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些简单看法 -- 林风清逸

先说意识形态上的问题。

以苏联为例子。苏联时代以经济制度为主要标志的意识形态，比较稳定的时候开始，第一个就是斯大林时代。

然后斯大林式的经济体制，赫鲁晓夫反了。

接着是赫鲁晓夫的改革，勃列日涅夫反了。

再接着是勃列日涅夫的改革，安德罗波夫戈尔巴乔夫都反了。

这每一个时代的改革，从意识形态上来说，都披着社会主义的外衣，这些社会主义里面，真心是要搞社会主义的，还是真心要搞“官僚社会主义”的，都有。从每一个阶段的改革来看，都不是没有合理性的，也都不是没有不合理性的。但是为什么最后就完蛋了呢？

因为这里面还有一个政治策略的问题。苏联解体，从根本性的角度来说是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还不成熟。但是从策略角度来说，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全盘否定前任。全盘否定这个策略，为继承前任的合理成果造成了很大的困扰。此举极大打击了自己的合法性，极大妨碍了尽可能的继承前人的建设成果，对自己的思想造成了不必要的混乱。于是一个树大根深的大树，一点一点的斩断了自己的根基。弄到最后，戈地图搞起了“新思维”，彻底斩断了自己的根基，整个苏联走向了崩溃。

这是从只看苏联自己的角度来说。如果加上当时美欧的有意干扰引导，那么苏联这样比较极端的政治策略，还为美欧乘机推波助澜提供了契机。

中国在方面要谨慎很多。比如邓小平时代，当时的很多举措，实际上是要尽可能的压缩毛泽东的光环的。但是在官方的口径上，控制在了三七开。这属于一个政治策略，属于“凡事留一线”的一个技巧。这个技巧是有使用范围的。在使用范围之外，执行的就是“一刀切”。具体来说，解散农村集体转换为包产到户，以及其他一些改革，邓小平时代的这些做法很多是和毛泽东时代相反的。但是邓小平时代从来没有变成一个彻底的反毛的时代，并没有发生全盘否定毛泽东的事情。

这种政治策略对于中国是有益的。

比如说，到了现在，我们可以很轻易地选取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的一些成功的经验，结合在一起探寻新的道路。而不会说因此严重撕裂社会。不是说不会撕裂社会，而是说不会严重撕裂社会。不会让意识形态问题变成国内的焦点问题，因此也极大避免了外国力量的挑拨干扰。

从策略上来说，具体的事情可以分析、判断，直接将这个人在政治上判死刑是不行的。

何况邓小平时代也不是邓小平一个人在工作。那是一整个时代，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时代。我们甚至可以将这个时代延续到邓小平去世以后很多年。这是一个执行和影响了很多年的政治路线。在这个路线的执行中，各方力量都在发挥作用，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书本上一个总结就边界鲜明的“纯粹”的路线。如果全盘否定邓小平，也就全盘否定了这一期间很多人的努力。

彻底否定本来就不是正确的。

从建设策略上来说，邓时代的很多做法，相当于走了一个大迂回的道路。不迂回行不行呢？不迂回不行。我们可能直接建设共产主义吗？不可能，因为生产力不发达。我们可以仿照斯大林时代那种的社会主义去往下走吗？我们可以仿照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往下走吗？从当时国内的环境来看，其实是很难走下去的。斯大林离我们远，我们不谈那么多。毛泽东时代有很多值得学习的东西，然而邓小平时代全面改革开放之后，中外之间的巨大差距，依然是实打实的。

以当时的环境而论，有一个反面教员是不错的。这个反面教员，就是资本主义。

现在国内社会主义声音逐渐变得很响，网络上很多人很自然地投入到了社会主义阵营中去。很多人谈到，在工作之前觉得社会主义离自己很远，觉得阶级斗争离自己很远，觉得曾经的社会主义革命者都是不真实的。后来工作之后，他们很自觉地说：原来他们就是过去那些很革命的教科书里所歌颂的人民，原来他们从来就不是那些才子佳人帝王将相的故事里的贵族豪杰。这个时候他们很自觉的接受了社会主义，接受了共产主义。这实际上就是反面教员的作用。

我曾经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是实行了斯大林-毛泽东式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何解决竞争力的问题。这些国家普遍存在一个在国内已经消灭了资产阶级、但是在国际上还处于资本主义的汪洋大海之中的问题。在内部竞争极大削弱、矛盾焦点日益集中于社会主义本身的背景下，如何与行为模式截然不同的资本主义斗争。

领先半步是天才，领先一步是疯子。当时的苏联也好，中国也好，都存在这个天才还是疯子的问题。

我曾经很纠结这个问题。后来我想，首先，如果没有斯大林和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模式，那么苏中两国都不可能培养起新一代社会主义新人。其次，如果不从这两个模式中进行适当的后撤，那么苏中两国都很难在资本主义尚没有耗尽其潜力的环境下健康发展。最后，如果不能适时的结束后撤再次前进，那么苏中两国彻底转型为资本主义，他们将失去相对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优势。

这是一个螺旋形上升的情况，或者说是一个必须进一步退半步再进一步的情况。想一步到位是不行的。

因为人教育不过来。

我注意到很多人从来没有深入考虑过人口结构的问题。计算年龄结构的人很多，计算不同年龄结构的人所接受的社会教育的人很少。吐槽代沟的人很多，但是很少有人将知识结构更新与年龄结构结合起来看。比如说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都说毛泽东时代是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年代。但是我想很多人大概都忘记了，当时进行建设的主力，老中青，三代人，都出生于旧社会、成长于旧社会。那些年出生的年轻人，所谓新人，其实是八九十年代的社会建设主力。这就导致一个显著的问题：在毛泽东时代，一方面，进步的人已经在触摸社会主义，落后的人可能还在偷偷摸摸买媳妇（可能）。很多落后的习惯还保持着。文化大革命可以说是奠定新社会的关键一战。但是在此战中，也引发了旧思想的激烈抵抗。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人一堆，甚至还制造了“八月恐怖”，成为如今很多人对文革深恶痛绝的原因之一。河友老科学家就很讨厌文革。以至于他不怎么谈文革的进步意义。文革彻底改造了中国人的文化，使中国从农业时代进入了工业时代。这是文革的主要的进步方面。至于其中的问题，谈得人很多，有时还可以看到煽情表演，我就不多谈了。

如果抛开左右立场，邓时代遇到的评价问题其实和文革有相似之处。对于反对文革的人来说，文革是个什么评价，和反对邓时代的人对邓时代的评价，在方式上是有很多相似之处的。都有一点极端，都看重其错误而忽视其进步意义。

我曾经从人员结构和官僚更替问题上谈到过文革的进步意义。文革在至关重要的接班问题上，将二代们压制了整整十年。这直接导致官僚体制已经被占领完毕，“一代”们的心腹失去了位置，结果也导致红二代们也失去了位置。他们再想要接班，就会面临极大的阻力。二代们的接班直接被当时的官僚系统激烈反对。“大院儿冲击”，“第三梯队提前上位”，这些话就是当时官僚系统的典型言论。结果最后被迫要求二代们出国，不得从政。我们知道，习近平就是红二代出身，据说因为这个出身，他在从政道路上也受到了干部队伍们的一些阻碍。所以我评价说，就打击官僚世袭集团这个方面来说，虽然文革没有赢，但是文革也没有输。

这实际上是近几十年来中国社会在主要方面还能够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人。毛泽东虽然没有活到21世纪，但是至少到了21世纪初，他尽可能的解决了这一期间的人的问题。可以说，经过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革命者的努力，针对“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官僚世袭制风潮的决战始终在推迟，发展到最后，战争没有开始就结束了。

在细节上文革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从整个大局上来说，文革所要追求的大目标很多都实现了。

邓时代有类似的地方。也有不同点。邓时代与文革有一个不同点就是，邓时代在目标问题上始终显得含混不清，有故意隐晦的原因，也有决策能力不足的原因，甚至我们可以猜测，也可能有反动的原因。但是，这本来就是邓时代的弱项。无法从理论上阐明自己的合理性，这是邓时代的最大弱项。而相似的地方就很多了。比如二者在具体事情上的问题都很多。邓小平改革之后社会上出现了很多黑恶势力，为此邓小平不得不启动了“严打”这一极富个人色彩的突击执法行动。我曾经分析过，邓小平在很多事情上缺乏前瞻性，对于长期经营缺乏认识。一个很突出的点就是科研经费和教育经费的极大压缩。无论是建设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这两个经费都是不能缩减的。其实严打也是一个点。从这些事情上我们可以很直接地看到，邓小平个人对于组织社会长期建设确实有所欠缺，谋划较短，做事比较短平快。这和他无法从理论上阐明自己的建设路线相当吻合。

但是邓时代的改革在关键的大事情上是有得分的。比如说他实现了社会转型。这个社会转型其实从四人帮时代就开始了。但是真正把事情做成了的还是邓小平及以他为标志的一个时代。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邓时代对毛泽东时代保持了较大的距离，背的包袱远远少于了四人帮。邓时代也实现了另一个比较不被注意的细节，就是实际上这也避免了毛泽东身边人的一种半世袭性质的接班行为。以四人帮的声望和资历，他们如果接手国家，改革的深度和力度只会更小。然而力度不够是不行的。当时必须进行深层次的公有制改革。而当时中国的生产力水平显然不足以突破资本主义世界和苏联阵营的围剿。即便是现在我们也有很多方面被国外卡脖子，当时他们要卡我们，我们很难还手，很容易像朝鲜一样被封闭起来，导致与世界脱节。邓时代全面倒向美国，形成了至今才基本结束的一个“原来的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强烈要求成为资本主义世界新小弟”的历史面貌。当时号称是“韬光养晦”。其实这个策略很正确。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市场的一部分，美欧很难像对待其他被封锁的国家一样，轻易地动手打击中国。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态势，制造了投鼠忌器的效果。封锁，是当年苏联遇到的最凶恶的绞杀。但是邓时代打破了封锁。毛泽东在红军时代，也非常积极地要打破敌人对根据地的经济封锁。邓时代也打破了。

就这一点来说，使中国成为世界的一部分，而不是被世界隔离出去，就是一个极大的功劳。当然，这实际上也是毛泽东迈出的第一步。所以我有时候揣测，邓小平的一些做法是不是经过毛泽东的指示，是不是本来就有从斯大林体制中改出，然后通过迂回的方式发展社会生产力，通过适当开倒车来解决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只是这样的想法毫无意义，所以没怎么谈过。

为什么说毫无意义呢？因为中国所处的历史环境决定了，中国不但在旧社会，而且在现在，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别无选择。但是走斯大林式的道路也不行。这就必须走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以邓时代是不是经过精心策划都无所谓。现实中他们终究发挥了这样一个重要的、积极的、进步的作用——虽然在具体的事情上坑了很多。

邓小平在中长期建设体系规划上有明显短板，这是一个问题。他从来没解决过这个问题。比如说大跃进，比如说严打，所有这些事情都体现了他这一短板。

邓小平及以他为代表的时代，在具体事件上问题很多，但是在大的方面，实现了简单公有制社会的转型，这是积极的一面。前些年，我国做了一些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完善了很多财务制度建设，对于一些股份制公司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在这样的基础上谈一谈社会主义公有制，水平一定是要高于过去刚建国的时代的。所以，对于像当年一样，直接通过行政命令建立一批集体公有制的大队、公社的模式，我觉得不合理。而现在多次尝试过的，引导群众自觉地建立那种可以在资本主义环境下逐渐改进的、带有集体公有制色彩的合作社的模式，我觉得还是比较合理的。我真正担心事情其实是这个路子别最后变成一种新形式的租赁托拉斯。我担心的是，一个农民通过租赁大量的土地变成大农场主，而大量的农民失去土地变成雇农。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些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变成了股东，自己可以从事其他工作。这样一来，事情就可以有多种走向，未必一定是最坏的。农村农业部成立之后，会不会在这些方面做一些工作呢？这是我不知道的。

而从国际形势上来说，社会主义化是大势所趋，各国都在社会主义化。作为一个国家，中国开倒车其实并不是有利的选择项。从国内形势上来说，老习能够进行改革，并且改革的过程并没有特别显著的波折，说明社会支持是很充足的。所以我觉得中国现在的主要问题其实不是邓时代到底有没有背叛革命，而是我们能够从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获得多少社会建设的加成，是毛泽东时代为现在的发展提供了哪些必要的准备，邓小平时代为现在的发展提供了哪些必要的准备。

在这样的务实的视角下，那种一味“探追不及之事，讦扬幽昧之过”的举动，显得非常刺眼。倒不是说批评邓时代的人都是坏人，而是觉得这种一味批邓的视角害处大于益处，而且这种全盘否定的策略也不对，因为这种策略的副作用之一就是，像后金攻明时玩“伐大树”战术那样，一点一点削弱中国政府的法理依据。我觉得这种做法在策略上毫无必要。批邓是可以的，使都有错误，都可以批，但是批评一定要适可而止。老习执政中也有不少问题，批评是可以的。但是批评变成攻击，我就去反对了。前阵子很多人抓住蔡奇的一点措施失当狂批，抓住习近平的一点用词问题狂批，很明显是借题发挥，所以我当时就去反驳。批邓也出现这样的问题，以前我也反对过。邓小平比毛泽东弱很多，问题也很多，但是全盘否定没有必要，在政治策略上很不适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