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人文主义谈话录 -- 万年看客

5：开源运动与拖拉机维修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t5fjHC7tL8&index=27&list=PL69BD06CC757E1D61

身为一名制造者，从头开始制作物品，将手头现有的原料转变成原本并不存在的成品，无所畏惧地回避保修期的限制。这场运动不仅仅是手巧这么简单，而且似乎后劲很足。2011年，《制造者杂志》创刊人Dale Dougherty认为“我们全都是制造者”。今年，MakerBot公司创始人之一Brea Pettis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此类主张也得到了很多其他团体组织的应和。

但是“我们全都是制造者？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Dougherty将制造当成了美国的国民性，他认为美国与美国经济都是由制造者奠定的：一群对现状感到不满的人们试图借助手头现有的材料创造出预想之外的新鲜事物。Dougherty与Pettis都认为，与以往任何时刻相比，目前我们拥有更多的知识与能力来创造新事物。

制作者们抓住了开放、可用与创新精神来创造新事物。他们的动机或许是为了钱，但更主要的动机只是因为他们想做而且能做。而且他们还与其他人分享自己的发现。假如你将互联网、3d打印、数控机床、激光切割与微控制器编程结合起来，再加上一点创造力与创业精神，那就会导致我们现在的局面。在这样的环境里，制造者的出现可以说是自然而然的。

但是就像Dougherty所说的那样，这种做法也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按照Pettis的说法，目前的制造文化源自二战后期家庭作坊文化。不过我们现在却在庆祝制造运动的新生。假如制造运动由来已久，那么复兴又从何谈起呢？发生了什么呢？

发生了很多很多事情，例如工业革命以及随后的数字化革命，制造所需知识的进一步专业化，获取知识渠道的相对匮乏，全球化市场、劳动力流动、制造业与船运，对方便与消费主义的强调，等等。但是我们只会着重关注其中的几项因素，也就是专门化的知识与知识获取。为了讨论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专门花一点时间谈谈——不是苹果电脑——不是四轴无人机——不是高档跑车——而是拖拉机，

首先，拖拉机对农业生产很重要——废话。其次，拖拉机很贵——还是废话。这两句话连起来就意味着，当拖拉机坏掉的时候你的第一反应是维修拖拉机而不是去买新的。从这一点上来说拖拉机并不同于微波炉或者其他90%消费品。第三，时间就是金钱。因此农夫很想自行修理拖拉机，这样做要比带着拖拉机去找维修工或者干等着维修工上门要快得多。

自行修理拖拉机是半现代化农业生产的常见做法。农场里总有这样一个或者几个人掌握着维持拖拉机运转的必要机械技能。这套技能大概包括拿几把扳手，敲几下零件，骂几句脏话，蹭几身油污，然后机器就修好了。但是事实证明，要做到这一点越来越不容易了。

现代化拖拉机就像90%的其他现代化产品一样需要依靠芯片、传感器、处理器与数据接口才能运作，传统的农民修不了这些东西。我们通常并不认为农民群体特别精通电子科技，不过这其实是我们的偏见。现在最主要的问题并不是农民不知道如何修理高科技农具，而是法律不允许他们自己动手。自己动手就意味着违反版权法，轻则遭受罚款，重则遭到大公司起诉。

现代化拖拉机的硬件与软件就像高档汽车、蓝光科技、YouTube视频以及电影一样都受到《数字化千年版权法案》（Digital Millennium Copyright Law）的保护。黑进拖拉机操作系统的防火墙对其进行维护是非法行为，必须要有具备专业资质的维修人员替你绕过防火墙。这种做法很慢，很昂贵，对生意很不利。

过去维修拖拉机仅仅需要脑筋好、经验足、坚持不懈以及一点运气。但是现代化的拖拉机已经变成了装满黑盒子的大号黑盒子。现代化拖拉机在农业生产中更有优势吗？那是自然的。但是法律从未规定科技进步必须以剥夺用户直接接触科技的权利为代价。正是因为如此人们才会觉得制造运动正在复兴。

我们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到二十一世纪初期视为社会变革的重大时期。科技的能力不断提升，科技的复杂程度也同步跟进。在这一时期，科技的能力首度超过了绝大多数人对于科技的密切理解能力。不过随着科技素养——尤其是编程素养——成为了与日常世界互动的必备技能，这种复杂性也会得到削弱。有些法律法规限制了科技素养的作用，因此我们可能会理直气壮地进行反向工程学研究。

我认为制造运动标志着这样一群人的重新出现，他们有能力修好自己的拖拉机或者从头制造自己的拖拉机。只不过现在拖拉机已经不只是拖拉机了，而是特别现代化、特别复杂的机械、科技与制造业知识技能的综合体，并且还受到了知识产权死板规定的约束。我认为制造运动是好奇心、技艺以及相当程度的不耐烦这三者的混合体，回应了一个绝大多数商品都是批量生产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极少有哪一件物品具有个人化、公开化或者可用性等特质。这样说来制造运动与黑客运动其实很有渊源，后者也将权限不足的沮丧与创造的欲望集合在了一起。

这样一来我们又谈到了现代制造运动所呈现的更大问题：我们的科技是不是太过封闭，如果没这么封闭的话会不会更好、更快、更有趣呢？会不会创造更多的工作岗位呢？是否一切知识都应该开源呢？

开源运动是一套主要与软件相关的许可与开发模式。开源软件的源头——即内部工作机理——向公众开放。开源软件甚至允许公众根据某个程序的源代码编写新的程序并自行发布改良版本。著名开源软件包括比特币、Apache、WordPress、火狐浏览器与BT下载。第一台MakerBot立体打印机也是开源的，奇怪且不幸的是第二台却不是。

换句话说除了软件之外还有很多技术可以应用开源模式，例如机械设计与制造可以开源，机器人、汽车与建筑也是一样，甚至就连雕塑与音乐也可以开源。诗歌与哲学更棘手一些，但我们总可以试一试啊！所谓开源运动其实就是设计制造与透明的结合产物，我认为我们当中很多人都希望这世界多一些这样的结合。

进一步讨论之前，我能听到很多人正在十指如飞地敲打键盘撰写评论，质疑开源运动的经济可行性。开源不等同于免费，开源内容可以收费——也确实有人正在收费。开源软件与免费软件也经常被人混淆。开源软件并非不收费，而是说对软件进行修改不需获得许可，开源但不免费的软件可能会对应用或者传播进行某种限制，长话短说，无论是否提供免费许可，人人都可获得的知识总是一个良好的开始，

我认为这正是制造运动的标志：利用科技与互联网来收集并传播知识，以及促进机械、科技与制造商品的透明程度的能力。我总觉得制造运动就像是对于商品内部结构的侦探调查报告。这种调查带来了我们通常与知识或者能力联系在一起的力量或者能动性。

想象这样一个世界，在那里我们不再需要头破血流地争夺知识，那里的科技界能够承认——就像Kevin Slavin最近在麻省理工媒体实验室的演讲当中所说的那样——科技本身应当像用户一样独特且丰富多彩。为什么我们不能像中国深圳的手机制造商一样制造能插四张卡的手机呢？想象一下我们这个世界里的知识与技术摆脱了盒子的限制，只要具有灵巧的头脑程与YouTube教程视频，所有的科技都可以按照用户要求量身定做，因为科技的核心源头是开放的，接触这些核心知识也并不会导致联邦特工从天而降。

我们已经有进展了。在最初的喧嚣之后，手机越狱现在已经合法了。再过几个月国会将会就拖拉机开源问题进行表决。但是目前的科技界依然被市场与知识产权理念的篱笆墙切割得四分五裂，这两者都非常支持并鼓励施加限制。在篱笆墙的另一边有一台出了故障的拖拉机正在等待修理，因为谁也没有获准修理的资质。

6：SAT究竟考察什么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3cVy91El8c

在美国我们有SAT考试，也就是标准评估测试，同时还有ACT考试。绝大多数高中生在申请大学的时候都要参加这两场考试之一。这次我们着重谈一下SAT。

SAT考试成绩非常重要。绝大多数大学都会要求申请学生提供考试成绩。低成绩对申请大学非常不利。人们普遍认为SAT体现了一个学生有多聪明，更确切说体现了这名学生在大一学年将会如何表现。只不过这场考试或许并不能说明这一点。对智力的衡量标准有很多，其中有很多标准非常难以量化。研究表明有很多其他测试能比SAT更加准确地衡量学生未来的成功程度，而这些测试衡量的特质都与智力无关。好比说当年我的SAT成绩就非常难看，但现在我的大学母校居然邀请我回去给学生们做报告，就因为我在Youtube上有了自己的个人频道，

那么假如SAT不仅衡量智力，那么还衡量什么其他特质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回顾历史。SAT在1926年正式成为测量学生水平的测试，其前身是面向军人的智力测验，这一测验的目的是衡量哪些士兵有资质得到提拔，具有担任军官职责所必需的心智能力。不过SAT同时也是对测试本身进行的测试：人们是否愿意接受测试呢？测试是否有效呢？结果究竟会怎样呢？

根据Nicholas Lemann在《大测试》一书中的说法，当年的军队测试结果完美地反映了原本旧有的社会等级秩序。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日耳曼人种智力最高，高加索人种次之，地中海民族最差。上述测试完全证实了这种观点。换句话说，这场测试并没有衡量个体，而是为针对群体的态度提供了口实。当年的测试试题设计者Carl Brigham是一位狂热的优生学主义者，他相信可以通过选择育种改善人类的未来。二十世纪初期美国的学者与社会改革者纷纷支持优生学，他们认为这些测试是对于生物学现实的客观测量。事实上优生学只是为种族主义以及排斥“劣等种族”提供的伪科学辩护。

1926年军队测试正式演变成了SAT，难度稍微提升了一点，主要针对申请大学的学生，尽管并非完全覆盖这一群体——这一幕还要过一段时间才能发生。向这一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发生在四十年代，时任哈佛大学校长James Conant认为教育能够改善国家现状——这个理念出现的时间比你想象得要晚很久。他认为任何人——当时“任何人”的范围要比今天小很多——都应当接受严肃教育，从而培养一批能率领美国走向伟大的知识精英。在这一事例中显示的测试与社会秩序之间的关系非常奇怪，但是不管过去的社会观念认为什么样的人拥有智识，只要你通过了测试，那就是通过了测试。这正是SAT与类似测试的核心理念，所以此类测试在美国才如此普及。借用Mark Bauerlein的话来说，与特权阶级后代平等竞争的机会是实现民主社会许诺的重要步骤。在美国任何人都能成功，SAT就是证明这一点的方式之一。不管你来自哪里，出身如何，你都能在美国取得成功。

直到今天这一点在一定程度上依然是真实的。但是我们对SAT的研究越深入，就越会发现它并没有完全摆脱自己不甚光彩的起源。SAT起初代表“学术能力测试”（Scholastic Aptitude Test），后来改成了“学术评估测试”（Scholastic Assessment Test），再后来又改成了SAT推理测试（SAT Reasoning Test）。从1997年至今，这三个字母已经不再指代任何具体单词了，就像KFC、AT&T、BP以及杜鲁门的中间名S一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SAT一直在试图逃离自己，直到今天依然如此。美国大学理事会很清楚自身存在着问题并且正在试图改进。很多研究都表明家庭收入较高的学生的SAT成绩明显高于家庭收入较低学生的成绩，男性学生的成绩总体来说比女性学生要高，尽管女性学生的大学录取率与毕业率反而比男性学生更高。根据不同的测试结果，白人或者亚裔学生的总体水平要比其他种族的学生更高。

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很多也很复杂，可谓一言难尽。原因之一在于测试本身的格式、用语、背景知识与预期知识集合对于某些人来说更加熟悉，与他们所属的文化联系得更加紧密。另一个因素在于富有家庭可以负担辅导教材、课外补习以及有加分效果的社会活动，这些做法通常被称为“影子教育”，尽管其目的并不在于将孩子培养成为超级杀手。学校资源、家长与同学的成就、考试成本以及用来学习的时间都会影响SAT的成绩。SAT测试的结果至今依然倾向于与人们对于特定群体的智力预期相一致。许多研究结果都表明SAT结果不仅与学生的智力与学术能力有关，也与学生家庭的财富与地位有关。不过SAT的问题不仅是个学术问题。就像当年一样，问题不仅出在测试本身，还出在编写与执行测试的大环境。

那么更大的问题在于，既然SAT有这么多弊端，为什么这么多大学依然要求学生提供SAT成绩呢？一批数量不多但正在逐渐增加的大学确实已经不再要求SAT成绩了。依旧要求SAT成绩的学校可能是出于习惯或者对于择校率的重视，但是同样也因为SAT很容易操作。如果标准测试不是那么容易打分的话，也就不会这么流行了。一定程度上，标准测试的历史也是电子计算技术的发展史。理想状态下并不需要人工来解读每年都会产生的海量答题卡，但是电子计算技术能够进行的打分、评级与量化活动确实有限。理想条件下我们的成功应当是个人化且整体化的，并且能在评估与评价体系当中体现出来。但是在现实当中学术成果与高分往往是同义词。人们之所以将标准测试衡量结果视为衡量成功的标准，恰恰正是因为这些结果能够得到标准测试的衡量。

在这条隧道的尽头确实有一丝诡异的亮光。大学当中正在兴起SAT替代运动，2016年SAT将会遭到大规模改革，还有些考试机构打算在未来考察创造性与合作能力等特质。但是我觉得这些做法都像是教育界的功能蔓延，用更多的测试来修补原来的测试。这就是我们在教育界的思考与生活方式：一切都要围绕着数字展开。考察数字很简单，考察数字的方法也很现成。所以我想究竟会是科技进步、态度转变、还是教育政策变革才会最终鼓励我们不再那些似乎抗拒标准化的事物加以标准化。

7：有机食品运动与灭菌文化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g77Wrn_j_Y

纽约的街头巷尾分布着许多杂货店。这些杂货店售卖范围有限的主食，例如罐装食品与盒装食品。店里往往还养着一只不怕人的猫。在过去十年里，杂货店主们纷纷将自己的买卖改头换面，从供应街坊四邻的油盐副食点逐渐变成了灯火通明的有机食品店铺。这一改变的原因或许是城市中产阶层化，即中产阶级与上层中产阶级居民大量涌入某一地区并改变当地市容市貌的过程。今天我想谈谈更有质感的话题，我想谈谈有机食品运动。这场运动席卷全球，我家门口杂货店的重新装修只是诸多迹象之一。直到二十世纪初期，农产品农业生产才与“有机”二字切断了天然联系。这一转变发生得很快：杀虫剂、化肥、基因改良、辐射育种——一整套看上去不怎么样的农业生产手段成为了新的常规，至少对于你在杂货店里能够买到的食材来说确实是这样。

值得一提的是，我认为土产食物运动与有机食品运动相关但并不相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有些科学家首度提出：“我说，这些东西掺在食物里或许不太好吧？”但是直到七十年代的人们将环境污染视为严肃的全球问题之后，非有机农业才开始遭到敌视与鄙视。八十年代USDA正式推荐有机农业，理由是有机农业的可持续性更强。公众则开始担心禽畜福利、公平贸易、生物多样性以及人类健康。所有这些因素全都灌溉了有机食品运动的扎根土壤，使其得以破土而出。

当然需要考虑的信息还有很多，仅就人类健康角度来说，目前还不清楚有机食品究竟有多少好处——或者反过来说非有机食品究竟有哪些坏处。转基因辩论目前正如火如荼地展开，尽管正方目前已经拿出了上千项研究结果证明转基因食品可以供人畜安全食用，但是并没能阻止欧盟推行越来越严格的转基因食品管理制度。越来越多的食客与连锁快餐店完全放弃了转基因食品，很多人都觉得食用有机食品更好，尽管美国家庭每年会因此多花4000美元。

这正是我本人最感兴趣的一点：感觉。有机食品的感觉。有机谷物黄灿灿的口感。正是这种感觉使得布鲁克林的每一家杂货店都将原本道红黄两色的铁皮招牌换成了绿色顶棚与花椰菜标志。杂货店内部的陈设倒是没变，只不过货品换成了奥德瓦拉果汁以及单个出售的苹果。

就算人们不知道有机食品究竟为什么对健康有利——有很多研究表明这一点并不属实——他们往往还会这样感觉。为什么呢？很简单。有些人说“因为‘化学物质’是坏的，不要往肚子里塞。”这个论点的问题在于一切物质都是由化学物质组成的。我认为这种感觉恐怕并非涉及化学物质本身，而是人们觉得有些做法逾越了界限。不过首先让我们来谈论一下污垢吧。

在《纯净与危险》一书中，Mary Douglas详细谈论了污秽以及关于清洁的仪式。她认为任何物质就其本身而言都不肮脏，只有处在特定环境中或者与其他事物相比的事物才能被视为肮脏。穿着脚上的鞋不脏，摆在桌子上的鞋就很脏。用过的碗碟放在洗碗池里并不脏，放在卧室床上就很脏。换句话说污秽就是不当其位的物质。我们往往认为我们之所以厌恶腐败的食物、放在餐桌上的双脚或者身体上的各种污垢是因为我们拥有科学知识，知道这些物质能够散播病菌，但事实上我们的反感在更大程度上其实是受到了文化仪式的影响，而不是有意识评估实际潜在危害之后的行为。

我认为有机食品运动的原理也是一样。在美国以及世界各地，人们都在浪漫化地描述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并不是工厂化的农业生产，而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式的农业生产。对于很多人来说，农夫是某种神秘的英雄，为他的同类提供一日三餐。农耕行为本身就像清洁行为一样多少带有仪式的性质。打断这种仪式，将化学物质引入这个美丽自然的生成过程，正是Douglas所谓的“禁忌”。问题尤其在于，很多闯入这一过程的外来化学物质都是污染物质，是不当其位的物质，因此食物也就脏了。我们都知道不纯粹的东西是危险的，纯粹的东西总是美好的。

我们在文化当中到处都能见到这种现象，纯洁与童贞联系在一起。任何性行为都被称为“好污”。人们会说“脏话”或者“嘴不干净”。杂乱无章或者个人卫生较差总会与精神不稳定联系在一起。夸奖别人整洁是好话。思维缜密的文章叫做“文笔干净”。现代设计理念——尤其是数字设计科技与工业设计——始终以极简设计为目标，让事物看上去更干净一些。并不是说深入思考与极简主义就不好，而是说这两者与干净之间的关系总令我非常奇怪，并且强化了人们对于灭菌的日益强大的欲望与执念。

我们再来谈谈洗手液吧。洗手液当真无处不在。食药局正在要求进行进一步研究，搞清楚长期暴露在杀菌材质之下对人体造成的影响，因为人们总会长期使用杀菌产品。许多杀菌产品采用的三氯生与三氯卡班这两种物质可能会提升细菌抗药性。世卫组织也基于类似原因非常担心在人类与家畜身上过量使用广谱抗生素的做法。各种形式的污染物质都令我们坐立不安，因此我们才会毫不犹豫地清洁自己。可是万一因为我们的清洁活动使得我们身上那些原本的寄生生物不再成为我们自身的一部分，而是变成了完全的野兽，那可怎么办呢？我不是说不该吃药。在最近一期“It’s OK to be smart”当中，Paracelsus说过：“毒药的根本在于剂量。”

Bill Saporito在《时代》杂志上撰稿认为，对于清洁的痴迷是美国国民性的特色。美国从来都是一个痴迷于卫生的国家。在过去几十年里，消费品公司发现他们可以大加利用美国人厌恶细菌的历史，从而充分开发一个充满消费目标的市场。他们推出了一批又一批的杀菌马桶清洁剂、洗涤剂、漱口水与地板清新剂。他认为我们现在的清洁冲动源自我们的先人逃离污秽打造新生活的愿景。美国梦就是保持卫生。我不太同意他的说法，我甚至觉得保持卫生不仅是专属于西方人的冲动。古往今来世界上的各种文化都有维持洁净逼退禁忌的仪式，美国人也不例外，只不过现在美国的势力比较大而已，而且我们的仪式还能与科学挂钩。此外现在我们有了全球市场、船运能力、基因工程学与经济压力。范式我们特别想要的东西我们都能得到。

无论有机食品对健康是否有益都能令我们感觉良好，因为我们相信有机食品未经污染。这是我们能得到的最干净的——甚至是灭菌的——食物。我们在生活其他方面都很看重洁净特质，为什么要对食物例外呢？就算这样，有机食品的“有机”特质依然很值得质疑。但是我们已经说的够多了，我得回家吃一顿由化学物质组成的晚饭了。

8：所有的酒店房间都是同一个地点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eT-iVP1lIM

今年夏天我投宿了很多酒店客房。我一直在想，酒店的房间究竟位于哪里？酒店房间是一个令人困惑的地方，因为我们总觉得应当将酒店房间当做家来对待，但是酒店房间比家更好。这里有人负责修缮，有人提供各种服务，还有钩子尺寸特别小的晾衣架。你可以将酒店房间当做自己的家来对待，但是酒店房间却并不会回报你的感受。问题并不在于用铆钉固定在墙上的画作或者统一款式的家具——如果你向发挥一下创造性，挪一下家具，客房服务人员总会耐心细致地将每一件家具摆回原位。你在家里要负责任，在酒店房间则要守规矩，不过这些规矩的执行方式非常客气，也非常消极。“如果你想将衣橱里的浴袍带回家，可以先到前台付款。”

或许正是这种紧张关系导致了或许很多人都想过但大多数人都没做过的捣毁酒店房间行为——例如摇滚歌星就经常这么做。我想这是出于沮丧心理，酒店鼓励你将客房当做自己的家，但是这房间里的一切陈设却受到他人的管理，是完全独立于你的陌生存在。酒店是一套体制，多少有点像诊所，而你则是诊所里的病人，理应遵守诊所的规矩，主动感到宾至如归。所有酒店房间都会受制于这种紧张关系，因为说来也怪，所有酒店房间都是同一个地方。不知不仅仅是有点像家却又不是家的地方，还是只有旅行体验才能创造的奇怪的线性空间。当然未必每一个住在酒店里的人都是出门办事的人，但是为了方便起见我们姑且这样认为好了。

酒店房间的麻烦在于你在让自己宾至如归的时候明知道自己肯定要离开，不仅是在旅程结束的时候，而且你刚刚到达的时候就知道自己肯定要离开酒店房间。酒店客房的意义就是尽可能不要得到利用。假如你在出门旅游期间仅仅看到了房间的内景却没有看到房间以外的景色，这趟旅游恐怕不能算是很有成果。酒店房间只是一个摆放各种家具、扔了一地袜子的空壳。我有一位朋友只住廉价酒店，他说的很好：酒店房间只是在他用不着自己的身体的时候用来存放这具身体的空间而已。他并不会待在酒店房间里，恰恰相反，房间会呆在他的身边，他漂浮在酒店房间里，从来没有真正抵达。这是一个暂时性的家，但是存放闲置身体的地点并不算是家。你进入酒店的原因就是为了离开。

酒店房间的地点千差万别，但它们都是同一个地方，是一张全球大型房屋网络上的节点，流动的房屋迎接着流动的人们。不知道身处酒店房间的我身处何方也让我怀疑我自己究竟应该是谁。在酒店房间里我们是什么人呢？我想主要还是我们自己，除非你是在拉斯维加斯入住酒店，那些酒店房间往往会鼓励人们改头换面并且提供所需材质。不过话说回来，我们是酒店房间的什么人呢？是客人、暂时的主人还是顾客呢？又或者只是一个麻烦而已呢？

我总觉着我对酒店房间的使用只是给其他人造成了麻烦而已。无所不在的客房服务人员面对着几乎不可能的任务，反复将客房与公共空间打扫一新，抹去上一位客人的痕迹，擦桌子扫地，重新布置家具，擦掉所有痕迹。进入酒店房间之后，我肯定是每一样物品的第一个使用者，哪怕我之前刚刚离开房间又重新入住。所以我才永远不会真正抵达酒店房间。Joanna Walsh在《论酒店》一书中写道，“与其说我是客人，倒不如说我是幽灵。”就像幽灵一样，我无处可去。我离开了某处，却没有抵达另一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