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Taylor Branch：劈波蹈海——MLK三部曲之一 -- 万年看客

参加完肯尼迪的葬礼，金回到了家里。一大堆公私事务正在等着他来处理。他不得不将领导大会的信用卡注销，因为阿博纳西和其他人的开销实在太大，账户又一次面临枯竭。罗伯特.肯尼迪在一封简明扼要的信中驳回了他对“奥尔巴尼九君子”案件的申诉。来自塞尔玛的柏恩顿女士请求他帮忙处理一起严重的事件，当地有人在参与选民注册时遭到殴打，四十名老年黑人妇女愤然上街抗议，然后就被养老院轰了出来。柏恩顿想让金赞助她们一台缝纫机，好让她们在家里做工赚些日常开销。马哈里亚.杰克逊因为一张牙医账单与人起了纠纷，需要金出面调停。金做了几次演讲，还与新任总统约翰逊单独会谈了一个小时，双方共同构想了一幅与德克萨斯州的尺寸不相上下的宏大梦想。再次回到家后金病倒了，在床上躺了好几天，期间他收到了第一份白人学生想将他的演讲作为博士课题的研究申请。这位学生登门造访的时候，金家的孩子们正在房子里到处疯跑。“我觉得有必要让德克斯特出去玩，”金抱歉道，“他还没有自我约束能力，不懂得保持安静……请容我叫一下楼下的保姆。”学生问他如何看肯尼迪之死的影响，金认为这场悲剧对民权运动或许是件好事。他几乎有些欢快地表示：“我相信如果他还活着的话，民权运动肯定会不停地延迟下去。他们在每个关键节点都将会避之不及，一有机会就会给我们泼冷水。但我觉得对他给人们留下的回忆以及他在民权法案上所代表的立场会让很多人看到充满激情的工作的必要性……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前途很光明。”

全国上下对于肯尼迪遇害的反应对于高层政治情绪造成了足够深远的影响，民权运动抓住机会在这股势头消退之前保住了现有的胜利果实。合法的种族隔离命数已尽，黑人不再被人无视，拥有正常能力的黑人也不再是统计学上的另类了。从这个层面来看，肯尼迪的死标志着自由大潮的到来，正好像四年后金的死标志着自由大潮的终结一样。这场浪潮打开了全新的内部世界，让全世界对于自由运动有了更多样的理解方式。金的影响力在不断扩大。目前为止，种族问题已经向他传授了众多苦涩的教训，他见证过的牺牲要比真理更多，但是还远不止如此。非暴力运动的目的已经远远超越了种族隔离的范畴，触及了肤色之上的邪恶，指明了远比地位或者财产更贴近人性的需求。非暴力运动不仅将金抬举成为了国家领导人的座上客，还会让他死在一群垃圾搬运工的面前。就像摩西一样，身为一族之长的金如今踏上了一片不那么受到种族约束的全新土地。为了在这片土地上走的更远，他必须将自己打造成为一根矗立在高天之上的火柱。

肯尼迪遇害一周后，非学委在华盛顿召开了年会。这场会议见证了各种纯真理想一而再再而三的失败。以约翰.刘易斯为代表的一部分人想要组织一场官方的非学委游行，前往阿灵顿墓园悼念总统，但是这一提议被投票否决了。有些反对者认为他们与前总统分歧严重，因此吊唁行为显得十分虚伪。另外一些反对者则认为应该通过民权运动本身向前总统致敬。

鲍勃.摩西平时讲话时就好像梦游一般，这一天尤其如此：“总体上来说，这个国家的白人还没有想清楚要不要给黑人自由。”非学委在这个月举办了一场“自由投票”活动，旨在给黑人提供参与民权运动的通道，同时又不至于过度威胁白人。这是一场跟正式选举极度相似的模拟投票，一次全方位的演练，有投票箱有候选人，从而让参与者感受一下投票的感觉，同时暗示平时将黑人排除在外的选举有悖法理。差不多九万名密西西比黑人参加了“投票”，其中有许多人之后表达了参加选民注册的意愿。全国媒体对“自由投票”的报道让人意识到，只要条件允许，将会有大量的黑人参加投票。不过摩西仍然认为，他们的唯一胜算在于迫使联邦政府与州政府对峙，这样州政府才会向民权运动做出让步。“黑人确实是在敲诈联邦政府，”他说这话时略微带着忏悔的语气。

强迫联邦政府与州政府对峙的方式之一就是将“自由投票”的模式延伸到教育系统，建立起“自由学校”，大范围地教授识字能力和宪法权利。八十名耶鲁和斯坦福的学生加入了“自由投票”的志愿者队伍，如果志愿者队伍能在夏天进一步壮大，那么他们就可以在这些学校充当职员了。这一提议差点让非学委分崩离析。密西西比之外的项目负责人抱怨这样做将会掏空他们的资源。大多数密西西比黑人对任何帮助都表示欢迎，包括来自北方白人学生的帮助，但是非学委的资深成员却对此表示强烈反对，他们认为白人学生肯定会要求别人格外关注他们。经过几周的激烈辩论，摩西本人拒绝表明自己是否支持这个项目。摩西向来喜欢与其他非学委领导人唱反调，这一次他尤其指出招徕白人志愿者意味着非学委将要承担特殊的责任。白人志愿者同样很有可能遭到殴打甚至被杀，不过他们的种族与地位却会放大全国的反应。就这一点来说，非学委是在有意识地将这些白人学生当作祭祀的贡品，因此他们必须承担这一选择的政治和道德后果。

正当这场马拉松式的辩论在哈蒂斯堡反复拉锯时，一名信使带来了不幸的消息，打算了辩论：阿米特县的路易斯.艾伦死在了他的伐木卡车下面，头上中了三枪。甚至早在摩西见到痛不欲生的艾伦遗孀之前他就已经感到了愧疚，因为他没有继续跟进艾伦这边的事态进展。摩西最后一次给约翰.多尔写信是在一年多前，那时一个地方治安官用手电筒打碎了艾伦的下巴：“阿米特那边的白人整天都想要把他收拾掉……”自从艾伦告诉摩西自己亲眼看到一名州政府立法委员残酷地枪杀了赫伯特.李之后，他就遭到了监视。那次近距离枪击以及随后他受到的威胁吓坏了艾伦，以至于他多次想逃离密西西比。有一次穿越州界限进入路易斯安那之后他还说了句：“感谢你，耶稣。”但是离开密西西比之后他完全不知道要去哪里生活。离开了家庭和伐木工作之后，艾伦策划了一系列不成功的逃跑计划，其中一次失败时他母亲刚好在前一周病重去世。摩西并不知道后来这些令人悲痛的情节，但他依然意识到自己没能实现加缪笔下“既非受害者，又非迫害者”的理想。如今他既是受害者，又是迫害者。此外尽管他执着于让所有人达成共识，但他仍是一名政治领袖。是他带领路易斯.艾伦走上了死路。除非他带领其他人继续前进，否则艾伦就白死了。

离开阿米特之后，摩西直接回到了海蒂斯堡。“我们保护不了自己人，”他直截了当地说道。说出这句话之后，他动用了自己的全部影响力和名声来执行一项力度更大的计划，让超过一千名北方志愿者在1964年夏天来到密西西比地区。

斯坦利.利维森搭乘火车前往华盛顿参加了肯尼迪总统的葬礼。他回来后表示“全城的人们说话的音调都不正常了”。所有人都在窃窃私语，步子迈得很慢。在这令人恐惧的痛苦之中，他仅仅看到了一点大众情感转折的希望：新闻评论并没有变得歇斯底里，而是在谈论过去人们之间存在多少仇恨。他对秘书说：“全国人如果普遍都有这种感觉，那可比其他任何事情都要重要。”接下来他给金的图书代理打电话，无奈地表示伯明翰的那本书不得不再次延期。从梅德加.艾佛斯到伯明翰教堂里的四个女孩再到肯尼迪总统，“这本书好像一直笼罩在死亡的阴影里。”有时候利维森也会忍不住长篇大论地主张肯尼迪是继杰斐逊总统之后的第一位知识分子总统。他还对杰克.鲁比横插一杠枪杀刺客李.哈维.奥斯瓦尔德的动机做出各种摇摆不定的猜测。有一次他说鲁比杀死奥斯瓦尔德是因为鲁比是美共成员，觉得奥斯瓦尔德是一名蓄意诋毁左翼名誉的右派。另外一次他说奥斯瓦尔德一定是一名“极左分子”。后来他又说奥斯瓦尔德是一个容易受到左右两边极端分子蛊惑的人。为了重申他的政治现实主义，他表示自己对林登.约翰逊在民权方面的表现“毫不悲观”，因为在他看来约翰逊内心深处是一个自由派新政拥护者。金很喜欢约翰逊，这一点很不错，而且在某些方面约翰逊要比肯尼迪更有能力。

金也参加了肯尼迪的葬礼，只不过他和利维森互相都不知道对方也在现场。金是一个人来的，甚至他平时出行总会带着的伯纳德.李也没有一起来。他独自站在道路旁的送别人群当中，并没有引起其他人的注意。就像罗伊.威尔金斯一样，金也没能受邀走进圣马太大教堂出席葬礼弥撒，并且感到十分受伤。他对肯尼迪兄弟尤其是肯尼迪总统依然抱有一言难尽的感情。从第三方视角来看，金与肯尼迪其实有很多共同之处：两人都有一位性情豪横的父亲，都渴望浪漫的爱情，都喜欢背着人偷偷抽烟，都爱打瞌睡，私生活也都不算检点。此外他们还各自发表了战后美国历史上最让人难忘的演讲。

金很羡慕肯尼迪总统的自尊气场以及喜怒不形于色的能力。尽管每次金与肯尼迪总统交流时总统都在政治上处于守势，但他的心态似乎从不会受到影响。相反，金却是个患得患失的人。他担心自己的书会不会受到欢迎，担心自己的粗糙肤质会不会惹人笑话，担心人们对他的看法，害怕人们发现他的书出自枪手代笔。种族背景固然是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个人因素也不容忽视。比方说林登.约翰逊就像金一样整天没完没了地操心，因此约翰逊接任总统之后金一直不很佩服他。两人第一次在白宫会面时，约翰逊总统紧张地拒绝了与金合影。像这样缺乏安全感的表现偶尔会让金对约翰逊报以同情，但却无法让他感到敬佩与仰慕。

肯尼迪身上最优秀的品质只属于他自己，没有办法转嫁到金的身上，但是反过来却并非如此。在肯尼迪总统生前，以金为首的民权阵营一直试图迫使他接受民权运动的目标，而总统则始终半推半就若即若离。可是等到肯尼迪遇刺身亡之后，民权运动的功劳却纷纷落到了他的头上。在美国历史上还从没有哪一位在任总统的死亡能够将高涨的人气与天不假年的遗憾结合在一起——尼布尔干脆将他称作“选举产生的君王”。在仇恨、偏见与暴力的无边狂潮中，这位以烈士之姿离开人世的总统成为了与上述丑陋事物针锋相对的象征与希望，抚慰着无数人的心灵。这些其实都是金的特质，但是如此意味强烈的特质搁在任何一位活人身上都显得过于做作，只有交给死者来承载才堪称恰如其分。约翰逊总统告诉全国人民，悼念肯尼迪总统的最佳方式就是快速通过他生前提出的民权法案。通过约翰逊的表态以及其他追悼活动的影响，肯尼迪被包装成为了林肯式的人物，一名为了打破种族藩篱而流血牺牲的殉道者。不过诚实的传记作家们将会发现肯尼迪的个人品格完全配不上此等殊荣。肯尼迪担任总统期间的最主要精力并没有放在种族议题上面。就算是对于他的生活最私密最敬仰的描写也仅仅将种族问题视作外在次要因素。一本名为《一千个日子》的肯尼迪传记影响深远，这本书在全国民权运动最高峰时期发行，全书共计三十七章，作者小阿瑟.施莱辛格直到第三十五章才介绍了民权运动的内容。

至于罗伯特.肯尼迪，金与他之间的恩怨基本上已经结束了。这些年来两人的关系经历了一系列高低起伏，有时如同战友一样协作，也有时相互看不上眼。公众往往认为罗伯特对于民权运动抱有循序渐进的支持态度，不过事实并没有这么单纯。自由乘车运动时期罗伯特与金之间的关系要比伯明翰运动时期更接近盟友。罗伯特一开始认为改造社会的关键在于尽量不要让政客们感到不舒服，担任司法部长以及与金打交道的经历恐怕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乃至逆转了他的理论。但是就眼下而言，兄长遇害对他的打击实在太大，短期之内他根本没精神与任何人争斗。他为了改革联邦调查局的基本架构与工作目标做出了值得称道却不为人知的努力，而且最后还落了个竹篮打水的结果，他本人也为此承受了许多痛苦。肯尼迪总统在达拉斯遇刺的当天，胡佛就彻底撕掉了最后一丝专业职责或者职业礼节的伪装。没有了肯尼迪总统的牵制，这两个人很快就成了相互憎恶的对头。如果将金所受到的个人伤害作为评判依据，那么罗伯特.肯尼迪将他坑得最狠的的决策就是在总统遇害之后继续担任了十个月的看守司法部长。在这十个月里，联邦调查局失去了一切约束，行为做派只能用肆无忌惮来形容。

肯尼迪总统遇害之后，联邦调查局第一时间就锁定了“金与美共的污秽同盟”，并将金描述成“一个道德败坏的机会主义份子”。苏利文将特工尼克尔斯和其他人召唤至华盛顿参加了一场长达九个小时的军事会议，会议总结了一套六点计划，旨在“揭露金是一个道德败坏的机会主义分子，一名通过挑拨种族矛盾获取个人利益的骗徒。”所有上层官员都签署了一份决议声明，加入了调查局常用的四条宣言，宣誓“不让调查局蒙羞”。这套大费周章背后暗藏的敌意在当时美国的情报与安全领域并不算罕见，更何况胡佛从来就是个性情古怪满心执念的人。种族偏见就像权力一样，不仅会使人堕落，首先还能让人盲目。胡佛正是这样一名睁眼瞎，完全看不到金与利维森身上有哪怕一丁点可取之处。最让人不能原谅的是，像美国这样以麦迪逊原则为立国之本的民主国家竟然会允许秘密警察在超过四十年的时间里逐渐做大且越发肆无忌惮。他们的行径甚至要比萨勒姆女巫审判更加难以纠正，任何人只要被这帮秘密警察视为异端，无论有无真凭实据都会遭受无妄之灾。就算金与利维森只是一对偷抢拐骗的毛贼，联邦调查局针对他们的秘密迫害依然严重违反了民主原则。鉴于这两人都是世间少有的自由斗士，这出黑幕遮盖之下的丑剧就更加恶劣不堪了。

对金来说，美国自由派的崛起有得也有失。许多他的仰慕者纷纷感谢民权运动让全国人民认识了宗教布道的力量，但同时也不假思索地将他仅仅当成了一名不自量力的浸信会布道人。他从自由派那里不仅收获了大量认可与支持，也见识了同样分量的纡尊降贵。从黑人民权运动衍生出来的各种自由主义运动吸引了大量行为放纵的新人，这些人不仅严重低估了斗争形势的复杂性与各种不利条件的限制，而且完全缺乏对于对手的最基本尊重，而正是如此这般的务实心态支撑着金、摩西以及无数其他人扛过了民权运动的最艰难岁月。只有依靠复杂、繁重而又激烈的政治运动才能将受人鄙视的少数族裔群体从被人遗忘的角落拯救出来。相比之下，同一时期的反战运动以及其他各种形形色色的亚文化运动看起来简直像是儿戏。

11月1日当天，叛军在西贡推翻了南越政府，刺杀了时任南越总统的吴庭艳以及他的胞弟、统管南越秘密警察的吴庭瑈。这场血腥政变震惊了美国上下，许多美国人从此开始关注越南战争，新闻媒体则一直在隐晦却又执着地追问美国政府是否秘密支持了这场政变。在民权运动终于取得重大突破的1963年，越南危机也终于摆上了台面，在千里之外与美国国内的民权斗争形势遥相呼应。5月8日，贝弗尔在伯明翰领导的“儿童圣战”大游行进行到了高潮。这一天恰逢佛诞日，但是南越政府却禁止僧俗信众悬挂佛旗佛幡。南越士兵在顺化市暴力执行政府禁令并且杀害了许多僧众与平民。佛教徒抗议者在一个月后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就在梅德加.埃弗斯遇害身亡的同一天，一位名叫释广德的僧人在西贡市区自焚而死。信奉天主教的南越统治阶层对于接下来一系列佛僧自焚抗议十分不以为然，例如吴庭艳的弟妹陈丽春就轻蔑地将其称之为“和尚烤肉”，并且声称抗议者全都受到了北越方面的蛊惑。

吴庭艳政府与政变叛军各自的表现让刚刚开始关注越南危机的美国人满头问号，不知道究竟应该支持哪一边。越南的国情与美国实在相差悬殊，绝大多数越南人口都是佛教徒，但是吴庭艳本人却是天主教徒。如果要将吴庭艳的所作所为照搬到美国，那就好比一名犹太裔总统上台之后不仅强行禁止了圣诞节，而且还声称这个节日是共匪的阴谋。美国与越南之间的宗教以及种族隔阂令肯尼迪政府当中主管对越政策的官员们苦不堪言。《纽约时报》记者马克思.弗兰克尔尖锐地指出，这帮人“很久以前就已经决定尽可能不去讨论这些问题”。但在私下里肯尼迪政府内部对于越南问题的看法分歧极大：为了维持越南的反暴政战争而推翻吴庭艳政权是否道德、是否民主乃至是否有必要呢？在华盛顿大游行的前一天，肯尼迪总统无奈地表示：“我的政府眼看就要分裂了！”两天后，西贡的驻越大使发回电报声称事态正在朝着政变方向发展，“已经没有回头路了。”9月与10月期间，来自越南的电报基调急转直下，从胜利在望的狂喜变成了血淋淋的哀悼，就像是麦克白的台词一般。政变结束之后，美国官员尽全力试图与南越新政权搞好关系，这个新政权的成员全都是受过法式教育且信奉天主教的将领。

在亚特兰大，另外一条暗线依然深藏不露。联邦调查局特工R.R.尼克尔斯（R. R. Nichols）的掩护身份是一家电子工程公司的老板，在桃树西街租用了一间宽大的办公室，用于存放监听金的设备。通常情况下监听线是直接从电话公司接到当地；半道出家办公室的，但这次任务极度保密，以至于一部分调查局员工认为胡佛可能没有拿到司法部长的批准。尼克尔斯十分讨厌自己的任务——这种挫败感在调查局探员身上很常见。他第一次出外勤是在1947年，调查对象是伯明翰的美共党支部。之后尼克尔斯被送往华盛顿参与一项全新的大型忠诚考验项目，换句话说就是针对众多可疑人物进行枯燥的背景调查。在最糟糕的时候，他花费了大量时间只为搞清一批生在外国且为政府工作的木工的底细。

1955年尼克尔斯被调任到了亚特兰大。此时他已经贴上了国家安全专家的标签，这意味着他将再不能参与刑事案件的调查。只有少数几个高级安全官员才能风光体面地在总部当差，在地方办公室工作的探员则要寒碜得多。尼克尔斯在几年的时间里一直在招募黑人大学生潜入亚特兰大新建的黑人清真寺暗中记录阿訇们的演讲内容。这份差事根本留不住人，因为阿訇们的演讲只能用千篇一律来形容，听着听着就听烦了。慢慢地，尼克尔斯对于唯一获准采取的实际行动——他可以建议雇主解雇穆斯林员工，或者建议房东将穆斯林赶出自己的物业——也产生了懈怠情绪，因为在这方面的成功无非意味着他必须重新找到这些穆斯林的下落。他对自己的能力产生了可怕的怀疑，因为他从来没有参与过自己觉得有意思的任务。刑事部门的同事们都笑话他整天不干正事，这次对金的绝密监听在他们看来也不过是故弄玄虚而已。首先，他们完全不可能直接逮捕金；其次，甚至就连约谈金或者金身边的人都遭到了严格禁止，以免将联邦调查局卷入争议。但他的工作依然繁忙——既要训练更多轮班的监听员，也要监督速记员。尼克尔斯作为调查探员并役有什么离经叛道的看法——他认为金从骨子里就是个美共份子，只不过自以为自己是个自由派，而且并不理解像自己这样的人能有什么危险——但他还是希望有人能代替他完成未来几年的艰巨任务。 11月8日，他告诉上司对金的监控已经开始了。

一开始他们并没有监听到金，因为当时金正在底特律应对民权运动领导层的又一次分裂。C.L.富兰克林牧师在科博展览馆安排了一场为期两天的会议——当年6月份金在同一座场馆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议题是在北方建立一个民权运动领导组织，和南方的领导大会分庭抗礼。但这次会议在计划阶段就被扼杀了，因为富兰克林和其他布道人打了起来。自从全国浸信大会的内讧以来，许多布道人都对富兰克林的专横作风心生不满，这次终于让他们等到了发作的机会。接下来，穆斯林、激进份子以及J.H.杰克逊的忠实信徒们令人大跌眼镜地走到一起，举办了另外一场名为“基层领导会议”的聚会。让他们走到一起反对富兰克林的原因是对非暴力运动的憎恶以及对金急于与白人联合的反感。一位布道人在会上声称：“《我们必胜》的调子我已经唱烦了！”保守派浸礼会信徒宣扬黑人应当抱有种族优越感。例如格洛丽亚.理查德森这样的资深非学委成员认为与白人融合将会诱使黑人放弃自卫的权利。大会主要发言人马尔科姆.X则声称种族融合是白人针对黑人的驯化过程。“凭什么白人说要流血你就要去流血呢？”他这样教训台下沾沾自喜的听众们。

在基层会议内部，新生的力量感与旧有的受伤感产生了冲突，预示了该组织之后数年的种族隔离主义政策。虽然此时促使马尔科姆.X开口宣讲的主要情绪依然来去无常且十分个人化，但是他口中有一句主张还是在金的运动和他的教会遗产之间插入了一枚尖锐的楔子。马尔科姆.X很尊敬摩西，认为摩西是穆斯林和犹太教共同的先知，同时也担任了黑人基督教会的教父。“你在《圣经》中绝对找不到摩西对他的子民说，‘和你的奴隶主信奉同一个神吧’，或者‘与你们的主人融合吧’，”马尔科姆.X常常这样说。“摩西的教诲之一就是种族隔离。所以他才会对法老说：‘让我的百姓走。’”马尔科姆.X向金发起了挑战：黑人文化的根基在于直接传承自摩西的部落凝聚力，可是金整天却在宣讲种族融合的天下大同精神，那么请问金博士究竟打算怎样将这两种针锋相对的特质拧在一起呢？

与C.L.富兰克林碰头之后，金决定不在底特律抛头露面，因为他眼下没精力与马尔科姆.X打嘴仗。接下来他回到佐治亚参加奥尔巴尼运动两周年纪念活动，并且趁机炮轰了司法部门的“不公正待遇”，还罗伯特.肯尼迪发去电报，敦促对方撤销对奥尔巴尼九君子的指控。用安德鲁.扬的话说，那个时候金手下的很多员工都试图“在丹维尔发起新的运动”，夏特沃斯则在伯明翰施加了新的压力。金与两座城市的当地黑人都有摩擦，因此他两边都不愿去，但又没有更好的办法来平息民权运动当中令人厌烦的种种争端。11月16日他告诉克莱伦斯.琼斯，他现在整天都在没完没了地打嗝，十分难受。

在新美利坚丛书公司，金的编辑们正为被炒掉的写手和严重滞期的伯明翰手稿而抓狂。金的图书代理感到“极度不爽”，她的火气几乎都发到了斯坦利.利维森身上，因为跟他联系要比跟琼斯或者金容易得多。最终利维森和琼斯在纽约国际机场与金安排了一次紧急会面，当时金刚参加完一场改革派和保守派犹太人的联合会议，正要从这里乘机回家。联邦调查局的各种监听措施完整监听到了这次会谈。在约定的那个阴雨连绵的周三，调查局提前在会面地点部署了大量人员。特工们偷听到了谈话的部分内容，这些内容确实与介绍伯明翰运动的书有关。另外金还让利维森把之前为《奔向自由》这本书工作过的一位女士重新找来。对于联邦调查局来，监听内容并不要紧，监听行动顺利实施本身才是最重要的成果。正如国家安全部门在调查局总部所鼓吹的那样：“尽管我们面临着恶劣的天气与复杂的安保条件，但纽约的特工们还是成功拍摄到了之前提到的三个人的照片。”苏利文的一位助手根据此前史密斯法案的案例推测，这些照片有一天或许会成为判处这三人参与美共阴谋的证据。

就在同一天，罗伯特.肯尼迪在司法部举办了一场小型生日聚会。他站在桌子上，朋友们嘻嘻哈哈围在桌子旁，他心情愉悦地说道，虽然自己在任的日子已经所剩无几，但斗争还是要继续。在白宫，肯尼迪总统召唤李.怀特前来确认报纸上的文章是否属实，华盛顿的理发师们是否已经不再抱怨为黑人顾客服务了。另外一件更棘手的种族问题现在也需要总统来处理。来自佐治亚州奥尔巴尼市的国会议员约翰.L.皮尔彻（John L. Pilcher）狡猾地想通过种族隔离政策来争取地方建设经费。奥尔巴尼市特纳空军基地附近的医院仍然执行种族隔离政策，而五角太楼的新政策要求种族平等，这意味着基地官兵不能就近就医。那么是不是应该为特纳基地专门兴建一座军用医院呢？负责预算的官员们很清楚皮尔彻提案可能会导致怎样的后果。他们坚持主张像这样解释种族平等政策需要得到总统的认可，但是肯尼迪还没拿定主意就前往得克萨斯达拉斯市解决民主党内部争端去了。总统前脚刚走，一队装修工人就利用总统不在的时间对椭圆办公室进行了一次快速装修。当时他们并不知道总统已然踏上了通向人生终点的道路。

尽管斯坦利.利维森自觉与金拉开了距离，但他还是越发深入地参与了金即将出版的伯明翰运动总结书籍的编辑工作。起初金的代理和出版公司问他为什么要退出编辑环节，他胡乱搪塞了过去。但是当出版方面抱怨阿尔.达克特的修订版本并不令人满意时，利维森还是亲自出面为他们找来了另一位写手。这位写手的表现依然不能让出版方感到满意，利维森也承认此人犯下了“致命的错误”——“用居高临下的语气来面对读者”。当时各家出版公司都在施压，要让这本书尽快完成，害怕公众对伯明翰事件的好奇心早已衰退。金的代理人琼.戴维斯告诉利维森，目前在金与出版公司之间两头跑的克莱伦斯.琼斯工作表现十分乏力。于是利维森一边寻找第三名写手一边自行写起了手稿。他让琼斯给金带话说，民权运动的不断进展将会极大地影响这本书的公众反响。如果金将下一步的斗争矛头从伯明翰转向丹维尔，那么读者们必定会失去对于这本书的兴趣，因为这本书写得毕竟是春天的事情，书中的转折性事件已经过去很久了。到那时金肯定会被视为“一个舍不得结束上一场游戏的贪玩孩子”。到了10月份，利维森已经与金就这份草稿进行了不止一次的直接交流。他不再告诉朋友们自己无法联系到金，转而表示他不得不“写完这本已经开始写的书”。

利维森与金恢复联系的情况自然躲不过联邦调查局的监听设备。但是自从罗伯特.肯尼迪批准在金的家中及纽约办公室里安装窃听器之后，调查局对于此类关系已经没那么兴奋了。早在获得任何结果之前胡佛就提出了一条补充请求，要求在金位于亚特兰大的领导大会总部的所有四条电话线上都安装上窃听器。10月21日周一，考特尼.埃文斯发现司法部长情绪低落，踌躇不定。他虽然批准了这项进一步要求，但保留了回顾过去三十天内所有对金的监听信息的权利。在那个周五，罗伯特又一次叫来了埃文斯，但这次他“明显带着怒气”。司法部长刚刚发现调查局正在政府内部传播一份关于金的丑闻报告，声称金这个人“毫无原则”，而且“经常有意识地听从美共的引导”。

罗伯特的话语充满了嘲讽与愤怒，他说五角大楼里的每个人都在谈论这份报告。“司法部长质问军方凭什么要为马丁.路德.金的美共背景承担责任，”埃文斯后来向胡佛汇报道。他还补充道，自己在司法部长面前辩称军方同样有责任维护国家安全，“但是我的解释似乎没能收到任何效果”。埃文斯离开后，罗伯特又给胡佛打电话，迫使胡佛答应收回这些报告来阻止消息泄露，但他并没有威胁要进一步教训胡佛，因为已经覆水难收了。“我已联系过了司法部长，他表示满意。”胡佛在埃文斯的报告上草草地批复了一句。听起来他自己也很满意。

在那个周末，罗伯特一直在手忙脚乱地试图同时堵住两座即将爆发的火山。正当这群不服管理的调查局探员将政府描绘成美共煽动黑人闹事的同盟时，艾伦.罗梅奇丑闻也突然走到了爆发的边缘。一位同参议员威廉姆斯共事的记者写出了首份独家报道——《美国驱逐与官员有染的女孩》。该报道揭露了艾伦.罗梅奇“与国会领袖以及《新拓荒者》报社的若干位主要成员有染”。文章声称艾伦.罗梅奇的名字在针对鲍比.贝克的调查期间浮出水面，而且“由于她的男伴地位甚高”，难免让人产生关于安全甚至间谍方面的担忧。参议员威廉姆斯想要弄清楚，如果她不能构成国家安全隐患，那为什么会被驱逐出境，如果她构成了国家安全隐患，为什么又要安排她在周二参议员法案委员会内部会议上亮相。文章中称罗梅奇是一名“陪侍女郎”，并强调了她诱人的外表：“那些与她熟识的人说她‘极为漂亮’，并将她和电影明星伊丽莎白.泰勒相提并论。”

对于罗伯特.肯尼迪来说，罗梅奇危机中唯一值得欣慰的一点就是这篇报道刊登在一份爱达荷州的当地报纸上。如此不起眼的新闻来源多少为他争取了一点时间，因为国家级媒体要到周末之后才会关注到这篇文章。他的第一反应是给拉.佛恩.达菲（La Vern Duffy）打了个紧急电话，达菲是他的好朋友，也是一位参议院调查员，他最近刚刚完成了瓦拉齐听证会的工作。司法部部长严肃地请他搭乘第一班飞往西德的航班赶到对面找到罗梅奇并且将她稳住，不能让她对外发表任何言论。爱达荷州报纸报道中有一个令人不安的细节，进一步彰显了达菲此行的重要意义：据说罗梅奇因为她那些“重要的朋友”眼睁睁她被驱逐出美国而感到十分愤怒。达菲就像间谍动作影片当中的主角一样出发了。罗伯特随后又与总统打电话通气，兄弟二人都认为唯一能让他们在周二之前控制威廉姆斯议员的办法就是通过参议院领导层来施加影响。但不幸的是，想要说动参议领导层就必须与胡佛打交道。

10月28日周一一大早，罗伯特.肯尼迪就提醒了参议院领袖德克森和曼斯菲尔德。之后他打电话通知考特尼.埃文斯，自己和总统都很关注罗梅奇事件，因为这件事很可能会对美国造成重大伤害。为了强调形势的危急程度，他当着埃文斯的面给总统打了电话，总统在电话里重复了同样的说辞。然后罗伯特让埃文斯去通知胡佛参加紧急会议。

转眼之间罗伯特就出现在了胡佛办公室的门前，胡佛很高兴看到向来高傲的司法部长这次居然屈尊来访而不是将自己传唤过去，于是就打发掉了自己的助理，与罗伯特单独谈了起来。肯尼迪告诉胡佛，自己和总统两个人都希望他能尽快将罗梅奇一事的严重性通知曼斯菲尔德和德克森。如果这件事被捅出去，政府行政部门内外的许多官员都要受到牵连，整个美国也要因此蒙羞。

胡佛首先在罗伯特面前打了一阵官腔，让对方难受了一阵子。他表示自己非常反感这件事，之前调查局已经给他提供了事件涉及人员的个人资料，如果司法部长愿意的话可以拿去自行念给参议员们听。罗伯特只能回答说参议员们主要是关心国家安全问题，为了说服他们，胡佛的个人权威不可或缺。换句话说，胡佛可以说服参议员们相信，这件普罗富莫式的丑闻如果对总统造成影响，任何党派都得不到好处。 为了镇住参议员，罗伯特必须有底气放出以下这句狠话：参议院里的任何人只要打算借由罗梅奇事件攻击总统就一定会遭到同等程度的报复，不管他们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而且胡佛本人也支持这样的做法。

胡佛没有给出直接的回复，仅仅表示自己已经收到曼斯菲尔德参议员的电话留言，并且打算与对方谈一谈。接下来罗伯特把话题转向了伯明翰教堂爆炸案与马丁.路德.金。他的话语带着愁闷的责备的口吻，尽管语气颇为高傲，内容实际上却是在恳求胡佛意识到他向联邦调查局求助所要承担的风险。罗伯特表示他很遗憾没能侦破伯明翰教堂爆炸案；胡佛回答说如果不是阿拉巴马州政府蓄意阻挠，联邦调查局一定能够破解这场阴谋，但他们还没有放弃。至于金，罗伯特解释了为什么他在周五看到联邦调查局关于金与美共关系的报告时会如此愤怒。在这个问题上胡佛丝毫不肯让步。罗伯特提到五角大楼依然还在传出与金有关的流言蜚语，胡佛则回敬道这份报告早就传遍了中央情报局、国务院以及其他政府部门。罗伯特表示他担心虽然报告中并没有明确说明，但人们很容易一下子就将金当作美工份子，胡佛则声称报告中的每句话都“准确且基于事实”。

罗伯特刚走，胡佛就在11点钟给曼斯菲尔德参议员打了电话。这位多数党领袖表示他和德克森必须在接下来几小时内跟局长单独会面。他提醒说国会现在已经被报道爱达荷事件的记者包围了，任何人看到他们三人在一起都将引起不必要的关注。因此曼斯菲尔德建议三人到他家里碰头，胡佛同意了。

之后胡佛给司法部长打了电话。几乎同时肯尼迪总统收到了第一份来自曼斯菲尔德参议员的报告，曼斯菲尔德说他得知胡佛的调查后极为震惊。这份报告内容详实，姓名、时间和地点一笔不落，涉及人员包括罗梅奇、鲍比.贝克的其他陪侍女郎、不同党派的参议员、外国女人以及黑人情妇，涉及事项则包括游艇出行、争吵与交易。显然，来自胡佛的情报让曼斯菲尔德深受打击，这一点或许意味着政府有能力将这场沸沸扬扬的乱局彻底压下来。但真正的考验发生在第二天早上的参议院法案委员会现场。这是一场十分罕见的听证会，甚至还上了报纸头版。在作为委员会唯一的证人发言之前，威廉姆斯参议员发表声明说爱达荷报纸上的报道不在自己的议程之内。在内部会议上，他告诉议员们说自己不会对罗梅奇事件发表看法。如果他们有兴趣，可以就相关问题询问联邦调查局。随后威廉姆斯就在宣誓之后详细讲述了贝克在财务方面的违规行为。会议结束后，委员会主席告诉等待的记者们：“我们并没有派人去西德。”

三天后，也就是11月1日，罗伯特.肯尼迪批准了联邦调查局针对贝亚德.拉斯廷的监听申请。行政部门就此失去了对于胡佛的绝大部分控制力，但是罗梅奇事件成为第二起普罗富莫丑闻的危险总算得到了缓解。国会的调查已经展开，主要针对鲍比.贝克的财务问题。尽管处境险恶，肯尼迪总统依然十分自信，甚至有些鲁莽地拿着胡佛对于罗梅奇事件的了解跟记者们开起了玩笑：“你们可不知道那些参议员都有多少猛料可挖，真是不可思议。”

里士满大会之后，金试图整理一下已经失灵的斗争手段。首先，领导大会已经欠下了巨额保释金债务，还面临着其他各种阻碍，因此游行示威已经成为了“走投无路的最后一招”，特别是在伯明翰。他给全体工作人员写道：“现在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是如何维持引而不发的姿态。一方面要维护游行示威的威慑力，让当地人与全国民众都能看到我们的决心与长期不懈的战斗精神，同时还要不断寻找体面的撤退机会，尽一切可能避免当真进行游行示威。”接下来金再次踏上了巡回演讲之旅，他的公开主张越来越激烈，但是同时又完全意识到自己正在一脚油门一脚刹车地向前行驶。

金在10月四次途经伯明翰，其中有一次搭乘了纳尔逊.“火球”.史密斯的顺风车，目的地则是伯明翰南边的塞尔玛。塞尔玛当地的阿梅利亚.博恩顿女士曾经通过精心整理的潜在选民登记人名单促使约翰.多尔在当地发起投票权诉讼，这一次她邀请金来到塞尔玛为身陷重围的选民登记活动助威打气。金在塞尔玛举行了一场弥撒大会，紧接着又去蒙哥马利转了一圈，之后返回了伯明翰。在此期间阿拉巴马州的调查员们一直盯着他的一举一动，终于发现金在这次出行期间曾经乘坐过司法部观察员租用的车辆。得理不饶人的华莱士州长随即愤怒谴责联邦政府暗中支持金违反州法律。两组州级大陪审团与美国第五上诉法院围绕这一事件展开了白热化的争论，迫使金不得不发表了好几份公开声明。 伯克.马歇尔一开始坚决否认华莱士州长的指控，但是接下来的国会调查发现了许多反面证据，迫使他不得不道歉。马歇尔开除了一名此前保管这辆车的年轻黑人法务专员来掩饰他的恐慌，而且差点就因为监管疏漏而开除了约翰.多尔。

过度敏感的心态也影响到了涉及民权尤其是金本人的公共讨论。在白宫，出访伯明翰归来的密使布雷克和罗约尔向外界承诺，当他们将工作报告递交给肯尼迪总统之后，至少会对外发布一份报告内容总结，简述一下教堂爆炸案之后伯明翰的事态。但他们从未动笔写过这份报告，他们给伯明翰开出的药方则是保持冷静，因为他们目前针对种族关系发表任何言论或者或者做出任何举动都一定会引发骚动。所以他们决定保持沉默。私下同肯尼迪兄弟在一起时两位密使只会谈论橄榄球。如此滑头的态度甚至就连一部分伯明翰温和派白人都看不下去了，以至于他们向司法部发出秘密抗议，指责两位特使尸位素餐。厄尔.布雷克也偷偷向马歇尔抱怨他的同伴罗约尔“对我的报告根本没兴趣”，更希望用“温吞水一般的公关手段”来解决伯明翰的问题。这两名老兵要求政府终止他们的任务，不再要求他们提交工作报告，不再向他们提出建议，也不再对他们的工作进行公开评论，权当这次出访从未发生过。政府满足了他们的愿望。

当金在塞尔玛的时候，罗伯特.肯尼迪来到了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全员面前，要求删除小组委员会上添加进民权法案的增强修订条款。为此他不仅受到罗伊.威尔金斯的严厉谴责，就连自由派共和党人也向他开火。后者抗议罗伯特没本事争取民主党人投票支持民权法案，却有本事一边呼吁两党合作一边给共和党拆台，将少数几条共和党能拿来邀功的修订内容全都剥了个精光。立法机构内部乱象频仍，一眼看不到底。有政客宣称，为了在将来通过效力较强的法案，现在需要先通过一份效力较弱的法案；也有人的观点正好相反，认为一开始通过的法案不妨效力强一点，捅出篓子之后再一劳永逸地加以削弱。立场各异的议员们宛如柔道选手那样扑在一起，分不清到底是你别住了我的胳膊还是我锁住了你的大腿。同样一句表态既有可能被人骂作装腔作势，也有可能被人捧成神来之笔。用《纽约时报》的话来说，“为了理解这场匪夷所思的争论，回顾过往与展望将来都很有助益。”

远在公众视野之外，针对金的窃听与贝克丑闻同步开展了起来。10月4日周五，威廉.苏利文正式建议胡佛再一次向罗伯特.肯尼迪申请批准在金位于亚特兰大的家中安装窃听器，“因为斯坦利.利维森的活动以及金与此人的关系显然表明美共正在影响种族运动。”这份提案对胡佛来说具有分水岭的意义，特别是由于罗伯特曾在7月份拒绝过同样内容的提案。“我希望你这次不要再变卦了，”他草草地写给苏利文，毫不留情地提醒他别忘了之前短暂的叛变行为。他很可能是想警告苏利文，如果肯尼迪再次在这个重大问题上与调查局公然对抗，那么苏利文就要做好背黑锅的准备。

同样是在这个星期五，鲍比.贝克藏匿了起来，躲开了他的上司、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迈克.曼斯菲尔德的传召命令。曼斯菲尔德、少数党领袖埃弗里特.德克森以及佐治亚州参议员理查德.罗素几乎等了他一个下午。听证会现场还有一位特拉华州参议员约翰.威廉姆斯，此人是一位保守节制的共和党，从杜鲁门时期就开始经办各种丑闻，早已赢得了参议院道德“守门人”的称号。通过细致不懈地研究国会与联邦调查局之间传来传去的谣言，威廉姆斯发现了许多十分惊人的结果，以至于他很想在参议院领导层面前与贝克当面对质。可是贝克却没来。曼斯菲尔德承诺一旦找到贝克就要重新召开听证会。

胡佛将苏利文请求针对金进行进一步窃听的草稿文件带回家，在周末最后琢磨了一番，之后在周一将文件发给了司法部长。当天下午，曼斯菲尔德参议员告诉他的私人领导小组，喝醉的贝克早巳现身，不过他并不打算与威廉姆斯对质，而是想要直接放弃自己在参议院里面的位置。贝克宣称自己是政治迫害的受害者，他之所以遭到迫害是因为他与林登.约翰逊副总统关系密切，有人想通过他来打击副总统。此前早就有流言声称针对贝克的调查受到了罗伯特.肯尼迪的暗中鼓励，因为他与副总统向来不睦。但是贝克、威廉姆斯和胡佛都知道司法部长本人也很有理由害怕贝克的丑闻公之于众。

第二周的周四，贝克辞职所产生的早期公众影响开始显现了出来。这一天参议院全票同意命令法规委员会就贝克的行为进行调查。当天下午，罗伯特.肯尼迪发出了一条简短信息——“考特尼，来见我”。他私下约见了他与联邦调查局的联络员考特尼.埃文斯。此时罗伯特仍未签署批准在金家里安装窃听器的授权文件，他向埃文斯强调了这个问题的政治敏感性：关于此次窃听事件的任何端倪一旦暴露在公众眼前都会演变成无以复加的政治灾难。从逻辑上来说，现在监听金的理由并不比7月份那时候更多，毕竟华盛顿大游行已经结束了。要想截获利维森与金之间的联系内容就要监视利维森，而且调查局在这方面早已无所不用其极，安装了好几个窃听器，但是连续两年的监听始终没能获得任何堪称板上钉钉的证据，根本无法证明利维森与任何一名美共成员暗中勾结，更不能证明苏联人在他背后牵线操纵。而且利维森与金之间的沟通内容之所以被定为危险级别，仅仅因联邦调查局一口咬定利维森包藏祸心。只要稍微变通一下视角，人们就会意识到利维森其实是个很理智的人，至少也像主流民权运动一样理智。

从政治上来说，既然7月份都没有监听金，现在就更不该监听他了。自从华盛顿大游行以来，金已经凭借“我有一个梦想”演说在黑白双方的大多数受众眼中将自己打造成为了全国级别的民权运动发言人。而且伯明翰教堂爆炸案明显提升了主流舆论对于黑人的同情，金的人气也跟着水涨船高。一旦针对金的窃听走漏风声，公众绝不会支持肯尼迪政府的做法。鉴于金早已成为了各种迫害的目标，政府针对他的窃听只会被视作助纣为虐之举。更何况眼下尚未侦破的反民权犯罪案件堆积如山，随便哪个执法部门都不愿在这个当口主动跳出来承担窃听金的责任。就在那一天，伯克.歇尔通知罗伯特.尼迪说，华莱士手下的州骑警刚刚以轻微犯罪的罪名逮捕了三名教堂爆炸案的嫌疑人。根据马歇尔的说法，这样做是为了让嫌疑人免于遭受一级谋杀的罪名。马歇尔直接从阿拉巴马公共安全部长弗洛伊德.曼恩那里私下得知了这条消息。罗伯特.肯尼迪自从接手司法部以来一直高举着反对刑事案件腐败的大旗，倘若他言出必行，那么眼下他更有理由去监听华莱士州长而不是金。

虽然罗伯特与考特尼在自己的私人回忆录里都没有把话说得这么直白，但是支持对金进行监听的最好理由还是为了获取政治情报。讽刺的是，由于罗伯特坚决要求金与利维森切断联系，通过监听利维森获得的信息量也大大减少了。眼下罗伯特尤其迫切地需要知道金的意图。民权法案在国会掀起了轩然大波。站在罗伯特的角度来看，假如金在此时突然发动游行示威或者公开谴责肯尼迪政府，必将导致严重后果。为了与金打交道——要么引诱他，要么控制他，要么在紧急情况下完全抛弃他——罗伯特必须对金了如指掌。这就是胡佛抛出的无声诱饵，此人毫不介意在情报汇报当中添加政治谣言

从另一方面来说，这又是胡佛为罗伯特布下的陷阱。如果罗伯特当真交给胡佛一份针对马丁.路德.金实行窃听的亲笔签名授权书，那么两人之间原本就岌岌可危的权力平衡必将彻底倒向胡佛那一边。从今以后胡佛将会掌握一根大棒，足以抵消罗伯特与总统之间的特殊关系。而罗伯特将会越来越难以限制胡佛提出的任何针对金的措施，未来他向胡佛提出任何实际建议都会变得更加艰难。一旦罗伯特同意对金实施监听，也就等于放弃了针对胡佛的一切约束。罗伯特面临的两难困境颇有几分浮士德的意味，而他实在没有抵挡之力。他将这件事在自己心里憋了很久，这才言简意赅地告诉他的一位助手，如果当时他不签署这份授权书，那以后与调查局就“没法打交道了”。*

金并不知道联邦政府的密室内正在策划着种种陷害他的阴谋。就在华盛顿大游行开始之前，联邦调查局的情报主官就通知过胡佛，根据他的详细分析，美共对于华盛顿大游行的影响极小，甚至根本没有参与这场游行。提交这份报告的副局长威廉.苏利文（William Sullivan）大力夸赞这场纯粹由美国人自己发起的反抗游行，语气难免带着一丝扬扬得意。

这份报告触动了胡佛的逆鳞。胡佛不惜祭出自己的全副官威也要将这份报告批倒批臭。“这份备忘录让我印象鲜明地想起了当年卡斯特罗夺取古巴时我收到的报告，”他在苏利文报告上草草写道，“……至少我无法忽视这份备忘录都涉及了什么人：金，奥德尔，利维森，还有拉斯廷。”胡佛并不乐见这样一场声势浩大的自由游行，不仅因为参加游行的种族在他看来一辈子都只能担当女仆、司机与罪犯后备军，还因为他极其厌恶代表这场游行的那名布道人。从实际层面来说，大游行迫使他不得不面对一个棘手的体制问题。胡佛本人打死也不信成百上千的黑人与白人同情者可以在不受颠覆分子煽动的前提下聚集在首都，要求美国所有的政府机构，包括全白人的联邦调查局在内进行彻底改革；但是万一华盛顿大游行当真不是颠覆份子的手笔，那么颠覆份子眼下都躲到哪里去了呢？如果美共对于黑人活动的影响力当真可以忽略不计，那胡佛又有什么理由继续集中大量人力物力来对抗内部颠覆威胁呢？如果用不着继续如此大费周章地对付颠覆分子，那么联邦调查局局长岂不是谁都能干了吗？胡佛曾经夸奖苏利文有资格接任局长，可是事到临头他立刻就把这番话抛到了脑后。

对苏利文而言，胡佛的言论意味着他下错了注，赌局失利的后果则是职场危机。整个联邦调查局从上至下的每一名职员早就习惯了局长想听什么他们就说什么，局长想让他们怎么说他们就怎么说。而“疯子比利”苏利文的离经叛道言论只能证明他脑子有病。求生意识极其强烈的苏利文立刻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大游行刚刚结束他就在另一份呈交给胡佛的报告当中写道：“局长是对的，我们完全错了。”诚然，就算保守派评论家也不得不承认“我有一个梦想”演讲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爱国主义价值观，但是这并不能证明演讲者本人就一定爱国。“金昨天的演讲极具煽动性，他的地位高于所有其他黑人领袖……如果我们之前还没有重点关注他的话，从今往后则必须这么做。从共党、黑人和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他是这个国家未来最为危险的黑人。”

尽管苏利文这么快就服软了，但胡佛依然不依不饶。苏利文提议调查局发动反情报程序来对付金，胡佛却假装没听懂：“你的工作思路怎么朝三暮四的？……你最近的备忘录还在贬低美共对于种族运动的影响力，现在怎么又想在这方面增加人手了？我并不想浪费时间金钱，除非你能下定决心。”这段阴阳怪气的批语显然是在命令苏利文下跪求饶，而苏利文也确实摆出了奴颜婢膝的姿态。杀一儆百的胡佛好好地整肃了一遍联邦调查局的情报部门。大游行结束刚刚两天，胡佛就命令联邦调查局纽约分部确认一下，能否安全地在斯坦利.利维森十几岁儿子的电话上也安装窃听器。一周之后，他又下令准备在纽约和亚特兰大的领导大会办公室以及金的私宅安装窃听器。正当华盛顿大游行将民权运动当做一项合情合理的正义事业展现在千百万美国人面前的时候——当然种族隔离主义者肯定会觉得这场运动践踏与伤害了自己的天赋权利与内心感受——胡佛却将这场运动定性成为了羽翼丰满的威胁国家安全事件。

司法部官员们察觉到联邦调查局又开始不怀好意地念叨金与美共之间的勾结了。从政治层面上来说，只要走漏一点风声，就可能促使怀有敌意的国会调查人员将金的名誉与民权法案一并打落尘埃，顺便将肯尼迪政府也拉下马。为了弥合联邦调查局与司法部之间可能被人利用的分歧，伯克.马歇尔写了一份司法部长如何提防奥德尔的总结记录。这篇文章的分寸很难把握。马歇尔必须让胡佛相信司法部部长很清楚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同时又不会泄露联邦调查局的任何秘密，而且就算清除威胁之后也不会停下来休息。他亲自把这篇文章的草稿交给了罗伯特.肯尼迪。罗伯特斟酌了整整一周——期间发生的伯明翰教堂爆炸惨案还暂时分散了他的精力——最后认定马歇尔应当以个人身份与胡佛讲和。于是马歇尔又把这份草稿交给了胡佛的助手，同时要求胡佛特别注意草稿的措辞。通过这番操作，马歇尔一方面保护了司法部长免于联邦调查局的直接抨击，同时又不动声色地请求胡佛照顾一下司法部针对奥德尔的手段。调查局的官员们抱怨马歇尔的总结并不完整，而且多少有些不够强硬，但是这两点都还不足以作为再启战端的根据。得到胡佛的首肯之后，他们狡猾地告知马歇尔“尽管可以按照草稿内容一字不改地将这份备忘录交出去。”

苏利文接受再教育的效果之一在于他手下的情报处对情报的认知越发具有选择性了。官员们轻而易举地理解了胡佛的指示：只要奥德尔或者利维森又任何一点新动态，就要去罗伯特面前告状。一旦监视特工发现奥德尔走进领导大会纽约办公室，调查局就会立刻将这个发现递交给司法部，作为“金表里不一”以及奥德尔持续进行颠覆破坏的证据。但是调查局同样也发现了很多奥德尔与金之间产生嫌隙的证据，但却从未向司法部报告过。例如调查人员通过电话窃听获悉了领导大会工作人员的抱怨：受伤且遭到排斥的奥戴尔将领导大会“晾了起来”，他在离职的时候带走了全套邮政地址清单与文件，导致领导大会的直邮筹资活动完全陷入了停顿。

这些非同一般的部门间交流内容表明联邦调查局与司法部之间存在着私下摸索的怀疑气氛。身为热点话题的金自然最能彰显双方之间的互不信任与缺乏交流，但这两种情绪至少还在另外两条平行轨道上愈演愈烈。首先是有组织犯罪。那年秋天，一个剃着平头、名为乔.瓦拉齐（Joseph Valachi）的职业杀手集中体现了司法部与联邦调查局之间的分歧。出于某些个人原因，瓦拉齐愿意站出来揭露美国黑帮组织的内部运作机制。对于罗伯特来说，瓦拉齐针对各位黑帮军团长与参谋的爆料足以证明阿尔.卡朋的传奇不仅依然生机勃勃，而且还越发壮大，甚至适应了现代社会的新形势，演变成了一个力量强大根深蒂固的秘密犯罪集团。然而这样的爆料必然会威胁乃至否定胡佛局长将有组织犯罪视作“胡说八道”的公众立场。长期以来罗伯特一直在督促胡佛调整联邦调查局的优先工作事项，胡佛则一直在阳奉阴违。如果瓦拉齐公开描述了纽约五大犯罪家族的庞大运营规模，那么胡佛就再也没有借口拿着黑手党不当回事了。

由于之前刻意走漏的消息和事先安排好的国会要求，罗伯特.肯尼迪确保了瓦拉齐一定会公开发言。与此同时胡佛则在忙着掩饰自己的撤退。华盛顿大游行结束两天之后，他向全国执法机构发布了一份名为“联邦调查局公报”的文件，声称长期以来联邦调查局一直致力于“成功打入犯罪神灵的最私密圣堂”。罗伯特到处宣称瓦拉齐即将进行的公开声明将会导致美国司法的历史性跨越，胡佛则极力贬低瓦拉齐声明的信息含量，声称“早在1961年联邦调查局就已发现了大量相关信息，本次声明则是对于这些调查成果的旁证与补充”。接下来胡佛又更进一步写道，检举人的公开亮相“在很大程度上夸大了接下来需要完成的繁重任务。”记者们抓住了“夸大”一词，认为这是胡佛在遮遮掩掩地指控罗伯特.肯尼迪给联邦调查局下绊子。罗伯特要求胡佛发布一份澄清声明，但胡佛表示拒绝，声称记者们过度解读了他的言论。

9月27日，荷枪实弹的美国法警们簇拥着乔.瓦拉齐来到了公众面前。这一天他首先在参议院委员会面前作证，然后又登上了一档全国直播的电视节目。他的爆料听上去简直像是连环漫画里的情节：恐怖的暴力犯罪，位高权重的黑帮大佬，海洛因生意的各种关节，还有黑手党正式成员的行为规范。（“我该如何向你解释呢，参议员？”）这些扣人心弦的内容将会为下一代演艺界人士提供取之不尽的创作素材。罗伯特在私下里表示，拉瓦齐的声明致使“联邦调查局改变了他们对于美国境内犯罪的整体概念”。《纽约时报》刊发了一篇瓦拉齐介绍的“黑帮暗语大全”。围绕拉瓦齐的高强度集中报道将所有当时其他新闻全都比了下去，就连肯尼迪总统的日程安排以及金在里士满领导大会年会闭幕式上痛心疾首的麦克.阿瑟演讲都没人关心了。这样的状况持续了将近一个月。罗伯特.肯尼迪趁势号召全国针对“组织化罪犯建立的私人政府”全面开战。他在这份文告当中极力赞扬了国税局与麻醉药品管理局的工作业绩，同时对于联邦调查局却一笔带过。罗伯特对待胡佛的态度历来都是拉拢安抚，这次的暂时失态很可能源自自尊或者烦躁心理。司法部部长很快恢复了常态，重新拾起了奉承与鼓励的手段。

这一局罗伯特确实胜过了胡佛以及他所珍视的国安队伍，但他并不打算穷追猛打，因为他很清楚胡佛与联邦调查局在一场令人震惊的丑闻当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这场丑闻很有可能毁掉肯尼迪总统的职业生涯。调查局探员们早就知道总统的众多情人中有一位艾伦.罗梅奇（Ellen Rometsch），她在1955年逃离家乡东德，在1961年以西德大使馆士兵妻子的身份进入华盛顿。调查局自然认为罗梅奇很可能是东德间谍。即便如此，由于总统对于私生活的保密意识极强，这段暖昧关系本来很容易就会遭到掩埋，只不过罗梅奇摊上的事情实在捂不住：她与一位鲍比.贝克（Bobby Baker）扯上了关系。贝克是林登.约翰逊在参议院悉心培养的后辈之一，而罗梅奇则是与贝克有染的众多交际花与应召女郎之一。

多年以来贝克一直刻意维持着默默无闻的状态，不过他很快就会因为得罪了一位自动售货机承包商而名扬全国。这位承包商曾绎贿赂贝克，结果被摆了一道，于是愤然将他告上了法庭。一系列曲折离奇的情节之后，贝克最终将会走进监狱，不过早在他受审期间人们就认定他是一名手眼通天的政治掮客，本案将会揭露出大量骇人听闻的权钱交易内幕。罗伯特.肯尼迪知道，继续追查贝克的底细必然会挖出艾伦.罗梅奇，然后沿着这条线就能将总统拖下水，于是在8月他将罗梅奇偷偷驱逐出了美国。但在整个9月律师与侦查员一直私下聚集在贝克周围，任何被罗梅奇留下身后的信息都极有可能引发轩然大波。约翰.肯尼迪早在四十年代就与背景类似的外国女性闹过一出情节相近的绯闻，只不过被胡佛压了下去。无论是上一次绯闻还是这一次绯闻都被胡佛记录在了骇人的黑档案里面，胡佛完全有权决定罗梅奇绯闻的最终走向。他可以让这件事像四十年代的英戈.阿瓦德事件那样归于沉寂，也可以效仿英国普罗富莫丑闻的先例来一番大肆炒作，而普罗富莫丑闻此时正在一步步走向自杀与政治耻辱的最终结局。

艾斯克里奇明白这次任务对金来说很重要，而且他本人也很乐意踏上寻找弗农.约翰斯的冒险之旅。自从他与金在1960年相识以来，艾斯克里奇就已经听说了一大堆关于弗农.约翰斯的传奇。他早就听说这位老牧师又开始了漂泊生活，有好些年都没有与他老伴阿尔托娜住在一起了。因此当金告诉他打电话联系不到弗农，必须亲自前往里士满三十英里以外“彼得斯堡某处”登门造访时他并不感到意外。金建议他到了彼得斯堡之后随便走进一家教堂或者接近一处街角找个黑人问问，肯定就能知道约翰斯住在哪里。遵照金的建议，艾斯克里奇最终来到了一座废弃的加油站。加油站的停车场空空荡荡，四周围着一圈绳子，要么是为了防止外来车辆停在此处，要么是为了防止汽车不小心陷进停车场上的红泥地。停车场上有一位长满白色胡茬的老者，赤脚蹬着一双没有鞋带的低帮靴子，正在照看一个蔬菜摊。此情此景让艾斯克里奇不禁怀疑自己是不是被人忽悠了，因为眼前这位老者怎么看都只是个平常无奇的流浪汉而已。

突如其来的访客也让弗农.约翰斯吃惊不小，他同样很不信任面前这位衣冠楚楚的芝加哥律师。“金博士让你为那件事来找我？”他一字一顿地问道。

艾斯克里奇坚称金确实极其需要约翰斯的建议——以至于他自掏腰包支付了艾斯克里奇的差旅费，同时还急切地请求他一路追到底。“他希望你能将你所有的主日布道笔记本都交给我。”艾斯克里奇将自己的要求重复了一遍。

约翰斯花了些时间才意识到金的要求多么严肃。然后他开始列举自己的布道题目并且背诵布道的片段，最后他开始全情投入地讲解饮用法老王之酒的危险性。艾斯克里奇在泥地挑了一块相对比较坚实的地方站了一个小时，这位老人的激情深深地打动了他。不过稍后他就恢复了法律人的怀疑精神。他没猜错，约翰斯承诺寄给金的笔记本根本就不存在——他的布道事先没有讲稿，事后也没有记录。金不肯轻易接受这样凄凉的结果，他坚持相信笔记本肯定存在。几个月后约翰斯就逝世了*，可是他仍然催问艾斯克里奇是否收到过任何邮件。

金并不知道这次白宫会见的内部纷争，但他在《纽约时报》的头版上看到了公开宣布的结果：《肯尼迪称伯明翰能自行解决当前问题》。此类报道让他倍感焦虑煎熬。这一周他在里士满参加了领导大会第七届年会。这场持续四天的盛事吸引了五百名代表成员。年会的主题自然是庆祝民权运动迄今以来取得的重大成就。罗莎.帕克斯进行了简短的演讲，弗朗西斯.格里芬（Francis Griffin）也是。此人是一位牧师，12年之前他第一个站出来支持了芭芭拉.约翰斯在法姆威尔镇上领导的学生罢课活动。伯明翰运动合唱队举办了多场歌颂自由的夜间演唱会。年会举行了题为《非暴力运动的影响力》的专题讨论，原定的讨论嘉宾以年会组织者为主，不过一大批传奇人物也慕名前来捧场——贝亚德.拉斯廷、詹姆斯.贝弗尔、詹姆斯.劳森和C.T.薇薇安。大会听取了加斯顿、丹维尔以及另外十座在伯明翰运动激励下即将发动示威的城市的战情汇报。明星演讲人包括迪克.格里高利、罗伊.威尔金斯、亚当.克莱顿.鲍威尔以及两名参议员。

所有这些人全部涌入了里士满的约翰.马歇尔酒店。这家富丽堂皇历史悠久的酒店还是第一次举办种族融合活动，不得不强打精神客气接待各位客人。代表们的情绪早已被教堂爆炸案一路推高，如今另一股全然不同的不满情绪又在会场里荡漾了开来，以至于就连维持民权运动的理想主义门面都变得十分困难。对于身处暴风雨中心的金来说，民权运动的成功伴随着难以为外人道的阴暗面，民权运动的失败更是会带来人所共见的表面，如今这两者干脆迎头撞在了一起。最近一段时间以来，领导大会的组织规模有了显著增长，领导大会的大管家怀亚特.沃克因此要求加薪，他给出的薪酬预期几乎是此前的三倍。然而更多的人们则指责金手段软弱，致使领导大会完全被排挤出了民权领域。在私人方面，拉尔夫.D.阿伯纳斯也偏赶在这时候闹起了情绪。长期以来阿博纳西的内心深处一直酝酿着对于金的妒意，如今金的“我有一个梦想”名句终于打翻了阿博纳西的醋坛子。住进酒店之后他愤愤不平地抱怨自己的房间不如金的房间那么漂亮。接下来他干脆跑到酒吧里买醉，喝完之后醉醺醺地坐电梯上楼，嘴里念叨着针对客房服务质量的刻薄批评。同乘电梯的一位白人顾客觉得他说话太难听，于是替酒店辩白了几句，没成想阿博纳西立刻大发脾气与此人扭打起来。万幸的是赛普提玛.克拉克也在现场。老太太赶紧将阿博纳西拽回他的房间里关上屋门，然后就劈头盖脸把他熊了一顿。她说阿博纳西的身边人看在金的面子上全都让着他，结果给他惯出了一身毛病与一肚子怨气，他平时参加教堂礼拜总是故意迟到，而且还喜欢在会众面前自吹自擂。有一件事尤其为克拉克留下了特别恶劣的印象：那一回阿博纳西邀请她来到自己的教会做演讲，可是等她到了之后阿博纳西却坚持要先带着她参观一下自己的花园，并且表示会众们将会一直在教堂里唱赞美诗，直到他出现为止。阿博纳西被克拉克训得一点脾气都没有，只能讪讪地表示克拉克并不了解情况。不过话又说回来，要不是领导大会的母性良知化身亲自出马，阿博纳西肯定不会乖乖坐着领受训斥。（本次年会原本打算在会上宣布为克拉克加薪，但是她本人不予接受。在写给金的信中她说自己“一旦接受这个提议心里肯定不自在。”）同时在大会会场里，一贯放荡不羁的亚当.克莱顿.鲍威尔再次针对威尔金斯与协进会发起了攻击，认为这两者都“受到了白人的控制”。此外他还严重挫伤了参会人员关于民权法案得到通过的希望。在他看来，白人给与黑人的权利早就超出了白人的底线，不可能更进一步了。

原定三小时的领导大会理事会议最终持续了整整四天。所有的布道人都认为，为了从教堂爆炸事件的伤痛中恢复过来，金亟需发动一场新的运动。难就难在如何确定运动开展的方式和地点。之前大多数人支持选择丹维尔，但现在一些人提出了反对，认为放弃伯明翰将会是致命的错误。在他们讨论期间从伯明翰传来消息：鲍特韦尔市长在机场为肯尼迪总统派来的两位特使举办了一场全白人欢迎仪式，然后就把这二位劫走了。两位特使只能见到鲍特韦尔早已安排好的当地黑人代表；特使们同意绝不抛头露面，只会参加黑白隔离的秘密会议；皮茨以及其他黑人领袖不仅听不到特使的意见，而且根本联系不上他们，因此气得火冒三丈。

这一切都让金倍感耻辱，只怪自己过早相信了肯尼迪对此次爆炸事件的态度。夏特沃斯的财务主管威廉.肖特里奇告诉理事会伯明翰黑人正在收集枪支，于是理事会的态度骤变，支持继续围绕黑人售货员与警察的题目进行非暴力示威游行。金同意了，但表示要注意三点：首先，伯明翰的许多黑人都将会野蛮地反抗他们；其次，伯明翰警方仍然持有领导大会从春天开始支付的三十万美元保释金；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如果这次游行示威的规模不能超过5月份那次，那就不会取得任何效果。有一位本杰明.胡克斯（Benjamin Hooks） 提出不妨将游行地点转移到蒙哥马利。这其实就是缓和版本的黛安.纳什方案。这场示威将会集中火力对付华莱士州长本人以及选举权问题，因此比以往更加进取，但是这条路以前还没人走过。此外，在蒙哥马利发起民权运动就必须与蒙改联打交道，而金在蒙哥马利的多年经历让他深知蒙改联远远算不上一台运转无碍的机器。正当他们争执不下时会场外又传来了新的消息：首先，伯明翰炸药山上又发生了两起爆炸；其次，约翰.刘易斯因为在阿拉巴马州塞尔玛市法院门外携带“一人一票”的标语而被捕。当领导大会理事会正在里士满开会时，约有二百名追随者跟着刘易斯发起了游行。监狱里的非学委领袖们计划在塞尔玛举行一场 “自由日”运动，这场运动将会融合纳什的新想法与鲍勃.摩西在密西西比州筹备的自由投票计划。

领导大会理事会面对各种备选方案犹豫不决，这种瞻前顾后的态度对提振士气毫无助益。金雇用了一位哈里.波蒂（Harry Boyte），此人曾长期在红十字会负责行政工作。他计划在短期内将领导大会的员工队伍彻底整顿一番，因为在他看来这些人不仅受教育程度不高，而且极其不专业，打字总出错，上班时间嚼舌头传闲话，其他毛病更不用说。他的整顿计划自然与怀亚特.沃克的职权发生了冲突。沃克一向主张任何白人管理人员的手腕都不可能比他更严格，因此平日里与波蒂很不对付。员工们对于沃克的蛮横作风本来就憋了一肚子气，沃克与波蒂之间的管理权之争则将这股怨气暴露了出来。为了杀鸡儆猴，沃克在大会上以“不负责任、不服从安排”为理由一口气解雇了四名领导大会高级职员。金成功说服他收回了解雇命令，仅仅以扣工资作为惩罚。沃克做出了让步，部分原因在于波蒂对于他来说只是个幌子，他的实际目标其实是贝弗尔。因此接下来当金的身边人劝沃克也与贝弗尔讲和时他勃然大怒，提出了他的第一份辞呈：“我简直受不了了，我非走不可。”

金试着让沃克冷静下来，围绕薪水的问题对他说了不少好话。当天晚上，理事会成员们痛痛快快地来了一场博爱说教大赛，将各自肚子里的委屈与不服都发泄了出来。各位高阶布道人带上烟酒聚在一间套房里互相取笑，讨论着世间最伤人的是什么——死亡，世仇，迫害，还是他们正经历的种族不安全感。几乎每一句妙语都会逗引着别人抛出一条应景的圣经名句，某人还会兴致勃勃地来一场讲道。就像演出进行到深夜的爵士音乐家总会斗琴斗号一样，各位布道人们也轮番上阵进行即兴布道，展现他们歌剧家般的嗓音以及永不枯竭的比喻、神话与寓言故事。贝弗尔与沃克分别以著名的血仇主题向对方宣讲了一通。沃克保证当他挣到他的第一个一百万美元时肯定会给“圆嘟嘟的”阿博纳西买一枚钻戒，顺便又进行了一段关于虚荣与贪财的简短讲道。在这样的环境里谁都难免沦为集体吐槽的活靶子：金的嘴唇色泽紫红堪比肝脏，大头小耳朵好似犀牛；安德鲁.扬满头卷毛，整天蹬着一双“白人款式”的鞋子；沃克总是人五人六地扎着绸缎领带，两个颧骨又高又黄；伯纳德.李的一对眼珠子只会滴溜溜乱转。

尽管大家玩得十分尽兴，但是直到新一天到来时他们仍未找到任何一种足以缓解民权运动当前困境的解决办法。金极度渴望能重新开始非暴力运动，从而保住让非暴力深刻影响黑白双方的希望。但他也明白，如果再发生一场类似伯明翰爆炸这样的惨案，黑白双方之间很有可能爆发全面种族战争，到时候非暴力运动必将死无葬身之地。他认为自己应该前往丹维尔，但他又无法离开伯明翰。他的理智告诉自己，他不应冒险破坏同肯尼迪政府的关系，毕竟90%的黑人都支持肯尼迪政府，而且白人针对民权运动的反弹早已将这段关系冲击得脆弱不堪了。然而另一方面他也已经放弃了对于布雷克-罗约尔调解的一切希望。

“这几天我一直保持着沉默，”他在9月27日大会闭幕词中说道，“……我这种行为让那些一直不顾危险与我一起为了自由而前进的人们失望了……我之所以保持沉默是因为我太过天真，幼稚地相信人们总会彰显善意。现在看来是我错了。”他还谈到了尚未侦破的爆炸案，肯尼迪政府的回避态度，以及华盛顿游行带来的隐约善意。他谴责政府大概认为平安无事的华盛顿游行意味着革命已经结束了。“他们还从没犯过这么离谱的错误呢……我们比以前更加坚信，种族平等的唯一出路就是非暴力运动。就让他们继续扔炸弹吧。就让他们继续与种族隔离的邪恶沆瀣一气破坏我们的进程吧。我们终将获得自由。”最后金发表了一段匆忙创作的新声明：“上帝啊，二战期间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上将曾经在一场正义的斗争当中遭到当头打击，而他选择了暂且撤退——您的卑微下仆那天在白宫听说总统将会向伯明翰派出两名调解员之后也选择了暂且撤退。但今晚我把话放在这里，除非下列条件在特定日期之前得到满足，否则我必将重返伯明翰……”他所开出的条件基本上与肯尼迪试图让汉密尔顿集团接受的最低条件大同小异。

白宫无视了他的演讲，但在伯明翰的A.G.加斯顿与阿瑟.肖尔茨立刻公开指责了金。这两人与皮茨以及其他黑人保守派领袖公开决裂，发表声明宣布他们对于布雷克-罗约尔团队抱有信心，对示威游行或“外部干预”一贯抱有反对意见。伯明翰当地白人和黑人报纸都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加斯顿和肖尔茨的声明。金再一次陷入了两难境地：一旦采取行动，就有可能在伯明翰引发公开分裂，要是不采取行动，白宫方面必将一直装聋作哑。而且尽管他发下豪言要像麦克阿瑟杀回菲律宾那样凯旋归来，台下却应者寥寥。士气低下且疲惫不堪的金于是命令昌西.艾斯克里奇前往弗吉尼亚州彼得斯堡进行一项秘密任务。

在金的可敬对手那边似乎已经出现了对抗情绪。9月23日周一，一行五名伯明翰高官径直走进了椭圆办公室，向肯尼迪陈述己方关于爆炸事件的观点。五个人的言谈并未表现一丝半点质疑或是提防的态度。“总统先生，我们肩负着重大责任来到了这里，”鲍特韦尔的代言人威廉.汉密尔顿首先发言。他表示负责任的伯明翰白人们莫名其妙地因为教堂爆炸案而遭到污蔑，他们对此感到极其厌恶。他们在此之前早已采取了各种措施来解决种族问题，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却出力不讨好”。阻碍他们工作进程的最主要因素就是和平氛围的缺失，导致这一点的罪魁祸首正是北方批评家们以及以马丁.路德.金为代表的教唆分子。

肯尼迪总统执拗地咬紧了司法部部长和伯克.马歇尔拟定的简要议程。他向五位代表们摆出了三项最低限度的具体措施，要求他们至少选择其中一项，从而缓解爆炸案之后的全国性压力。伯明翰市政当局可以遵守5月协议中做出的承诺，至少雇用几名黑人售货员；或者他们可以与当地黑人领袖进行常态化的跨种族谈判，具体谈什么都无所谓；又或者他们最起码可以雇佣哪怕仅仅一名黑人警察，即便就像密西西比州杰克逊市那样只允许这名警察在黑人区执勤也行。“我想知道你们的选择，”总统说，“尽管你们可能认为自己已经做得够多了。”五位代表一致认为这三项措施全都操之过急，尤其是雇佣黑人警察这一条。汉密尔顿表示总统根本不知道他们这些人单单为了搞掉公牛康纳就需要承担怎样的人身攻击。“现在我与市长走进市政厅的时候如果想要与执勤的警察握手，至少有一半人会拒绝。我跟他们说话他们也假装听不见。”此外至少三分之一的警察宁愿辞职也不愿同黑人共事。兰顿.米勒牧师是伯明翰教士联合会的主席，他告诉总统，以他们为代表的温和派已经被“抹黑”了。“昨天我们动身时还有人在机场抗议，标语牌上写着‘你们这些自由派不能代表我们。’”他无奈地说道。

肯尼迪总统对于他们的处境表示同情，因为他本人也一直是各种辱骂攻讦的活靶子。但他们既然是生活在困难时刻的公众人物，就必须付出这样的代价。如果他们不能采取措施，局势只会越来越糟糕。每隔几分钟他就会重新拾起这番套话：“现在还有可能做点什么吗？……能否做些补救呢？……我只是在考虑两三件补救措施……现在你们当真什么都做不了了吗？”他的话最终将伯明翰电信公司的副总裁弗兰克.牛顿戳得忍无可忍，发表了一番在他本人看来“既坦率又可敬的回应”：他们现在就是什么都不能做，因为不管他们现在做什么都只会让“那些家伙”闹得更加起劲，而且事实上“许多人……都认为您现在正在给那些人撑腰。”

“我明白，”总统答道。他充满戒心地提高了声调，向五位代表们宣称自己从未鼓动过任何针对伯明翰的挑唆活动，但是反过来说他也并不认为一切所谓的挑唆活动都是全都是无理闹三分。“让我把话说清楚，我认为希望自己族群的成员加入警察队伍是完全正当的要求，我也认为任何人都有权在商店里干售货员，我还认为从全国角度来看你们没有第二条路可走。要我说的话，要是在军队里都能实现种族融合，在民间肯定更能实现。军队里的人们整天吃喝拉撒睡都在一起，各方各面都要考虑到，可是在民间只要考虑有限的几个方面就行了。” 牛顿反驳说在他看来总统新近推出的公共设施种族融合法案内容堪称无所不包，并非像他说的那样局限于某几个方面。一听这话肯尼迪终于按捺不住了。“快算了吧！公共设施连个屁都不顶！”接下来他开始了一番滔滔不绝的激情陈述。眼下最令人头痛的问题其实是公立学校的种族融合，相比之下公共设施种族融合只能说是正义的底线。“白宫里的人们全都没有天真的幻想，或者说不理解这个问题，或者根本看不到华盛顿现在的情况。华盛顿特区目前黑人人口占到54%，学校里面黑人学生的数量更是达到了85%，白人正在逃离华盛顿，谁愿意看到这种事？公共设施种族融合充其量就是表面文章！上帝啊，说到底不就是能不能逛商店或者投宿旅馆的问题吗？就算融合了又能怎么样？斯塔特勒酒店开业百八十天能等来一个黑人顾客吗？……伯明翰的黑人也不会整天往酒店跑啊！” 最后总统告诉他们，他不愿同阿拉巴马州起争执，“但就现状而言难道你们当真就束手无策了吗？……你们总该有办法做点什么吧？”

“我们认为我们已经扭转了局势，”牛顿给出了这个乐观而又顽固的回答。之后肯尼迪总统彻底收起了情绪化的一面。他确实警告代表们别指望将金赶出伯明翰就能解决他们的问题，要不然非学委以及其他各路种族团体都会来找他本人的麻烦。“金向非暴力运动投入了太多太多，”总统说道，“非学委则向暴力投入了太多，这就造成了双方的冲突。”但肯尼迪并未向伯明翰市政当局做出任何威胁，没有提出任何交易，也没有进行任何讨价还价。他又老调重弹，表示自己这位代议制总统的权力十分有限。在这次会面期间总统不下二十五次希望伯明翰市政当局率先迈出第一步，“就算只是公关作秀也行……关键在于让人们感到未来会变得更好。”身心疲惫的总统最终不得不诉诸于唯一可行的积极措施：支持布雷克-罗约尔调解任务。领会到这层含义后，伯明翰代表们表示他们已经早好了配合调解的准备，并为此次交流意见感到欣慰。

葬礼当天晚上，黛安.纳什与金长谈了一番。她在这次谈话当中提出的初步构想最终将会生长成为1965年的塞尔玛选举权运动。当时的纳什怒火满腔，她告诉金，她不可能招揽一群饱受摧残的人们参与非暴力活动，之后却让他们无所事事地呆在一边。教堂爆炸案发生后，她和贝弗尔都觉得这次袭击只能用令人发指来形容，就连像他们这样热烈信仰非暴力信条的资深活动家都忍不住想杀人了。他们下定决心至少要将下列两件事办成一件才算出了这口恶气：要么侦破爆炸案并且将凶手明正典刑，要么为阿拉巴马州全境的黑人赢得选举权，从而将华莱士州长与林戈上校搞下台。第一件事交给民间组织来处理确实难度不小，于是纳什决定专注于第二个目标。在之后的几天里她制订了一份书面计划，内容包括如何严格训练并且组织起师团级别的非暴力军队，用人海战术包围华莱士在蒙哥马利的政府机构。这支军队的目标并不是零敲碎打的游行与静坐，而是针对蒙哥马利当地政经体系的命脉与要害发动整体打击：“切断州议会大厦建筑的对外通信……躺在火车轨道、飞机航道和有轨电车轨道上示威……封停电力公司”。这场筹划当中的静坐示威要是当真落到实处，其规模足以与华盛顿大游行相提并论。“这是一支军队，”她在计划书中写道。“应当为其制作旗帜、徽章、胸针以及纽扣。”尽管当晚她为这个计划据理力争，金却很难认真看待这项计划。他刚刚参加完一场葬礼，眼下他更关心自己能为伯明翰的明天做些什么，而不是半年之后的蒙哥马利。而且华莱士肯定很乐意受到这样一支队伍的围攻，对他来说这些人根本就是在为他义务拉票。金差点忍不住直接打发掉纳什以及在现场旁听并且很看好这个计划的约翰.刘易斯。他耐着性子告诉纳什自己必须先行告退，因为他还要为华盛顿举行的特别战略会议做准备。如此缺乏兴致的态度自然惹恼了纳什，她认为金不应该整天想着与华盛顿的政治家们进行务虚空谈。

第二天下午金一到华盛顿就遭到了前后夹击，极大地限制了他手头的选择。他没有带来任何独立的活动计划，例如有具体目的的游行或示威。同他一起出行的有A.G.加斯顿、J.L.韦尔牧师及其他伯明翰黑人的主要支持者们，这些人在春天一直反对金的示威，但是示威的残酷后果依然压得他们不堪重负。他们不肯接受任何关于大型示威活动的建议，因为在他们看来，这座城市正处在毁灭的边缘。金此行前往华盛顿仅仅是为了获得联邦政府的支援，但马歇尔警告称，肯尼迪政府早已否定了此类希望。白天早些时候罗伯特肯尼迪宣称，在他看来派遣法警或军队前往伯明翰维稳并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在下午5点之前，皮埃尔.塞林格称肯尼迪总统已任命了两名私人密使前往伯明翰调解种族纷争：一位是前任陆军部部长肯尼思.罗约尔，另一位是前任西点军校橄榄球教练厄尔.布雷克。金一行人刚抵达白宫几分钟，政府就对伯明翰爆炸出了公开回应。

内阁会议室密谈的气氛十分压抑。一开场金就直言不讳地发表了一段气氛沉重的演说，指出伯明翰目前共有二十八起尚未解决的爆炸案件，而且种族隔离主义戒严令的潜在威胁也远远尚未解除。“现在黑人群体已经陷入了深深的沮丧、绝望和迷茫，”他向总统说道，“人们感到孤立无援。走在街上不安全，待在家里也不安全——到处都有爆炸的威胁。现在就连教堂都不安全了。黑人觉得不管去哪里都处在人身危险之中，就算压根不动也是枉然。”肯尼迪总统一直没有说话，直至A.G.加斯顿打断了金的陈述，抱怨保险公司正采取措施准备取消对黑人公司的商业保险，迈尔斯学院的校长皮茨也指出他一直无法为其新建的学生活动大楼办理保险。肯尼迪一听到这点便重新振奋起来，表示这个问题联邦政府肯定能解决。“就把这件事交给我吧，校长先生。”伯克.马歇尔自信地说。

但是接下来总统再次陷入了沉默，因为夏特沃斯继续陈述了金的主张，即派遣联邦军队取代州骑警进驻伯明翰。夏特沃斯想知道，为什么一座黑人占总人口40%的城市要生活在一支全白人武装力量的刺刀威胁之下，而且这群白人长期以来不仅暴行斑斑，而且还实施了无数从未遭到法律制裁的仇恨犯罪。下一个发言的韦尔进一步借题发挥，表示伯明翰当地警察几乎已堕落到了与华莱士的骑警一般无二的地步。肯尼迪总统并未质疑这些论断，但对他而言，这些论断仅仅能够表明强势的白人多数派对于黑人抱有难以调和的憎恶，对于缓解局势却一点用处都没有。忍不住火气的总统终于打断了韦尔的话头：“如果当地警察不是好人，州骑警也不是好人，那伯明翰还有救吗？”他反问道。遭到当头棒喝的韦尔嘀咕了几句关于戒严令的事情，总统则毫不留情地进一步加强了自己的观点：“照你这么说，伯明翰还有什么什么长远指望呢？”

总统的骤然动怒吓得一屋子人大气都不敢出一下。这时金平静地站起来，放弃了关于派遣联邦军队的论点：“我仍坚信伯明翰具有无限的可能性，伯明翰也有许多善良的白人。他们同样需要帮助。我认为我们现在所报告的情况堪称紧急……军队无法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也知道这点。市长最大的问题在于他不够强势。”

肯尼迪总统也放软了口气，表示他对各位求见者的沮丧心理感同身受：“现在对黑人而言确实很艰辛……而我也知道这次的爆炸事件造成了极其棘手的局面。但你也知道，随便看看全世界范围内的任何一场长期斗争，你都会发现这个过程非常危险。因而每个人都必须保持冷静。”他称赞他新任命的两位密使声望过人，肯定有机会打开种族之间的沟通之门：“罗约尔十分出众，布雷克上校更是我所见过最出色的人之一。”

金很快就走出了内阁会议室，来到了白宫门外规模庞大的联合记者团面前。“联邦政府提供了我们现在最需要的那一类关注，”他说。《纽约时报》以及其他主流媒体对于当天进展的报道则要直白得多：“肯尼迪指派两名调解员……黑人为这一举动鼓掌，不再要求军队进驻，接受成立考察小组的建议。”然而金的新闻发布会还没开完，各种异议就纷纷冒了出来。记者们——尤其是几名黑人记者——尖锐地质问他是否真的相信区区一个“学习小组”就足以应对第十六街教堂的血案？一对“被隔离的”白人退伍兵凭什么就能促进种族和谐？金是否知道罗约尔是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企业律师，“红发”布雷克在西点军校所带领的著名球队更是从未允许黑人加入？金以前究竟听没听说过这两个人的存在？金是否认为白宫方面将调解员任命刻意安排在这个时间点上的目的就是为了表明他在决策过程中并未发挥任何作用？金为自己的辩护根本站不住脚，不得不逃到司法部躲避记者。第二天他对“奥尔巴尼九君子”的起诉提出异议，但并未获得支持。克莱伦斯.琼斯警告金说詹姆斯.鲍德温以及一群纽约学者都对他的表现怒不可遏，认为他竟然听任肯尼迪总统如此无耻地耍弄了他。鲍德温等人主张发动一场更加“激进”的圣诞购物季抵制活动，但他们几乎刚刚宣布这一活动就打了退堂鼓。现实与嘲笑的两面夹击将金逼到了死角。

这一周的周日距离伯明翰教堂爆炸事件发生已过去了一周时间。关于这次惨剧的具体细节已经传遍了全国——教堂的时钟停摆在上午10:22，耶稣的面容从东墙上仅存的彩色玻璃窗户上完整脱落了下来。在纽约某电视节目上，詹姆斯.鲍德温同雷茵霍尔德.尼布尔讨论了“遗失的基督面庞”的象征意义。他们的讨论充满了对于民权运动长期累积的情感。尼布尔将这场促使他重新出山的民权运动称为“革命”，鲍德温则认为种族不义造成的苦难恰恰使得黑人成为了“这个国家仅存的希望”。他之所以这么说并不是因为他相信黑人具有什么天生的美德，而是因为只有极端环境才能让人们“真正看清自己的人生信条”；大多数美国人“如今都活得浑浑噩噩，我真心觉得好些人干脆就将可口可乐当成了立身之本”，而黑人的苦难恰恰为这部分美国人敲响了一记警钟。尼布尔赞同鲍尔温的看法，认为“历史已经反复证明过了这一点……我们处于变革的环境之中，纵观历史，永远都是被轻视的少数派——无产阶级、农民、贫民——重新掌握了信仰的高度和深度。这个国家现在正承担着过往恶行的报应，而我们也即将承担各自分内的报应。”

这是一期不同寻常的电视节目。乏味的老年日耳曼神学家与饱受折磨的年轻贫民艺术家坐到了一起并且自发结成了充满激情的同盟，尽管乍一看去很难让人相信。他们之间的分歧在于如何看待难解的非暴力运动。鲍德温对于非暴力运动的局限性始终耿耿于怀，他批评这是专门用来折磨黑人的心理苦难，在美国历史上“非暴力运动只有在黑人参与时才会得到推崇”。尼布尔温和地批评了鲍德温对于非暴力运动抱有的主流偏见。鲍德温认为非暴力运动无非是让无力反抗强权的弱者们勉强栖身的贫民窟，尼布尔对此则不敢苟同：“人们问我，我既然如此反对和平主义，那又为什么如此敬佩金这位和平主义者呢？我的回答很简单……金的非暴力抵抗教条并不符合和平主义。真正传统意义上的和平主义仅仅要求人们洁身自好，却不要求他们承担责任。在洁身自好的人们与承担责任的人们之间横亘着一道巨大的道德鸿沟。在我看来，金的言行已经体现出了鸿沟两边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