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华生：从管企业转为管资本 -- 多余6569

身负“黑五类”家属的帽子，从15岁到25岁，近11年下农村进工厂的这段经历，形成了他对中国社会、农村发展问题的深刻认识和独到见解，也树立了他的人生观和世界观。这段刻骨铭心的日子，使他看问题的视野和角度与众不同。他说，我们这一代人没有学院派的条件，是既从书本也从实践中学习的经济学家。

2007年10月15日，当股指冲破6000点并创下历史新高的时候，一些理性的投资者们却担心市值过高而出现更多的泡末。很多投资者甚至包括一些业内人士都想到了一个人——华生。

尽管华生不是股市的神明，但2001年和2005年，两次准确地预言了股市走向之后，他对股市的分析判断似乎成了更多投资者的风向标。事不止此。早在上世纪80年代，华生和他的同伴们就先后提出了价格双轨制、建立国有出资人制度、竞聘企业经理人的建议，这些思路深深影响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路径，有些直到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进入21世纪，华生对股权分置的精辟观点和独到深入的分析再次赢得了市场的认同。应该说，这三次的重大学术成就，也是他人生之路的真实写照，充满了艰辛和曲折。生于1953年初的华生，具有他们那一代人的典型特征。上山、下乡、恢复高考、改革开放、出国留学、下海经商到研究资本市场，华生的经历似乎是中国改革开放浓缩的一个个人背影。阅读华生，也是还原那一代人真实的历史，并还原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那些闪光的碎片。

“其实我不很自信。”

10月19日下午1∶30分，在北京北四环边的办公室里，《数字商业时代》的摄影师在为华生拍照，一再提醒他表现出更多自信的笑容时，他却做出了如上表述。“也许是青少年时代‘黑五类’经历的影响，我现在还记得自己当时怯生生地看着公社大院的神情，所以好像成了习惯，摆不出什么样特别自信的神态。”华生说。1966年，13岁的华生从江苏步行来到北京。那个时候，他根本没有资格参加全国的大串联活动，因为他头上有一顶“黑五类”子女的帽子。1968年，上完初二15岁的华生加入了上山下乡的行列，并且到农村插队，这一干就是5年。期间，他当过一年的生产队长。在当时的环境下，寻找读物是件很困难的事情，更多的是马列全集、资本论等，于是，人们常常能够看到坐在田梗上的华生，手里拿着这些厚书在聚精会神地阅读。

华生

华生

五年以后，他转到当地工厂当工人，担任过车间主任。这又是一个五年的时间，直到1978年国家恢复高考，1978年华生才离开工厂，真正走进大学校园。然而，正是这段经历，却对于他发现社会、发现社会资本形态有着极为重要的帮助。直到今天，提到当年的境遇，华生没有太多的怨言，而认为正是当年的经历才使自己有丰富的思想，正是改革开放才使他有好的机遇。“15-25岁，正是人生观、世界观形成的阶段，所以我觉得这段经历对我非常有帮助，使自己不会坐而论道，不会不切实际。不管是西方的东西，还是对社会的了解，你有求知欲，你要了解所有东西，但是，你要牢牢地把根扎在中国的土地上，这个经历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从学校到学校，从机关到机关，那么你的思路不会这样。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你会这么想问题？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想和那些年的生活背景有重要的原因吧。

近距离接触华生，你会发现，他是一个亲和、用平实的语言阐述经济现象时能让所有人读懂的经济学家。当时可以说是在田梗上读完了马列全集、资本论。

《数字商业时代》(以下简称DT)：你个人的历程和你们这一代人都很相近吗？有什么特点？

华生：我们这一代人大概都有类似的经历吧，我也许只是更典型些，所有的事都赶上了。文革的时候我13岁。1966年，因为那时候“黑五类”家庭出身的不准参加大串联，所以我从江苏步行来到北京。1968年，赶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我很快插队到农村，一干就是五年多。后来又到当地工厂工作了五年多。1968~1978年将近11年的时间我都在农村，直到1978年恢复高考考上大学。

大学毕业后考上研究生，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先后在财贸所和经济所工作。应该说，很小的时候就因为是“黑五类”子女，生活很艰难，那个时期给自己留下了很深的烙印。后来读大学、研究生毕业以后，赶上了改革开放的时代，从个人到家庭才有了根本转变。

DT：你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下选择经济学的？

华生：选择经济学其实是有原因的。1968年我下乡的时候刚读完初二，初中没有毕业，基本上是下乡时在农村开始读书的。那个时代也没什么书可以读，书太少了，全都是一些马列著作、资本论之类。因为基本的生活环境是在农村和工厂，所以很自然就对农村、工厂和社会存在的问题进行一些思考。

DT：在农村和工厂这段时间，你有时间读这些书吗？你自己思考最多的问题是什么？

华生：当时可以说是在田梗上读完了马列全集、资本论。虽然学了很多东西，读了很多书，比如经济学、西方哲学、社会主义起源等，都是沿着这个线索去学的，但当时的思想不是很成熟，对西方世界的了解还是有片面性。那个时候思考的更多的是这个国家、社会究竟应该往什么方向发展，但并没有形成很清晰的想法。

DT：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候的经历对你进行经济学研究提供了哪些帮助？

华生：我上山下乡的时间太长了一点儿，15~25岁的黄金年龄都是在那里度过的，但对我还是有非常大的帮助。一是没有完全浪费时间，在田梗上读了很多东西，另外最主要的是对中国经济、社会有一个深刻的体验和认识。这也是我上个世纪80年代很快融入到改革开放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改革开放初期，我参与了一些经济改革方面的讨论，而且提出一些建议。我们曾经提出的几个想法针对中国特点，富有中国特色，后来基本上都变成了决策。我想这些与我们这代人的经历有关。因为长期和农民工人打交道，和他们的感情相通，想法也相同，所以对中国的经济社会问题就会有很深刻的认识。

不管是对西方，还是对中国社会，你有求知欲，都想要了解所有这些东西，但是，必须要牢牢地把根扎在中国的土地上。

DT：1968~1978年正是你15~25岁的黄金年龄，这期间你在农村、工厂，那么，在你进入大学校园后，你的人生观会有改变吗？

华生：好像没有，但还是在发展、形成吧。读大学、读研究生，包括后来出国留学以后，视野更开阔了，认识问题会更全面些。

DT：你之前阅读了很多关于资本方面的书，真正对经济有感觉是在什么时候？

华生：1977年开始，气候慢慢变暖，我就开始了解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1979年，我在南京大学学报第一期发表了一篇经济学的论文。文章是1978年考上大学之前在工厂写出来和投寄的。这和当时直接进校门的大学生不一样，毕竟已经成年，有了多年的实践和积累。那个阶段还是大锅饭时期，这篇文章我现在看了也有点惊讶，当时谈的不是工厂管理，谈的是资金要有偿使用，应当采取资金利润率去考核企业。

DT：1978年恢复高考，你进入大学，正好赶上中国经济改革的大环境。你个人是怎么和这个大的经济环境结合起来的？

华生：我那个时候主要是恶补数学和英语。因为我在高考的时候这两门功课都不及格。别的知识都很好，尤其是社会知识，但就是这两门功课不行，数学不及格，英语26个字母都写不全，所以不守规矩，去数学系听数学，跟英语班学英语。贪婪地求知。大学，研究生，后来还去英国读书。所以说我是一个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不断成长的受益者。

DT：你刚才谈到受益的角度，如果从参与的角度来谈，你又参与了哪些事情？

华生：如果没有改革开改，没有恢复高考，我可能还在当地县里的工厂里，也上不了大学。大学毕业后考研究生来到北京，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有机会参与了改革开放的一些前沿的东西。这有一些偶然因素，因为我的导师们都是知名的经济学家。当时百废待兴，会议很多，这样就参与了一些改革开放的理论研究等工作。

从参与的角度来说，记得1982年来北京不久，就参与了中央银行(当时叫人民银行)改革研讨会，与人行的领导对话，那个时候确实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跟领导也敢争论，后来我的导师还去致歉。当时运气比较好，正好遇到改革开放的好时机。

再有就是首届全国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讨论会会即莫干山会议，我的论文入选之后，被邀请去开会。在那次会议上，我们五个研究生同学搞了个放调结和的价格双轨制，受到会议的肯定，如果没有大家的思路碰撞，也产生不出双轨制，因为我们的想法不是从家带去的。

20世纪80年代是时代的机缘，有人说是声望的顶峰，无论是对国家政策的影响力，还是在学术界的影响力，确实都有，那是一个历史阶段。

DT：当时你有两件很自豪的事情，其中第一件就是价格双轨制，你是在一个什么样的背景下参与这件事情的？

华生：价格双轨制是1984年9月在浙江莫干山举行的首届全国中青年理论工作者年会上提出来的。当时在中央工作和接近中央领导同志的一些同志感受到国家经济体制改革正面临一个大的突破，需要一些对策性的意见，因而用征集论文的方式网罗人才参与。记得王岐山、马凯都是会议的核心组织者。我们都是因论文入选参会。当时我入选的论文写的不是价格方面的问题。

会议价格组围绕价格改革的思路挂牌通宵辩论，吸引了其他各组来观战助战。论战先是围绕以调为主(大步调整或小步快调，田源、李剑阁为代表)，和以放为主(张维迎为代表)展开，争了一二天，没有结果，后来我和何家成、蒋跃、高梁、张少杰几个人，也都是研究生，提出计划内调整、计划外放开即放调结合的双轨制方案。

当时大家都是二十多岁、三十岁出头的热血青年，也不知会议有什么背景，凭入选论文参会，满腔热情地为改革建言，大家都毫无顾忌，没有偏见，得理不让人。时至今日，大家一提莫干山，都记得当年挑灯夜战，挂牌辩论的场景。

DT：后来你还提出过国有资产经营责任制的问题，这是在什么背景下提出来的？

华生：双轨制是1984年搞的，1985~1986年提出的资产经营责任制。因为莫干山会议后，我就较多地参加了关于改革的会议，被推着要从改革的全局上思考一些问题。在这个背景下，1985年底我们写了一份报告《中国进一步改革的问题和思路》，报告的主要内容，1986年初分期发表在《经济研究》杂志上。

DT：你是在什么时候开始思考这个问题的？是命题作文还是自愿的？

华生：不是命题。那个时候是团队作战，最后由我执笔。报告在1985年很快出来了，之后拿给领导看。当时我们就提出：国有资产的管理要有责任人。因为根据中国的情况，承包只是短期的做法，不是一个长期的出路。搞股份制也要有投资人，国有资产到底怎么管？我们建议要设立国有资产管理总局，建立对国有资产管理的评估、考核和受益分享，同时竞聘企业经理人，不搞行政任命。

这个改革，直到今天还没有完成。当时提出国家要把所有对国有资产管理的职能划到一个部门，这个部门要对国有资产的增值保值负责任，就是说国有资产要有责任人。

国家要以出资来参与企业利润分成，这是今年国有资本要搞的事情，还没开始。当时提出的全面竞聘企业经理人，而且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下设，预算可以按照经济区域划分，不按行政区域划分，这些到今天都还没有做到。

DT：这之后，是不是参与度就更高了？

华生：后来我参与了国务院经济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工作，当然会议就更多了。那时候国务院经常打电话到社科院值班室，通知我们几点几点到国务院会议室去开会，对当时那样的年轻学生、学者来说，确实是难得的学习和参与的机会。

DT：那段时间可以说是你上大学以来的第一个人生顶峰吧？你当时都见过哪些国家领导人？

华生：20世纪80年代是时代的机缘，有人说是声望的顶峰，无论是对国家政策的影响力，还是对学术界的影响力，确实都有，那是一个历史阶段。当时并没有觉得很了不起，因为你根本没有时间、也来不及考虑这些事情。

那个时候很单纯，没有想过别的。我见过那么多领导，但说和某位领导拉拉关系，以后谋个一官半职的，这个想法那时根本没有。在国务院开会，领导当然都会见到，但是都很自然，气氛宽松，只是研究问题。

当你该想怎么赚钱的时候，你会想到的是这个制度有什么问题，你的思维调不过来，因为你本来不是干这个的。

DT：后来你为什么出国了，有其他原因吗？

华生：就是去牛津大学学习，这是很正常的。我1987年初开始出国，1988年回来半年，1989年1月出国，后来又去剑桥大学工作，成了众多海外学子的一员。90年代中回来以后，发现国内变化很大。

DT：出国之前你在社科院工作，回国后为什么没再回社科院？

华生：因为我被除名了。我是1989年1月留学的，当时被除名有多种原因，说不清楚的，找个理由就被开除了。好像是1990年或1991年被开除的。社科院还把除名通知书寄给牛津大学校方，牛津大学看到这个东西，哭笑不得。

DT：这是你后来下海的主要原因吗？

华生：回来之后我的房子被收了，工作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要吃饭要谋生，不得不下海，因为你什么都不是了。

DT：之前你有想过下海经商吗？

华生：什么都想过，就是没有想过经商，因为我不适合经商。别人怀疑我，我也怀疑自己，我从来不会经商，因为我是学术思维，得理不让人。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我还是下海了，否则你就出国。虽然我有英国的华侨身份，但我不愿意出国，不愿意长期留在国外。我觉得像我们这样的，你的根就决定了你在国内，回到自己的国家才能发挥作用。当然有海可以下也是因为改革开放，如果是计划经济，人离开单位就不能生存了。

DT：当年下海的时候几个人，你们主要做些什么业务？

华生：当时我下海的时候就两个人：我和我的一个同学，后来才慢慢做起来。一开始我们主要从咨询、第三产业做起，因为能够发挥自己的优势，也因为没有钱，当时我们引进ISO9000，中国需要这个，这是英国最先发明的，后成为国际标准。我们也曾经开过餐馆，但倒闭了。

推动国内引进ISO9000、ISO14000等国际标准，我们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也算是开拓者吧。这应该和留学经历、海外背景有关。后来有人问我下海的经验，我说很重要的就是开头别有钱，这样你犯不了大错误。

DT：到后来你的企业规模有多大？

华生：几年下来就有了一定规模，员工也很多。吃饭生存已经不是问题，也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但是要把企业做大，做成一流企业，我的思维就不行了。遇到问题我总会想，这个政策好像有问题，不应该这么定。思维总是在这方面有局限。当你该想怎么赚钱的时候，你会想到的是这个制度有什么问题，你的思维调不过来，因为你本来不是干这个的。

DT：当时有很多经济学家下海，也有很多被淹死的，你怎么能够幸免？

华生：这可能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成功的企业家特别是一流的企业家都有他的卓越之处，这是天赋的，我认为自己肯定不属于这种，但也还有一点儿素质。如果完全没有，做起来也不行，必须具备那种敏感，那种把握，那种决策能力。所谓商场如战场。

另一方面，这和我过去在农村、工厂的经历有很大关系。虽然是书生，但还不完全是书呆子吧，知道现实世界是怎么样的，知道大家都是怎么想的。

除了这两点以外，我还有海外知识和信息的背景，这也是我能幸免的一个因素吧。

DT：你下海这几年的时间，一直没有关注资本市场吗？

华生：开始前两年，我几乎不读书不看报，光顾着生存了。后来大致从1997年左右，我才开始慢慢关注股市，并且做些这方面的分析研究。

DT：后来你的公司交给别人打理了吗？你的下海经商经历，对你研究资本市场有帮助吗？

华生：是的，有一批同学打理。我们公司的领导班子都是同学，包括大学、研究生、博士的同学，像个同学会。

这段下海经历对我很有帮助。我经历了教科书上所说的经典的发展模式：个人—合伙制—有限责任—股份公司—上市公司。我还当过上市公司的董事长。

DT：到底是什么原因，又使你开始关注、研究中国股市，尤其是在股权分置方面，你有大量的思考呢？

华生：大概和我在英国的经历有关。我对金融有研究，既有实践也有理论，但我在英国伦敦的金融市场买股票，却赔得很厉害。回国后留了两只英国的股票。没想到这两只股票反而让我赚了钱。

回国以后，我发现大家都在炒股，我是做研究的，所以不光是想着大家赚不赚钱的问题，更多的是研究股市结构和制度问题。之所以能提出股权分置，这和我在西方的经历也有关系，因为能做不同市场的比较，否则你怎么能看到它的缺陷？有比较，有分析，再抓住主要矛盾，这样就在1998年初发表了股权分置的文章，提出这个制度缺陷必须改革。

DT： 2001年6月你写了一篇文章《漫漫熊市的信号》，事实证明你的判断是对的。你当初是基于什么判断得出这个结论的？

华生：我当时对熊市的判断，主要是跟股权分置的理论有关系。在大家还不接受的时候，我就认为，流通股股东与非流通股股东产权界定不清楚，是一个重大的制度问题，而国有股减持一推出，实际上是不承认这个差别，因而必然会损害流通股股东的利益。这样流通股价要大跌，就是股市要大跌。我认为这个错误如果不改，将会给中国股市带来一场浩劫。虽然我的这篇文章《漫漫熊市的信号》话说得很绝对，但我确实有这个理论信心和勇气，因为毕竟从1997年开始，在没有人重视和承认时，我一直在研究这个股权分置问题，研究了四五年。

DT：当时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有没有一些障碍，或者一些质疑？

华生：当时这篇文章写出来的时候，很多媒体都不发，寄给南方一家有名的报纸，也不发。实在没办法，我在自己主办的刊物《时代财富》上发了。出来以后，谁也没有转载。有一次我出差，在飞机上看到《中国民航报》上转载了这篇文章，我还很欣慰，自己安慰自己，看来还有人识货。

DT：那么2005年《市场转折的信号》一文，你又是怎么得出结论的？

华生：当时我的判断依据还是部分的和我对股权分置的判断有关系，因为股改拉开了序幕。当试点方案推出来的时候，被整个市场认为是灾难，其实恰恰相反。我认为，股权分置改革拉开序幕，是市场转折的标志，是牛市悄悄来到我们身边。实际上这两次的观点不是说谁能神机妙算，只是说如果理论和方法正确，对市场趋势的判断就会准确些。

DT：作为学者，你怎么看待你自己的成长周期包括其中的很多起伏？

华生：实际上每个人的成长都有起伏。一个人要抓住机遇。抓住机会，也不是偶然的事情，需要积累和沉淀。我觉得在80年代，自己机遇的成分更大些。比如双轨制，某种意义上，我觉得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集体的智慧碰撞出来的，赶上改革开放的需要，过去中国没有，外国也没有这个东西。90年代以来，努力的成分更多些，因为时代发展，大浪淘沙，你必须从头开始，接受历史的重新检验。

其实如果围绕一个问题研究，能说透就不错了，不能什么都谈。

DT：你现在主要关注的是什么？

华生：除了资本市场以外，有几个大问题：一是从前年开始关注城市化和新农村的问题，二是国资改革的进一步发展，二十多年前就提出来，尽管还没全做到，但要研究下一步的走向。当然，我也关注一些宏观经济问题。

一般来说，我做东西比较专注，不会对很多问题发表意见。比如从1997年来重点就研究了一个资本市场。其实如果围绕一个问题研究，能说透就不错了，不能什么都谈。不能有一个热点就发表意见，什么都懂，我反正是不行的。

DT：你的业余生活都有哪些？

华生：我总是有干不完的活。业余生活体育锻炼主要是打打乒乓球。因为时间有限，不可能有太多时间做别的事情。我的生活简单，主要是阅读写作，读一些经济、政治、哲学、文学书籍。

当然因为铁凝(华生的夫人，现任中国作协主席)是作家的原因，我会多读一些文学，现在我对文学的关注比以前更多了。生活在一起总会有影响和互补。我喜欢和朋友交流，但不太习惯到社交场所，学术的研讨会我还是经常参加。

华生校长介绍之二：莫干山上的价格论战

究竟是谁最早提出了价格双轨制的思想，中国的经济学界是有争议的。其实，在中国，很多事情大都是经验在先，思想和理论形成在后的。1984年之前在部分农产品和少数生产资料领域里出现了两种定价方式并存的做法。但是，1984年前后中国的经济学家对价格改革的策略和模式的确进行了非常集中的讨论，尤其是在1984年9月的 “莫干山会议”上，价格改革的“双轨过渡”思路在一批年轻经济学者当中引起了激烈的讨论。也许弄明白价格双轨制的“专利权”今天并没有那么重要了，真正重要的是，中国在经济转型的初期，的确有些精彩的东西值得我们好好地回忆和记述。价格的双轨制肯定就是一个，也是最有争议的一个。

既然提到1984年，那么就让我先从1984年说起。“把价格弄错”(gettingprocesswrong)是计划经济的策略。因此，当中国的经济改革开始以后，首先要改动价格，“把价格搞对”(gettingpriceright)。微观经济学让我们明白其中的道理。但在实际上，当中国经济的改革中心从农业转移到城市经济之后，怎么把价格搞对，则变得非常复杂。

那个时候的中国经济实物色彩很浓，城市的食品和基本消费品实行着配给制，国企部门非常庞大，普遍实行着对生产资料的价格管制。甚至火柴涨价1分钱，都要由国务院讨论和批准。因此，改动任何一个产品的价格都要触及太多的部门利益和经济体制。我们怎么知道什么价格被扭曲了多少？能使供求关系趋于平衡的“均衡价格”又在何出？价格的改革应该是一次到位呢？还是可以像搜寻电视频道那样的 “微调”(fine-tuning)，不断地向均衡价格靠拢？在当时，这是政府面临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决策问题。

1984年9月3日-10日，由《经济学周报》、《经济日报》、《世界经济导报》、《经济效益报》、《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杂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村镇百业信息报》以及浙江省社科院和浙江省经济研究中心等10家单位联合发起了一个名为“第一届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讨论会”的活动。会议在浙江省德清县莫干山举行，所以称为“莫干山会议”。我没有找到筹划这个会议的更多细节信息，但从我手上仅有的资料显示，这个会议是3月份以征文的形式开始筹备的。向全国发布这个征文实际上不仅吸引了在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年轻经济学者，而且吸引了在政府部门思想活跃的中青年人士。

会议的筹备组共收到应征论文1300多篇，而且他们制定了“以文选人”的原则，坚持选拔过程中不讲关系、不讲学历、不讲职业、不讲名气，代表入选资格一律凭论文水平确定。最后有120篇论文入选。而且，莫干山会议还得到了中央有关部门的关怀和地方的支持，浙江省委书记、省长等都到会讲话。有意思的是，这个讨论会并没有采取报告论文的形式，而是以城市经济改革及其相关问题作为中心议题，分七个专题小组展开讨论，论文另外印发。

在我看到的一些参加者后来的回忆资料中提到，“莫干山会议”中的很多人不仅血气方刚，而且具有良好的理论素养，思想活跃，文字泼辣、观点新颖。大家畅所欲言，平等讨论，互相补充，形成集体成果。激烈的讨论经常延续到深夜。会议期间，他们不看电影.不游山玩水。这使得当时出席会议的不少老同志对他们刮目相看。莫干山会议把中青年经济工作者作为一个群体推上了中国改革转型的大舞台。现任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的常修泽教授曾经开玩笑地说，后来“上山”成了一种荣耀。莫干山会议后不久，《中青年经济论坛》于1985年在天津创刊。我们这些念经济学的学生对这个刊物非常喜欢，也非常看好它。当时，在复旦大学校园里，除了《中青年经济论坛》之外，我们还喜欢阅读的是 《经济学周报》、《世界经济导报》以及《书林》。“莫干山会议”可能讨论了八个专题并分成了相应的讨论小组：(1)价格改革的战略；(2)关于工业企业实行自负盈亏问题；(3)关于发挥中心城市多功能问题；(4)关于沿海14个城市对外开放问题；(5)关于金融体制改革问题；(6)关于发展和管理股份经济问题；(7)关于农村产业结构变动问题以及(8)关于现阶段政府经济职能问题。但是在理论和思想上讨论最热烈、也最富有成果的是价格改革的战略问题。

会议在价格改革问题上主张，一是以提高采掘工业品价格为中心，改革工业品价格体系；二是以解决农产品价格倒挂和补贴过多为中心，调整消费品价格和公用事业收费。但对于工业品价格如何改革，会上最初形成了两种意见或两种思路：“调放结合，以调为主”和“调放结合，先放后调”。这就是所谓的“调派”和“放派”。会议的最后出现了第三派意见。简言之，第三派意见认为，应该通过客观上已经形成的生产资料双轨价格，自觉利用双轨价格使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逐步靠拢，在这个过程中，逐步缩小生产资料的计划统配的物资部分，逐步扩大市场自由调节的部分，最后达到两个价格统一。这就是双轨过渡的价格改革思路，简称 “价格双轨制”(dual-trackpricingordual-trackap-proach)。31岁的华生作为价格组的代表，在会议上向中央领导同志做了汇报。会后写了一份会议纪要，题目是“用自觉的双轨制平稳地完成价格改革”。

华生2005年在《中国改革》杂志发表了一篇“双轨制始末”的文章，文中回忆了“价格双轨制”的思想当年在莫干山会议上的形成过程。他说：“在莫干山会议之前，中央对价格改革问题已经进行了长期的研究和酝酿。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的田源等人提出了对严重扭曲的价格体系，必须进行大步调整的建议，并进行了大量的测算和方案的比较，引起了很大的关注。周小川、楼继伟、李剑阁等人提出用小步快调的办法，不断校正价格体系，既减少价格改革过程的震动，又可以逐步逼近市场均衡价格的主张，也得到了重视和研究。

但是他接着说：“由于在中央工作和接近上层的这批同志带来了这些总揽全局的信，莫干山会议价格组的讨论就分外热烈。争论最初是在调派和放派之间进行。当时参会的大调和小调的主流派详细论证了价格改革的必要性、迫切性和价格调整方案的可行性，阐述了一步走向市场均衡价格存在的困难和风险，而以来自西北大学的研究生张维迎为代表的放派，则主张一步或分步放开价格控制，实行市场供求价格。反对放派主张的主要论点是说在计划经济为主的情况下，一下放开价格控制太不现实，同时市场发育也需要一个过程。在市场不完备时，市场均衡价既难以实现，也未必优化。由于争论非常激烈，会议还发明出挂牌辩论的方式，挑灯夜战。记得当时参会的都是年轻人，意气风发，思想单纯，得理不让人。在会议内外热烈气氛的激励下，我们一批来自中国社科院和人民大学的在校研究生 (华生、何家成、蒋跃、高梁、张少杰)经过几天通宵达旦的争论和讨论，采纳和综合了双方观点，形成了实行放调结合的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并委托我代表大家参加挂牌辩论和答辩”。

以上这个说法得到了现在国家发改委体改所任职的高梁的证实。高梁本人当时是作为中国社科院的研究生参加莫干山会议的。在《经济观察报》2005年7月4日发表的文章“华生：双轨”中有一段对高梁的采访。在问及价格双轨制和莫干山会议的时候，他说：调派也可以说是算账派。当时中央组织几个单位，如航天部710所，做出了巨大的价格模型进行计算机分析。周小川、李剑阁、楼继伟等来自社科院工经所和清华大学的学者，也在做模型。他们希望把价格算清楚，通过政府调价，然后一下子放开。但在现实中，调价牵扯各方面利益，账不管怎么算都会遇到巨大阻力。在莫干山上，以田源为代表的、已经参与政策研究的一批学者，提出以“调”为主的意见。与之相对，以西北大学研究生张维迎为代表的 “放派”则主张，应该一步或分步放开价格控制，实行市场供求价格。

的确，在莫干山会议前后，价格改革的“调派”和“放派”都积极地发表文章阐释其观点。代表性的文章包括楼继伟和周小川1984年在 《经济研究》上发表的“论我国价格体系改革方向及其有关的模型方法”；郭树青1985年发表在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上的“关于中国价格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以及张维迎1985年在《经济研究参考资料》上发表的“关于价格改革中以‘放’为主的思路”等。而在莫干山会议上形成的价格双轨过渡的第三派的主张最初则是写入会议纪要的。在题为“用自觉的双轨制平稳地完成价格改革”这个纪要中，提出的“放调结合”的双轨过渡的想法随即受到国务院领导的重视。莫干山会议之后不久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84年10月)特别强调了“价格体系的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

1985年3月，国务院下文首次正式废除计划外生产资料的价格控制。这个决定被认为是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改革的正式实施的标志。而华生等人1985年在《经济研究》第2期上发表了“论具有中国特色的价格改革道路”的文章，再次论证了价格双轨制的思想形成。

华生校长介绍之三：华生的股市变革“三步曲”

“中国证券市场需要三大制度改革，一是股权分置改革，二是整体上市改革，三是同一股东造成垄断与关联交易改革。”“这三大制度变革要有秩序地逻辑推进，逐次解决。”燕京华侨大学校长、经济学家华生用其惯有的慢条斯理的语气，清晰地勾勒出了自己心中中国股市变革的“路线图”。

股改积极鼓吹者

股改如今已顺利实施两周年，在这其中一个慢条斯理的冷静的声音时常回荡其中，让人印象深刻，那是华生的声音。其实，早在1998年2月，华生便发表文章，首次提出A股含权和股权分置改革问题，认为中国股市在表面繁荣背后存在日益增大的制度风险，需要尽早纠正制度缺陷，重新界定产权，用赎买流通权的办法让非流通股恢复流通。

此后，他陆续发表了几十篇论文和讲话，阐述股权分置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2005年初，中央决策启动股权分置改革后，在股改的各个主要阶段，华生多次在《中国证券报》发表长篇论文，成为推动股权分置改革权威的理论声音。

2005年2月2日，在中国股市“黎明前的黑夜”，华生发表了《中国股市面临大变革》的文章，旗帜鲜明地指出：“现在是启动股市改革攻坚战的时候了，股权分置改革不能再拖了。”“要紧紧抓住股权分裂这个最大的国情，分清主次顺序和轻重缓急，在解决方案和思路问题上，集中智慧，取得突破。”

2005年5月10日，股指逼近1000点，当市场以猜疑和暴跌迎接股权分置改革试点时，华生发表了《市场转折的信号》一文，坚定支持股改试点方案。他指出：“正是在这种熊市漫漫的气氛中，中国证券市场的历史性转折已经悄悄来到了我们的身边。”他还在文章中建议投资者把握市场发展的大趋势，不要在熊市的尽头、牛市信号初现时悲观绝望。

而在2006年5月10日股改一周年之际，华生又发表《迎接证券市场的新时代》一文，预告了股市新时代的到来。他在文中预言，股权分置改革将会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时间最短、进展得最顺利，以及对改革成效争论与分歧最小的重大制度变革而载入史册；他同时表示，非流通股恢复流通权过去被视为洪水猛兽，其实，非流通恢复流通股权的实际冲击，会比人们心理预期要小很多。

他的这些话后来和现在都一一被证明是正确和有远见的。

整体上市首倡者

还是在《迎接证券市场的新时代》这篇文章中，华生又一次走在了前面。他指出，在新老划断和全流通新股发行问题提上日程之后，堵塞中国股市长期存在的另一个主要制度漏洞就是非整体上市。股权分置改革解决的是上市公司两类股东的利益冲突问题，而整体上市解决的是控股大股东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利益冲突问题，两者都是中国证券市场的重大制度变革和完善。

文章表示，整体上市简化企业治理结构和增加透明度，逼迫企业明确产权结构，用自然人取代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公司控股，让最终控制人浮出水面。对于国企国资来说，整体上市会让国资管理体系直接走上前台，接受市场监督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文章发表后不到半年时间，沪深股市整体上市便风起云涌，市场更是狂热追捧整体上市概念股。

“一年前提出整体上市的时候，市场上还基本没有整体上市之说。当时提出整体上市，主要是从纠正证券市场制度缺陷，在股改之后进一步推进股市制度变革角度出发的。”回想此事，华生向记者坦言。

他说，非整体上市导致控股股东与其他股东利益不一致，控股股东如果另外还有自己的公司，那么其利益与上市公司利益就会有很大差异。我国上市公司当初多是剥离上市，即剥离一部分优质资产上市，将不良资产留在母公司。但是拥有不良资产的母公司又是上市公司股东，这样就容易造成关联交易、利益输送及信披不对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因此，从世界各国看，整体上市显然是发展方向，而国资委对此也非常支持。股改完成后，非流通股都可以流通，整体上市可以带来国有资产的增值。从去年下半年以来，由于国资委的推动与支持，整体上市在各地发展迅速，也成为市场一大热点。

“不过，现在的问题是，监管部门没有把整体上市作为制度性变革工作来统一部署，没有提出规范性的要求。因此，现在出现了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各行其是，把整体上市作为炒作概念，甚至是操纵股价、兑现利益的途径。”华生指出了其中存在的问题：一是整体上市本身没有时间表，市场炒作一阵后，公司澄清没有这个计划，但是没过几天又突然宣布有此计划。时间的不确定性，给市场炒作留下空间。二是整体上市不完整、不规范。假如公司原来有40%的资产上市，还有60%没上市。所谓整体上市就是将其余的60%一起上市，但现在情况却并非如此。

“因为没有规范和要求，所以上市公司可以把60%分成若干份，比如五份，每次上12%，并称是在整体上市过程中。这样就造成了严重的市场信息不对称，把整体上市变成了炒作的题材。”华生不无担忧地表示，并以“播下龙种，却收获了跳蚤”来形容。

“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得像股改那样，由证监会制订规划与方案，统一部署。”华生指出，“整体上市需要有一套完整的制度做保障，因为非整体上市是制度上的缺陷，管理层有责任对其进行改革。”

破解同一股东之惑

“非整体上市这个问题解决后，证券市场的另一个问题，即同一股东关联交易与垄断问题的紧迫性就显现出来了。”华生道出了中国证券市场的第三场变革。他说，同一股东引起的垄断与关联交易，是阻碍经济发展的本质性问题。垄断造成市场经济失效，这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以前国资委可能是间接控制上市公司，整体上市以后可能是直接控制公司。国资委成为上市公司大股东，或是最终股东、实际控制人。目前由于证券市场是国企上市公司占绝大多数，监管机构对国企网开一面，一些原本是关联交易的也被“打擦边球”了。

但是，对于民营企业的上市公司在遇到问题时，其背后的股东及深藏在后面的实际控制人都将会暴露出来。因此，目前实际上实行的是双重标准。比如一些地方国企的大股东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为了扶持上市公司，给其注入部分资金或实行税收优惠；但这并不算是关联方交易，可以计入公司当年盈利。但是如果是民企上市公司，大股东给公司一笔钱，则可能被认为是操纵利润，这也是双重标准。

华生指出，关联交易虽然从法律上是允许的，但是都有严格的监督与信披要求，包括对权利的限制。因为我国国企上市公司太多，如果都按照关联交易来处理，那么将无法进行正常交易。如关联交易时投票表决，关联方要回避，但是国企上市公司大都是关联的，那么其投票权几乎没有了。而且这样披露也会特别多，每一笔小生意都需要披露；同时，《证券法》规定，要请独立的第三方审查关联交易是否公正，有没有利益输送，会否损害非关联方股东的利益。最后表决时关联方要回避表决，由非关联方投票表决。所以，国内才对国企网开一面。不过，这并未改变法律与经济上双重标准的本质。而且正是由于存在网开一面，所以市场就不规范。“因为规范化的市场，不可能对某一类股东网开一面。”

在非整体上市情况下，国企关联交易利用表面“障眼法”模糊过去了。但是反过来，整体上市却有利于解决这个问题。整体上市后，公司后面的股东将浮出水面，实际控制人也浮出来了。不过，对于同一股东的上市公司，则暴露出两方面问题，一是关联交易，二是垄断。比如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三家都是同一个大股东国资委，这就存在垄断。如果监管部门像国外那样保持中立与独立性，那么就应该查这些公司的关联交易了。

华生表示，解决这个问题途径很多，比如股权可以多元化。对于国家不放弃控股权的公司，也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如委托给投资基金，就像社保基金那样。社保基金如果以自己的名义一家一家投资上市公司股票，就可能成为很多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或者是大股东，那么就存在关联问题。但社保基金通过招标，委托多家基金公司代理投资，则绕开了关联这个问题。西方一些规模在几千亿甚至上万亿美元的大型基金，也是通过委托投资基金公司的形式来解决这一问题。

“由基金公司派董事，而不是国资委直接派董事。基金公司与国资委是经纪关系，委托期间权利在基金公司。”华生指出了这种模式的特点。国资委将股权委托给基金公司后，基金公司可以根据市场情况进行操作。社保基金对基金公司有限制，比如规定不能买绩差公司股票等，国资委也可以对委托基金公司设立附加条件。

华生

华生

华生甚至列出具体的细节：基金公司可以买卖委托股份，但所持股份不能低于最低限度；另外，其所持股份卖出去以后，规定其在一定时间内必须买回来。通过此举，可以保证国家对一些行业上市公司的控股地位。假设国资委委托给基金公司30亿股中石油股份，基金公司可以买卖这些股份，但是事先规定其最低持仓不能低于20亿股，以此进行对基金运作进行限制。基金公司可以据此进行运作，如果认为现在股价高了，可以卖出一部分；过一段时间跌下去以后可以再买回来，变成市场化运作，这是未来改革需要突破的问题。

“这对我国国有资产管理制度及干部任命制度，是一个根本性的改革，”华生说。由于基金公司有利益在其中，若管得好，则上市公司将会继续委托，甚至还会追加股份，这样基金公司可以提取管理费。因此，基金公司将挖空心思去寻找优秀的企业管理人员派去上市公司，这就是利益激励机制。国外一些退休基金也是委托给管理能力强的基金公司运作，基金公司为了全力留住这笔钱，需要尽职尽责运作好。

“而如果基金公司都运作好了，不仅上市公司控股权没有丢，而且经济也会得到发展。”华生乐观地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