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华生：从管企业转为管资本 -- 多余6569

很高兴来参加这个政治经济学的论坛。我认为这个会开的非常及时。因为改革开放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新时代，给政治经济学研究提出了许多新问题、新挑战。政治经济学研究责任重大。我认真准备了一个长篇讲稿。限于时间，我在会上只简单地讲立论的几个要点。

1 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新挑战

原来我给会议准备的题目是“公有经济改革向何处去”，为什么是这个题目呢？因为之前关于对民营经济的问题有一些争论和风波，中央定调民营经济也是我们国家的经济基础，也是自己人以后，很自然就会有一个公有制经济的意义何在，公有经济改革向何处去的问题。可以说，从1980年代开始，我对公有制如何与市场经济结合的问题就情有独钟。当时写过好几篇文章探讨。特别是那时与同伴们写的“中国：进一步改革的问题和思路”的报告，分上下两个部分，第二个部分题目就是《微观经济基础的重新构造》，这篇文章发表在1986年的《经济研究》上，当时还获得了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这个问题为什么重要？因为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主要就是搞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而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想要成立，要被承认，要在历史上站得住，不在于我们现在喊多少高大上的口号，而在于你能不能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找到它的微观基础。没有微观经济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好，政治经济学创新也好，就都是建立在沙滩上的。因为你没有基础和根基，一阵风就吹跑了，直到这次看到开会通知的时候我还在思索这个问题，没有基础光喊口号是没用的。

中国的改革开放很伟大，第一步已经迈出去，就是已经搞了开放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从理论研究的角度，我们要清楚，在马克思那里，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是绝对不相容的，因为马克思设想的是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实行计划生产和调配。马克思做梦也没有想过社会主义还搞什么市场经济。因此，我们今天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根本性的颠覆和超越。这样就有大量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要回答，要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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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大学华生教授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中国政治经济学40人论坛”上演讲

邓小平同志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及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成功，证明了市场经济是可以被请回来的。这是一个伟大的突破。但是，这里的一个非常根本性的问题是，市场经济回来了，它跟公有制怎么衔接？这个问题应当说我们探索了几十年，还一直没有解决好。计划经济的微观基础不能直接成为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就如过去农村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集体所有制，就只能适应计划经济，而不可能作为今天市场经济的基础。解散了人民公社，进行了土地家庭承包的改造等，这才为后来的发展和繁荣打开了通道。不言而喻，城市里的国营企业现在叫国有企业，当然也同样存在这个改革和改造的问题。

2 国有企业不是市场经济中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

国有企业不是市场经济中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这个命题一看起来似乎有些扎眼，因为我们天天讲国有企业。其实仔细一想道理也很简单。从理论上来说，如果国有企业这个形式就行，那我们何必用40年来探索各种各样产权制度的改革？一会儿是股份制，一会儿是混合所有制，只要搞好管好国有企业就行了。

我们企业改革搞了四十年还在这里找出路，就是因为我们被国有企业这个特定的形式给束缚住了。其实中央在多次文件当中讲过，公有制可以有多种实现形式。我们确实不必要在一种形式一棵树上吊死。

从实践上来看，由于大多数国有企业都已经进行了股份制改革，大部分国有资产已经进入了混合所有制企业。单一全民所有的国有企业实际上也不是我们公有制的主要资产和主要内容。现在全民所有制国有企业的好资产都进入股份制企业了，都拿去上市了，真正的优秀资产全部进入了股份制，都变成多种所有制了。所以从实际情况来看，现在的国企也不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和主要部分。

3 国有企业不是社会主义的专利

对于国有企业的这个问题，为什么要多说两句？国有企业其实完全不是新的东西，本来与社会主义毫无关系。不要说资本主义，几千年前的农业社会皇权时代国有企业就有很多。中国两千年前西汉就有盐铁官营。商业可以赚钱，朝廷就把它垄断了。工业上也一样，我们现在拍卖那些东西，明清的瓷器，上品都是官窑生产的，就是当时的国营企业。

所以，其实国有企业的历史很长，出身也不好。近代资本主义兴起了以后，国有企业在西方更是得到了广泛的发展，二战以后，国有企业在法国、英国在相当程度上已经成了经济当中的主要部分，所谓国民经济命脉差不多都是国有企业。我在英国的时候赶上撒切尔政府推进私有化，把航天航空、铁路、水煤电气等统统私有化，在那之前全部是国有企业。

所以国有企业本来跟社会主义没有关系。恩格斯曾经辛辣地嘲讽说，如果国营就是社会主义，那俾斯麦的烟草国营乃至妓院国营，就都成了社会主义的先驱了。马克思主义设想在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以后，全部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实行计划体制，进行按劳分配，在这样的社会主义社会中，根本没有企业，当然也就不可能有国有企业。

我们受国有企业这个概念的影响这么大，实际上主要是从前苏联来的。因为前苏联把社会主义变成实践的时候他们发现，虽然你可以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也可以消灭大多数的市场关系，但是如果不用货币商品关系这个外壳，连最基本的经济核算都做不了。因为你只能统计一个个苹果，一件件产品，都没办法加总。因此商品货币形式保留下来，需要用商品经济的外壳来进行核算。这样就有全民所有制的单位，就是全民所有制的工厂商店，也称为国营企业。国家包不下来的部分叫做集体所有制企业。其实集体自己也没有任何权利，全要听国家的。集体的含义就是你没饭吃了，国家财政是不管你不包你的。

但这样一划分，把生产资料公有制划分成一个一个条块分割独立的单位去占有使用，造成了计划经济时代所出现的条块分割：如果部门的权力被强化，就变成了条条专政，这是当时毛泽东主席深恶痛绝的。如果把权力下放给地方，就又变成了地方主义。同时虽然每个单位都是全民所有制企业，但都有本位主义。社会占有生产资料，变成了部门、地方、单位分割。各单位不能不讲经济核算，但又要强调不讲价钱的服从统一计划调配。这就是我们当时所面临的情况。随着马克思主义设想的社会主义在现实当中变成了前苏联版，苏联版分属条块的国营和地方国营企业被固化，成为人们头脑中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的代名词。

4 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两难定位

因此从根本上讲，国有企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性质？应该是按照斯大林说的，要服从国家的超级盈利和整体利益，不能强调自己的个别利益，还是说它要进行独立核算，要算自己的经济账？这个问题在计划经济时代从来没有解决。

这样一直到了市场化改革，有了市场经济，我们开始把国营企业改称国有企业，试图说明国家和政府不直接经营企业了。国有企业开始从过去一种核算的工具变成了一个独立自主盈利的中心。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的经济改革确实在推动国有企业成为一个独立的市场主体。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我们也不时强调国有企业不能光算经济账。政府在需要的时候，经常划拨、调拨国有企业的资产，经常调动国有企业的负责人到其他不相干的单位乃至以前的竞争对手那里去继续当负责人。从这个角度看，国有企业又不是一个独立的竞争主体和单位。这是我们国有企业在改革中所面临的困境，不是我们国有企业的干部职工不行，素质不行，而是我们的体制问题，是我们的经济学家没有把这些问题研究好、说清楚，我们的制度政策没有给国有企业好好的定位。

国有企业的管理体制那就更混乱了。本来市场主体的企业要由职业的企业家去主导，而职业企业家是要靠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产生的。但我们是把他们当成党政干部去任命调配。同一级别的党政干部调到国企去当领导，反过来也是一样。国企领导的待遇薪酬，也要兼顾同级官员，不能市场化，必须由政府限薪。这样的企业领导，眼睛当然主要盯着书记市长，而不是盯着市场。所以我一直说，虽然我们国企也出了很多问题，出现一大批不死不活的僵尸企业，吃里扒外的人更不少，但能搞成现在这样已经不容易了。但是很显然，这样的制度和做法，不是会搞活公有制，而是会搞死公有制，败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名声。

我们知道，计划经济的微观基础，是全民所有制的工厂、商店，当时也被称为国营企业，还有一些集体所有制企业和农村的人民公社。但是，市场经济能够在计划经济的微观基础上搞成功吗？那肯定是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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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从管企业到管资本

前面说我原来准备的题目是公有经济改革向何处去。为什么现在改成了“从管企业到管资本”呢？我看了刚刚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的通报，这个会议是在我们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年大会开完以后第二天召开的。我觉得这个会解决了向何处去的问题。

会议里面提了一个新的东西，一个企业改革的根本性转变和突破，也是能为我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奠基的东西。但非常奇怪的是我们很多人包括媒体现在对一些不那么重要，那么根本性的东西，成篇累读的宣传，但是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由主要领导同志提出的，开创性的突破和历史性跨越的内容，却没有人宣传，也没有人关注。所以我今天借这个论坛，首先要来给中央精神做一点宣传。这个会议里面讲了什么呢？就是我今天的题目：“实现从管企业到管资本的转变”。

这个类似的说法第一次出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上，原文是“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两年以后的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又增加了新提法，《指导意见》提出实现从管企业为主向管资本为主转变。当然中国人聪明的很，词汇也很丰富，马上就有人解释了，“为主”不是不管，企业还得管，这样除了管企业，即管人、管事、管资产，还新加上一个管资本。这样导致不是管的更少了，而是管的更多了，管的更死了。《指导意见》提出来的是从以管企业为主转到以管资本为主，结果主的来了，辅的也没有丢，还加强了。这显然跟改革的精神是冲突的。所以改革开放40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来了要改革开放再出发。再出发首先是要解放思想，所以这次的经济工作会议的新提法，就是解放思想。我不知道你们研读了没有？我是认真学习了。

这次提法不一样了，知道说“为主”你们还会把“为辅”抓住不放，这次就把为主为辅都去了，干净利落地“加快实现从管企业向管资本转变”，你别给我说主辅了，咱们就加快转变。另外过去的《指导意见》说的是“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提法是“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

这两个从国有企业向国有资本，从管企业向管资本的转变，我认为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的重大的突破。真正做到的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可以开始一个新篇章。在座大家都是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是专家名家，当然知道马克思花了毕生精力的最主要著作就是《资本论》，其通篇讲的就是资本。市场经济的灵魂和生命是资本。今天我们把市场经济请回来了，资本也必然要回来，这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在市场经济中不抓资本只抓企业是舍本逐末。所以这次中央提出的转变，我认为是根本性的飞跃。这就像1984年的时候，当时中央出台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小平同志看了就说，这写出了老祖宗没有说过的新话，写出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我看这次也是一样。因为上一次是解决了市场经济的方向问题，这次是解决市场经济的公有制基础的问题。这两个问题都解决了，政治经济学就算有了个完整的稿子。当然，要真正实现这个转变，难度还是很大的，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有很多陈腐过时的观念还缠绕着我们，很多认识误区还需要纠正。

因此，实现这样一个根本性的转变，需要研究和解决许多新问题。所以我认为中国的经济学家，特别是做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人大有可为。怎样实现从管企业向管资本转变，怎么样丢掉国有企业的外壳，抓住国有资本这个灵魂，使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真正有它的微观基础，是一个挑战性的大课题。但唯有如此，中国经济改革才会迎来全新的局面，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也才会迎来新的天地。

时间到了，我就先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在复旦大学“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的演讲”

很高兴到复旦这样的百年名校来参会。前面讲话的都是前辈和领导，我想张军院长也请我来参加这个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论坛，大概是因为我正好参加了这整个过程，也做过一点事。要说我确实与改革有些缘分，而且作为个书生来说，运气也是真好。距今正好40年前，我在苏北农村插队多年后，进了当地一家集体小厂当工人，写了第一篇经济学论文，题目是“应当实行资金利润率”，在还是大锅饭流行的年代提出要按资金回报去考评项目和评价企业，这篇文章有幸发表在《南京大学学报》1979年第一期上。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让我更幸运地一下子接触到国家改革开放的前沿问题和众多重量级人士。当时会上出现价格改革放和调的两种思路，放派说只有放才有真市场，调派说现在放开不现实，必须先调。双方争得热火朝天。我与参会的另外4位研究生同伴一起讨论碰撞后，做了个今天说起来是个挺简单的工作，就说别争了，我们综合一下出个第三条思路：放调结合吧，双管齐下两条腿走路。这个放调结合双轨并进的改革思路，经过激烈的辩论被会议接受后，我被派去参加了向时任国务委员、中财办秘书长张劲夫同志的汇报，并参与起草这部分会议纪要。结果，放调结合的价格改革建议很快为国家正式采纳。

看来接触了前沿和高层，人的眼界和格局也就不同了。1985年，我和同伴们很快学会站在全局角度写了一份“中国：进一步改革的问题和思路”的报告，针对当时希望用一揽子方案尽快完成改革转型的情绪，提出一个当时很超前也很有争议的重要判断：“改革不是一次或一组相互配合的行动，而会是一个艰巨漫长的历史过程。” 这样，渐进增量的双轨推进就不仅是价格改革，更将成为整个中国经济运行模式转换的主导形式。报告认为双轨制的理论意义在于，由于中国改革特殊的历史背景，中国的发展不会在自由竞争的一般均衡中找到归宿，而多半可能在非均衡的自稳定系统中实现。双轨制是我国找到的风险较小，兼容性很大的特殊转换形式，是中国改革的一个伟大创造。其原因不仅是因为市场和市场主体都需要一个逐步发育和培育的过程，更是考虑到在这个潜伏着激进翻车和倒退风险交织而又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为了克服改革中不断会产生的阻力和干扰，需要双轨渐进的改革路径，以在增量做大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克服和转化既得利益，不断发育壮大推动改革前进的力量。

由于改革需要重新构造新的微观经济基础，在报告下半部分我们特别建议设立一个新的国有资产管理总局及系统，统一履行国有资产代表职能，以替代各工业局、专业局、各系统以及财政部的行政管理职能。由于当时还没有资本市场，我们提出在对企业资产评估后以市场化的招标竞聘选任经营者，以资产安全、收益和增值作为考核评价企业家的主要标准。这个报告当时引起很大反响，上下两部份独立发表后分别获得中央国家机关优秀论文一等奖和孙冶方经济学奖。

报告很快也引起了国务院领导的重视。1986年4月陪同领导外出视察，在专列上召开会议时，我有幸向国务院主要领导们先后作了两次专题汇报。我还被抽调去参加国务院改革方案办的工作，并在国家体改委的支持下，在几个省市组织了资产经营责任制竞聘企业领导人的试点，从而推动了1988年我国第一个国有资产管理局的成立。2003年中央正式决定成立了国资委，提出用国资委来实现管人管事与管资产的结合。我随即发表了“企业改革的三个里程碑”的文章，提出三结合只是起点，国资委的最终改革目标应是以管资本为主来替代管人、管事、管资产。客观地说，国资委的职权和功能即便到今天，还远远没有做到15年前也没做到30多年前我们报告中的建议。

前面说到的实际上都不是我个人而是我分别与好几个同学同伴一起合作的。我自己独立做的，其实只有一件事。90年代留学归国后，我开始关注和研究中国资本市场股权分置造成产权定义不清的问题，1996年写了一篇“中国股市的经济学思考”的分析报告，提出用赎买流通权的方式进行股权分置改革，消除中国股市流通股与非流通股的分裂现象，与国际规范市场接轨。2001年国务院决定启动国有股减持，我发表了“漫漫熊市的信号”、“有错就改”的文章，批评否认流通股与非流通股产权差异的强行减持。后来由于股市越走越低、市场反应强烈，国务院最终决定暂停和终止国有股减持。随着股权分置的消极影响日益明显，改革开始引起中央的重视。我被邀请参加了政府组织的内部系列讨论会，并在股权分置改革的最后准备和改革最初非议很多的困难阶段，有幸在《中国证券报》头版通栏陆续发表了“市场转折的信号”、“迎接证券市场的新时代”等六、七篇万字长文，为股权分置改革的顺利进行尽了自己的一份努力。巧合的是，放调结合的价格改革、整体改革的双轨增量渐进、国资创设改革和股权分置改革这四篇开拓性的文章，最初都是发表在有影响的学术杂志《经济研究》上，成为理论文章影响或推动全国性重大改革实践少有的幸运案例。近些年来围绕着新型城市化包括农民工市民化及相关的土地问题我也做了很多研究，虽然没有产生像之前那样的影响，但应当说运气也已经是足够好了。

过去在回顾这些历史时，我总强调说这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因而看到有人因改革争名争发明权时，觉得自己还挺谦虚的。今天站在改革开放40年的关口回过来看，我很为自己感到羞愧。因为其实还有无数的人为改革开放在不同层面上或出谋划策或身体力行，发挥着更大或更实质的作用，只是因各种原因没机会显露或被重视提及。我上面所说我们参与的事，如果没有人听没人采纳也就啥都不是。因此，没有当年改革开放不拘一格、广开言路、领导不耻下问和勇于及时公开纠错的宽松大环境，我们这样的普通学生学者根本不可能有机会发挥任何作用。在历史的巨流中，我们不过是逐浪而行的几粒小沙，离开了无数或位高权重或身份卑微的人组合的历史潮流，我们压根不会产生那些想法，产生了也不会有什么真知灼见，有见解写出来也不过只会是躺在书架上的几篇很少人问津的文字，不会有什么社会影响。在历史的洪流中，即便是显赫的权势人物，也只能多少影响短暂的一刻，至于我们这样的普通人，作用更可以忽略不计。

因此，我觉得站在复旦这样百年名校的讲坛上，我们需要有历史的厚重感和长远的大视角来看改革开放这40年。正好在去年底，中央提出了中国进入了新时代的判断。显然，站在过去的一个时代结束之后的角度，我们可以更宏观也更客观地认识和评价这样一个时代。

百年视角的地位和作用

由于改革开放40年的旗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首先可以从社会主义思想产生几百年历史的视角，然后从中国几千年历史特色的视角来看改革开放这40年。最后看我们为何和如何走进了新时代，以及将来历史对今后这个时代演变的可能评价。

大家知道，我们搞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不是凭空产生的。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中对此有详细的说明。有意思的是，历史上第一个提出空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的是曾任英国的大法官、下议院院长的托马斯·莫尔， 在1516年即几乎恰好500年前，他在传世名著《乌托邦》中，描绘了一个消灭了私有制、实行公有制，同时实行6小时工作制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人民自治管理的理想社会。莫尔本人后来也因其坚持与王权不妥协的信仰而献出生命。莫尔的乌托邦广泛影响了后来的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的贡献是把这种空想出来、存在某个海外孤岛上的理想社会，置于真实的人类社会的生产发展和社会演变的过程之中，指出随着现代大工业的出现和发展，人类第一次能够实现终结阶级对抗和阶级差别，进入一个没有压迫和剥削、没有特权和等级的理想社会。这个社会是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其他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看来，这个美好社会不再是理想，而是现有社会自身演变的必然趋势。

从历史上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都是从反对封建专制的抗争中发展起来的。14-18世纪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为二者的产生共同提供了思想基础。当然，二者很快分道扬镳。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资本主义在不到一百年中所创造的生产力超过了过去一切世纪的总和，它像魔法一样从地下呼唤出改天换地的力量和大量的人口。生产的不断变革、生产工具的不断革命化，将全球带入一个持续变革的动荡时代，这是其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我们知道，马克思之后150多年的发展则更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新科学新技术的发展令人目不暇接，信息革命、人工智能的发展，使得人类必须不断重新定义周边世界乃至人本身。现在甚至人类这个物种的外部和内部存在方式都开始受到挑战。

当然如果资本主义发展如此一片光明，社会主义思想即便出现也早就自生自灭了。资本主义早期原始积累的血腥，童工包身工的奴役和大规模贩卖黑奴，为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早期的动力。尽管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逼迫资本主义增加了诸如八小时工作制、累进所得税、社会保障保险等社会主义因素，但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发展和两次世界大战的惨剧，还是使得社会主义得以最初在俄国，后来在一系列东欧国家以及中国这样饱受近代帝国主义之辱的个别亚洲国家取得胜利，形成了二次大战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与东西方对垒。

但是，这个曾经具有极大感召力和向心力、又有现代物质生产基础和自身逻辑支持的理想社会，20世纪在这么多国家付诸实践之后，大多数居然在几十年后纷纷解体，而且除了一直坚持暴力高压的罗马尼亚经历了只针对统治者齐奥塞斯库夫妇的流血事件外，其他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几乎都是完全和平地解体。特别令人困惑地是，当年感召着无数人特别是亿万青年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的国家和政党，在其解散、解体的时候，尽管并没什么危险和压力，但几乎没有人出来反对和抗争，被称为“竟无一人是男儿”。这是国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最令人震惊和最值得总结和反思的现象。

那么，是马克思的预想遇到了新情况的挑战，还是苏东模式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现在看来两者都有。首先应当说，在经济模式上，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若干主要框架确实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设想建立，全面实现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建立了计划经济模式，实行按劳分配。但是由于在没有市场的情况下，按劳分配的“劳”实际上无法计量，所以在各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中，都是用级别和等级的计时工资制来近似按劳分配。这样就自然造成普遍的吃大锅饭，以及在狭窄的等级而且主要是在官本位台阶上的竞争。而苏东模式又背弃了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属于自由人联合体的本质，把计划经济对物的管理延伸为对人的控制。这样，在革命胜利后最初的英雄主义精神激励不断衰减之后，缺乏真实信息的计划与缺乏激励机制的分配造成了普遍的效率低下。由于现实版的计划经济完全封杀了每个人的创业自由、择业自由、乃至迁徙、居住的自由，同时极大限制了人们交往和消费自由的选择，使得人的创造力和创新能力受到普遍压抑。人的能动性思维，包括每个人每天各自都在自我规划的优化选择被规制在一个极小空间内。计划经济要求每个人都拧在哪里就在哪里生根，无私奉献，脱离了人的本性，窒息了人的主动性、创造性和活力。这样在短短几十年后，即便是原本与西欧一体的东德和捷克，其人均GDP水平也跌落为西欧的若干分之一，这自然极大的影响了原本想象美好的社会主义蓝图对人们的吸引力。故而邓小平90年说，经济上不去，是这些国家出问题的主要原因。

应当指出，正如恩格斯所说，社会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社会，而是要不断发展变化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一百多年前的设想需要根据后人的实践而改变和发展，这一点儿也不奇怪。但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政治模式又阻碍了这一点，而这种的政治模式，又恰恰严重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设想和设计。

纵览马克思恩格斯的全部论述，他们终其一生始终认为，生产资料私有制是人类社会受剥削的经济根源，而国家机器则是人们受压迫的政治根源。因此，消灭私有制和消灭国家，是为人类的自由和解放而奋斗的无产阶级并行的两个历史使命。马克思在经典名著《法兰西内战》中指出，过去“所有的革命只是使国家机器更加完善，而没有摒弃这个令人窒息的梦魇。轮流争夺霸权的统治阶级各集团各党派，都把占据（控制）（夺得）和左右这个庞大的政府机器看做胜利者的主要掠夺品”。“因此，这次革命不是一次反对哪一种国家形式的革命，它是反对国家本身，这个社会的超自然的怪胎的革命”。在《共产党宣言》发表24年后，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有了两个多月的无产阶级实际掌握政权的巴黎公社的经验之后，《共产党宣言》中的某些论断已经过时, 这也是他们生前提出的对《共产党宣言》的唯一重大修改，这就是“特别是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夺取旧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达到自己的目的，奴役他们的政治工具不能当成解放他们的政治工具来使用。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转到另一些人手里”，而是要打碎它，摧毁它，这是真正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

因此，在马克思看来，任何国家机器本身都是压迫性的，不可信赖和使用，必须打碎。那用什么替代呢？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巴黎公社让他们找到了这种替代，这就是工人阶级不通过国家机器的全民自我武装和直接自治。仅有如此，才能“防止国家从社会的公仆变为社会的主人，而这是在迄今为止的一切社会中都是不可避免的现象”。马克思认为，根据巴黎公社经验，工人阶级这一新替代的政治模式包括几个必不可少的内容：1用武装全体工人阶级及国民去替代常备军和警察，这样使国家失去压迫工具而无法有压迫性质。2、用普选制替代等级授职制，各级政权按自治原则由直接选举产生的代表组成并随时可以撤换。这样，“公社彻底清除了国家等级制，以随时可以罢免的勤务员来代替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们”。3、废除官员的一切特权，所有官员只领取普通熟练工人的工资。这样，通过取消常备军、警察和官吏及其厚禄与特权，公社实现了有史以来真正廉价政府的口号。

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工人阶级的统治就是直接靠工人阶级和人民自己，而不必也绝对不能借助于任何国家机器，因为无产阶级革命不是打江山坐江山的改朝換代。恩格斯晚年在为《法兰西内战》写导言时指出，巴黎公社其实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废除国家的第一也是关键一步。因为国家最好不过是无产阶级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胜利了无产阶级将与公社一样，不得不立即清除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直到把这个国家废物全部抛掉。他形象地说，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呢，就是巴黎公社。它清除了国家的最坏方面。记得我那时只十几岁，在农村田埂上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当时拍腿叫绝，觉得马克思恩格斯说的太好的。当然，今天看起来，也许有人会说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政治模式的设想就如同其关于经济模式一样，也有空想的成份，但其精神实质，无疑代表了马克思主义既反对剥削、又反对压迫，从而追求人类真正解放的不变初衷。不言而喻，苏联东欧的政治模式更像旧国家机器的翻版，而与马克思主义相差太远。

这样回看历史就很明显，苏联模式照搬和僵化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公有制计划经济的设想，遇到问题和挑战也不知改革创新，在政治模式上又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工人阶级直接管理、防止国家从公仆变主人的关键性制度，抛至九霄云外，自己享受特权当主人。这样一方面，人民生活水平长期提高缓慢，经济缺乏活力和创造力，另一方面，人们失去了私人财产权的遮护和市场的经济自由选择，又面临着保留下来的国家权力的空前扩张，这样从普通人到最高层的官员都难以避免地受到权利侵害，乃至随意被作为敌人迫害致死。这样当然就严重脱离了人民，也极大损害了社会主义的声誉和影响力，最终为人民所抛弃，造成曾经感召无数人为之浴血奋斗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挫折。

正是在社会主义阵营逐步瓦解崩溃的过程之中和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东方崛起。在短短40年内，中国从世界上最穷之列、多少亿人吃不饱穿不暖，当时八亿多总人口中绝大部分还处于贫困状态的国家，到今天仅仅农村人口就有七亿多人脱贫，一跃进入中等以上收入行列，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当中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变，中国文化没有变，唯一的实质改变就是我们放弃了计划经济，搞了对外开放的市场经济，从根本上突破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公有制计划经济模式，从而大大创新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和发展阶段上推动了社会主义进一步从空想向科学发展，为社会主义注入了新的活力。这是社会主义几百年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创新跨越。

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是当年邓小平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实事求是而作出的划时代判断。中国改革开放40年奇迹的根本原因，就是在维持政治和社会稳定的前提下搞了对外开放的市场经济，从而给了十几亿人创业择业移居等经济自由，造成社会财富的涌流：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使八亿农民可以种粮，可以种经济作物，可以发展农副产业及加工业，可以不当农民去务工，可以进城镇打工乃至创业，这带来了从农副产品、工业品、建筑品直到电商品的极大丰富；城市改革使无业待业以至刑满释放人员可以做买卖、干个体户活跃经济，方便生活。计划和价格改革使企业经营人员可以自由采购，自由销售，自由定价；所有制公司制改革，使社会各阶层的人可以自由自主创业，民营经济如雨后春笋般席地而起；对外开放带来了具有先进技术、管理和理念的境外企业、资本和信息，各类经济特区开放区蓬勃发展，中国经济迅速融入全球化大潮，大大缩短了我们和世界上发达国家原本惊人的落差。所以这些，皆拜对外开放的市场经济之功。

市场经济是不同产权所有者之间的交换。因此单一公有制基础上不可能形成真正的市场经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原来设想的单一公有制，本来就是计划经济的前提条件，是与计划经济配套的。计划经济的废弃，必然要放弃单一公有制，而要实行包括私有制在内的各种所有制。按照马克思恩格斯设想，工人阶级取得政权后，首先将全部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这样也就消灭了无产阶级及一切阶级及阶级差别，消灭了作为国家的国家。因为实行公有制既是国家真正作为社会的代表采取的第一个行动，也是国家最后一个独立行动。由于对人的统治让位于对物和生产过程的管理，国家职能就会在各个领域先后停止，国家成为多余而自行消亡（《反杜林论》）。

我们现在从实践知道，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还根本不可能消灭或消亡国家，即便硬性消灭私有制，消灭市场经济，也会造成灾难性的结果。有人说，共产主义肯定要消灭私有制，否则就不是马克思主义了。其实，所有制和经济模式都是形式和工具。共产主义的本质是人类的真正自由解放，是马克思定义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特权，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是其他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这可说是人类有史以来各种大同理想的共同目标，试想，除了就是想要高人一等的资本或权力狂人，谁不想生活在这样的社会呢？今天，科学进步使得各种宗教信条越来越难以自圆其说，资本主义自己带来的全球化造成了全球人口结构扭曲，相对于发达国家，落后国家人口急剧膨胀，造成贫富两极化的国内外对立和相互激化，导致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面临着日益严重的全球化的移民、难民和宗教极端主义的冲击威胁，无力给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信仰、不同发展阶段国家的人以理想社会前景。而随着马克思预见的生产社会化、自动化、全球化发展的深化，以及今天信息化和人工智能化的发展，人类既不断从自然界获得更多自由、也越来越生活在一个相互依赖的地球村上，如习近平总书记说的人类的命运共同体性越来越强。因此马克思主义设想的没有贫困、歧视和特权的自由人联合体的世界不是越来越渺茫而是越来越为人们所渴望。有人问我是否相信共产主义，我说我真诚地愿意相信，因为相信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对人类美好未来的期待。只是应当看到，在当今科学革命不断、人工智能和生命科学不仅在每天更新颠覆着人类的各种既定的见解和主义，而且甚至挑战人类中心的人文主义本身的时候，我们甚至无法想象30年50年后，更不用说一百年和几百年、几千年后的社会发展和人类变化，除了对人类未来的信心和美好社会的期待之外，我们今天去规定未来社会有什么具体的经济和政治组织形式，是不自量力和极为愚蠢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现代科技革命的进步使人们甚至难以预测和想象几十年更不用说几百年几千年后生产力的发展，那么我们怎么可能预先规定未来人类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的具体形式呢？正如马克思所说，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解放现有社会已经孕育的新社会因素。共产主义理想社会将来仍然可能会如马克思预言的那样消灭私有制、消灭政党、消灭国家，但我们今天真是无法想象具体会如何实现。因此，有人今天三天两头用要消灭私有制吓唬民营企业，其实是很可笑的。就像共产主义也要消灭政党，消灭国家，你能拿这个每天去吓唬党吓唬政府吗？

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搞市场经济，确立私有经济等多种所有制的平等地位，不是暂时的权宜之计，更不是倒退，而是在计划经济之上的大踏步前进。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过渡需要不断发展自由人联合体，使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成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而计划经济限制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要求人们按统一的指令工作生活，那样只会离共产主义越来越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多种所有制给人们越来越多的自由选择权，是向理想社会过渡的现实和可靠的途径。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国营企业是与计划经济配套的，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营企业必须进行根本的改革和改造。正如市场并不就是资本主义，国营也并非就是社会主义。中国两千年前就有盐铁官营，西方国家的国有国营也很有历史，故而恩格斯曾无情嘲讽把国有国营混同于社会主义的言论。公有制要能与市场经济相兼容，必须突破国营形式，发展政企分开的股份制与混合所有制。随着现代专业化分工和委托代理关系的普遍发展，世界上众多跨国公司都已经是以激励企业家精神为中心的经营者主导、所有者监督的模式，西方很多公共性质的国家主权基金、行业性退休养老基金或事业性的如大学公共基金，都借助于现代企业制度取得了不逊于私人投资的回报。企业家以非大股东身份主导企业、接受所有股东监督已经是现代大型企业中的普遍现象。

因此，公有制改革不是一些人说的那样没有路，而是路很宽。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松开行政权力给公有制套上的绳索，真正做到政资政企分开。这是确保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兼容的灵魂，也是竞争中性和所有制中立的前提。因为政企不分，企业就无法真正独立核算，无法自负盈亏，无法成为真正的企业。政企不分，企业无法公平竞争，政府无法公平执法，也就无法造就真正的市场经济。我们改革长期以来徘徊和反复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正因如此，就经济改革而言，现在最主要的是如何处理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中国几千年来长期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缺乏对任何独立于国家的产权保护传统，后来又学了苏联模式的国家计划经济。因此，斯大林的国营企业可以不讲盈亏，要讲整体“超级盈利”的计划经济思想仍然有潜在影响，结果给公有制企业附加了太多的非经济功能绳索和不自负盈亏的借口。其实，公有制经济要成为社会主义重要的经济基础，就是要为增进和增厚这个基础发挥作用、作出贡献。所有在市场中长期不能盈利，不能存活要靠输血的僵尸企业，无论挂多少个国有国营的牌子，都不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都是消耗和掏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相反服从社会主义法律法规指引，为国家贡献税收，为职工解决工薪社保的民营企业，无论包括何种经济成分，都增进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实力，都是社会主义重要的经济基础。理论与实践都表明，消灭私有制与消灭国家必须如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说的那样基本同步。如果只消灭私有制，而又保留乃至强化国家机器，结果必然导致权利失衡，产生灾难性的结果，使马克思所说“令人窒息的梦魇”成真。

当然，我们肯定包括私有制在内的非公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不可或缺不可动摇的地位，并不是要神化私有制。私有制当然不是万能的。货币权力和行政权力一样，不受约束都会导致滥用和腐败。如马克思所说，货币没有臭味，你不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因此货币权力的行使更有形式上的合法性。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为了人类的自由解放，集中火力死死咬住私有制和国家机器的原因。正如在当今条件下，公有制可能有效率损失和交易成本高的问题一样，私有制也有很大局限性和消极一面。其主要表现为，有加剧贫富两极分化的马太效应，有因贪婪和货币权力膨胀而无视法律和道德底线的狂妄冲动，有造成和放大人们特别是代际机会不平等的内在趋势。若非如此，资本主义今天也就不会有那么多难以解决的头疼问题了。

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在很大程度 上抑制了贫富差距的极端扩大而引起社会撕裂动荡、政治极化反弹和改革开放夭折。激进失衡的社会变革往往导致向另一极端的强烈反弹，有着悠久历史和文化的大国尤为如此。伊朗从60年中东开放变革的旗帜到后来全面回归宗教极端主义就是一个典型案例。所以过去在私有化呼声很高时，我一直坚持强调说，把如中石油、中石化和中国的大银行这样的大型企业都私有化，变为私人家族控制，不会减少而是会增加官商勾结，不是中国稳定的因素，不是中国人的福音。

记得我和同伴们10年前在“改革开放30年——回顾、反思与前景”一文中分析，随着中国经济崛起和与发达国家落差的缩小，中国对外开放的外部环境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中国和发达国家的经济关系发生着从微不足道、互助互补到竞争对手的转化。同时，国内伴随着工业化发展而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市场化发展导致的贫富差距问题，城市化进程扭曲产生的外来和留守人口的问题，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导致的严重腐败和权力滥用问题，都标志改革到了极具挑战性的转折点。正是由于内外环境的变化和变化后的多重压力和挑战，改革开放才会结束其第一个阶段或时代，所谓“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宴席”。其实，这也不奇怪。40年改革开放所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正因为其是对公有制计划经济颠覆性的突破和创新，它必然是探索性的、稚嫩不完善和面对不断涌现的新问题、新挑战的。过去总是有人埋怨中国改革的步子太慢了，其实这是因为低估了改革的困难和复杂性。对中国这艘在历史轨道上航行了几千年的大船来说，仅仅在改革开放摸石头过河起步的短短40年中，就已经旧貌新颜，创造出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何慢之有？况且无论从中国还是外国的发展史看，社会进步不怕慢，就怕倒退和循环反复。幸运地是，从大历史的视角，改革开放40年已经让中国跨过了几千年来饥饿和贫困陷阱的循环而不可逆转（须知这样的饥饿和贫困连我这个年龄的人都亲身经历和记忆犹新）。当然，40年只是一个开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如何演变，又会在业已500年的社会主义思潮和运动的后续发展史上留下怎样的记录，取决于我们如何应对今天和以后的挑战。

限于时间，关于如何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视野看改革开放40年，我们又为何和如何结束改革开放的 前一时代而进入新时代，以及这个新启动的时代，将来会如何演变，又有怎样的历史地位，当然都是更具挑战性也许更敏感的话题，就留下次有机会来复旦这个历史讲坛时再讲吧。只是考虑到我年龄的关系，希望张军院长的下次邀请不会是在40年之后。谢谢。

身负“黑五类”家属的帽子，从15岁到25岁，近11年下农村进工厂的这段经历，形成了他对中国社会、农村发展问题的深刻认识和独到见解，也树立了他的人生观和世界观。这段刻骨铭心的日子，使他看问题的视野和角度与众不同。他说，我们这一代人没有学院派的条件，是既从书本也从实践中学习的经济学家。

2007年10月15日，当股指冲破6000点并创下历史新高的时候，一些理性的投资者们却担心市值过高而出现更多的泡末。很多投资者甚至包括一些业内人士都想到了一个人——华生。

尽管华生不是股市的神明，但2001年和2005年，两次准确地预言了股市走向之后，他对股市的分析判断似乎成了更多投资者的风向标。事不止此。早在上世纪80年代，华生和他的同伴们就先后提出了价格双轨制、建立国有出资人制度、竞聘企业经理人的建议，这些思路深深影响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路径，有些直到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进入21世纪，华生对股权分置的精辟观点和独到深入的分析再次赢得了市场的认同。应该说，这三次的重大学术成就，也是他人生之路的真实写照，充满了艰辛和曲折。生于1953年初的华生，具有他们那一代人的典型特征。上山、下乡、恢复高考、改革开放、出国留学、下海经商到研究资本市场，华生的经历似乎是中国改革开放浓缩的一个个人背影。阅读华生，也是还原那一代人真实的历史，并还原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那些闪光的碎片。

“其实我不很自信。”

10月19日下午1∶30分，在北京北四环边的办公室里，《数字商业时代》的摄影师在为华生拍照，一再提醒他表现出更多自信的笑容时，他却做出了如上表述。“也许是青少年时代‘黑五类’经历的影响，我现在还记得自己当时怯生生地看着公社大院的神情，所以好像成了习惯，摆不出什么样特别自信的神态。”华生说。1966年，13岁的华生从江苏步行来到北京。那个时候，他根本没有资格参加全国的大串联活动，因为他头上有一顶“黑五类”子女的帽子。1968年，上完初二15岁的华生加入了上山下乡的行列，并且到农村插队，这一干就是5年。期间，他当过一年的生产队长。在当时的环境下，寻找读物是件很困难的事情，更多的是马列全集、资本论等，于是，人们常常能够看到坐在田梗上的华生，手里拿着这些厚书在聚精会神地阅读。

华生

华生

五年以后，他转到当地工厂当工人，担任过车间主任。这又是一个五年的时间，直到1978年国家恢复高考，1978年华生才离开工厂，真正走进大学校园。然而，正是这段经历，却对于他发现社会、发现社会资本形态有着极为重要的帮助。直到今天，提到当年的境遇，华生没有太多的怨言，而认为正是当年的经历才使自己有丰富的思想，正是改革开放才使他有好的机遇。“15-25岁，正是人生观、世界观形成的阶段，所以我觉得这段经历对我非常有帮助，使自己不会坐而论道，不会不切实际。不管是西方的东西，还是对社会的了解，你有求知欲，你要了解所有东西，但是，你要牢牢地把根扎在中国的土地上，这个经历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从学校到学校，从机关到机关，那么你的思路不会这样。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你会这么想问题？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想和那些年的生活背景有重要的原因吧。

近距离接触华生，你会发现，他是一个亲和、用平实的语言阐述经济现象时能让所有人读懂的经济学家。当时可以说是在田梗上读完了马列全集、资本论。

《数字商业时代》(以下简称DT)：你个人的历程和你们这一代人都很相近吗？有什么特点？

华生：我们这一代人大概都有类似的经历吧，我也许只是更典型些，所有的事都赶上了。文革的时候我13岁。1966年，因为那时候“黑五类”家庭出身的不准参加大串联，所以我从江苏步行来到北京。1968年，赶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我很快插队到农村，一干就是五年多。后来又到当地工厂工作了五年多。1968~1978年将近11年的时间我都在农村，直到1978年恢复高考考上大学。

大学毕业后考上研究生，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先后在财贸所和经济所工作。应该说，很小的时候就因为是“黑五类”子女，生活很艰难，那个时期给自己留下了很深的烙印。后来读大学、研究生毕业以后，赶上了改革开放的时代，从个人到家庭才有了根本转变。

DT：你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下选择经济学的？

华生：选择经济学其实是有原因的。1968年我下乡的时候刚读完初二，初中没有毕业，基本上是下乡时在农村开始读书的。那个时代也没什么书可以读，书太少了，全都是一些马列著作、资本论之类。因为基本的生活环境是在农村和工厂，所以很自然就对农村、工厂和社会存在的问题进行一些思考。

DT：在农村和工厂这段时间，你有时间读这些书吗？你自己思考最多的问题是什么？

华生：当时可以说是在田梗上读完了马列全集、资本论。虽然学了很多东西，读了很多书，比如经济学、西方哲学、社会主义起源等，都是沿着这个线索去学的，但当时的思想不是很成熟，对西方世界的了解还是有片面性。那个时候思考的更多的是这个国家、社会究竟应该往什么方向发展，但并没有形成很清晰的想法。

DT：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候的经历对你进行经济学研究提供了哪些帮助？

华生：我上山下乡的时间太长了一点儿，15~25岁的黄金年龄都是在那里度过的，但对我还是有非常大的帮助。一是没有完全浪费时间，在田梗上读了很多东西，另外最主要的是对中国经济、社会有一个深刻的体验和认识。这也是我上个世纪80年代很快融入到改革开放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改革开放初期，我参与了一些经济改革方面的讨论，而且提出一些建议。我们曾经提出的几个想法针对中国特点，富有中国特色，后来基本上都变成了决策。我想这些与我们这代人的经历有关。因为长期和农民工人打交道，和他们的感情相通，想法也相同，所以对中国的经济社会问题就会有很深刻的认识。

不管是对西方，还是对中国社会，你有求知欲，都想要了解所有这些东西，但是，必须要牢牢地把根扎在中国的土地上。

DT：1968~1978年正是你15~25岁的黄金年龄，这期间你在农村、工厂，那么，在你进入大学校园后，你的人生观会有改变吗？

华生：好像没有，但还是在发展、形成吧。读大学、读研究生，包括后来出国留学以后，视野更开阔了，认识问题会更全面些。

DT：你之前阅读了很多关于资本方面的书，真正对经济有感觉是在什么时候？

华生：1977年开始，气候慢慢变暖，我就开始了解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1979年，我在南京大学学报第一期发表了一篇经济学的论文。文章是1978年考上大学之前在工厂写出来和投寄的。这和当时直接进校门的大学生不一样，毕竟已经成年，有了多年的实践和积累。那个阶段还是大锅饭时期，这篇文章我现在看了也有点惊讶，当时谈的不是工厂管理，谈的是资金要有偿使用，应当采取资金利润率去考核企业。

DT：1978年恢复高考，你进入大学，正好赶上中国经济改革的大环境。你个人是怎么和这个大的经济环境结合起来的？

华生：我那个时候主要是恶补数学和英语。因为我在高考的时候这两门功课都不及格。别的知识都很好，尤其是社会知识，但就是这两门功课不行，数学不及格，英语26个字母都写不全，所以不守规矩，去数学系听数学，跟英语班学英语。贪婪地求知。大学，研究生，后来还去英国读书。所以说我是一个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不断成长的受益者。

DT：你刚才谈到受益的角度，如果从参与的角度来谈，你又参与了哪些事情？

华生：如果没有改革开改，没有恢复高考，我可能还在当地县里的工厂里，也上不了大学。大学毕业后考研究生来到北京，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有机会参与了改革开放的一些前沿的东西。这有一些偶然因素，因为我的导师们都是知名的经济学家。当时百废待兴，会议很多，这样就参与了一些改革开放的理论研究等工作。

从参与的角度来说，记得1982年来北京不久，就参与了中央银行(当时叫人民银行)改革研讨会，与人行的领导对话，那个时候确实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跟领导也敢争论，后来我的导师还去致歉。当时运气比较好，正好遇到改革开放的好时机。

再有就是首届全国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讨论会会即莫干山会议，我的论文入选之后，被邀请去开会。在那次会议上，我们五个研究生同学搞了个放调结和的价格双轨制，受到会议的肯定，如果没有大家的思路碰撞，也产生不出双轨制，因为我们的想法不是从家带去的。

20世纪80年代是时代的机缘，有人说是声望的顶峰，无论是对国家政策的影响力，还是在学术界的影响力，确实都有，那是一个历史阶段。

DT：当时你有两件很自豪的事情，其中第一件就是价格双轨制，你是在一个什么样的背景下参与这件事情的？

华生：价格双轨制是1984年9月在浙江莫干山举行的首届全国中青年理论工作者年会上提出来的。当时在中央工作和接近中央领导同志的一些同志感受到国家经济体制改革正面临一个大的突破，需要一些对策性的意见，因而用征集论文的方式网罗人才参与。记得王岐山、马凯都是会议的核心组织者。我们都是因论文入选参会。当时我入选的论文写的不是价格方面的问题。

会议价格组围绕价格改革的思路挂牌通宵辩论，吸引了其他各组来观战助战。论战先是围绕以调为主(大步调整或小步快调，田源、李剑阁为代表)，和以放为主(张维迎为代表)展开，争了一二天，没有结果，后来我和何家成、蒋跃、高梁、张少杰几个人，也都是研究生，提出计划内调整、计划外放开即放调结合的双轨制方案。

当时大家都是二十多岁、三十岁出头的热血青年，也不知会议有什么背景，凭入选论文参会，满腔热情地为改革建言，大家都毫无顾忌，没有偏见，得理不让人。时至今日，大家一提莫干山，都记得当年挑灯夜战，挂牌辩论的场景。

DT：后来你还提出过国有资产经营责任制的问题，这是在什么背景下提出来的？

华生：双轨制是1984年搞的，1985~1986年提出的资产经营责任制。因为莫干山会议后，我就较多地参加了关于改革的会议，被推着要从改革的全局上思考一些问题。在这个背景下，1985年底我们写了一份报告《中国进一步改革的问题和思路》，报告的主要内容，1986年初分期发表在《经济研究》杂志上。

DT：你是在什么时候开始思考这个问题的？是命题作文还是自愿的？

华生：不是命题。那个时候是团队作战，最后由我执笔。报告在1985年很快出来了，之后拿给领导看。当时我们就提出：国有资产的管理要有责任人。因为根据中国的情况，承包只是短期的做法，不是一个长期的出路。搞股份制也要有投资人，国有资产到底怎么管？我们建议要设立国有资产管理总局，建立对国有资产管理的评估、考核和受益分享，同时竞聘企业经理人，不搞行政任命。

这个改革，直到今天还没有完成。当时提出国家要把所有对国有资产管理的职能划到一个部门，这个部门要对国有资产的增值保值负责任，就是说国有资产要有责任人。

国家要以出资来参与企业利润分成，这是今年国有资本要搞的事情，还没开始。当时提出的全面竞聘企业经理人，而且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下设，预算可以按照经济区域划分，不按行政区域划分，这些到今天都还没有做到。

DT：这之后，是不是参与度就更高了？

华生：后来我参与了国务院经济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工作，当然会议就更多了。那时候国务院经常打电话到社科院值班室，通知我们几点几点到国务院会议室去开会，对当时那样的年轻学生、学者来说，确实是难得的学习和参与的机会。

DT：那段时间可以说是你上大学以来的第一个人生顶峰吧？你当时都见过哪些国家领导人？

华生：20世纪80年代是时代的机缘，有人说是声望的顶峰，无论是对国家政策的影响力，还是对学术界的影响力，确实都有，那是一个历史阶段。当时并没有觉得很了不起，因为你根本没有时间、也来不及考虑这些事情。

那个时候很单纯，没有想过别的。我见过那么多领导，但说和某位领导拉拉关系，以后谋个一官半职的，这个想法那时根本没有。在国务院开会，领导当然都会见到，但是都很自然，气氛宽松，只是研究问题。

当你该想怎么赚钱的时候，你会想到的是这个制度有什么问题，你的思维调不过来，因为你本来不是干这个的。

DT：后来你为什么出国了，有其他原因吗？

华生：就是去牛津大学学习，这是很正常的。我1987年初开始出国，1988年回来半年，1989年1月出国，后来又去剑桥大学工作，成了众多海外学子的一员。90年代中回来以后，发现国内变化很大。

DT：出国之前你在社科院工作，回国后为什么没再回社科院？

华生：因为我被除名了。我是1989年1月留学的，当时被除名有多种原因，说不清楚的，找个理由就被开除了。好像是1990年或1991年被开除的。社科院还把除名通知书寄给牛津大学校方，牛津大学看到这个东西，哭笑不得。

DT：这是你后来下海的主要原因吗？

华生：回来之后我的房子被收了，工作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要吃饭要谋生，不得不下海，因为你什么都不是了。

DT：之前你有想过下海经商吗？

华生：什么都想过，就是没有想过经商，因为我不适合经商。别人怀疑我，我也怀疑自己，我从来不会经商，因为我是学术思维，得理不让人。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我还是下海了，否则你就出国。虽然我有英国的华侨身份，但我不愿意出国，不愿意长期留在国外。我觉得像我们这样的，你的根就决定了你在国内，回到自己的国家才能发挥作用。当然有海可以下也是因为改革开放，如果是计划经济，人离开单位就不能生存了。

DT：当年下海的时候几个人，你们主要做些什么业务？

华生：当时我下海的时候就两个人：我和我的一个同学，后来才慢慢做起来。一开始我们主要从咨询、第三产业做起，因为能够发挥自己的优势，也因为没有钱，当时我们引进ISO9000，中国需要这个，这是英国最先发明的，后成为国际标准。我们也曾经开过餐馆，但倒闭了。

推动国内引进ISO9000、ISO14000等国际标准，我们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也算是开拓者吧。这应该和留学经历、海外背景有关。后来有人问我下海的经验，我说很重要的就是开头别有钱，这样你犯不了大错误。

DT：到后来你的企业规模有多大？

华生：几年下来就有了一定规模，员工也很多。吃饭生存已经不是问题，也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但是要把企业做大，做成一流企业，我的思维就不行了。遇到问题我总会想，这个政策好像有问题，不应该这么定。思维总是在这方面有局限。当你该想怎么赚钱的时候，你会想到的是这个制度有什么问题，你的思维调不过来，因为你本来不是干这个的。

DT：当时有很多经济学家下海，也有很多被淹死的，你怎么能够幸免？

华生：这可能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成功的企业家特别是一流的企业家都有他的卓越之处，这是天赋的，我认为自己肯定不属于这种，但也还有一点儿素质。如果完全没有，做起来也不行，必须具备那种敏感，那种把握，那种决策能力。所谓商场如战场。

另一方面，这和我过去在农村、工厂的经历有很大关系。虽然是书生，但还不完全是书呆子吧，知道现实世界是怎么样的，知道大家都是怎么想的。

除了这两点以外，我还有海外知识和信息的背景，这也是我能幸免的一个因素吧。

DT：你下海这几年的时间，一直没有关注资本市场吗？

华生：开始前两年，我几乎不读书不看报，光顾着生存了。后来大致从1997年左右，我才开始慢慢关注股市，并且做些这方面的分析研究。

DT：后来你的公司交给别人打理了吗？你的下海经商经历，对你研究资本市场有帮助吗？

华生：是的，有一批同学打理。我们公司的领导班子都是同学，包括大学、研究生、博士的同学，像个同学会。

这段下海经历对我很有帮助。我经历了教科书上所说的经典的发展模式：个人—合伙制—有限责任—股份公司—上市公司。我还当过上市公司的董事长。

DT：到底是什么原因，又使你开始关注、研究中国股市，尤其是在股权分置方面，你有大量的思考呢？

华生：大概和我在英国的经历有关。我对金融有研究，既有实践也有理论，但我在英国伦敦的金融市场买股票，却赔得很厉害。回国后留了两只英国的股票。没想到这两只股票反而让我赚了钱。

回国以后，我发现大家都在炒股，我是做研究的，所以不光是想着大家赚不赚钱的问题，更多的是研究股市结构和制度问题。之所以能提出股权分置，这和我在西方的经历也有关系，因为能做不同市场的比较，否则你怎么能看到它的缺陷？有比较，有分析，再抓住主要矛盾，这样就在1998年初发表了股权分置的文章，提出这个制度缺陷必须改革。

DT： 2001年6月你写了一篇文章《漫漫熊市的信号》，事实证明你的判断是对的。你当初是基于什么判断得出这个结论的？

华生：我当时对熊市的判断，主要是跟股权分置的理论有关系。在大家还不接受的时候，我就认为，流通股股东与非流通股股东产权界定不清楚，是一个重大的制度问题，而国有股减持一推出，实际上是不承认这个差别，因而必然会损害流通股股东的利益。这样流通股价要大跌，就是股市要大跌。我认为这个错误如果不改，将会给中国股市带来一场浩劫。虽然我的这篇文章《漫漫熊市的信号》话说得很绝对，但我确实有这个理论信心和勇气，因为毕竟从1997年开始，在没有人重视和承认时，我一直在研究这个股权分置问题，研究了四五年。

DT：当时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有没有一些障碍，或者一些质疑？

华生：当时这篇文章写出来的时候，很多媒体都不发，寄给南方一家有名的报纸，也不发。实在没办法，我在自己主办的刊物《时代财富》上发了。出来以后，谁也没有转载。有一次我出差，在飞机上看到《中国民航报》上转载了这篇文章，我还很欣慰，自己安慰自己，看来还有人识货。

DT：那么2005年《市场转折的信号》一文，你又是怎么得出结论的？

华生：当时我的判断依据还是部分的和我对股权分置的判断有关系，因为股改拉开了序幕。当试点方案推出来的时候，被整个市场认为是灾难，其实恰恰相反。我认为，股权分置改革拉开序幕，是市场转折的标志，是牛市悄悄来到我们身边。实际上这两次的观点不是说谁能神机妙算，只是说如果理论和方法正确，对市场趋势的判断就会准确些。

DT：作为学者，你怎么看待你自己的成长周期包括其中的很多起伏？

华生：实际上每个人的成长都有起伏。一个人要抓住机遇。抓住机会，也不是偶然的事情，需要积累和沉淀。我觉得在80年代，自己机遇的成分更大些。比如双轨制，某种意义上，我觉得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集体的智慧碰撞出来的，赶上改革开放的需要，过去中国没有，外国也没有这个东西。90年代以来，努力的成分更多些，因为时代发展，大浪淘沙，你必须从头开始，接受历史的重新检验。

其实如果围绕一个问题研究，能说透就不错了，不能什么都谈。

DT：你现在主要关注的是什么？

华生：除了资本市场以外，有几个大问题：一是从前年开始关注城市化和新农村的问题，二是国资改革的进一步发展，二十多年前就提出来，尽管还没全做到，但要研究下一步的走向。当然，我也关注一些宏观经济问题。

一般来说，我做东西比较专注，不会对很多问题发表意见。比如从1997年来重点就研究了一个资本市场。其实如果围绕一个问题研究，能说透就不错了，不能什么都谈。不能有一个热点就发表意见，什么都懂，我反正是不行的。

DT：你的业余生活都有哪些？

华生：我总是有干不完的活。业余生活体育锻炼主要是打打乒乓球。因为时间有限，不可能有太多时间做别的事情。我的生活简单，主要是阅读写作，读一些经济、政治、哲学、文学书籍。

当然因为铁凝(华生的夫人，现任中国作协主席)是作家的原因，我会多读一些文学，现在我对文学的关注比以前更多了。生活在一起总会有影响和互补。我喜欢和朋友交流，但不太习惯到社交场所，学术的研讨会我还是经常参加。

华生校长介绍之二：莫干山上的价格论战

究竟是谁最早提出了价格双轨制的思想，中国的经济学界是有争议的。其实，在中国，很多事情大都是经验在先，思想和理论形成在后的。1984年之前在部分农产品和少数生产资料领域里出现了两种定价方式并存的做法。但是，1984年前后中国的经济学家对价格改革的策略和模式的确进行了非常集中的讨论，尤其是在1984年9月的 “莫干山会议”上，价格改革的“双轨过渡”思路在一批年轻经济学者当中引起了激烈的讨论。也许弄明白价格双轨制的“专利权”今天并没有那么重要了，真正重要的是，中国在经济转型的初期，的确有些精彩的东西值得我们好好地回忆和记述。价格的双轨制肯定就是一个，也是最有争议的一个。

既然提到1984年，那么就让我先从1984年说起。“把价格弄错”(gettingprocesswrong)是计划经济的策略。因此，当中国的经济改革开始以后，首先要改动价格，“把价格搞对”(gettingpriceright)。微观经济学让我们明白其中的道理。但在实际上，当中国经济的改革中心从农业转移到城市经济之后，怎么把价格搞对，则变得非常复杂。

那个时候的中国经济实物色彩很浓，城市的食品和基本消费品实行着配给制，国企部门非常庞大，普遍实行着对生产资料的价格管制。甚至火柴涨价1分钱，都要由国务院讨论和批准。因此，改动任何一个产品的价格都要触及太多的部门利益和经济体制。我们怎么知道什么价格被扭曲了多少？能使供求关系趋于平衡的“均衡价格”又在何出？价格的改革应该是一次到位呢？还是可以像搜寻电视频道那样的 “微调”(fine-tuning)，不断地向均衡价格靠拢？在当时，这是政府面临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决策问题。

1984年9月3日-10日，由《经济学周报》、《经济日报》、《世界经济导报》、《经济效益报》、《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杂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村镇百业信息报》以及浙江省社科院和浙江省经济研究中心等10家单位联合发起了一个名为“第一届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讨论会”的活动。会议在浙江省德清县莫干山举行，所以称为“莫干山会议”。我没有找到筹划这个会议的更多细节信息，但从我手上仅有的资料显示，这个会议是3月份以征文的形式开始筹备的。向全国发布这个征文实际上不仅吸引了在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年轻经济学者，而且吸引了在政府部门思想活跃的中青年人士。

会议的筹备组共收到应征论文1300多篇，而且他们制定了“以文选人”的原则，坚持选拔过程中不讲关系、不讲学历、不讲职业、不讲名气，代表入选资格一律凭论文水平确定。最后有120篇论文入选。而且，莫干山会议还得到了中央有关部门的关怀和地方的支持，浙江省委书记、省长等都到会讲话。有意思的是，这个讨论会并没有采取报告论文的形式，而是以城市经济改革及其相关问题作为中心议题，分七个专题小组展开讨论，论文另外印发。

在我看到的一些参加者后来的回忆资料中提到，“莫干山会议”中的很多人不仅血气方刚，而且具有良好的理论素养，思想活跃，文字泼辣、观点新颖。大家畅所欲言，平等讨论，互相补充，形成集体成果。激烈的讨论经常延续到深夜。会议期间，他们不看电影.不游山玩水。这使得当时出席会议的不少老同志对他们刮目相看。莫干山会议把中青年经济工作者作为一个群体推上了中国改革转型的大舞台。现任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的常修泽教授曾经开玩笑地说，后来“上山”成了一种荣耀。莫干山会议后不久，《中青年经济论坛》于1985年在天津创刊。我们这些念经济学的学生对这个刊物非常喜欢，也非常看好它。当时，在复旦大学校园里，除了《中青年经济论坛》之外，我们还喜欢阅读的是 《经济学周报》、《世界经济导报》以及《书林》。“莫干山会议”可能讨论了八个专题并分成了相应的讨论小组：(1)价格改革的战略；(2)关于工业企业实行自负盈亏问题；(3)关于发挥中心城市多功能问题；(4)关于沿海14个城市对外开放问题；(5)关于金融体制改革问题；(6)关于发展和管理股份经济问题；(7)关于农村产业结构变动问题以及(8)关于现阶段政府经济职能问题。但是在理论和思想上讨论最热烈、也最富有成果的是价格改革的战略问题。

会议在价格改革问题上主张，一是以提高采掘工业品价格为中心，改革工业品价格体系；二是以解决农产品价格倒挂和补贴过多为中心，调整消费品价格和公用事业收费。但对于工业品价格如何改革，会上最初形成了两种意见或两种思路：“调放结合，以调为主”和“调放结合，先放后调”。这就是所谓的“调派”和“放派”。会议的最后出现了第三派意见。简言之，第三派意见认为，应该通过客观上已经形成的生产资料双轨价格，自觉利用双轨价格使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逐步靠拢，在这个过程中，逐步缩小生产资料的计划统配的物资部分，逐步扩大市场自由调节的部分，最后达到两个价格统一。这就是双轨过渡的价格改革思路，简称 “价格双轨制”(dual-trackpricingordual-trackap-proach)。31岁的华生作为价格组的代表，在会议上向中央领导同志做了汇报。会后写了一份会议纪要，题目是“用自觉的双轨制平稳地完成价格改革”。

华生2005年在《中国改革》杂志发表了一篇“双轨制始末”的文章，文中回忆了“价格双轨制”的思想当年在莫干山会议上的形成过程。他说：“在莫干山会议之前，中央对价格改革问题已经进行了长期的研究和酝酿。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的田源等人提出了对严重扭曲的价格体系，必须进行大步调整的建议，并进行了大量的测算和方案的比较，引起了很大的关注。周小川、楼继伟、李剑阁等人提出用小步快调的办法，不断校正价格体系，既减少价格改革过程的震动，又可以逐步逼近市场均衡价格的主张，也得到了重视和研究。

但是他接着说：“由于在中央工作和接近上层的这批同志带来了这些总揽全局的信，莫干山会议价格组的讨论就分外热烈。争论最初是在调派和放派之间进行。当时参会的大调和小调的主流派详细论证了价格改革的必要性、迫切性和价格调整方案的可行性，阐述了一步走向市场均衡价格存在的困难和风险，而以来自西北大学的研究生张维迎为代表的放派，则主张一步或分步放开价格控制，实行市场供求价格。反对放派主张的主要论点是说在计划经济为主的情况下，一下放开价格控制太不现实，同时市场发育也需要一个过程。在市场不完备时，市场均衡价既难以实现，也未必优化。由于争论非常激烈，会议还发明出挂牌辩论的方式，挑灯夜战。记得当时参会的都是年轻人，意气风发，思想单纯，得理不让人。在会议内外热烈气氛的激励下，我们一批来自中国社科院和人民大学的在校研究生 (华生、何家成、蒋跃、高梁、张少杰)经过几天通宵达旦的争论和讨论，采纳和综合了双方观点，形成了实行放调结合的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并委托我代表大家参加挂牌辩论和答辩”。

以上这个说法得到了现在国家发改委体改所任职的高梁的证实。高梁本人当时是作为中国社科院的研究生参加莫干山会议的。在《经济观察报》2005年7月4日发表的文章“华生：双轨”中有一段对高梁的采访。在问及价格双轨制和莫干山会议的时候，他说：调派也可以说是算账派。当时中央组织几个单位，如航天部710所，做出了巨大的价格模型进行计算机分析。周小川、李剑阁、楼继伟等来自社科院工经所和清华大学的学者，也在做模型。他们希望把价格算清楚，通过政府调价，然后一下子放开。但在现实中，调价牵扯各方面利益，账不管怎么算都会遇到巨大阻力。在莫干山上，以田源为代表的、已经参与政策研究的一批学者，提出以“调”为主的意见。与之相对，以西北大学研究生张维迎为代表的 “放派”则主张，应该一步或分步放开价格控制，实行市场供求价格。

的确，在莫干山会议前后，价格改革的“调派”和“放派”都积极地发表文章阐释其观点。代表性的文章包括楼继伟和周小川1984年在 《经济研究》上发表的“论我国价格体系改革方向及其有关的模型方法”；郭树青1985年发表在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上的“关于中国价格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以及张维迎1985年在《经济研究参考资料》上发表的“关于价格改革中以‘放’为主的思路”等。而在莫干山会议上形成的价格双轨过渡的第三派的主张最初则是写入会议纪要的。在题为“用自觉的双轨制平稳地完成价格改革”这个纪要中，提出的“放调结合”的双轨过渡的想法随即受到国务院领导的重视。莫干山会议之后不久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84年10月)特别强调了“价格体系的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

1985年3月，国务院下文首次正式废除计划外生产资料的价格控制。这个决定被认为是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改革的正式实施的标志。而华生等人1985年在《经济研究》第2期上发表了“论具有中国特色的价格改革道路”的文章，再次论证了价格双轨制的思想形成。

华生校长介绍之三：华生的股市变革“三步曲”

“中国证券市场需要三大制度改革，一是股权分置改革，二是整体上市改革，三是同一股东造成垄断与关联交易改革。”“这三大制度变革要有秩序地逻辑推进，逐次解决。”燕京华侨大学校长、经济学家华生用其惯有的慢条斯理的语气，清晰地勾勒出了自己心中中国股市变革的“路线图”。

股改积极鼓吹者

股改如今已顺利实施两周年，在这其中一个慢条斯理的冷静的声音时常回荡其中，让人印象深刻，那是华生的声音。其实，早在1998年2月，华生便发表文章，首次提出A股含权和股权分置改革问题，认为中国股市在表面繁荣背后存在日益增大的制度风险，需要尽早纠正制度缺陷，重新界定产权，用赎买流通权的办法让非流通股恢复流通。

此后，他陆续发表了几十篇论文和讲话，阐述股权分置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2005年初，中央决策启动股权分置改革后，在股改的各个主要阶段，华生多次在《中国证券报》发表长篇论文，成为推动股权分置改革权威的理论声音。

2005年2月2日，在中国股市“黎明前的黑夜”，华生发表了《中国股市面临大变革》的文章，旗帜鲜明地指出：“现在是启动股市改革攻坚战的时候了，股权分置改革不能再拖了。”“要紧紧抓住股权分裂这个最大的国情，分清主次顺序和轻重缓急，在解决方案和思路问题上，集中智慧，取得突破。”

2005年5月10日，股指逼近1000点，当市场以猜疑和暴跌迎接股权分置改革试点时，华生发表了《市场转折的信号》一文，坚定支持股改试点方案。他指出：“正是在这种熊市漫漫的气氛中，中国证券市场的历史性转折已经悄悄来到了我们的身边。”他还在文章中建议投资者把握市场发展的大趋势，不要在熊市的尽头、牛市信号初现时悲观绝望。

而在2006年5月10日股改一周年之际，华生又发表《迎接证券市场的新时代》一文，预告了股市新时代的到来。他在文中预言，股权分置改革将会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时间最短、进展得最顺利，以及对改革成效争论与分歧最小的重大制度变革而载入史册；他同时表示，非流通股恢复流通权过去被视为洪水猛兽，其实，非流通恢复流通股权的实际冲击，会比人们心理预期要小很多。

他的这些话后来和现在都一一被证明是正确和有远见的。

整体上市首倡者

还是在《迎接证券市场的新时代》这篇文章中，华生又一次走在了前面。他指出，在新老划断和全流通新股发行问题提上日程之后，堵塞中国股市长期存在的另一个主要制度漏洞就是非整体上市。股权分置改革解决的是上市公司两类股东的利益冲突问题，而整体上市解决的是控股大股东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利益冲突问题，两者都是中国证券市场的重大制度变革和完善。

文章表示，整体上市简化企业治理结构和增加透明度，逼迫企业明确产权结构，用自然人取代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公司控股，让最终控制人浮出水面。对于国企国资来说，整体上市会让国资管理体系直接走上前台，接受市场监督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文章发表后不到半年时间，沪深股市整体上市便风起云涌，市场更是狂热追捧整体上市概念股。

“一年前提出整体上市的时候，市场上还基本没有整体上市之说。当时提出整体上市，主要是从纠正证券市场制度缺陷，在股改之后进一步推进股市制度变革角度出发的。”回想此事，华生向记者坦言。

他说，非整体上市导致控股股东与其他股东利益不一致，控股股东如果另外还有自己的公司，那么其利益与上市公司利益就会有很大差异。我国上市公司当初多是剥离上市，即剥离一部分优质资产上市，将不良资产留在母公司。但是拥有不良资产的母公司又是上市公司股东，这样就容易造成关联交易、利益输送及信披不对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因此，从世界各国看，整体上市显然是发展方向，而国资委对此也非常支持。股改完成后，非流通股都可以流通，整体上市可以带来国有资产的增值。从去年下半年以来，由于国资委的推动与支持，整体上市在各地发展迅速，也成为市场一大热点。

“不过，现在的问题是，监管部门没有把整体上市作为制度性变革工作来统一部署，没有提出规范性的要求。因此，现在出现了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各行其是，把整体上市作为炒作概念，甚至是操纵股价、兑现利益的途径。”华生指出了其中存在的问题：一是整体上市本身没有时间表，市场炒作一阵后，公司澄清没有这个计划，但是没过几天又突然宣布有此计划。时间的不确定性，给市场炒作留下空间。二是整体上市不完整、不规范。假如公司原来有40%的资产上市，还有60%没上市。所谓整体上市就是将其余的60%一起上市，但现在情况却并非如此。

“因为没有规范和要求，所以上市公司可以把60%分成若干份，比如五份，每次上12%，并称是在整体上市过程中。这样就造成了严重的市场信息不对称，把整体上市变成了炒作的题材。”华生不无担忧地表示，并以“播下龙种，却收获了跳蚤”来形容。

“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得像股改那样，由证监会制订规划与方案，统一部署。”华生指出，“整体上市需要有一套完整的制度做保障，因为非整体上市是制度上的缺陷，管理层有责任对其进行改革。”

破解同一股东之惑

“非整体上市这个问题解决后，证券市场的另一个问题，即同一股东关联交易与垄断问题的紧迫性就显现出来了。”华生道出了中国证券市场的第三场变革。他说，同一股东引起的垄断与关联交易，是阻碍经济发展的本质性问题。垄断造成市场经济失效，这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以前国资委可能是间接控制上市公司，整体上市以后可能是直接控制公司。国资委成为上市公司大股东，或是最终股东、实际控制人。目前由于证券市场是国企上市公司占绝大多数，监管机构对国企网开一面，一些原本是关联交易的也被“打擦边球”了。

但是，对于民营企业的上市公司在遇到问题时，其背后的股东及深藏在后面的实际控制人都将会暴露出来。因此，目前实际上实行的是双重标准。比如一些地方国企的大股东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为了扶持上市公司，给其注入部分资金或实行税收优惠；但这并不算是关联方交易，可以计入公司当年盈利。但是如果是民企上市公司，大股东给公司一笔钱，则可能被认为是操纵利润，这也是双重标准。

华生指出，关联交易虽然从法律上是允许的，但是都有严格的监督与信披要求，包括对权利的限制。因为我国国企上市公司太多，如果都按照关联交易来处理，那么将无法进行正常交易。如关联交易时投票表决，关联方要回避，但是国企上市公司大都是关联的，那么其投票权几乎没有了。而且这样披露也会特别多，每一笔小生意都需要披露；同时，《证券法》规定，要请独立的第三方审查关联交易是否公正，有没有利益输送，会否损害非关联方股东的利益。最后表决时关联方要回避表决，由非关联方投票表决。所以，国内才对国企网开一面。不过，这并未改变法律与经济上双重标准的本质。而且正是由于存在网开一面，所以市场就不规范。“因为规范化的市场，不可能对某一类股东网开一面。”

在非整体上市情况下，国企关联交易利用表面“障眼法”模糊过去了。但是反过来，整体上市却有利于解决这个问题。整体上市后，公司后面的股东将浮出水面，实际控制人也浮出来了。不过，对于同一股东的上市公司，则暴露出两方面问题，一是关联交易，二是垄断。比如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三家都是同一个大股东国资委，这就存在垄断。如果监管部门像国外那样保持中立与独立性，那么就应该查这些公司的关联交易了。

华生表示，解决这个问题途径很多，比如股权可以多元化。对于国家不放弃控股权的公司，也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如委托给投资基金，就像社保基金那样。社保基金如果以自己的名义一家一家投资上市公司股票，就可能成为很多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或者是大股东，那么就存在关联问题。但社保基金通过招标，委托多家基金公司代理投资，则绕开了关联这个问题。西方一些规模在几千亿甚至上万亿美元的大型基金，也是通过委托投资基金公司的形式来解决这一问题。

“由基金公司派董事，而不是国资委直接派董事。基金公司与国资委是经纪关系，委托期间权利在基金公司。”华生指出了这种模式的特点。国资委将股权委托给基金公司后，基金公司可以根据市场情况进行操作。社保基金对基金公司有限制，比如规定不能买绩差公司股票等，国资委也可以对委托基金公司设立附加条件。

华生

华生

华生甚至列出具体的细节：基金公司可以买卖委托股份，但所持股份不能低于最低限度；另外，其所持股份卖出去以后，规定其在一定时间内必须买回来。通过此举，可以保证国家对一些行业上市公司的控股地位。假设国资委委托给基金公司30亿股中石油股份，基金公司可以买卖这些股份，但是事先规定其最低持仓不能低于20亿股，以此进行对基金运作进行限制。基金公司可以据此进行运作，如果认为现在股价高了，可以卖出一部分；过一段时间跌下去以后可以再买回来，变成市场化运作，这是未来改革需要突破的问题。

“这对我国国有资产管理制度及干部任命制度，是一个根本性的改革，”华生说。由于基金公司有利益在其中，若管得好，则上市公司将会继续委托，甚至还会追加股份，这样基金公司可以提取管理费。因此，基金公司将挖空心思去寻找优秀的企业管理人员派去上市公司，这就是利益激励机制。国外一些退休基金也是委托给管理能力强的基金公司运作，基金公司为了全力留住这笔钱，需要尽职尽责运作好。

“而如果基金公司都运作好了，不仅上市公司控股权没有丢，而且经济也会得到发展。”华生乐观地预言。

倪光南认为，联想是从计算所分离出去的，计算所当时投入130余名有经验的科技人员，带着上亿元价值的知识产权，以及工资、场地、设备，因此联想不是某个人创造出来的。联想在2000年左右实行的股改，通过这个股改，计算所变成0，说是计算所的股权归到科学院了，但是计算所股权中包括了科技人员的知识产权，而归到科学院的股权，就是“中国科学院控股有限公司”的资产，不包含任何科技人员知识产权。

柳传志没投入资产和知识产权，最初是副总经理，是0%。股改后他的股权不断增加，现在是15.9%。一个没投入知识产权和资产的公司高管，拥有那么多股权，这在中外高技术企业中是很特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