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茗谈174：从鞍钢宪法说开去 -- 本嘉明

西方思想史的晚近研究成果告诉我们，福特主义之把“社会分工”还原为“技术分工”，从而排除“经济领域的民主”，是源远流长的。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基本上已经提出了斯密的分工理论。他认为，每个人按其本性只做一件事，整个社会的生产将会增加（23）。他进一步指出，如果一个木工做了制鞋的活，危害还不算太大；但如果木工参与了城市（雅典）的护卫和管理（guardian），则天下就大乱了（24）。这充分显示出柏拉图的分工理论和他的反民主理论的内在关系（25）。从柏拉图到福特，其中经亚里士多德、阿奎那、斯密、马克思、列宁 、韦伯、杜克海姆，所有重要的西方思想家，均有把“技术分工”与“社会分工”一一对应的倾向。发人深省的是，马克思《资本论》中关于分工的论述，与斯密并无不同。恩格斯在《论权威》一文中甚至写到“进入工厂的人请放弃一切自由”。列宁欣赏福特更是尽人皆知。这一切，说明把“社会分工”还原为“技术分工”的倾向在西方是根深蒂固的。若究其本源，我们必须回到希腊思想家对“家庭”（household，oikos）和“政治”（politics，polis）所做的截然区分。由于西方把技术、经济当做“非政治”的“家庭管理”的一部分的深厚传统，“两参一改三结合”之类的“经济民主”思想很难被接受（26），因“经济民主”一词本身意味着“政治”进入经济领域。如果不是70年代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和国际竞争的加剧，迫使西方开始向“后 福特主义”走，他们还将长久地滞留在“福特主义”时代。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毛泽东对于“鞍钢宪法”在“远东”出现的强调，象征着中西文明交流碰撞史上的一个崭新阶段的开始。从此，在全球舞台上，人们再也不能象从柏拉图到福特的西方思想家那样，来设想经济与政治的关系了。这就是“毛泽东思想”之最精髓处之所在。无论“鞍钢宪法”在执行中出现过多少失误，其“经济民主”的精神实质仍是中国迎接21世纪的宝贵精神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