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张居正夺情与今上修宪 -- 毕玄

明朝并不是没有考绩的规矩。京察、大计都是。表面上看，这两个因为周期太长（三到六年一次），对官员的督促作用不强。实际上，当时是农业社会，官员的政绩往往要数年才能见成效。例如兴修水利的效果如果第二年不发洪水或者旱灾又如何评价？又例如推广良种，劝课农桑至少也要一年才能看到成绩。即使是张居正念念不忘的赋税收入提高也得几年吧？

张居正的做法则是所谓“立限考事”、“以事责人”。也就是说一件事必须在期限内办好，否则就要处罚。表面上看上去也不错吧? 问题是这个期限制定的极不合理。六部每半年上报一次执行情况，违者限事例进行议处。而真正违反期限的处罚又不痛不痒。例如万历三年（查出各省抚按官名下未完成事件共计几百件，抚按诸臣数十人。但对省一级官员的处罚不过停俸三月。这对于“工资基本不用”的官员来说根本没用。而对低级官吏则采用降级或开革等做法。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搞得各地鸡飞狗跳。

而张居正考成法真正重视的只有赋税收入。万历四年规定，地方官征赋不足九成者一律处罚。其实各地税收不足是因为土地兼并的关系。硬搞征赋不足九成者一律处罚的结果就是地方官不得不加紧搜刮老百姓。

所以张居正施政其实是非常粗燥的。这可能和他的性格有关。他教育皇帝也是极为粗暴，搞得皇帝对其逆反。也可能和他一直在中央任职不接地气有关。反正他眼里是没有普通百姓死活的。

搞考成法的另一个目的也是为了排除异己。张居正驱逐高拱，下面自然要清洗一番。但是搞清洗总得有个正大光明的理由吧。考成法就成了一箭双雕的工具了。

但张居正这么搞，下面的反弹当然也是极大的。所以丁忧夺情才搞出那么大的风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