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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汉文化扫盲(113):人类的起源 -- 语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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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原创】汉文化扫盲(112):袁盎与晁错

  中国人过去写历史,关注的是人。这与西方史学的研究方向不同,西方历史关注的是事件。不知诸位是否看过奥斯卡获奖影片《英国病人》,这个电影就可以说明西方文化在关注什么。影片情节是发生在战争期间的一场婚外恋,因为在战争的背景下发生,男女主人翁的结局相当,怎么说呢?惊心动魄?“瀑布惨”?姑且这么说吧。影片并不是在刻画人物,而是意在刻画战争。如果传统的中国人来写这个故事,就会写人的,道学先生会来一番道德批判,情圣们则会描绘出一对超凡的才子佳人。譬如《三言二拍》里著名的《卖油郎独占花魁》。这个故事的背景同样是战乱,写的是北宋南渡时,国破家亡的两个年轻人在异地相濡以沫的爱情。故事对战乱一笔带过,却把卖油郎对花魁娘子的绵绵情谊写得婉转动人。

  这个中西治学方向的不同是有原因的。李自成祭奠崇祯皇帝时说,“君非甚暗”,崇祯自己则说,我不是亡国之君,而臣皆为亡国之臣也。自古我们中国人就认为历史事件的发生有其必然性,国运所至,命中注定,此乃天意,非人力所能及也云云。崇祯不是亡国之君,其实大臣们也不都是亡国之臣,还有杨嗣昌,还有卢象生,还有熊廷弼和袁崇焕。洪承畴其实也是蛮有才干的嘛。大明之所以亡国,什么都不为,气数尽也。由于这样的天命观,中国人对历史事件没什么兴趣。研究事件意义不大,君不见传说中的高人对于500年800年以后的事情都了然于胸,还怎么会有兴趣呢?而西方人因为糊涂,觉得事情比人有意思,才会在事情上花那么大的功夫。

  中国历史写事件,基本上是裹在个人历史里写。这是从《史记》开的头。《史记》以前写历史是编年体,其实也是以人为主。春秋笔法很省墨,大战争惊人事件等等几个字就打发过去了。不象西方史学那么琐碎。这也许是因为中国历史上的事情太多,而西方历史相比就苍白,几乎没什么东西,所以才会过分地挖掘细节。

  总的来说,司马迁写《史记》有其哲学目的,以宣传他的哲学思想,这个思想可能大体是儒家的东西。用西方语言说,儒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研究的目的是希望人能把握命运。比如《史记》记录的飞将军李广,这个人的军事才能世所公认,不但才干“天下无双”,品德也很可观。李广做二千石的官做了40年,死的时候却家无余财,一辈子也不曾考虑添产置业的事情,有了赏赐辄分其麾下,而且身先士卒。然而李广的命运却很蹭蹬,一生郁郁不得志,结果也惨。连文帝都为之可惜,说李广如果在高祖时代,万户侯岂足道哉?

  然而李广到了也不过是个部级干部。看着一群庸才封侯进爵,地位远在自己之上,李广愤愤不平:“从和匈奴打仗起我就参与,到现在因为汉匈战争封侯的有几十个人,我仿佛寸尺之功都捞不到,吾相不当侯邪?且固命也?”这是命中注定的吗?当时一起喝酒的一个半仙王朔就问李广,做过什么亏心事情没有?果然,李广曾经诱降八百羌人,却违背承诺在羌人归降的当天就将其全部杀戮,就是这件事情一直放不下,耿耿于怀。王朔说,“祸莫大于杀已降,此乃将军所以不得侯者也”。

  除了这件事,太史公还把一件极小的事情与李广一生的惊涛骇浪并列放在一起,实在是大有深意。李广在家赋闲的时候,有次可能犯了宵禁,被一个小官呵斥,李广说老子是李广,那也不行,拘留。没过多久,天子召拜李广为太守,李广便杀了内个小官。

  宋楚瑜这次来大陆说过一句话是“心胸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这话说得很对,李广虽然天下无双,却是个心胸狭隘的人,睚眦必报。这个事情应该就是《李将军列传》篇的点睛之笔。李广如此坎坷愤懑不得志,其实并不为杀已降,只因为他没有那么大的胸怀而已。

  古语云,

  世间享千金之产者,定是千金人物,享百金之产者,定是百金人物…

  但凡观察人,总会发现其人命运与其心胸性格有关系。例如《大宅门》中的白景琦,此人对钱就没什么概念,挥金如土不知吝啬为何物,他从来也没把钱当回事,这就是所谓的千金之人,因为他有那么大的心胸。世间汲汲于富贵者,大多都是舍本逐末,只向外头去求财,却从不考虑来向内修心,汝等且扪心自问,“人皆欲富也,且问万贯缠腰,如何布置?”你有那么大的肚量心胸装得下这许多的钱吗?功名利禄是一个道理。

  佛学说“命由心造”,这个说法想必太史公也是同意的,儒学也是此意。儒学不是说“大德必得其位”、“大德必得其禄”吗?上面写的李广就是一例,李广还是德行不够。不过李广虽然心胸不大,但是他那些好处却也难得,他自裁之日,“一军皆哭”,百姓也无论知与不知,“老壮皆为垂涕”。司马迁说李广的好处是“其身正,不令而行”,“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李广带兵很松散,纪律不严,但是士兵“咸乐为之死”,这就是李广正气浩然的效果,下属不令而行。否则,虽令不从也。

  《史记》中类似的事情很多,目的就是教人警惕自身,时刻深刻反省,出了事情或者命运不济不要怨天尤人,看自己的心胸性格有没有问题,发现了问题而且改正了,心变了,命运就会跟着变化的,这就是人定胜天。接下来再举例详细说明之,这就是本贴的题目:《袁盎晁错列传》。

  司马迁把袁盎晁错放在一起写是独具慧眼,袁盎晁错虽然势同水火,这两个人却是一样的人,两个人的悲惨结局都是由自己的性格决定的。晁错的问题是恶恶太严,这是君子常犯的毛病,袁盎的问题是好名,殊不知名与刑一样都是可以杀人的。两个人似乎都是慷慨君子,然而都败在了没有学问上面。

  袁盎晁错的生死角力发生在吴楚叛乱的时刻。晁错这时已经是乱了分寸,的确吴王叛乱与晁错有直接关系,但是在这件事情上晁错的原则还是不错的,那就是必须削藩来捍卫中央集权。国中国的局面非长久之计。这一点晁错看得不错。但是晁错犯了一个错误,这个错误是一般人常犯的,那就是对于削藩缺乏通盘的谋划考虑。只想着削藩削藩,削藩了以后会怎样他不管。他没有考虑到如果藩王们反了怎么办,所以事到临头才会乱了方寸,居然昏了头建议景帝杀袁盎来追究罪责,这又是一个错误。出了事情先不考虑怎么应付而先去追究责难责任人?主次分不清楚了。晁错一要杀袁盎,袁盎反过来就劝景帝杀晁错,分析得头头是道,结果景帝不得已骗着把晁错给杀了,到底也没什么用,诸侯们不但没有因此退兵,还差点把前去游说的袁盎也给杀了。

  《史记》说晁错这个人“峭直刻深”,峭是尖锐锋利的意思,直是不会拐弯,刻是苛刻,深是过分。所谓“气性乖张,多是夭亡之子。语言深刻,终为福薄之人”,晁错的这个缺点在现代社会较普遍,说话写东西做事非常狠,什么解恨说什么,不留余地,这就是刻薄,是过分。这与浮躁的社会空气有关,浮躁表现出来就是气性乖张。以晁错的学识不应该是张狂浮躁之人,但是他的性格却早就犯了众怒,晁错虽然心怀天下却不懂得自保。

  晁错成了政治的牺牲品,结局是“衣朝衣斩东市”,被骗到了法场,到死前一刻才知道皇帝要杀他。而且是腰斩。诸位看这个“峭直刻深”,不正是一把刀么?

  晁错胸怀大志又见爱于皇帝,政治抱负得以施展,但是他的不成熟成了致命的事情,急于事功而待人严苛,这一方面是其性格使然,一方面也是因为不成熟。综观晁错一生,一路平步青云,并无历练和磨难, 没有遭受过打击使他认识到自己的缺点,以至于最终的毁灭。晁错并不懂得宽容与宛转平和。

  与晁错一样,袁盎也是常称引大道理,慷慨激昂,对于政治十分热心。但是根据《史记》中若隐若现的笔意来看,袁盎有些热中于阴谋。曾经宦官赵同在皇帝那里给袁盎上药,中伤袁盎,袁盎患之,但是苦无良策应对。袁盎的侄子袁种出主意说,君找个机会当着皇帝的面骂赵同一次,侮辱他,这样就没关系了。虽是高招良策,却不免于心机,这本不是君子光明正大的作为。袁盎对于毁谤这种事情感到忧虑,这也说明其患得患失的缺点,做不到心无挂碍,心里还是有问题。太史公说袁盎“好声矜贤,竟以名败”,好声就是很看重声望,矜贤就是因为贤德而自满夸耀。袁盎的确在很多事情上有君子之风,《袁盎晁错列传》里写了不少,比如其手下与其婢女私通,袁盎装看不见,后来事情败露,手下逃跑,袁盎亲自追他回来还把婢女相赐,成人之美。正由于袁盎会做人,所以较得人心。不过袁盎的这个会做人会做事,仿佛是因为得到好的名望才这么做的,这就叫做“有心为善,虽善不赏。无心为恶,虽恶不罚”。袁盎做了那么多善举,最终却因轻率地卷入夺嫡这种敏感的帝王家事而死于非命,这就是名声害了他。他几乎和晁错一样,感觉有些太好了。这都是自满到一定程度出现的糊涂状态。已经不清醒了。

  《庄子》中说,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庄子是主张无善无恶的。作恶会受到惩罚,行善则会得到名望,而这个名望正象刑罚一样对人伤害很大。所以聪明人躲避名望犹避水火,出名了并不是什么好事。袁盎的事情正说明了这个道理。

  本贴写了三个人的故事,目的不是要来臧否人物,这三个人心胸性格上的缺点对于现在的很多人都有借鉴意义,见贤思齐,见不贤而自内省也,以史为鉴,以人为镜而正心胸,这就是明哲保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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