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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Taylor Branch:劈波蹈海——MLK三部曲之一 -- 万年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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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第一把长号3

1955年3月2日,有几名白人在德克斯特大道法院街站等公交车。等到突突作响的公交车爬上坡来靠站之后,司机从后视镜里看到白人坐席区已经坐满了白人,黑人坐席区与黑白分区之间的隔离带也挤满了黑人。于是他转过身指着一排座椅的中间部分,冲着坐在那里的四名黑人妇女说道:“给我把这几个座位让出来。”其中两人顺从地站起身来,另外两人则假装没听见,两眼盯着半空中。下定决心要让她们让出座位的司机冲着这两名冥顽不化的女性软硬兼施地说了半天,却始终未能奏效。于是他下车叫来了一名警察,这名警察又拦下了一辆搭乘两名警察的巡逻车。不过警察并不想把事情闹大,因此他们要求同车的黑人男性将自己的座位让给这两名女性,企图将这起种族隔离争端当成绅士风度问题来处理。有一名男性让出了座位,可是再接下来谁也不肯为坚守到底的最后一名女性让座了。这位克劳黛特.科尔文(Claudette Colvin)是个精神充沛的高中生,她坚决不肯放弃自己在公交车上就座的权利并且连珠炮似的为自己辩护,而她的具体措辞则招致了黑白两边成年人的一致谴责。一名白人女性在警察面前为科尔文说情,她认为只要黑人坐席区坐满了,这个小姑娘就完全可以坐在隔离带。另一名白人女性却不敢苟同。她尖锐地指出,让座不让座还在其次,可是如果黑人竟敢不听警察的话,“那以后就该他们说了算了。”不耐烦的警察最终宣布要拘捕科尔文,这一来她哭叫得更厉害了。警察将科尔文从公共汽车上拖进警车里面并且戴上了手铐,她则一边挣扎一边尖叫不止。

四天后,蒙哥马利当地的《广告报》刊登了一封公开信,写信人是这辆车上的一名白人乘客。信中赞扬警方不借助暴力就妥善处理了这次事故,并且声称处置此事的三名警察甚至都没有提高嗓门。相比之下,蒙哥马利黑人社区则一致认为用手铐来对付一名高中女生实在难以容忍。就算根据可恨的种族隔离法,科尔文也理应有权保有她的座位。如果她仅仅因为某个公交车司机一时兴起就要遭受执法人员的侮辱、谴责乃至逮捕,那么这份耻辱的不公正就不仅施加在了她本人头上。每一位亲眼目睹了这一幕却只能在恐惧当中保持沉默的同车黑人乘客全都是这场暴行的受害者。与此同时,公诉人则决定施展全部手段来对付科尔文。她受到了违反种族隔离法、袭警以及扰乱公共秩序等指控。假如这些指控全都成立,那么她很可能不得不告别布克.T.华盛顿高中并且锒铛入狱。

科尔文案件吸引了两个人的注意,一位名叫E.D.尼克松(E.D.Nixon),另一位名叫克利福德.杜尔(Clifford Durr)。乍一看去这两个人实在不像是工作搭档:尼克松是一名黑人铁路搬运工,双拳大如砂锅,面色堪比煤块。杜尔则是一名白人律师兼罗德学者,出身于阿拉巴马的士绅阶层。这两个人与各种唐吉坷德式的民权团体交情甚广,过去几十年里这些大大小小的团体一直试图建立一张覆盖整个美国的民权支援网络,但却始终未能如愿。尼克松是工会成员,在他五十六年的人生里有一半时间都在担任A.菲利普.伦道夫(A. Philip Randolph)成立的搬运工兄弟会(Brotherhood of Sleeping Car Porters)阿拉巴马州分会主席。尼克松几乎将伦道夫当成了偶像,后者在传奇的职业生涯当中曾经攻击过杜博斯敦促黑人参与一战的言论,然后又与普尔曼机车制造公司打了十二年的持久战,终于为美国第一家大型黑人工会赢得了认可。伦道夫活像一头老狮子——身材高大,满头白发,举止庄重,略带英国口音——而尼克松则是他在阿拉巴马州土生土长的分身。蒙哥马利的黑人都知道尼克松认识每一位白人警察、法官以及政府职员。任何一位黑人如果遭受冤屈需要帮助,找他准没错。尼克松极少有机会彻底伸张正义,不过他的努力通常都不会彻底白费。他曾经历尽周折走进州长办公室与对方面谈,他也是战后重建以来第一位参与政府公职选举的黑人。然而他并没受过多少教育,举手投足也不算文雅,所以很有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当地黑人因为这些瑕疵在暗地里笑话他。

克利福德.杜尔则是一名在种族问题方面一马当先的南方白人自由派。在罗斯福新政时期他曾经是第二梯队政府顾问团当中的一员。这是一段令他引以为豪的工作经历,他也借此结识了很多富有影响力的人物。比方说林登.约翰逊夫妇就是他的老朋友,此外最高法院法官休.布莱克还是他的亲家。但是当杜尔挺身而出反抗冷战时期最敏感的禁忌时,这些人脉并没能帮上什么忙。当杜鲁门的忠诚调查计划产生了最早一批受害者之后,他辞去了联邦通讯委员会的专员职务,从而为这些人担任代理律师。在杜尔看来,忠诚听证会严重违背了美国精神。仅仅凭借联邦调查局匿名告密者的一面之词,太多的无辜者就被打上了变态或者破坏分子的烙印。接手这些案件致使他遭到了主流政治圈子的孤立。当他回到故乡继续从事法律工作时,他的处境也每况愈下。

杜尔与一位来自蒙哥马利的新政支持者奥布里.威廉姆斯(Aubrey Williams)一起赞助了田纳西州的高地人民俗学校(Highlander Folk School)。二十多年来,高地人民俗学校一直是一座锤炼社会福音的独特“工坊”,也是美国南方极少数允许黑人与白人自由交杂混同的场所之一。学校创始人迈尔斯.霍顿(Myles Horton)曾经是雷茵霍尔德.尼布尔在联合神学院里的学生,尼布尔则是高地人顾问委员会的主席。埃莉诺.罗斯福、诺曼.托马斯以及哈里.艾默生.福斯迪克都曾经在这个委员会里担任过顾问。杜尔一直试图保护高地人学校,将其视为一座理性且爱国的种族关系民主化实验室。但是正当约瑟夫.麦卡锡听证会与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件闹得如火如荼之际,这个委员会不可避免地为他招来了麻烦:由民主党参议员詹姆斯.伊斯特兰(James Eastland)主持的参议院内部安全小组委员会传唤了他本人、他的妻子弗吉妮亚、迈尔斯.霍顿以及奥布里.威廉姆斯,听证现场还得到了电视直播。伊斯兰德在电视上直言不讳地声称,他认为高地人学校是一个悖逆种族大防的怪胎,从骨子里就是共产主义者安插在美国的祸根。一贯温文尔雅的杜尔被这番话气得暴跳如雷,当场就要与伊斯兰德用拳头分个高下。会场保安死死拽住他的照片随即登上了《纽约时报》头版。这件事之后杜尔失去了蒙哥马利的大部分剩余客户,他本人也成了一名絮絮叨叨的老绅士,整天不厌其烦地向别人解释当时自己究竟为什么会如此失态。至于他的妻子则远不如他那样宽宏大量。她既有南方姑娘的泼辣性情,又具备了早期女权主义者的尖锐口吻。早在高地人学校听证会举行之前很久,她就将伊斯兰德称作“那只该死的臭鼬”。

在克劳黛特.科尔文被捕之后,尼克松与杜尔先后接触了科尔文本人,科尔文家的亲戚,现场的目击证人,以及一位刚刚走出校门一年、还在周末兼职担任布道人的年轻黑人律师弗莱德.格雷(Fred Gray)。杜尔很看好格雷的能力,认为格雷头脑敏锐,积极进取,是一棵大有可为的好苗子。此前他经常以过来人的身份指点格雷,向其介绍了蒙哥马利法院体系的各种潜规则。现在这三个人决定利用科尔文案件向种族隔离制度发动一轮猛攻。格雷同意担任科尔文的辩护律师,并且很有些跃跃欲试的劲头。

尼克松则决定先走一走协商解决路线。他提出要与警察局长戴维.伯明翰(Dave Birmingham)会面,此人是个一团和气的民粹主义者,就像阿拉巴马州州长詹姆斯.福尔瑟姆(James “Kissin' Jim” Folsom)一样。出事之后不久,尼克松就组织了一个科尔文案件临时委员会——初来乍到的小马丁.路德.金牧师也是委员会成员之一——然后就来到伯明翰的办公室里与对方商谈。双方很快就达成了初步共识。首先,公交车司机理应对车上全体乘客保持礼貌态度。其次,司机确实可以要求隔离带上的乘客让座或者将其他乘客强行插入隔离带,因此从今往后公交车上应当取消隔离带。黑人乘客登上公交车之后一律从后往前坐,白人乘客则一律从前往后坐,直到坐满为止。伯明翰表示,只要公交车公司愿意执行这条政策,他就会命令警察采取相应行动。

这项计划来到了公交车公司律师杰克.克伦肖(Jack Crenshaw)的案头,他立刻就本能地提出了反对:如果公交车上坐满了黑人,再上车的白人乘客莫非要站一路吗?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州立法律要求的白人专区又要怎么保证呢?克伦肖表示公交公司不能支持有可能被人视为非法的行为,尤其是在经营许可即将更新的时候。在他看来,假如警方当真看着种族隔离法律不顺眼,就应当正大光明地推动修法,而不是撺掇公交公司充当出头鸟。碰了钉子的尼克松委员会又回到伯明翰那边,希望他能主动出手推进这项计划,但是警察局长这一次也满脸苦相地敲起了退堂鼓。

与此同时,克劳黛特.科尔文经历了一场简短审判之后被判有罪。5月6日,主审此案的尤金.卡特(Eugene Carter)法官向科尔文的支持者们展示了一份堪称老谋深算的判决书。他在判决书中驳回了违反种族隔离法律的指控,从而不动声色地化解了辩方以种族隔离法律违反宪法为理由将本案提交联邦法院再审的计划。接下来他又驳回了扰乱公共秩序指控,从而彰显了自己的宽宏大量。最后他裁定袭警罪名成立——恰恰正是三项指控当中最缺乏事实依据的一项——借此表明他绝不容忍执法部门的权威遭到挑战。但是他又表示尚未成年的科尔文无需遭受刑拘,只要支付一笔数额相当有限的罚款就行——与袭警案件的通常判罚相比,这个结果简直无关痛痒。这样一来科尔文也就当不成烈士了。事实上很多支持她的黑人也确实认为她这次很幸运地躲过了一劫。

弗雷德.格雷认为不管怎样他们都应当上诉,但杜尔与尼克松都认为这起案件的势头已经停滞了,继续推进下去也无法收到预想的效果。黑人领袖之间的意见分歧很严重。影响力很大的妇女政治理事会成员——其中大部分人都曾经在金的教会设立的社会政治事务委员会工作过——走访了本案当中每一位可能的证人,并且发现情况很不理想。他们中的大多数都被吓坏了,随时都有可能否认自己之前的证词。科尔文本人倒是不愿意放弃上诉,但她还只是个很不成熟的小姑娘而已,很容易就会陷入情绪崩溃,一不注意就会说脏话。更糟的是她怀孕了。即使蒙哥马利的黑人群体愿意在一位未婚先孕的青春期少女身边集结起来——他们肯定不愿意——这位少女目前的身体状况也亟需静养,实在无法为一场注定将会激荡澎湃的社会运动充当旗手。科尔文的几位朋友认为成年人故意小看了她们。女性团体领袖批评教士们在谈判期间没有更加强硬且更加雄辩地强调种族隔离问题,她们认为彰显这一问题要比法律诉讼本身重要得多。教士们则引用律师的建议为自己辩护,认为不应当过分炒热审判的氛围。虽然尼克松平时很介意自己的地方口音,也经常在受教育程度更高的黑人面前主动表明自己并不是个只会埋头干活的粗人:“你可看不到我的车停在当铺门口。”但是这一次他还是让自己的务实一面占了上风:科尔文案件并不是一个特别合适的突破口,因此还是见好就收为妙。科尔文的家人也同意支付罚款。

接下来的6月份,金终于如愿以偿地获得了博士学位。7月份他飞往新奥尔良访问迪拉德大学,并且打探了一下学校提供的工作机会。迪拉德大学在内战后不久由公理会人士创办,曾经受到过芝加哥慈善家朱利叶斯.罗森瓦尔德及其继承人的赞助。学校里分布着一座座白墙高耸的古典风格教学楼,放眼看去遍地都是绿树掩映的草坪。校园的风景就像斯佩尔曼学院一样美丽,学校的声望在男女同校的南方黑人学院当中可谓首屈一指。迪拉德校长A.W.丹特(A.W.Dent)也是摩豪斯出身,还曾经是金老爹的学生。他希望金能够成为新成立的劳力斯纪念大学礼拜堂的院长。这个职位允许他在宗教系与哲学系授课,却又用不着像正式教员那样每天坐班。他也可以在礼拜堂里布道,不过又用不着承担教会牧师职责当中较为乏味的事务性工作。这样的组合对于金来说非常理想。从丹特的角度来看,这份工作的唯一缺点在于礼拜堂要到9月份才能竣工,而在学年中期着手进行任何事情都会非常麻烦。金倒是不介意等等再说。他认为自己应该至少在德克斯特干满一年,而且他还必须想清楚怎样才能尽量稳妥地告诉梅斯博士与父亲自己这么快就打算跳槽。

按照金原本的职业规划,他打算效仿末底改.约翰逊、尼布尔以及霍华德.瑟曼等老前辈的先例,先干上五六年布道工作,积累了充足的一线实务经验之后再投身学术界。这么早就寻求教职的确不符合他最初的打算。他之所以赶时间是因为他已经丧失了耐心——丧失耐心的理由并非他在德克斯特遭受了失败,而恰恰正是因为他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功。从他父亲那里借鉴来的预算制度已经收到了实效。德克斯特已经清偿了从约翰斯时代就欠下的将近5000美元债务,聘请了新的工作人员,并向新的建筑基金支付了1 000美元。金将这个原本有些消极沉闷的教会转变成了一座充满活力的蜂巢,现在他意识到唯有一个问题他解决不了:蜂巢的规模无法进一步扩充。传奇的斯托克斯在蒙哥马利第一浸信会的鼎盛时期每年都能为一千余名新会众施行洗礼。老金牧师上任两年就将以便以谢会众的规模从二百来人陡然提升到了四千多人。相比之下,金在上任第一年里尽管在其他方面成绩斐然,唯独在纳新方面乏善可陈。这一年里他总共只为十二名新人施行了洗礼,就算把未曾正式受洗的挂名新人也算上,纳新人数也超不过三十人,其中许多人一年到头至多来到教堂里点卯一两次。德克斯特教会要想扩大规模,唯一的办法就是将自身改造成为覆盖全社会各个阶层的大众教会。要想利用新设立的建筑基金在教会改组的方向上取得任何一点实际进展,那就必须说服全体会众离开州政府大厦脚下这块声名显赫的弹丸之地。金很清楚,就算是他也无法说服德克斯特会众做出如此这般的选择。无论是教会改组还是教堂搬迁,对于他们来说都是不可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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