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负心多是读书人---郑州李爷 -- ANS

首先说明一下，这四位都是学者，因此我的臧否，是根据学者的标准来的，不是根据一般人的标准来的。

然后我要指出一个问题，这个所谓的“近代史学四大家”，据我所知不是一定范围内的公论，而是史学家严耕望自己的言论。甚至他的原话也不是评级式的“四大家”，而是主观式的他所佩服推重的四位前辈。当然了，这种“四大家”式的总结，与“西湖十景”一样有很好的传播效果，因此现在流传甚广。

接下来问题来了：这四个人里面，钱穆是严耕望的老师，而吕思勉是钱穆的老师，这就有些私相授受之嫌了。

事实也是如此，钱穆自己的著作里提及当时史学界情况时讲：当时史学界，有传统派，有革新派，有科学派。这革新派，说的是以郭沫若老为领军的唯物史观派，科学派是以胡适为祖宗，以傅斯年为领军的考证派。

而传统派呢，实则并不成为一派，盖因传统史学源远流长，至清朝时已经积累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民国时的传统历史学者在方法和范式上没有突破，很难做出有分量的成果了。

甚至严耕望自己也承认：“抗战之前，中国史学界以史语所为代表之新考证学派声势最盛，无疑为史学主流。唯物论一派亦有相当吸引力”。然而极妙的是，严耕望提出这四个人里，却巧妙地避开了这当时的两大派别。严耕望这样做，当然很明显地有他的理由，不难理解；但是把他的人选不加辨别地当成“四大家”去看待乃至推广，就未免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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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说这“四大家”一说究竟是怎么来的，接下来说说我对这四位的看法。

严耕望提及这四位时的标准是：“论方面广阔，述作宏富，且能深入为文者”。我怀有恶意地推测，“方面广阔，述作宏富”这两条是为他的老师及老师的老师量身定做的。

吕思勉以读书勤力称，号称廿四史读过三遍。著述亦极丰，单单通史和断代史就写了好几部。然而其著作常有“抄书”之讥，多罗列史料而少结论。我看来呢，很可能这是藏拙，我读吕思勉的书，主要的感受就是一个“笨”字。

这评论很不客气，但这是我能想到最言简意赅的评论了。陈寅恪有言：“令读者佩服作者之博学精心”，这在他看来在著书成就中只能算得三流。可吕思勉的书都极少令我“佩服作者之博学精心”，博学或许有之，但博而不深；至于精心嘛……

吕思勉最出名的言论，可能是岳飞军阀论。提出这个论调的现实背景有点复杂，这里就不细说了。但作为一个历史学者，能说出岳飞是军阀的结论，此人的学术水平和学术道德必然至少其中之一是不及格的。用网络术语讲，就是非蠢既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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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嘛，也写过通史，比如很出名的《国史大纲》和《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但讽刺的是，我觉得钱穆在传统历史上建树极少，或者说，钱穆在除了思想史之外的历史领域都建树极少。

对于钱穆，我没有太多可说，原因正如前面所说，他在历史方面并没有太多建树。与其说他是史学家，不如说他是道学家。由于其道学家本色，他的很多作品里都充满了意识形态先行的说教意味。他倒不笨，但他的见解也没高明到需要让读者如对大宾一般接受他的灌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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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严耕望没有师承关系的两位里，先说陈寅恪。

陈寅恪出现在这里其实挺怪。因为其他三位的治学路子与严耕望相对接近，而陈寅恪和他区别相对就大一些。他治学恐怕谈不上“方面广阔，著述宏富”。这让我猜呢，大概严耕望说佩服的史学前辈，一多半都是自己师长未免有碍观瞻，既然师长有两位，只好也得拉两位垫背的。又要避开考证派和唯物派，除去南北二陈大概也不做第三人想了。

陈寅恪说著书三层次，一为令读者受益，二为令此学本身有发现，三为令读者佩服作者之博学精心。他自我评价是在二三之间。我认为评价很准，且略有自谦，我觉得他也多少算得上一。

陈寅恪的书，读来确实令人佩服其博学精心，有一种快感。看他对史料的掌握与运用，可以说是在欣赏艺术。要说缺点呢，有时囿于范式，犯一些以论说为必然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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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陈垣，是这四位中我评价最高的一位。

南北二陈的北陈是陈垣，南陈是陈寅恪，但按籍贯出身其实陈垣更南。有个说法，民国史学南方偏于传统，北方偏于革新，陈垣大概算得上两方之长兼而有之。陈垣可能是这四人中最不为大众所熟悉的一位，这与其著述领域相对较专业且缺乏争议性当有关系。

顺带一说，以西河的政治正确而论，陈垣大概是形象最正面的一位。除了他立场本身即较为端正之外，也有思想通达的因素，当不是我妄测前贤。

而吕思勉嘛……他那个岳飞军阀论，其实是想掺合时局，结果马屁拍到了马腿上。如此昧于现实形势，我实在看不出他有多么通达。同时如此昧于现实形势，我也很难相信他对历史大局能有什么真知灼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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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带问一声啊，一段时间没上西河，发现页面又改了，我发言还需要认可。我又恶了哪位大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