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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文革时代政权机关“革命委员会”如何产生 -- 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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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文革时代政权机关“革命委员会”如何产生

从网络看到的这篇文章感觉很不错。

不由思考,什么样的政权结构才是相对完美的。

一党专制类型的政权既有优点也有缺点,优点是因为专制可以保持声音和行动有较强的一致性,这就会令政策得到迅速执行效率高,很少拖泥带水。缺点是专制权威的存在导致权力内部提出异议的动力不足,于是会走上独断专行的结果,这样人民更容易受到伤害并且政权组织越来越极端化,最终成为贵族门阀化。

还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对明君的强烈寻求和期待,因为专制型,若一个明君执政,那么国家、人民、权力组织都将获益。而一旦昏君执政,那国家系统整体都将出现大问题。

多党共治选举型,优点是各种声音和意愿更容易被采纳执行,政权为维护执政必须要维护多数大众的支持。缺点是党派竞争执政和执政时间短暂,这样就会使得国家社会中长期存活的势力得利,比如资本群体、其他大型民间利益组织等。从而最后这些势力和组织最容易潜入国家权力各处环节并长期存在、暗地里参与权力和利益博弈,从而导致国家政策走向失控,也会形成贵族门阀化。

那么该怎么设计一个权力组织结构呢?不妨看看这篇文章,当做其中一个思路来思考吧。

文革时代政权机关“革命委员会”如何产生?(1)(转载)

全国山河一片红,1968年9月全国(除台湾省)的29个省、市、自治区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员会</P><P>  革命委员会,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我国的政权机关。它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那么,它到底是怎样产生的呢?</P><P>  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设想了对国家政权机关进行改革的方案。北京大学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贴出后,毛泽东曾设想仿照巴黎公社的形式对国家政权机关进行改造</P><P></P><P><BR>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亲自领导了新的国家政权的创建,对新创建的人民政权,是很满意的。他多次同外国客人和我国民主党派负责人谈到新中国国家政权的性质、作用和新政权中工作人员的工作作风,认为它是和国民党政权有本质区别的,是真正为人民服务的政权。但到后来,一些政权机关出现机构庞杂并产生一些官僚主义作风时,毛泽东对此很不满意。他多次强调,一定要解决国家政权机关中产生的这些问题。</P><P>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毛泽东开始着手解决国家政权机关中的机构臃肿和官僚主义作风问题。当时,他只是想通过采取一些改革措施,精简机构,强化干部的为人民服务意识,并没有打算改变政权组织机构的形式和名称。此后,中*的一些决定,解决了中*和地方一些机关中存在的人浮于事和官僚主义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解决得并不彻底,有些地方还在解决中产生了新的问题。这使毛泽东不得不深入地思考发生问题的原因,寻找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P><P>  这一时期,毛泽东亲自组织了一个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小组,主要成员有陈伯达、胡绳、田家英、邓力群等。毛泽东组织这个读书小组的目的,一是为了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问题,二是为了借鉴苏联的教训。在借鉴苏联教训的过程中,毛泽东特别注意分析苏联所以变修的原因。他认为,苏联的政权名义上是全体人民的,可是,人民并没有管理国家的权力。其变修的根本原因在于其政权已经失去了人民性。</P><P>  但同时,毛泽东对于改革国家政权机关,又是十分慎重的。当时他的想法是要在保持国家政权机关基本性质的前提下进行一些改革,也就是要实行缓变的原则。他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他说,猴子变人后,人是不断进步的。人类*代比*代聪明,*代比*代长得漂亮。这就是进步,是缓慢的进步。这种进步是在改革中的进步。如果放弃这种进步,搞突变式的,那样大的变化,变成的就不是人了,就变成别的什么东西了。</P><P>  那么,怎样对国家机关进行改革呢?毛泽东曾在1958年有过一些初步的设想,人民公社就是其中一种改革形式。当时,毛泽东的秘书陈伯达在7月出版的《红旗》杂志第3期上发表了一篇《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接着,他又在《红旗》杂志第4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在毛泽东的旗帜下》的文章。在这两篇文章中,陈伯达传达了毛泽东改革国家政权机关的构想:“把合作社变成为一个既有农业合作又有工业合作的基层组织单位,实际上是农业和工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农、商、学、兵’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在这样的公社里面,工业、农业和交换是人们的物质生活;全民武装是为着保卫这种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在世界上人剥削人的制度还没有彻底消灭之前,这种全民武装是完全必要的。”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的这个构想,不只是指农村,而是包括全国,要改革全国的政权机关。因此,他实际上就是要用人民公社这种形式,对国家政权机关进行彻底的改革。</P><P>  1958年“大跃进”的失误,到1960年显露了出来,致使毛泽东对人民公社在全国的推行采取了慎重态度。他经过重新审视之后决定,不在城市里推广人民公社了。但是,他改革国家政权机关的想法一直存在。</P><P>  20世纪60年代初期,由于国家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毛泽东的上述改革设想只好暂时搁置下来。到1964年,他对国家政权中存在问题的性质作了新的估计。他认为,目前,已经有三分之二的政权不在我们手中,而被“资产阶级代理人”篡夺了,要通过“四清”来解决这些问题。而到1965年,他又认为“四清”也不能解决问题了,必须通过发动群众,自下而上地去夺回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篡夺的权力。据此思路,他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P><P>  历史中往往出现许多让人难以预料的事情。毛泽东所要搞的“文化大革命”,是通过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一张大字报发动起来的。</P><P>  毛泽东肯定这张大字报,是为了发动“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为了解决政权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的问题。政权到了无产阶级手中后,也要进行改革,只不过这种改革已经不同于从前了。对如何改革的问题,毛泽东进行了思考,联想到了巴黎公社。因此,他在1966年8月4日说了这样的话:“过去有个巴黎公社宣言。北大的大字报,是20世纪60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北京公社宣言。”毛泽东的意图很明显,他设想,“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就是预示着要成立一个“北京公社”,就是要改变旧的政权形式,采取新的政权形式。这个新的政权形式,就如同巴黎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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