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我们崔永元 -- 独立寒秋HK

北纬42度君所言的情况是有可能存在的。但只可能是在城市的军工厂存在，而且只能是个别的存在。

我认识的一位老干部李敏，11级高干，建国初期就担任了重庆长安厂（国民党时期著名的21兵工厂，小说《红岩》提到过的）厂长。从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李敏一家6口人就住在厂区附近的居民村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里，也就80多平方米；三个儿女都是上的厂幼儿园、子弟学校，其同学都是工人的孩子。我父亲是长安厂的中层干部，一家7口人住在建新村的两间平房，30平方米左右。我家60年代中期搬到一个三线企业，住的是三间房的干打垒；老红军袁德恩是党委书记，一家6口人虽然住的是砖房也不过三个房间，他的三个儿女和我一样都是子弟学校的学生。

我曾经想过，如果李敏的前任、原国民党21兵工厂厂长李成干中将当年住的是厂里的独幢别墅，或许他可以分到一层作为住宅。李成干在21兵工厂任职时是租住的民宅，所以，也就没有了后来者“接收”的可能。

我生活、工作的三线军工厂在创建时，根本就没有可能专门修建厂干楼、中干楼，谁敢这样做那不是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吗！肯定挨批挨斗的。那时分房，一讲工龄、二讲人口。我查了一下档案室保存的当年油印的分房办法，住三间房的条件之一就是户籍人口必须6口人及其以上，户主年龄必须30岁以上，同等条件下以工龄长短排序。老红军袁德恩按照条件住上套三的砖房没有任何争议，他的邻居全是老工人。即使后来造反派批斗他，也没有拿“搞特权”说事。我在20多年后也管过分房的业务，曾经为修订分房政策走访了川内同系统的20多家军工企业，可以说没有一家企业敢给领导干部修专门的住宅楼，或将领导干部集中居住，但在分房系数上有所照顾是普遍现象，老百姓倒也并不特别反对。地方党政官员按级别分房确是一个普遍现象。

李敏在六十年代中期调任五机部“三线”建设西南筹建处副主任（主任由五机部政治部主任冀绍凯少将兼任），负责领导兵器工业西南地区的“三线”建设日常工作，他的家从江北搬到大坪去了。七十年代，我随父亲去过李敏的家，大概三室两厅，100多平方米。李敏在这里居住了10多年直至逝世。

老红军袁德恩在重庆长安厂任过党委副书记、副厂长。我看过他在重庆长安厂写的历次政治运动交待、检讨材料，真的脸红汗颜不已。如今陪客吃饭不交钱，已是天经地义、合法合规的事情；若这类事发生在六十年代，那就是贪占公家的便宜，是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和作风的具体表现。袁德恩在1965年重庆长安厂民主生活会上就直言：我很不愿意陪客，一来陪客多了，交的钱也就多了，家里经济会更紧张；二来怕群众不满意，我陪客多了，群众会认为我一天到晚吃吃喝喝，不知道占了公家好多便宜，不像一个老红军。

北纬42度君所言的情况，我之所以认为是可能存在的，是因为任何时候都会有比较特殊的现象和不按规矩办事的例子。但是，我认为在八十年代以前的中央企业或军工企业不会普遍出现北纬42度君所言的情况，那是因为那个年代的大气候、小环境都很难容忍这种存在，尤其那个年代的群众监督、“四大自由”可不是说了也白说的“摆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