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从张召忠谈运十说起 -- qq97

　　叶文福自己说得很清楚:

　　"《将军，不能这样做》到底写的谁

　　现在正面回答您的问题：《将军，不能这样做》到底写的谁。

　　首先，我不得不痛苦地告诉您，我谁也没写。

　　是的，我是谁也没写，我写的是中国，我写的是中国给我的现实。

　　我是个文学家，是个诗人。文学的基本知识告诉我，也告诉您，我不可能去写某个人，某个事。当我把整个创作过程如实告诉您，您肯定会相信，我完成了一个文学家应有的诚实，也完成了一位诗人该写的作品。

　　我所在的原军委工程兵机关大院在北京西郊玉泉路附近的太平路14号，与当时的铁道兵机关大院之间只隔着一所小学和一所十一学校，很近，我和铁道兵机关不少诗人关系都很好，其中有一个叫李武兵，湖北武汉人，1947年生，1968年入伍。因为是同乡，还有一个原因是他的爱人沈玉仙是北京人，于是他们在机关有一套一居室，虽然不大，但在那年头，已经是很好的待遇了。我是单身干部，有时在李武兵家，碰到饭就吃饭。

　　有一次，大约是1979年的春天，我到李武兵家去，进门就看见他们3岁的女儿燕儿。我知道燕儿进了铁道兵机关幼儿园，而铁道兵机关幼儿园在西四一个全军都有幼儿园的特大院子里，离铁道兵机关很远，只有星期六下午才由机关的车接回来，在家过一天，星期天下午再由车送回去。那天不是星期六，也不是星期天，燕儿怎么在家里呢？我并没有想许多，随手抱起燕儿，说：“燕儿，怎么今天回家来了？想家了？”就是这么随口一问，惹出了天大是非。

　　坐下之后，李武兵叹了口气，说起燕儿为什么没上幼儿园的原因。

　　西四有一片罕见的特大院落，出门是闹市，进门是全军高级干部的孩子们从幼儿园到高中毕业都不需要出院门的学校。其中，铁道兵的幼儿园也在里面。李武兵说的这个院子“文革”时我进去过一回，那时是满园皆狼藉，奇花异草、钢琴、教室等到处砸得一塌糊涂。据说这个院子的规模是五十年代就有了的，现在这一代中央级领导人中，不少人就是在这个院子里面长大的。我们工程兵为什么在里面没有一分地皮呢，因为工程兵是六十年代才筹建的。

　　“文革”后，许多“文革”中被打倒了的高级将领再也不愿住在本军兵、种的机关大院里的将军楼里了，便在这个隐秘的大院子里自己军、兵种有幼儿园的地皮上。拆掉幼儿园，盖上了自己的将军楼。我不知道是谁第一个这么干的，反正这个举动一传十十传百，几乎所有的将军都这么干了。这就是我为什么惹起将军们众怒的根本原因。

　　有不少人一直以为我写的是陈再道。事实是，这首诗从一开始就与陈再道有不少联系，就连陈再道本人也以为我是在写他而吓得非同小可，但我确实不是在写他。再说一句大不敬的话，是在我眼里，一个将军并不算什么大角色，还够不上我的作品里的主角的资格。这不是我有什么骄傲，而是作为一位文学家应有的大视野。

　　我关心的是：我的民族道路的走向。

　　陈再道不是京官，五十年代起，就一直在武汉当武汉军区司令。待到他到铁道兵当司令，一开始还真的没有地方安家。

　　铁道兵在五棵松有一块地皮，铁道兵招待所就盖在这块地皮上。陈再道一家一时没有住处，怎么办呢？铁道兵赶紧在自己的地皮上给他盖了一所将军楼。那时，别墅这个词早就被轰轰烈烈的革命掩埋了多年，所谓将军楼就是别墅，别墅就是将军楼。

　　在这座将军楼施工期间，陈再道一家被安排在铁道兵的招待所里。招待所一共有五层，第五层都给了他一家。

　　给陈再道的将军楼很快就盖好了。据说是花了36万多。

　　有人说，36万多算什么？不如现在贪官的一个小指头。

　　不对。

　　我给您算一笔账：1953年—1957年我上小学时，汀泗桥街上的米糕是一分钱一个。现在，街上同样的米糕，是3块钱一个；

　　1958年，我上咸宁初中时，每月的伙食费是统一七块五。现在的学生，一天的伙食费50块钱不够。

　　按照这个比例，就是说，从50年代到现在，半个世纪，货币贬值了300倍。

　　用这个方法去计算，说陈再道的将军楼当时花了相当于现在的一个亿该不为过吧。而当时全国一年的财政收入才几个亿呢？

　　如果当时陈再道接受了这座将军楼，天下也就没这些是非了。偏偏他查看之后，一句话不说就袖手而去。所有的设备都是当时最先进的，为什么他看不中呢？中国人主子会当主子，奴才会当奴才。铁道兵的奴才们一下子就知道了个中奥妙。

　　五棵松位于军事博物馆之西，公主坟之西，1979年的五棵松，在北京虽说不上偏僻，但绝不是繁华地带。这么好的设备而不要，这就不是别墅本身的问题，而是所在地段不好。

　　哪儿好？西四好。

　　铁道兵在西四那个特大院子里有幼儿园，于是拆掉那个幼儿园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攀比。

　　住进西四那个院子里的将军们，有不少是中将、少将，他们比陈再道不仅级别低多了，功劳，名气，都无法与他比。他们能住进去，陈再道竟进不去，而住在五棵松这个偏僻地带，公理何在？

　　以上就是李武兵告诉我的基本情况。

　　我在《将军，不能这样做》一诗前头有个小序，简述了这之间的大概情况。因为是诗之序，不宜过长，所以读者也就无法知道拆幼儿园背后有如此深刻的背景。1979年在沈阳写的《到底写的谁》的文章，因为当时的政治环境根本不允许，也就没有具体说。今天算是交代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