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赢得自由 - 序 -- 88BaBa

正如前面阐述过的，中国文明在两千多年前就产生了“义”和“王道”这样的乌托邦思想。这些早熟的社会蓝图自然是那时的农业与手工业生产基础无法支撑的，但它们却在中国人的心中种下了一个信念，那就是人类可以通过努力来创造一个和平、繁荣、人人安居乐业的世界。正是这个信念奠定了中国文明超越王朝与政权盛衰的精神基石，让它能够在一次次灾难和打击后重获新生与活力。

当工业列强在又一个皇朝的虚弱周期打破中国封闭的大门，开始兴致勃勃地要把这里无尽的人民和资源变作自己赌桌上的黄金筹码时，从自大幻梦中清醒过来的先进中国人也敏锐地发现了科学与民主的无上价值。这二者正是历代圣贤设想的“大同世界”中缺失的两个拼板。科学技术催生的机器生产将使人们从繁重枯燥的劳动中解脱出来，从根本上消灭“劳力者”和“劳心者”的历史区分，并为“人皆可以为尧舜”建立坚实的物质基础。而由政治平等的公民组成的民主共和政体肯定比一个世袭皇帝加上一小群知识贵族的皇权政体更能实践“天下为公”的理念，后者随着时间流逝的腐化朽坏是任何圣人的道德教化都不可能阻止的。

这种对社会的理性认识与改造企图正是马克思理论的精髓，但在中国推行社会主义是绝不能靠背诵《资本论》的。工业还没有在这个社会生根，马克思理论中作为社会主义前提的发达资本主义根本无从谈起。两百万工人在四亿农民中更是绝对少数。如果俄国的社会主义实验就已经被认为是一场必败的挣扎，那么中国要尝试社会主义就当然会被当作痴人说梦来对待。

然而革命还是爆发了，因为革命最终的动力来自大多数人强烈地改变现状的意志。这种意志在被三座大山压得喘不过气的中国农民中，就像在血腥战场和饥饿后方陷入绝境的沙俄士兵与工人中一样，都是绝不缺乏的。中国共产党可以利用贫苦农民的力量来重建中国的政治与社会，正如布尔什维克可以用工人与士兵的拥护来建立苏维埃一样。

但掌握理论精髓的脚踏实地者必然要和教条的盲从者发生冲突。只有当大革命和反围剿失败的残酷现实教训了只有一腔热血的革命者之后，勇敢的幸存者们才抛开了那些水土不服的教条，总结出适用于中国的行动理论，在传奇般的长征和抗战中成长起来，成为可以执行“农村包围城市”战略的合格政权领导人与军事指挥员。中国革命因此是艰难而漫长的。从党的建立开始，在整整一代人的时间里，几百万红色烈士的生命和几千万追随者的奋斗才换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相比之下，十月革命几乎是不流血的，而残酷的俄国内战也只持续了三年。

与苏联一样，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也只不过是中国社会主义实验的起点。我们已经说明过，从这个起点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建成将是一段分外危险的历程。作为社会改造工具的共产党必须要使用最广泛和最集中的权力来推动社会的前进，并在这集权必然带来的可怕腐蚀力蛀垮党与政权之前完成社会主义的三大前提：发达的生产力，普及的教育，以及人民民主生活的习惯。只有在那之后，生产的进步才能不再依赖自上而下的行政和思想强制，而是成为普通社会成员能够不断从中受益，并且可以自觉控制和自愿追求的目标。也只有在那之后，社会生产的增长才能与大多数人物质与精神自由水平的提高相辅相成，人类才将不受羁绊地大步迈向未来的自由境界。

而在那之前的斗争将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因为集权科层组织内的奴化引力每一天都在把浸没其中的革命者们拉向毁灭自由的官僚方向。如果一个完全官僚化的政权先于三大前提出现，这场实验就将无可挽回地失败。当毛泽东在建国之际说到“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时，他其实只是在对未来的艰难岁月进行毫不夸张的描述而已。

要完成社会主义的三个前提，中国的起点甚至比苏联还要糟糕。沙俄毕竟还是列强之一，而中国已经做了一百多年的半殖民地！如果说沙俄的工业与科学不够发达，那么旧中国的工业与科学就接近于零。教育水平与民主习惯也是如此。两者都需要“挤出口粮”给军事和国防以面对巨大的外部威胁，但落后的生产水平与更少的人均耕地面积使得中国的状况更加艰难。

一旦对新中国内外面临的巨大威胁有了认识，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毛泽东对加快工业发展会提出那样高的要求。而且即使在已经意识到过高指标的可能危险之后，为什么也要选择压下自己和同志们心中的疑虑而奋力一搏。作为领导中国人用梭镖对抗长枪，用小米加步枪对抗飞机大炮，用轻步兵打败“空地一体”的杰出统帅，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落后就要挨打”的现实。这些经历也使他也比任何人都明白：中国的工业化不是一个可以“慢慢来”的自然进程，而是一场必须倾尽全力在短时间内打赢的战争。

作为共产党的创建者和长期领导者，毛泽东对这个科层组织的力量与弊病都了然于心。作为杰出的军事家与政治家，他深知这场战争的结果取决于领导层能否在掌握政权后继续保持清醒，能否继续掌握社会的真实情况。因此，在为了保证效率而把党组织的权力广泛伸展到社会所有方面的同时，他仍然不顾许多党内同志的反对而保留民主党派作为外部的监督。他的 “百花齐放”运动更是一次大胆的尝试。如果这实验取得成功，党外集团就能成为对抗权力集中趋势的有效力量，从而保证大权在握的党组织继续谦虚谨慎，就像从前为推翻“三座大山”艰苦奋斗时那样兢兢业业。

这种走钢丝般的尝试被反右运动挫败了。当整个党都对党外的有理批评或无理攻击怒火中烧时，毛泽东不得不选择站在自己创立的组织一边，而这就意味着对社会中能够抑制官僚权力的免疫力量的一次大破坏。按照百分比来确定右派人数的政策再明白不过地说明了这场运动的官僚性质，因为只有不关心现实只关心数字的官老爷们才会把人的思想按照百分比来分类。让这样只认纸面数字又盲信自己教条的官僚化干部指挥高速进行的工业化只能是一场悲剧，因为工业化是只有靠精密的计划和脚踏实地的执行才能成功的。这便是大跃进失败的根源。

这样大的挫折对于不久前才在军事、政治、经济上取得了耀眼成就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空前的打击。领导层在如何认识挫折与改正错误的争论中分裂了。毛泽东希望能由下而上地给予普通大众监督党和政府的力量，但这既会损害组织的权威和利益，也很可能降低工业化的速度并危及共和国的生存。党组织对任何削弱其权力措施的一次次本能反击只能让它的缔造者越来越忧虑：这个本来为带领人们走向自由而创立的党，是否注定将要蜕化为骑在人民头上的最可怕的法西斯专政？

为了逆转这看起来无法阻挡的趋势，垂暮之年的毛泽东终于决定要在所剩不多的日子里做最后一次尝试。他的文化大革命计划依靠还未受官僚习气沾染的年青学生作为冲击力量，对整个党和政府进行从上到下的清洗与整顿。这相当于在已经被党控制了的社会内部剥离出还未成熟的胎儿来监督母体本身，其带来的混乱与破坏是可以预料的。

但毛泽东没有别的选择，因为社会中的其他阶级更加不具备保证民主监督所必须的政治能力。无论是农民还是工人，在六十年代的中国都已经被牢牢地组织进了公社和国营工厂这样的党组织末端细胞。文化大革命的高尚目标就算能够传达到基层，也只不过变成一部分无权党员夺取现有权力的升官良机。

至于后来“精英”们所津津乐道的多党选举制，只要旁观者还有一些政治常识，就会知道这种制度是无法在一个内外压力巨大的“准战争状态”社会里有效运行的，就像一支正在战场拼杀的军队无法开会选举各级指挥员一样。那种制度是需要长期的和平与繁荣，需要一个社会培养出足够数量的合格公民后才能真正起作用的。这些公民必须在精神上富有教养，有能力理解公共政策的原理；在经济上足够宽裕，不会被少数金主收买；在政治上独立，不会轻易受任何组织的控制与蛊惑。这样的公民群体将在那个充满艰难斗争和巨大牺牲的时代之后很久才会出现。而且，如果社会官僚化的趋势继续恶化，也可能永远不会出现。

因此，文革在短期内几乎没有达到任何设想的目标，更无法建立原本计划中“两三年一次”的大民主制度。当毛泽东在无力回天的重重忧虑中离世时，党组织的科层制权力骨架已经恢复到与文革前相似的状态，甚至连大部分重要人员也已经官复原职。“十年浩劫”似乎除了对经济、文化、习俗、以及各种人们熟悉的政治组织架构的破坏以外，没有留下任何东西，就像李光耀所说的“在沙滩上画画”一样。

但这样的结论并不可靠，文革带来的最深远影响是连它的设计者和发动者也预料不到的。这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革命内部的革命”动员和影响了几乎所有的中国人，因此它造成的混乱与破坏也就彻底地摧毁了党组织在思想上的垄断地位，而思想的垄断正是任何科层组织奴化成员的最有力手段。浩劫之后的官僚们再也不能指着本本上的“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思想”对普通人为所欲为了，就像宗教改革之后的天主教会再也不能以上帝的名义出售赎罪券一样。“大道委蛇，大直若拙”，社会进步的过程就是这样的难以捉摸，捍卫一种思想的真正精神竟然必须先把它的所有经书都付之一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革是改革绝对必须的前提。

开放了的中国社会也不能不进行改革，因为失去了教条庇护的党组织立即就需要直面欧美改良资本主义社会的挑战。那里先进的生产力与更为宽松民主的政治气氛正让打开国门后的中国人惊羡不已。很少有八十年代的国人能意识到，这些令他们自惭形秽的成就竟然是自己先辈的斗争在西方结出的果实。即使少数人能够意识到这一点，也不可能帮助党的领导者平息普通大众对于党组织的各种质疑 --- 人民对于更好的物质精神生活的向往是绝不能靠任何头头是道的解释来满足的，更何况提供解释的思想体系刚刚经历了那样大的混乱与困惑！处于理论与实践困境中的党组织在内外压力下不得不放下身段，在大权在握时仍然兢兢业业地领导人民进行追赶欧美的经济建设，并以人民生活的不断改善而非对教条坚持的“纯度”作为自己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对教条的破除使得经济管理的原则变得脚踏实地。早期由国家和党集中管理一切经济运行的“国营制”逐渐开始分权化，最终被更小也更灵活的各类所有制企业在竞争市场中自主经营的模式所代替。这一转变被许多经济学家描述为从公有制计划经济向私有制市场经济的投降，但那只是一种似是而非的陈词滥调，需要在这里专门批驳几句。

社会主义的核心精神是要让社会为个人的自由服务，为此政治共同体必须保证经济运行的目的是为了其成员的福利，而不能像在一个资本统治的社会里那样，只是为了个别资本所有者的利润。至于社会用什么样的手段与工具来达到这个目的是无关紧要的。当形势危急时使用大规模计划和管制，当环境宽松时使用容许个人使用权与得利权的市场制，这些都不过是因势利导的技术问题。纠结于公有制“纯洁性”的人们很可能不知道，即使是在原始共产主义的部落里，土地的使用权也通常要划分到家庭，只在必要时才重新划分。社会主义所不能容忍的，只是编造出来的“神圣私有权”，那种权力竟然认为因为人需要自利就必然自私，因此可以把对物质利益的贪得无厌当成是人的本性。

当然，由于资本具有天然集中的趋势，因此个人的得利权如果完全不受控制，就非常可能在长期剥夺大多数人的经济与政治权力。为了保证一个政治共同体能使用和控制这些经济工具，就必须有一个可以对抗资本意志的、代表全民公意的权力中枢。而中国共产党正是一个这样以社会主义原则为纲领，并具有强大行动能力的组织。保证共同体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根本方法，是要保证这个领导社会前进的政党不被官僚化和权贵化的趋势所俘获，从而能够按照对社会整体最有利的原则来维护和调整经济的运作。

以社会发展进步为目的的集中经济指导，大量享有自主经营权的企业生产细胞，前三十年艰苦奋斗所积累的技术能力与数以亿计的受教育劳动者，再加上可以从欧美日半开放门户中获得更先进的生产技术与管理经验。这些任何之前的大规模经济体都不具备的要素使得中国经济进入了前所未见的长期高速增长。更为重要的是，与苏联时代和前三十年里以牺牲生活水平和个人自由为代价的高积累低消费奠基阶段不同，此时更为宽裕的经济增长已经可以反哺人民的物质生活，从而开始减少行政与思想强制的必要性。这就为人们的自由与个性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经济发展与政治宽松相辅相成的社会进步循环在两代人艰苦卓绝的奋斗牺牲后终于被启动了。无数的高炉，矿山，工厂，道路，高铁......几乎是在转眼之间就遍布了中国的广阔大地。“世界工厂”价廉物美的产品让中国人和外国人同样的受益。除去少数还需要时间打磨的最尖端技术，中国工业的技术与管理水平已经可以和曾经领先百年的欧美并驾齐驱。如果说苏联的五年计划还只是社会主义经济原理的探索性成绩，那么中国重返“世界工厂”的历程则是这原理威力的完美说明。

中国社会主义政权在七十年的战斗与建设中已经完成了社会主义三大前提中的两个。它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普及了教育，并将肯定在不到三代人的时间里创造出世界上最强大最先进的生产力。两者都是无与伦比的伟大成就，现在它还需要创造出最后一个前提，那就是人民的真正的民主生活。只有完成了这个前提，社会主义的制度才能扎根于社会本身而不是依赖行政与思想的强制；社会主义的政府才能克服科层制的天然腐化趋向而避开苏联的覆辙；社会主义共同体才能彻底地把生产的进步转化为每个成员物质与精神生活的进步；社会主义的历史性尝试才能真正打开通向未来自由社会的坦途。