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Taylor Branch：劈波蹈海——MLK三部曲之一 -- 万年看客

此时C.B.金正忙着经手一起刑事案件，这起案件的案情触碰到了最原始的种族激情。奥尔巴尼周边的种植地区有一处“败坏的”贝克县，臭名昭著的克劳德.斯克鲁斯虐杀罗伯特.赫尔案件就发生在这里。如今这里再度爆发了暴力事件。贝克县的高层金融活动基本上掌握在两位大人物手里。其中一位是个大字不识的百万富翁，主业是养牛。此人在杂货袋的碎片上签支票，画个叉就算签名。另一个人则是可口可乐公司主席罗伯特.伍德鲁夫（Robert Woodruff），此人在当地拥有一片占地三十万英亩的种植园，名叫伊楚威。

每年7月4日，伍德鲁夫的种植园主管都会专门为附近的黑人居民举办一场免费大型烧烤派对。这一年的盛会足有三千名黑人参加。其间一个名为查理.韦尔（Charlie Ware）的黑人农场工人犯了个错误，竟然与白人主管的黑人女仆调情。主管随即向L.沃伦.约翰逊（L. Warren Johnson）警长投诉。就像县里的黑人总会奉承警长一样，警长对于有钱有势的种植园监工同样极尽逢迎。韦尔和约翰逊警官都只上过五年学，也都有贪杯的毛病，“短吻鳄”约翰逊还有卑鄙狠毒的恶名。有传言声称他曾经杀死过四五个遭到他拘押的黑人。约翰逊的前任就是声名狼藉的克劳德.斯科鲁斯警官，而他本人也是个所谓的“老派”警务人员。1961年烧烤会当天晚上，约翰逊开车来到查理.韦尔家，先是将韦尔的妻子反复殴打了好几轮，等到韦尔回家之后又一拳打在对方头上。约翰逊逮捕了韦尔，将他全身搜了一遍，并且开车押送他前往了牛顿镇。这个镇子很小，甚至没有一家餐馆。车在贝克县监狱外停了下来，约翰逊把韦尔铐在副驾驶座位上，然后拿起对讲机喊道：“黑鬼拿着刀过来了！我非得开枪不可！”同时将两颗点三二口径的子弹打进了韦尔的脖子。“他还想靠过来！我还得开枪。”约翰逊一边喊着又开了第三枪。

上述情节是负责调查本案的联邦调查局探员得出的结论。万幸的是韦尔居然没有死。他不仅被医生抢回了一条命，而且除了颈椎破碎导致脊髓液渗漏之外并没有其他后遗症。联邦探员几乎完全相信查理.韦尔的说法，可是他的结论在贝克县并没有什么说服力。大陪审团立即就以对约翰逊警长实施严重暴力人身伤害的罪名起诉了韦尔。7月下旬，警方将韦尔从医院转进了监狱。到了11月韦尔依然身陷囹圄。代理本案的C.B.金恳请法官高抬贵手，理由是韦尔并没有逃跑的可能，而且枪击案后身体与精神均受到创伤，甚至耳朵仍然在渗血。但是法官拒绝降低保释金，迫使一贫如洗的韦尔在监狱中待了一年，直到开庭审判。然而与此同时C.B.金也在联邦法院针对约翰逊警官提起民事诉讼，争辩说约翰逊的指控纯粹是血口喷人。约翰逊比韦尔高出整整一头，体重超出对方一百多磅，再加上身为白人警长在封建主义盛行的黑土地带天然享有心理优势。C.B.金宣称约翰逊警长极大地侵犯了韦尔的民权。

对佐治亚西南地区来说，本案的新鲜之处在于查理.韦尔拒绝认罪，而是否认了约翰逊警官提出的所有指控。根据从前的一切标准，韦尔和C.B.金的举动无异于仅凭一根火柴照明就贸然钻进了无底洞窟。然而他们的法律圣战却恰逢其时地煽动了刚刚在奥尔巴尼萌芽的叛乱苗头。C.B.金向贝克县提交了保释查理.韦尔的请求之后过了一周，二十多个人涌进斯莱特.金家里进行周五晚上的首脑会议。参会代表们分属奥尔巴尼的七家黑人组织外加非学委，会议现场洋溢着极度兴奋的期待情绪，间或也掺杂着些许攀比与猜忌。出于焦虑，他们着重强调了各自的协商底线。从联邦妇女俱乐部到教士联盟的所有代表们都同意支持协进会的官方目标，即结束奥尔巴尼的种族隔离。大家还同意达到这一目标的最好方式是协商而不是被他们委婉称作“积极行动”的游行示威。但是代表们在一个关键问题上产生了分歧：究竟应当由谁来决定不得不采取积极行动的时机。各个组织都不想承担这份责任，尤其是因为所有人都知道谢罗德的青年干部已经头脑发热，随时可能走上街头。但是所有人也都不信任其他组织。因此参会者几乎不可避免地采取了蒙哥马利公交车抵制运动早期的策略，决定创立一个新的集体组织，名叫奥尔巴尼运动。

斯莱特.金推荐一位威廉姆.G.安德森医生（William G. Anderson）担任新成立组织的主席。安德森四年前从家乡佐治亚州阿梅里克斯来到了奥尔巴尼。尽管标准俱乐部是黑人精英的汇聚之所，但是安德森依然凭借着坚韧毅力与灵活手段在俱乐部里树起了名号。他长相英俊，言辞得体，雄心勃勃，过往无论多少挫折打击都没能为他的品格留下哪怕一道疤痕。奥尔巴尼运动的创始人当晚选举安德森为主席，选举斯莱特.金为副主席。休会前组织成员们撰写了一篇谨慎的宣言，充分彰显了C.B.金起草文件的才能：“我们通过间接经验得知，万一我们在迫不得已之下必须依靠积极行动实现《宪法》赋予的权利，所涉及社区在经济方面、社会方面以及道德方面的最大利益都将会受到损害。有鉴于此类损害的威胁，我们希望此类积极行动将不会在奥尔巴尼发生。”很快凯利市长与普里切特警长就各拿到了一份声明。

谢罗德和里根很有理由为自己的工作成果感到欣慰。过去两个月的努力让他们打入了一个新兴团体的领导层，而且这个团体的涵盖面远远超过了麦库姆的任何类似团体。奥尔巴尼的各路民权团体之所以能够团结在同一面旗号之下，背后有个很说不出口的理由：所有人都知道非学委即将在本地发动示威，如果当地民权团体不能形成合力，非学委肯定会反客为主。事实上，当地民权领导人的疑虑根本抵挡不住学生情绪的大潮。奥尔巴尼运动组织成立后仅仅过了天——也就是11月22日——当地的第一次“积极行动”就爆发了。查特蒙青年理事会里的高中学生走进长途车站白人区，与一直在那里“警戒”的警察对峙。学生们拒绝遵照警察的命令离开现场，普里切特警长本人的命令也没有效果，于是学生们就在几十个旁观者的注视下被拖进了监狱。尽管汤姆.查特蒙不到一个小时就把他们保释了出来，但是奥尔巴尼仍然在感恩节前一天见识了第一场种族隔离逮捕。

同一天傍晚，奥尔巴尼州立学院放假，让学生们回家度过感恩节周末。数百名黑人学生步行或乘车来到了弗林特河对岸，走向奥尔巴尼市中心的小径长途车站各回各家。由于之前的逮捕以及关于种族纷争的持久谣言，教务长已经先一步赶到了车站，指挥学生们走进有色人种候车室。只有两个学生没有听从指挥，一位名叫布兰顿.霍尔（Blanton Hall），另一位名叫柏莎.戈伯（Bertha Gober）。两个人挤出一条路，“走到了干净的那边”——这是当地黑人对于走进白人候车室的说法。心急如焚的教务长不能追过去，只能与目瞪口呆的其他学生们一起站在外面观看。正当霍尔和戈伯在白人售票窗口前排队的时候，一名警察很快走过来说道：“你们休想从这里买到票。”两个学生紧张且礼貌地守在原地，询问警察为什么自己肯定买不到票。一名侦探告诉他们，他们的出现“意在扰乱治安”。这样说是为了给接下来的逮捕做铺垫。可是两名学生依然还在排队，于是普里切特就把他们关进了监狱。到了晚餐时分，这则消息已经传遍了奥尔巴尼的黑人社区：一天之内就有两组人被关进了监狱。第二天早上，几乎所有人都知道了两名奥尔巴尼州立学院的学生在远离家乡的监狱里度过了感恩节。这两个学生都不是本地人，因此当地黑人居民几乎全都不认识他们，但是眼下他们的困境依然引发了可观的同情，以至于先一步入狱的三位青年理事会成员都隐隐有些遭到冷落的意思。前来探监的陌生人送来了好几盘子火鸡。

两位学生待在监狱里度过了感恩节之夜，期间他们接待了更多的探监访客，也收到了更多的食物。他们的境况通过电话与口信频繁向外公布。就像在麦库姆一样，父母和其他成人的关心令他们大受支持，于是新奥尔巴尼运动组织的领导层在周五决定第二天晚上召集第一次弥撒大会。他们面对着一场源自大学的危机与一场源自高中的危机，而且对于种族隔离暴力的恐惧也正在滋长，这正是向公众介绍新成立组织的绝佳机会。有一位E.詹姆斯.格兰特牧师（E. James Grant）同意安德森和斯莱特.金借用他的锡安山浸信会教堂。这件事本身就是一大突破，因为锡安山教会的信众都是浸信会的精英教友。

周六早上，狱中的布兰顿.霍尔和柏莎.戈伯收到了奥尔巴尼州立学院的官方通知：“鉴于你们遭到了逮捕……所以你们从即日起无限期停课。”各种声称丹尼斯校长决定与白人种族隔离主义者站在一起的宣传页和传信人立刻将这条消息传遍了四面八方。如果说前一天晚上的弥撒大会还不算是板上钉钉的成功，那么现在这场大会的成功已经毋庸置疑了。一时间传言四起——有人说学生们痛哭失声，有人说格兰特牧师正在苦苦抵御外界压力，不肯从奥尔巴尼运动手中撤回锡安山教堂的使用许可，还有人说丹尼斯已经不敢在自己的教堂里露面了。

安德森医生主持了会议。斯莱特.金、C.B.金以及其他几个人都做了演讲。当地黑人周报的编辑A.C.瑟尔斯（A. C. Searles）报告了那天下午他与丹尼斯校长的紧急会面。瑟尔斯认为让学生停课不仅是错误的，也是不恰当的——因为做出这个决定之前既没有发出通知也没有组织听证，更何况就连法院都还没有裁定两位学生的罪名——可是丹尼斯只是简单答道，两名学生的停课决定是“永久性”的。瑟尔斯宣称丹尼斯已经陷入了心力交瘁的境地，而他本人则在一时激愤治下痛骂丹尼斯——他的老朋友、执事同工以及标准俱乐部会友——是“我所见过的长得最黑的白人”。无数犀利言辞纷纷砸向丹尼斯，简直要把他放逐到黑人群体之外。激动人心的话语号召大家团结起来对抗种族隔离。长期存在的社会模式遭到的倾覆，对于年龄与退让的尊崇让位给了青春与对抗。

科德尔.里根性情外向，喜好表演，还有一副高亢的嗓音。他在非学委的非暴力研讨会上发现了两位颇具天赋的歌手——鲁莎.哈里斯（Rutha Harris）以及柏妮丝.约翰逊（Bernice Johnson）。两位姑娘都是布道人的女儿，一直在研习声乐，希望成为剧院明星。几周以来，里根与两位姑娘组成的三重唱组合一直在歌唱赞颂自由的歌曲。那天晚上他们登上了锡安山教堂布道坛担任领唱。按照预先的安排，在歌唱自由歌曲与赞美诗时没有钢琴或者风琴伴奏。纯粹人声的旋律与力度就此成为了奥尔巴尼运动的标志。从女高音独唱家嘹亮的赞美诗曲调到台下会众们雷鸣般的掌声全都仅仅源于人体本身。歌声应和着黑奴灵歌的基调，既有悲怆而甜蜜的《哦，自由》，也有欢乐而喜悦的《我的一点光》。起初，非学委领导人们接受领唱角色是因为这是他们意识到了运动歌曲的效用，而长辈们容许他们担任领唱则是因为音乐在常规教堂仪式当中的作用并不太大。但是非学委领导人们很快就研究出了一套利用音乐操纵人心的手段。他们通过无伴奏演唱从布道人或者风琴师的手中夺走了多年建立的仪式主导权。歌曲的精神席卷了人心。年轻的领导人明白，通过歌曲他们能让平民百姓说出并且感受到那些之前超出他们理解的事物。通过颇具反抗精神的《我不可任人摆布》（Ain't Gonna Let Nobody Turn Me Around）一曲，谢罗德和里根呼喊出了“我不可任由普里切特警长摆布”的词句。让他们惊讶的是，踌躇着缓步走进教堂的人们也开始高声呼喊这句话，将自己摆在了可畏权威的对立面上。

在歌声暂歇期间，安德森请五位被捕学生登台讲话，告诉会众他们为什么决定在长途车站与种族隔离对抗，以及之后他们身上发生了什么。五位学生依次讲话，最后一个登上布道坛的是柏莎.戈伯。她身材娇小，声音细微得像个孩子。她描述了自己被捕的经过、看守她的狱卒以及监牢里的肮脏细节。“我觉得有必要让人们知道，即使通过受苦受难或者遭受虐待，也应该实现人类的尊严，”戈伯说道。“任何时候我都愿意为了崇高的事业而献身。为了这样的事业，我在监狱里度过了两个夜晚。我觉得自己赢得了体面与自尊，觉得自己一身上下无比洁净。就算身处奥尔巴尼最肮脏的狱墙之内，就算是学院的所作所为，也无法剥夺这种感受。”这番简洁而又震撼的言辞击中了听众们的内心。“我没什么可补充的了，”谢罗德在大会记录当中写道。他与其他人全都眼含热泪，就连“坚强成熟的男人”也不能免俗。接下来大家都唱起了闭幕之歌《我们必胜》。大约三分之一的会众在赐福祈祷之后依然留在教堂里继续歌唱。歌唱家们也留在台上直至午夜过后。台上台下都希望这一刻永不会结束。

到了周一，五百多人聚集在市政大厅门外等待着五名被捕学生的快速审判结果。谢罗德先大致向外面嘈杂的人群介绍了一下查尔斯.琼斯、非学委的同事以及刚从亚特兰大过来的石山狱友们。庭审期间，琼斯将人群慢慢推回了示罗浸信会教堂里。普里切特警长在外围陪着人群一起移动，有时开几个善意的玩笑，有时又命令人群立刻散去，似乎随时都有可能逮捕几个人。第二天，谢罗德冒险来到了动荡不安的奥尔巴尼州立学院，在学生集会上演讲致辞。警方随即拿着丹尼斯校长及另外两位教授签署的非法入侵证明书逮捕了他。谢罗德在监狱里过了一夜才被保释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