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再谈周人灭商1----牧野之战 -- 回车

1.关于商的政治体制，林沄认为是“城邦联盟”。这个观点影响甚广，其可见的主要依据是甲骨文当中的一些记载，其不可见的主要依据恐怕来自于西方的人类文明演变的相关理论。从最近几年的研究成果来看，这两个依据都不是那么可靠。

我个人持有的看法是：商、周、秦，都是“中国制”（什么是中国制前贴已有说明）。并且我还认为“中国制”上面还有一层“中国”意识形态。故，商、周、秦的差异主要是制度上的不同，而不是意识形态上的不同。商、周都是封建制，周是商的改良版，这可能是因为商30个王里面有22个王是兄终弟及，这种继承方式造成了很大的麻烦——如果以“九世之乱”为分界线，商就像后世一些朝代那样是分成“两截”的。周或许因此看到了经验教训，改成了嫡子继承制。秦则是周的加强版——官僚制的一大变化就是“面向社会招募管理人才”，跳出了血缘关系圈（这跟教育的普及程度有关）。

2.我之所以要在第一条谈体制问题，是因为要在本条引出朝贡制度，进一步提出我的观点：商朝并非如想象般的商贸活动频繁，而是“人情往来”较为发达。“人情往来”是我借用的一个词，套用今天的流行说法，得说是“官办经济”才好，但我用“人情”恰好就是为了说明“朝贡”并非是简单的商贸，它是一个很难用经济学术语能讲得清楚的问题。

譬如一个重要的铜矿开采地【铜绿山】就位于畿外，而铸铜则在畿内完成。结合一些资料来看，在其时，铸铜好比今天造一艘航空母舰，对于系统整合能力有很高的要求。如果说商王手里有什么“黑科技”，恐怕这得算一个。铜器（主要是青铜礼器）在“央企”铸就完成之后，又由商王作为权力的信物授予藩属国的“最高领导”。一个合理的推测是，这种双向对流的物资运转的活跃，带动了民间商贸（与后世的漕运经济有相似之处）。可如果考虑到农业社会自给自足的成份很高，重要的物资流动又被官方所控，这些民间商贸活动的活跃度理当是有限度的。

解释一下为什么自给自足成份越高，商贸就越受抑。其实可以用建国70年的发展变化来做参考。在毛泽东主政期间，提倡的是自力更生，于是有人就给毛贴上了“闭关锁国”的标签。自己要的自己都能生产，还需要多少交换呢？邓小平主政之后，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有一些自己造，另一些去国外买”，这就自然形成了富余和短缺并存的局面，自然就会促进国际贸易。

那么周为什么代了商呢？我有一个不太成熟的看法：周与商并没有断代感，换言之，如果给予足够长的时间，商自己也会演变出后来周采用的宗法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