书当中，Pamela Odih将这种做法称作“将消费需求的节律加以标准化”。这是一种老派的流水线式思路，需要众多观众在同一时段看到同一条广告，从而促使他们采取一致行动。当消费者的需求得到协调的时候，当我们在同一时间全都意识到新款三星手机或者麦当劳新品菜单已经问世并且一起解囊的时候，资本主义就完成了一套高难度动作。

广播的传播模式促成了这种广告方法并且使其得以高效运作，而互联网与新媒体则削弱了这种方法的效力。当二十一世纪初期的下班铃声响起的时候——假如你并未失业的话——我们并不会同时打开十个电视频道当中的某一个或者拿起三份报纸当中的某一份。人们进行娱乐与接受新闻的方式在时间与空间上已经互不协调了，但是广告语与许多依赖广告存在的行业依然需要依靠协调效应才能发展壮大。

互联网广告服务器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之一。从少数几个地点，同一套广告会根据算法发布到许多相互隔离的服务器上。你我可能会在不同的时间浏览不同的网站，但是我们看到的广告却有可能来自同一家公司。具有类似浏览习惯的人们无论走到哪里都会看到同一则奥迪广告，直到我们实在忍不住去买一辆奥迪为止。节律又统一了！一个广告，伟大！

对于这种解决方案的解决方案——也就是这种方案所面临的问题——在于用户很容易就能打败算法营造的独特性，相比之下要想打破实体空间的独特性还要困难一些。维基百科仅仅列举了31家著名广告网络，而广告屏蔽软件的威力只能用大开杀戒来形容。此外屏蔽互联网广告似乎也让人觉得合情合理，因为就算商家依靠追踪软件做出了针对性的广告，用户还是会觉得——或者说正因为追踪软件的存在——这些广告似乎对我的满足不感兴趣。广告商在网上尾行用户的做法实在让人放心不下。

互联网似乎一直在巩固这种观点：身为受众的我们是特殊的。个人化定制，内容管理，过滤泡，网上民主，无论你怎样称呼具体做法，总之我们已经习惯了为我们自己量身定制的内容。程序化的广告自然也可以做到个人化，但是往往会让用户觉得有人正在试图调整我的节律，就好像我的节律和其他许多人的节律必须要整齐划一一样。这是我的广告，像这样的广告还有很多，可是这则广告是我的。

与此同时。Reddit、Tumblr、Twitter与博客圈子都能在最基本层面上提供让人感到非标准化非协调化的独特内容，因此互联网广告刚刚安置在这些地点就已经让用户觉得很不合适了。就在我希望感到与众不同的时候，互联网广告却剥夺了我的特殊性，在我想要逃避的时候定位了我，在我想要休闲的时候迫使我工作。

网络技术能够轻易地为用户提供复杂非协调性的体验，如果在线广告也能够提供类似的体验，像这样的广告并不会让人感觉过于牵强，以至于立刻就必须屏蔽，至少也会让人觉得看广告不那么像是工作，不像被人抓现行。电视、报纸、广播广告也有很相似的问题，却又有显著的不同，

问题在于去年互联网广告收入因为屏蔽软件的存在而损失了218亿美元。这笔钱可以资助的内容自然也消失了。我们看电视的时候不得不忍受广告，而我们得到的回报则是《行尸走肉》与《傲骨贤妻》。在互联网上，类似YouTubeRed之类的渠道提供了妥协方案，网站本身没有广告，内容创作者依然多少能拿到一点提成，不过这点提成实在太少了。此外广告屏蔽软件不仅免费易用，而且覆盖面极大。直到广告行业提升自己的水平，或者有办法在所有网站上简单有效地支持内容创作而不是单纯地屏蔽广告，那么最好的做法要么是看广告，要么就是使用道德化广告屏蔽器。

4：触发警告有助于促进交流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voYtUhjRWM

一股道德恐慌席卷了全国，自然也顺便席卷了整个互联网。就像一般的道德恐慌一样，这场恐慌也包含着有可能冒犯某些人的因素，但是这场恐慌并非与这些因素直接相关，而是关系到道德恐慌本身，更准确地说是关于大学校园里的道德恐慌。人们认为，学生们应当在大学校园中遇到各种各样的、陌生的、困难的且令人不愉快的的思想。假如人们认为这些思想在情感或者心理上可能造成危害，学生与老师们应当怎么办呢？例如描写强奸与谋杀的绘画，讨论种族主义与性别歧视的文学作品，展现虐待、人身伤害与战争的电影。

如果学生们不想——或者因为焦虑而不能——接触特定的教学材料，他们可以采取怎样的行动呢？教授这些材料的老师又负有怎样的责任呢？是为了避免刺激学生而回避这些材料呢，是继续教授并且让学生们咬牙坚持呢，还是提前警告学生接下来的教学可能令他们感到不适呢？

最后这种做法也就是所谓的触发警告（trigger warning）引发了很多讨论，也是之前提到的道德恐慌的源头。触发恐慌是一段文本，这段文本告诉人们，接下来的讨论有可能触发他们的创伤后应激障碍或者焦虑情绪。按照一般说法，触发警告最早出现在互联网的女权主义讨论区域，用来提醒人身攻击、强奸以及其他伤害的幸存者们，该区域的某些讨论可能会涉及相关内容。这些话题总是要谈的，是吧？互联网上的社区可以围绕很多事组织起来，共同经受的创伤经历就是其中之一。如果其他网友不想分享你的经历，那为什么不多打几个字提前警告她们呢？

问题在于有人抱怨处罚警告已经超越了本分界限，从个人领域进入了公共领域。首先是类似Tumblr这样的网上空间。Tumblr的标签系统允许人们屏蔽特定的内容，免得不小心看见。随着互联网不断渗入实体空间，触发警告也进入了大学校园。有些老师愿意、有些学生也主动要求对有可能冒犯人的材料进行提前警告。

人们的担心原因在于，如果学生们对于似乎有些冒犯人的教学内容报以道德恐慌的态度，那么老师就会感到自己不得不进行调整或者完全无法教授相关内容，以至于失去自己的学术自由。此外人们还担心这种做法会加剧一个早已棘手的问题：新千年一代的心理过分脆弱，这些年轻人的心理如此脆弱，以至于在超市里看见造型奇特的蔬菜都会感到不适——真是一群弱鸡，呵呵。

反对触发警告的人们认为，大学的目的在于培养学生们踏入真实世界，而现实世界当中是没有触发警告的。触发警告鼓励我们用虚与委蛇的方法来处理困难的问题，并且鼓励其他人回避困难。这种做法通常认为暴露是治疗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最佳方式，而且学生或者校方有什么资格要求老师哪些话能说哪些话不能说呢？触发警告意味着有些糟糕的事情根本不应该得到讨论，以至于限制了其他人的自由表达。“这世界上有很多糟糕的事情，不能全部回避，所以不妨在大学里就提升忍耐能力。”

反过来说，现实世界确实存在着与触发警告功能一致的事物，只不过我们通常不用这个词来称呼它们。暴露或许的确是治疗创伤应激障碍的最佳方法，但是过程非常漫长细致，还有可能由于创伤起因的不同造成激烈的负面效果——但是这一点就有些跑题了，因为大学教师并不是提供心理健康咨询的专业精神病医生。如果学生确实有需要处理的心理问题，那么恰当的治疗方式不应当由艺术工作室或者教导员来规定或者执行。这个观点看上去有些空对空，因为大学当中的触发警告并不像有些人想的那样是用来避免或者审查题材的方式，而是恰恰相反。

在网上的确有可能制作一个由触发警告形成的过滤泡，彻底屏蔽所有一切让你感到不快的内容。但是教室里的触发警告不等同于Tumblr的触发警告，并不会挡住人们的视线，并不会取消人们与令人不快的材料进行互动的预期或者责任，而是公开宣扬这些材料。教室里的触发警告并不会阻碍对话，而是让对话有可能发生，让学生们提前做好心理准备。教室里的触发警告并不是盾牌或者盔甲——如果一定要采用战争比喻的话——反而更像是号角，鼓励人们发动冲锋，鼓励人们正面应对困难的内容。西方学院政治学教授Caroline Heldman接受Flavorwire采访时指出：“触发警告使得谈话成为了可能，意味着这堂课并非关于你的个人生活。这样做促进了教室的学术氛围，并且让学生们为了即将遇到的内容做好了心理准备。”

换句话说，触发警告并不会限制言论，而是使得言论成为了可能——不仅可能，而且更具备了大学的气度。触发警告是对学生的鼓励。这些学生需要借助触发警告来振作精神，擦亮双眼。假如他们无法与老师合作找到参与讨论的替代性方法，至少他们的个人焦虑总不会限制群体讨论，

当然我也认为，许多关于触发警告的讨论并非关于触发警告本身。就好像一对夫妻在超市里为了应该购买哪种苹果而争执不休一样，他们的争执对象其实并不是苹果，而是涉及了一系列关于个人偏好、财务状况、个人经历、记忆过往以至于审美标准等多方面的问题，苹果只是话头而已。同理，关于触发警告的讨论也并非局限于触发警告，而是涉及了校方、老师与学生三者之间的权力关系，以及对于这一权力平衡仅仅因为某人高呼“我受到了冒犯”就发生偏转的担忧情绪。

如果有人以遭受冒犯为借口故意逃课，或者避免虽然不舒服但并不会造成心理压力的局面，那当然很糟糕。但是确实有人将大学师生关系视作商铺与客户之间的关系。学生支付了学费就应当得到满意的对待，而学校则应当做出各种安排来确保这一点。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大学存在的意义就是让人接触各种困难的观点，回避这些理念也就彻底否定了大学存在的意义。第三种观点则认为作为整体的大学其实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铁板一块，不同的大学乃至不同的教室在不同的时间里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都应当有所不同

大学确实应当采取主动活跃的立场，学生们确实应当在充满挑战与支持的环境里主动接触困难理念。但是教育政策并不能统一作用于所有人，并没有什么实现完美平衡的魔法配方。更麻烦的是，大学老师们——尤其是助教——往往工作负担过重，工资过低，而且被当成了一次性消耗品。所以老师当中存在着恐惧的文化，他们觉得自己必须做正确的事情。可是谁家的正确才算正确呢？此外，作为社会体制的大学在过去十年里越来越向钱看齐。大学资源很有限，所以校方在支持需要特别关照的学生并且避免疏远其他人的时候往往会做出受限或者遭到误导的努力。学生们要么自己摸索——这样做的结果未必尽如人意——要么向老师咨询——结果也未必好到哪里去。

触发警告就是“大学的责任是什么”这场讨论当中的苹果。体制化的大学是某些世界观加以自然化的强力机构，所谓自然化就是让人们觉得某些理念是理所当然的存在，尽管事实上并非如此。从更广泛的层面来说，人们想知道大学究竟是不是一个应对困难的地方。对于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来说，这一点都是自然而然的，但是必须要这样吗？并非如此。至少法律没有这么规定。不过再换一个层面，问题其实在于困难或者令人不安的内容是否遭到了自然化。

对于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来说，令人难受的话题似乎是很多研究领域的必然组成部分。在教室里要求或者提供触发警告的行为则暗示着情况并非必须如此不可。并不是说我们不能讨论糟糕的事物，而是说在讨论糟糕事物的时候不应当将其视为自然而然的存在。只有公开讨论创伤经历，我们才能看清这一话题所处的更广大范畴，否则这一题材就只会坐在原地不出声，不被人注意，似乎与更广的题材无法区分。在现实生活中，强奸并不是推动故事情节的机制，交战区域并不是因为政治镇共而导致的紧张地带，自杀也绝不仅仅是精神疾病的结果。

大学可以体制性地对某些理念进行自然化，让人们不加质疑地将这些理念视为历史、文化、艺术与科学的一部分，不承认这些理念值得正面考察。这种做法或许会让人们相信强奸就只是强奸，战争就只是战争，自杀就只是自杀，没有更深层的背后原因。我认为关于触发警告的讨论正是对这一点提出了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