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Andrew Marr：当代英国的诞生 -- 万年看客

一望无尽的福姆比海滩是莫西河与爱尔兰海的交汇之处，即便在战时这里依然十分宁静。1917年7月的一天，一名身材高挑、相貌英俊的军官正在这里孑然独行。在海边驻足之后，他先是冲天挥拳，然后扯下了一条缝在制服上面的军功十字勋章绶带。绶带无力地掉落在水里飘走了，然后此人才踏上回程。他就是西格里夫.萨松，一位从战壕里摸爬滚打出来的英雄。此时他陷入了年轻人生当中最严重的一场危机。负伤回国之后他认定发动这场战争的理由全然错误，因此他拒绝继续服役。他很清楚自己会被送上军事法庭，甚至有可能遭受死刑，尽管声名扫地与身陷囹圄才是更有可能的结果。他“万分愧疚地”给自己的指挥官写信，告诉对方“我有意拒绝执行未来的一切军事义务。”谁也不能将他称作懦夫。事实上他认为此前的抗议行为就像在前线历经枪林弹雨一样不顾死活。萨松所属的部队此时驻扎在利物浦市郊的利瑟兰，他的抗议行为立刻使他遭到了传唤。军方把他打发到附近一家宾馆里等待最终命运，他则将大部分等待时间都用来背诵诗歌，免得进了监狱之后不能看书。

萨松并不是一般的反战抗议者。他的家族是爱德华时代英格兰的犹太豪族之一，而且人脉特别广泛，家族成员曾经是威尔士亲王的座上宾。萨松从小受的是老派英格兰绅士教育，这也是撒克逊地主集团的惯常做法。小时候他读过了G.A.亨提与赖德.哈葛德撰写的帝国冒险小说，还酷爱骑马纵犬猎杀狐狸。当时猎狐还是乡间上层阶级生活的核心，人们普遍认为猎狐能培养男子汉气概以及磨练马术，以至于军人在休假期间参与猎狐活动所花费的时间并不会被计入休假总天数。萨松在马尔伯勒接受了教育，据说在学校里他每天都佩戴指节金属套，随时准备正面应对反犹挑衅。进入剑桥大学之后他曾想成为作家。但是战争开始之后他义无反顾地加入了苏塞克斯义勇骑兵。为了能更快地前往法国，不久后他又申请调任到了皇家韦尔奇火枪团。

当萨松的叛逆之举正式开始时，这一切过往经历都将起到重要作用，因为与很多其他反战者不同，他的朋友全都有权有势。战场上的萨松不仅是个富有人格魅力的前敌指挥官，而且作战异常英勇。就像前线士兵一样，他也非常反感参谋人员与政客。但是直到回国之后他的反感才转变成了更广泛的厌恶。要想观察他的思想转变，最好的取样方式还不是阅读他那本文笔优美且略有虚构的自传《乔治.舍斯顿回忆录》，而是去看看他的日记。他在日记当中表达的情感肯定也是许许多多其他服役人员的共同感受，只不过其他人的感受大多遭到了压抑。1917年6月19日他这样写道：“回家的士兵似乎都都被自己经受过的事情吓呆了。他们身边的人们心照不宣地用沉默包围了他们。他们穿过死亡之门回到了生活当中……他们能够隐隐约约地意识到，讲述关于战争的真相‘很不好’。”然后他的怒火就转向了政客。

“英格兰的统治者们从来都依赖民众的无知、忍耐与轻信才能糊弄下去。只要民众看清了他们口是心非的本性，肯定会将这群独裁者处以私刑。……说到老年男性群体，我实在忍不住口出恶言……他们沉湎于诺斯克里夫报业的呆板辞藻，认为战争只是一局象棋，喋喋不休地说什么‘耗损’与‘人力浪费’，还有什么‘文明世界岌岌可危’。从上到下，社会的每一个阶层都充斥着这些食尸鬼一样的老不死，他们的杀戮欲望无法餍足，他们的无知坚不可摧。”

萨松在同一时期创作的诗歌也流露出了相同的厌恶感情，比方说在本章节一开篇引用的诗歌就令人印象深刻地提出，他希望能有一辆突突作响的坦克车顺着音乐厅走廊一路碾压过来，因为音乐厅里陷入侵略主义狂热的观众们全都活该与坦克来个亲密接触。

萨松决定公开表达自己的抗议。他撰写了一篇《士兵宣言》来反对战争，宣称自己如今“有意识地不服从军方的权威，因为我相信那些有能力结束战争的人正在刻意延长战争。”这场一开始还是为了“保卫与解放”的战争如今已经蜕变成了“侵略与征服”之战。假如战争的目的得到公开，和平解决方案肯定能通过谈判得到商定。他将自己当成广大士兵的代言人，反对“后方大多数人的冷漠自满心态，他们就是本着这样的心态来看待自己并未亲身经历并且无法充分想象的苦境。”这是一篇掷地有声的批判文章，提出了强有力的论点——最起码手段巧妙地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了中东与非洲战场，这里的战争很少成为辩论话题，但是英国的确正在这两个地区通过战争扩展帝国的影响力。但是他关于战争目标的论点就有些奇怪了。在冲突的目前阶段，问题在于能否打败德国人，以及德国是否会在并未战败的情况下就让出已经占据的土地。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德国会这么做，而且最危险的德军攻势此时还没开始。另外萨松将全体平民与政客一概而论的看法也是很不公允的。千百万人都很清楚当前正在发生什么，尽管他们尚且不能从报纸上看到关于战争的一切事实，但是他们依然能听能说，能相互交谈。萨松本人的诗歌最早就是在战争期间出版面世的，其中生动描写了弗兰德斯战场的污秽与破败。就算军官俱乐部当中的“毕林普上校”群体也包含了许多心碎之人。

萨松只是一个少数群体的代言人，但是在1917年这个群体的规模正在增长。例如前文提到的E.D.莫雷尔，这位一半法国血统的社会活动家当年发起过比属刚果土著人权益保护运动并且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功，如今他又投入了反战事业。许多激进自由党人都对宣战感到骇然，并且组织了他们所谓的民主控制联盟（1）。他们认为唯有议会才有全权处理一切作战事务与停战协议，这样的权力不能属于国王。他们还主张要成立一个“国际理事会”——也就是日后国联的雏形——来安排裁军事宜。最后，如果不进行全民公投，现有的国境线一概不得变动。到了1914年11月，这批人与自由党分道扬镳，开始在全各各地创建自己的分支，并且赢得了十八名自由党与工党议员的支持，其中就包括拉姆齐.麦克唐纳。此外他们还得到了《曼城卫报》主编C.P.斯科特以及好几个富有贵格教徒家庭的财力支持，于是他们开始召开会议，印刷传单，出版刊物。激进女性投票权活动家们，独立工党党员们以及和平主义者们都将加入他们的行列。如今很难准确估计全英国究竟有多少人支持民主控制联盟以及随后成立的反征兵联合会（2）。可以肯定的是，那个时代的反战人士都很勇敢。伯特兰.罗素失去了自己在剑桥大学圣三一学院的教职并且被捕入狱，自由党议员查尔斯.脱利卫连居住地的市议会通过动议，认为应该把他“拉出去枪毙”。拉姆齐.麦克唐纳被他所在的高尔夫球俱乐部除名了，其他俱乐部成员认为他“就像麻风病人一样玷污了我们”。后来他还在路上遭到暴打，差点被袭击者扔进河沟里。各大报纸不遗余力地攻击他们，他们的集会经常遭到怀有敌意的打断。1915年11月在伦敦法灵顿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一群士兵干脆冲上讲台赶走了发言人。

不过随着战争的流血代价越来越明显，民主控制联盟逐渐赢得了些许人气，因此在政府眼中成为了一个越来越危险的目标。在1916年9月的罢工潮期间，民主控制联盟在南威尔士的梅瑟举行集会，吸引了三千多名参与者。到了10月他们又在格拉斯哥与布拉德福举行了规模更大的集会。1917年春天的俄国革命吸引了工党左派的目光，民主控制联盟的活动家们也觉得自己终于在这个一直支持战争的党派内部取得了些许进展。政府的镇压手段很快就到了。在战争即将结束时的1918年，支持民主控制联盟的议员都将在一场“卡其布选举”当中被赶出下院。但是反战运动确实将自由党激进派与工党撮合在了一起，从而吸干了老派自由党的活力，并且为工党的战后崛起打下了基础。

萨松当时就身处于如此紧张的政治环境当中。他对政治没什么了解，但是已经做好了舍生取义的准备。军方则同样下定决心决不能让他称心如意地成为烈士。他那些上游社会的朋友们要么为了他的气节而喝彩，要么对他的行为感到愕然。于是就开始了一场争夺萨松良心的斗争。萨松在法国的军官同僚们恳求他松口让步，承认自己遭受了神经崩溃，并且收回自己的反战言论。另一名诗人罗伯特.格雷夫斯（3）专程赶来看望他并建议他接受会诊。这两个人尽管相似之处颇多，但是对于勇气的看法却大相径庭。格雷夫斯认为还在法国浴血奋战的弟兄们肯定会看不起萨松的所作所为，萨松则认为将真心话憋在肚子里才是懦弱之举。最终萨松还是做出了让步，同意前往爱丁堡南郊的克莱格洛克哈特，在专门收容精神受创军官的当地医院里接受治疗。皇家陆军医疗队的威廉.瑞福斯医生（4）负责萨松的康复治疗，此人虽然矮胖谢顶还有口吃，但医术却非常精湛。他是心理学与神经学的先驱，战前曾走遍世界各地并且在德国进修，弗洛伊德对他影响很大，尽管他并不认同弗洛伊德的性理论。他密切关注着萨松的案例，有时每天都要与萨松会谈三次，不紧不慢地劝说着他返回战场。

萨松回心转意的情节十分有名。有一天他正在擦拭自己的高尔夫球球具，一位来自曼彻斯特团的年轻士兵突然闯过来打断了他。此人在索姆河遭受一轮炮击之后就陷入了精神崩溃。这位威尔弗雷德.欧文已经积攒了一大捆手写诗稿，并且受到了萨松的极大影响。战争结束前夕他回到前线并且死在了战场上。与欧文相谈一番之后，萨松终于决定自己必须回去。他将医院称作“痴人村”，而且在休养期间始终没有撤回自己对于战争性质的看法，日后也一直没有。但是他依然觉得理应与一线官兵站在一起，而不是待在后方与丝毫不理解战争为何物的平民们厮混。1917年11月，他听说自己的连队处境艰难，这一来他更是下定了决心。他返回法国前线的旅程十分曲折，先是去爱尔兰服役，然后又前往中东，最后才在1918年7月10日与老战友们团聚。第二天他率领手下人攻打一个德军机枪火力点，为了获得更清楚的视野，他不慎站直了身子，结果被己方的子弹误伤了。好在他还是挺过了第二次负伤，这是诗歌的幸运，也是后世读者们的幸运。

与法国人不同，战争期间的英军并没有发生大规模哗变。与俄国人不同，难熬的战争局面并没有引发革命。英国在一战期间只有7000余人注册成为了拒服兵役者并且承担了其他工作，例如成为医疗兵。另有3000余人被送进了劳改营。最后还有1500名拒绝一切强迫的“绝对主义者”遭到了特别严苛的对待。这些人的数量小得简直可以忽略。但是萨松的犹豫不决确实是很多人的普遍心态。一方面他在智识层面鄙视战争与战争领袖，另一方面他又非常享受冲锋陷阵的刺激感受与肝胆相照的同袍情谊。除非战友被杀，否则他对德国人并没有多少恶感。尽管他在莫西河的入海之处扔掉了自己的军功十字勋章绶带，但却毫不掩饰自己对这枚勋章的骄傲之情。无论战争多么丑陋与危险，他都无法否认唯有在战场上他才能最真切地感受到自己还活着，后方和平环境里的任何事物都没有这种力量。在萨松身后还有无数人对战争毫无热情但却又无法逃避战争，他们当中能像他一样将这份内心煎熬转化成优美诗句的人寥寥无几，但是像他一样祈盼和平谈判的人却数不胜数。1917年11月底，正当萨松返回原本部队的时候，一位联合主义政治家在《每日电讯报》上发表了一封呼吁求和的公开信。这位朗斯道恩勋爵（5）曾经是战壕派的成员与贝尔福的亲密盟友，劳合.乔治的战时政府并没有邀请他加入。这封倡议妥协求和的公开信在全国各大报纸上引发了一片怒火，也为作者招致了铺天盖地的辱骂信件，战争内阁更是被这封信气得不轻。但是也有很多人在私下里支持信中内容，例如坎特伯雷大主教。一战在英国人脸上罩上了一幅龇牙咧嘴的斗犬面具，但是成千上万的英国人正在面具背后心存疑虑。

（1）https://en.wikipedia.org/wiki/Union_of_Democratic_Control

（2）https://en.wikipedia.org/wiki/No-Conscription_Fellowship

（3）http://baike.baidu.com/link?url=4HtrJQuB9NHy1VPRRExm8miApLJEQsLkZKF1hRas-UfAkBaPrjUA2BCUZ5shkMjd33psASi6QEq5JRTsuZdCyOHRAACPaphOV6MBaDH-AHT-HEueM_Qy-kUcX3p162I1h1RGtVLFWreZuj41NyO0bqMSf2J2xvXXKilGOJXlrce

（4）https://en.wikipedia.org/wiki/W._H._R._Rivers

（5）https://en.wikipedia.org/wiki/Henry_Petty-Fitzmaurice,_5th_Marquess_of_Lansdow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