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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Taylor Branch:高天火柱——MLK三部曲之二 -- 万年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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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摇摇欲坠的布道坛5

在亚特兰大,阿尔.洛温斯坦在复活节周日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忙着打电话。他一边冲着一台公共电话不耐烦地讲着话,一边守着另一台公共电话等着电话对面下达指示,但是指示始终都没有来。眼下的洛温斯坦是一名热情的调解人,刚刚与协进会的密西西比州联络人进行了磋商,然后就应鲍勃.摩西的请求飞到亚特兰大,为的是敦促非学委执行委员会搁置针对密西西比夏季项目一再出现的疑虑。摩西得知非学委执行主管詹姆斯.福曼对于洛温斯坦的戒心很重,因为当年两人在全国学生联合会内部曾经是政敌。于是他让洛温斯坦留在机场,自己先行一步去做福曼的工作,希望福曼能主动邀请洛温斯坦。他告诉福曼,洛温斯坦是密西西比民权运动的主要外部催化剂以及大学志愿者招募专员,理应有资格在非学委发言。但是福曼的态度却出人意料的强硬,他激烈反对听取洛温斯坦的意见,并警告说如果摩西胆敢在接下来的会议上公开敦促非学委领导层邀请洛温斯坦,那么他本人以及许多其他人都要坚决抵制。一脸尴尬的摩西只得讪讪地收回了自己的意见。按照原计划,本次复活节会议上要发表一篇彰显团结的演讲,摩西不想在这时候催生新的有害分歧。他与非学委领导层纠缠了好几个钟头,把洛温斯坦晾在了机场的电话亭里面。

洛温斯坦正成为孤立白人自由主义者的典型代表。他的名字在民权运动圈子里获得了跳脱不定的象征意义,掩盖了他本人的实际经历与作为——这一点与马尔科姆.X影响美国社会整体的方式倒是颇为相似。不用多久洛温斯坦就会卷入许多文化和意识形态层面的纠结缠斗,这些缠斗都是民权运动主导权之争的预演。不久前的2月,就在摩西公开宣布任何自由之夏计划以前的三个礼拜,洛温斯坦的一名门徒告诉《哈佛深红报》(Harvard Crimson),洛温斯坦将会搬到南方亲自指挥密西西比州的“一千多名”学生志愿者。(“如果这则新闻还不成熟或者以任何方式让你感到尴尬,那我提前道歉。”他在给洛温斯坦的信中写道。)此时洛温斯坦的斯坦福大学团队已经取得了不少进展,成立了筹款委员会,举行了覆盖全校的集会,聘请了教职员工顾问(包括神学家罗伯特.麦卡菲.布朗(Robert McAfee Brown)与历史学家奥蒂斯.皮斯(Otis Pease)),甚至设置了秘书处。精力充沛的学生编辑在信中告诉洛温斯坦:“到了周一我们就要大干一场了。”尽管这些斯坦福大学生的用意很好,但是像这样愣头愣脑的工作作风还是挫伤了密西西比州当地民权工作者的感情,比方说他们事先没跟密西西比方面通气就自作主张地为马丁.路德.金安排了一场预期在4月份进行的西部校园巡回演讲,因为他们觉得金肯定会对那些毫不了解非学委或者联组委的大学生们感兴趣。

另一方面,复活节会议上的非学委领导人也陷入了传统政治与运动政治之间的新冲突。摩西在一封致二十名民权运动主要支持者——其中既有埃拉.贝克这样的资深活动家,也有马龙.白兰度这样的演艺界人士——的公开信当中坦率地表示自己将会尝试与当权者结盟:“我们坚信,只有全国上下在总统的全权支持下齐心发力,才有希望让密西西比州的局势得到哪怕是最轻微的改善。”非学委领导层还没想好怎样才能有机会面见约翰逊总统并且告诉他“全部责任都要由他承担且仅仅由他一个人来承担”。一种方法是与联组委的名义领袖们——金、法默、罗伊.威尔金斯——联名共同请愿,但是像金这样的国家级人物显然要比非学委代表更能与约翰逊总统说得上话,假如非学委代表与这些人一起面见总统,很可能会遭到总统的忽视。另一种选择是邀请不隶属于任何组织的显要人物来赞助他们的请求,可是事实证明一招不仅效用不大,而且根本就是在自找没趣:非学委联系上了詹姆斯.鲍德温与莱因霍尔德.尼布尔,不过这二位都以为非学委是在恳请他们亲自前往白宫与总统会面,没想到非学委的用意仅仅是将他们当成面见总统的敲门砖。为了凭借小手段来应对政治接触的严格规则,非学委领导只得不情愿地请求金给他们卖个人情:假如他真能面见约翰逊总统,那么还恳请他允许随行的密西西比州黑人代表替他发言,哪怕就只有这一次也好。

将洛温斯坦挡在门外之后,非学委领导层针对其他民权团体贪功抢风头的指控进行了辩论。比方说平等大会发表了一份媒体声明,让整个夏季项目听上去好像是平等大会搞出来的一样。传统黑人报纸也在愉快地主张即将到来的夏日大摊牌旨在推动协进会的选民登记运动。作为回应,摩西温和地斥责了平等大会的詹姆斯.法默,还有更加咄咄逼人的激进学生们主张要“树立非学委的招牌,否则我们总要被别人骑在头上。”在亚特兰大,他们决心进行反击,反击的手段则是悄悄地逐个接触夏季志愿者,赢取他们的效忠,让他们成为“非学委的人”,就此超越平等大会的路线。他们蔑视其他民权团体的宣传重点,把针对性宣传当成了筹集夏季项目所需资金的关键。有人提议要招聘专职筹款人,这一提议随即遭到反对,理由是专业人士“与我们的想法不同,寻求资金的方式也不一样”。关键在于既要让非学委具备商业技能,又要保住非学委在密西西比的经历为其赢得的道德认同。

另外非学委领导层还在令一个争议问题上站稳了立场:他们在亚特兰大证实了夏季项目将会接受任何敢于在密西西比州为民权运动服务的勇士的帮助,无论这些同道中人具有怎样的政治背景。比方说他们很欢迎全国律师公会(National Lawyers Guild),尽管非学委的全体盟友都强烈反对这一做法,因为全国律师工会是一个老资格的左翼社团,社团成员当中很有几位曾经参加过美共或者依然信奉共产主义。代表金参会发言的安德鲁.扬立即建议同时在“赤化问题”与种族隔离两条战线上开展斗争必然没有胜算,尤其是在密西西比州。协进会的参会代表格罗斯特.柯林特(Gloster Current)认为非学委过于“天真”,居然认为可以将这个工会放进门来。平等大会的首席法律顾问向联邦调查局华盛顿分局报告了自己的顾虑,认为这些学生太年轻,不记得三四十年代的情况,当时哪怕最轻微的共产主义存在也会在无形中侵蚀个人与团体的立足基础。协进会法律辩护基金的杰克.格林伯格(Jack Greenberg)威胁说他宁肯把自己手下的律师从密西西比撤出来也不会与全国律师工会合作。杰克.普拉特也在全国教会委员会附和了格林伯格的意见,他的上司罗伯特.斯派克警告摩西不要让非学委“有意联系”全国律师工会。来自教会的反对让摩西背负了沉重的压力,因为自从长老会协助了哈蒂斯堡自由日运动之后,斯派克率先做出了要资助夏季计划的体制化机构承诺:他手下的宗教种族委员会承诺要为所有夏季志愿者的培训与交通提供资金。

洛温斯坦也发起了反对全国律师工会的活动,而且等到更广泛的反对被遗忘很久之后,他的反对方式仍会被人们铭记。洛温斯坦身上的某些气质反映了学生运动内部的紧张局势。他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间穿梭自如——在许多学生看来未免有些太容易了——既是大人物又是流浪者。洛温斯坦经常在某地凭空冒出来,与当地民权活动者们争论一个通宵,然后就像刚参加静坐示威的新手一样席地而卧小睡养神,与此同时还要抽空给身在国会的私人朋友们写信。洛温斯坦不仅想要讨论各项决策的实质内容,还想将做出决策的过程也掰开揉碎地研究一番。他并没有自认外来者并且遵从各位同僚的一致意见,而是努力敦促其他人就有争议问题进行投票并且确立代表议事规则。在他看来,既然非学委的目标是在密西西比州实现制度化民主,那么首先就要在这方面身体力行。他想知道,为什么眼下夏季项目批准与否尚未敲定,可是欢迎全国律师工会的决定看上去却已经板上钉钉了。他想知道,如果数千名密西西比州协进会成员打算往东,几百名非学委义工及其追随者打算往西,那么双方的意见究竟应当怎样权衡。有人认为以范妮.路.哈默为代表的佃农体现了密西西比州正在经历的道德与政治变革,因此这些人的重要性远远超出了他们目前的人数,洛温斯坦对此则另有看法:联组委需要在政治与意识形态之间架起一座有效的桥梁,因此一味依赖下层黑人并不可取。如果非学委的义工们甚至都无法与支持过梅德加.埃弗斯的中产阶级黑人找到共同语言,那么他们还有什么指望能与约翰逊总统达成共识呢?

这些问题全都十分敏感,不过洛温斯坦并不打算因此就将这些问题轻易放过去。在亚特兰大吃了闭门羹以后,他又向非学委提出了许多关于政治合作条件的质询,不胜其扰的摩西最终让一名助手帮他挡了电话。洛温斯坦非常了解非学委,于是他引用了非学委这个非正式兄弟会的一条基本原则:学生运动必须尊重那些甘冒生命危险的人们的意愿。当初学生们正是基于这一标准发起了非学委,打破了民权领域的传统权威;可是现在这些深陷敌阵的先锋们一方面希望夏季项目志愿者们面对密西西比州的一切风险,同时却又指望他们在自命不凡的专家们面前俯首帖耳。洛温斯坦认为民权运动应该把夏季志愿者当作合作伙伴而不是雇员。为了实施夏季项目,他提议成立一个由学生和密西西比义工组成的联合政策委员会,由耶鲁牧师威廉.斯隆.科芬(William Sloane Coffin)领导。眼下非学委领导层一边打着原则与必要性的旗号拒绝将律师工会排除在外,另一边却又禁止他本人参加会议并且不让志愿者参与决策。一想到这种双重标准的做法,洛温斯坦就气不打一处来。

在接下来两个月一片忙乱的的准备中,洛温斯坦试图保护夏季项目不受公众舆论的攻击,尽管有时他的同情心也会从中作梗。当协进会的罗伊.威尔金斯威胁要谴责平等大会受到全国律师工会的渗透时,洛温斯坦急忙赶到纽约用传统观点安抚他,即被告有权选择自己的律师,不管这位律师是不是共产主义者。他进行了更多关于密西西比州如何在历史上成为了美国民主大熔炉的演讲,为听众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一位满心钦佩的耶鲁大学校报记者这样写道:“我的室友们都很敬畏他,他们可不会轻易敬畏什么人。”在纽约皇后区学院,他激励许多学生申请参加了密西西比夏季项目——其中包括一位名叫安德鲁.古德曼(Andrew Goodman)的高年级学生,当时他正在完成学期论文,论文的研究对象是伊斯兰国度引发的种族争议。*在斯坦福大学,洛温斯坦的演讲更是鼓舞了众多学生们的热情,尽管他曾在台下向很多学生听众透露过他针对非学委的尖锐批评,在他看来这个组织既不成熟又不民主。他用隐晦的言论限制住了自己的公开怀疑——“咄咄逼人与富有成效不应当混为一谈”——但他的身边人都知道他觉得自己遭到了骚扰与背叛。他的追随者当中有好几位校园政治的积极参与者,他们的身份就决定了他们对于学生权利有着敏锐的意识,小到食堂饭菜质量,大到宪法保障的言论自由,全都是他们关切的题材。他们中很有些人无视了洛温斯坦在巡回演讲时的热情,直接注意到了他的低调告诫:不要两眼一抹黑地闯进人生地不熟的密西西比州。一名忧心忡忡的学生团体主席在写给洛温斯坦的信中写道:“我们在本次运动当中所起到的根本作用就是确保学生们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有权发言表达看法。”

*【古德曼写道:“虽然相信所有白人都是恶魔的想法有些脱离现实,但是白人(即整体而言的基督教文明)已经凭借对待黑人种族的态度证明了他自己是最堕落的魔鬼。历史上白人对黑人的蔑视造就了一群无根且堕落的人们。”】

对于仍在为基本战略而苦苦挣扎的非学委领导人来说,洛温斯坦代表了关于密西西比夏季项目的两个截然相反的噩梦。非学委当中新近形成的精于算计的政治派系担心洛温斯坦招募的新成员可能会反客为主,通过人数优势与文化纽带颠覆这场羽翼未丰的运动。另一方面,也有不少人将非学委视为“充满爱的群体”并且以这个群体的良心自居,这些人的顾虑在于利用身份显赫的白人志愿者来诱使联邦政府出手干预密西西比州当地局势可能会造成十分棘手的后果。比方说,假设某参议员的女儿被捕,那么究竟应当由谁来决定什么时候将她保释出来呢?在这个问题上她的家人与民权运动阵营谁说了算呢?如果她和密西西比州的黑人一起入狱,那么这一批被捕人员必须集体获得释放吗?如何权衡囚犯的安全舒适与长期监禁的政治价值呢?

紧张的夏季项目申请者和他们的父母向平等大会总部连珠炮似地提出了数百个相关问题,得到的回答大多闪烁其词。斯坦福大学的一位组织者抱怨说,平等大会的规划者仍然“就像一群修炼闭口禅的僧侣那样善于沟通”。摩西依然坚定地认为夏季项目的控制权必须抓在密西西比运动阵营手里,但是他对于这些提问并没有明确的答案,就算有答案眼下他也没法将其反馈回去。直到5月初的时候,摩西依然不得不承认非学委甚至甚至没钱向寥寥几位负责处理志愿者申请的长期员工发放伙食费。要想成功进行夏季项目,最低预算也需要八十万美元,但此时他们只筹集到了一万美元。另外杰克逊自由之家的马桶已经堵了很久,因为拿不出五美元现金来聘请管道工。摩西有时也会因为举步维艰而感到绝望。

听说摩西打算放弃,洛温斯坦在5月停止了校园招聘。不过非学委义工们依然还在本着信仰之跃的心态团结一致地推进着夏季项目,甚至就连那些仍然反对这个夏季项目的人也不肯相信洛温斯坦可能会打退堂鼓。一些人认为洛温斯坦放弃项目的原因是出于自私,其他人则怀疑他从始至终一直在策划针对该项目的破坏活动。洛温斯坦则抱怨自己收到的信号不够明确,并且采取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疯狂的秘密行动来应对针对他本人的批评——他在集会场所的边缘来回逡巡,把心腹拉到一边交头接耳,根本不管其他人。早就来到密西西比州为非学委工作的少数白人都不信任他,认为他心眼太多。

随着夏季项目最后期限的临近,洛温斯坦开始避而不谈自己在今年夏天的打算,就像联组委领导人避而不谈夏季项目的内部运作一样。那些仍称他为“人类三段论”的崇拜者们此时都感到有些茫然,因为他暗示自己这次可能不会与鲍勃.摩西合作。“我承认在收到你的信后我读了四遍才意识到我仍然不知道目前情况怎么样,”一位记者坦白道。另一位仰慕他的困惑志愿者写道:“今年夏天如果你不在密西西比的话又会在哪里呢?……接下来的几个月你打算去哪里,我好找时间和你见面?到时候你会来密西西比吗?”

最后洛温斯坦不仅逃离了密西西比州,甚至还逃离美国撤退到了欧洲,重新拾起了自从童年时代就割舍不下的激情事业——在弗朗哥治下的西班牙恢复民主。在此之前他要求部分志愿者像他一样退出夏季项目,理由是联组委本来有机会建立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跨种族联盟,现在却眼看着机会白白溜走。丹尼斯.斯威尼(Dennis Sweeney)是他最热心的学生追随者之一,也是陷入相互冲突的激情的人们之一。要不是因为洛温斯坦,他绝不会在去年秋天离开斯坦福大学去密西西比参加自由选举;离开密西西比之后他时时刻刻都在恐惧自己原本纯净的信念可能会雪化冰消。因此斯威尼决定不去寻求导师批准就自行返回密西西比州。洛温斯坦对此的反应很有个人特色,他先是对斯威尼的选择表示不满,认为这样做无异于叛变,后来又帮忙安排了一笔基金会拨款作为斯威尼的活动经费。斯威尼注定要成为民权运动最极端的心灵受创人员之一——他将在1980年刺杀洛温斯坦——但现在的他并不介意两人之间的冲突与摩擦。“当你决定明年做什么时,请务必告诉我,”斯威尼在前往密西西比的途中给洛温斯坦写信,“我可以和你一起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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